一 旅游资源价值研究进展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的那样，“价值”作为经济学术语，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色诺芬所著的《经济论》一文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价值”一词含义丰富，不同研究领域的人各有各的表述。中国《辞海》中对“价值”的定义为：第一，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第二，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晏智杰在《经济学价值理论新解》中认为，“价值”这个概念，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应该是指作为客体的外界物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任何东西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总要以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欲望为转移（晏智杰，2002）。
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大规模掠夺，造成全球大气、海洋、陆地的严重污染，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迫使人们认识到对自然资源使用的不合理、不计价是造成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许多国外学者开始了关于资源价值的大量研究。
J. V. Krutilla（1967）在对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研究中最早把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和非使用价值（nonuse value）引入主流经济学的文献中，他认为“当涉及奇特景观或特有的、脆弱的生态系统时，这些景观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存在是许多成员的真实收入的一部分”。Krutilla和Fisher（1967）还把存在价值归因为三种动机：同情、期权（option）及未来可用的遗传信息。他们写道：“至于存在价值，我们设想人们对环境的漠不关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深信自己永远也不会需要环境所提供的服务……，然而，如果我们承认遗赠动机对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能够起作用……，那么，存在价值就可以仅仅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保留独特环境的价值。”Cichetti和Freeman Ⅲ（1971）重点对选择价值（option value）进行了专门的论述。Arrow和Fisher（1974）又用准选择价值（quasi-option value）的概念来描述当信息不充分时，某些决策引致的环境和资源的不可逆结果的可能成本。随后出现在各种文献中的存在价值，其内涵颇有差异，Fisher A．和Reucher R.（1984）认为引发存在价值的动机有：同情消费、遗赠、利他、看护（steward-ship）、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等。
Brookshire（1986）等人在讨论存在价值各种动机间的联系时，讨论了各种动机后面隐含的道德伦理观念，把其中一些动机归结为一种反偏好选择（counter-preferential choice），认为基于伦理（尤其是环境伦理）的反偏好选择超出了成本-效益分析的效率规范，因而不能在经济效益中得到准确的表述，即个体的最大愿望支付可能大于物体的经济价值。
英国经济学家D. W. Pearce（1994）将环境资源的价值分为两部分：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前者再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后者分为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见第一章的表1-1）。对于这样定义环境资源价值，西方一些环境经济学家仍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不能同时存在，对某种环境资源的开发，使其产生了使用价值，同时其不再是“将来才利用的环境资源”，从而便没有存在价值了。另外一种意见集中在对选择价值的认识上，认为由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作用，选择价值不好确定。这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在环境资源需求一定，而供给不定的情况下，选择价值为正值；在未来环境资源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由未来的收入不定导致未来对环境资源的需求不定，则对于风险回避者来说，选择价值为负值；而如果由时间偏好的不确定性导致未来需求不定，则选择价值很难得出。
Freeman Ⅲ于2002年用经济学中的补偿变差 CS来界定。在他的界定中，引用了反映不可使用的互补品X、该互补品的阻断价格p∗以及资源与环境的存在与否的临界指标 q∗。非使用价值 CSN和存在价值 CSE分别定义如下：
CSN＝e（p∗, q0, u0）-e（p∗, q∗, u0）, q0＞q∗
CSE＝e（p∗, q∗, u0）-e（p∗, q1, u0）, q1＜q∗
式中e为支出函数，u0为个人效用水平。
在Freeman Ⅲ看来，非使用价值是，在不使用该资源时，资源从现有状态下降到临界状态时个体要求的最小补偿，或从临界点改善到q0水平时个体的最大愿望支付；存在价值是，资源使用临界点下降到某一点时个体要求的补偿。FreemanⅢ试图用q∗描述一个不可逆转的资源状态变化，但谁也不能确定不可逆转的q∗值，尤其当互补品不存在的时候。
在国内学者对资源价值的研究中，刘文、王炎庠、张敦富（1996）在《资源价格》中对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燃气资源等的价格进行了论述。较多的学者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其他方面进行研究，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寻找证据（李慧明，2001）。例如，有的学者从人口众多着手，强调人均资源量的有限，进而强调耕地、森林和水资源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等。1985年以后，国内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了环境资源价值，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认识。第一，环境资源中直接参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不断凝结了人类劳动，因而具有价值，包括资源的勘查、开发、运输等环节所加入的劳动的价值。第二，人们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必需的空气、水、自然景观等环境资源本没有价值，因为这类环境资源是自然界生态循环的产物，不需要加工制造就存在，同时，也不需要运输、分配等这类追加生产过程。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洁净的水、空气，美好的自然景观等环境资源变得越来越少了，人们为了满足对它们的需求，不得不从事保护、净化等追加的生产活动，从而使这些环境资源在对其追加保护、净化等劳动的条件下具有了价值。第三，环境资源的价值与它的稀缺性没有直接关系，稀缺的作用在于推动对资源投入的增加。某种环境资源价值的有无与大小决定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对这种环境资源的投入与否和投入强度。
关于旅游资源有无价值，许多学者认为，应对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分别考虑。对于人文旅游资源，按照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2003），在旅游资源的8个主类中，包含着遗址遗物、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和人文活动4类，无论从劳动价值论还是从效用价值论的角度，其都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从哲学的价值观念以及由上述两大价值论衍生出来的其他价值学说分析，也是如此）。因为这些旅游资源都是既凝结了人类的一般劳动，又因满足了人某种程度的欲望而具有效用。对于自然旅游资源，它也包含着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和自然景象4类。这些大多是处于天然状态，即未投入人类劳动而存在的自然资源。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做一般性理解，自然旅游资源就是没有价值的。若从效用价值论出发，某物的价值来源于对人的有用性或效用，其把边际效用定义为价值，因为自然旅游资源满足了人的出游欲望，具有效用，从而它是有价值的。于是关于自然旅游资源究竟有无价值的争论由此而生（谢钰敏、魏晓平、付兴方，2001）。
在旅游资源价值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基本上是利用效用价值论的效用最大化原理来进行研究。1958年，Marion Clawson首次用旅游费用方法评估自然资源改善所产生的舒适性效益，但是人们对舒适性所做的选择依据的是他们对环境质量的直觉。1968年，Ronald Ridker和John Henning首次用房地产价值模型来确定环境质量改善所产生的价值。他们认为，“如果土地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一块土地的价格就等于由其产生的所有效益现值减去其产生的所有费用现值。当其中的一些费用增加（如需要进行一些另外的维修和清洁时所产生的费用）或者其中的一些效益下降（如人们通过这间房屋不能看到远处的山脉）时，房地产就会在市场中大打折扣，而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这些变化的评价。由于空气污染是对具体地点而言的，而且所提供的这些地点是固定不变的，所以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能显著地转移到其他市场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我们应该能够找到在这个市场中得到反映的大部分影响，而且我们能够通过观察有关房地产价值的变化对它们进行计算”。其模型如下：
max u＝u（X, Qi, Si, Ni）
s. t. M-Phi-X＝0
式中u为效用函数；X为综合商品的消费量；Qi为第i个房屋的位置环境舒适向量；Si为第i个房屋建筑特性向量；Ni为第i个房屋四周环境特性向量；M是购房人货币量；Phi为第i个房屋价格，它是Qi、Si、Ni的函数，即Phi＝Ph（X, Qi, Si, Ni）。在Ridker和Henning的模型中，假设房屋市场是均衡的，人们对房屋及其特征的偏好是弱分离的，并假定每人只买一套房屋，如果超过一套，那么所买房屋是同质的。在许多假设下，那么就可以根据一阶必要条件估算出一个城市的内涵价格函数Ph（·）。他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和房屋调查。
在对旅游风景区的研究中，1971年，Burt和Brewer利用需求函数方程，通过对个体进行观察所得到的数据，来估计景点价值的变化。此后，许多学者，如Hausman（1981）、McConnell（1985）、Kling（1988a）等考虑的因素要复杂许多，但仍然是利用效用函数、间接效用函数这些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舒适性景点价值、景点质量变化等进行估计。
国内学者关于旅游资源价值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以卢云亭（1988）的“三、三、六”体系（即历史文化、艺术观赏、科学考察三大价值，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和六大条件）和黄辉实（1990）的“六、七”体系（即旅游资源的美、古、名、特、奇、用六个标准和资源环境的七个标准）为代表。许多学者针对中国各地具体的旅游区或景点进行了旅游资源的价值分析，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思路和方法，如林越英（1999）、黎洁（2002）、邓清南（2003）等。2000年以后，有些学者开始引用国外类似D. W. Pearce等人的观点，对中国旅游资源价值进行了理论分析，如刘坤和杨东（2001）。还有一些学者按旅游资源类型对旅游资源价值进行分析，如张胜和毛显强（2003）、梁学成和郝索（2004）、李东红和杨利美（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