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周边外交新战略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主动出招，好戏连台。中国周边外交一系列政策、措施、行动与倡议的出台，“有时让人产生一种前一个行动还没有被完全消化，后一个行动就接踵而至的感觉，从而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冲击，也让人更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气象”。[65]“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洲新安全观”、“亚投行”四大战略性新措施，构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主攻方向和全新局面。

一 倡议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最早出现于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写入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习近平执政后，进而强调建设“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共同体”，将其提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举措，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亚洲的复杂性超过了任何一个大洲，亚洲同时拥有几大宗教，不同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各国之间领土纠纷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政治制度各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来自周边地区的牵制和阻挠呈现增多之势，既有周边国家“内乱”或次地区紧张波及中国，也有中外间发生领土、领海争端，成为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借口和抓手，给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造成重大障碍。中国崛起能够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善于与亚洲国家分享发展机会，拓展合作共赢的空间。习近平本人对于“命运共同体”内涵作了深刻而完整的理论阐述和政策概括。[66]

第一，“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主张“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垄断”。强调“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要共同维护亚洲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和良好发展势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私利搞乱地区形势”。

第二，“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认为“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强调“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认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世界不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强调“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第四，“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交流互览”。认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亚洲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及东南亚等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了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强调“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中国积极推动使“亚洲命运共同体”成为区域内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搭建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赢平台，为各国汇聚共同利益提供更多的支点，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评价说：“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逐步形成的概念，更是一种哲学。它提醒我们亚洲人，我们曾经是多么分裂，被各种战争、各种制度、各种分歧所分裂；而今天，命运共同体这个具有哲学高度的概念唤起亚洲人的共鸣”，“亚洲应该迈向一个新未来，忘却历史恩怨、追求和平发展的未来”。[67]

二 绘制“一带一路”新宏图

“一带一路”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又一重大战略大动作。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68]

外交部长王毅评价“一带一路”的意义说：“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古老得多，又年轻得多，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说古老，是因为“一带一路”传承着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精神。要把这条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路走下去，并让它焕发新时代光芒。说年轻，是因为“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它是开放合作的产物，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69]

中国不会通过“一带一路”谋求霸权和对外扩张，没有谋求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意图，不做侵犯别国主权或强人所难的事，中国强调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非“一家独大，赢者统吃”。中国也无意在沿线国家间搞政治结盟，“不结盟”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而是强调自愿参与、协商落实、积极沟通、相互尊重，以“政策沟通、道路沟通、贸易沟通、货币沟通、民心沟通”为五大任务。中国也不将“一带一路”单纯视为多余资本和产品输出的机会，而是以经济合作与经贸交流为沿线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强调顺应世界潮流、符合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望，不仅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且让沿途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共同推动中国和各国经济的发展步伐。[70]

中国不正面对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遏制，不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通过对抗实现更替的传统老路，不重犯苏联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正面争霸招致失败的错误，积极倡导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71]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你做你的“霸权稳定”、“日美联盟”、“颜色革命”、“TPP”，我做我的“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亚投行”等。你在中国近海频频搅局，我则冲破第一岛链，巡航南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甚而与俄罗斯联合在西太平洋和北约门户、地中海进行军演，展示中国的存在和海军的进步。你在中国东部海上挑起各种事端，制造紧张气氛，围堵压迫中国，我另辟新路径，向西部积极发展，在广袤的、长期不稳定的欧亚大陆，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开辟新的战略方向，进而着意在中国周边实现全方位合作和互利共赢。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针下，中国周边合作已经基本形成合围：北方，以中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为核心和重点，以“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俄蒙经济走廊”为两翼，奠定北方阵线的稳定大局；西方，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作为推行“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和样板；西南方，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一带一路”往印度洋方向发展；东南方，以中国与东盟“10+1”升级版为核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构筑通往南太平洋的海上网络。2015年5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重庆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国际论坛上对来自36个国家的客人表示：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72]这六大经济走廊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布点和主要骨架，对于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实施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带一路”推行进程很快，2013年是提出年，2014年是布局年，2015年是实施年。在不长的时间里，从俄罗斯的索契到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从印度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到APEC北京会议，习近平主席多次就“一带一路”建设与各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理念在国际上的理解和认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沿线国家中，已经有近60个国家（截至2015年2月）明确表示支持和积极参与建设，贸易投资项目迅猛发展，金融合作已经起步，人文合作陆续展开，生态环保合作已经启动，一系列合作已结出早期果实。[73]“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引发各国长期关注、跟踪与研究的中国版国际发展设想，为沿线各国对外战略提供了新的重大选项”。该倡议一旦顺利实现，“将进一步加速欧亚大陆的复兴尤其是沿线国家的共同崛起，巩固亚洲崛起势头，开创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平等化的全球化”。[74]

三 构建“亚洲新安全观”

“亚洲新安全观”是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大战略性举措。

“亚洲新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对外战略新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冷战思维决裂的产物，并在与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碰撞中发展。有些美国学者将18～19世纪的英国奉为榜样，认为“英国在这两个多世纪中一直是欧洲起平衡作用的力量，总是加入比较弱小的联盟来反对比较强大的联盟，以便创造均势”。他们甚至鼓吹：“将通过支持中国周边地区的一些较小国家（和地区）（从韩国到中国台湾，甚至到越南）的办法来抵消中国在力量上所占的优势。”[75]这显然是冷战时代残存的冷战思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越来越行不通。习近平在第四次亚信峰会的主旨发言中，针对此种过时的冷战思维，引用哈萨克斯坦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坦言“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76]锋芒所向，直指当今的世界霸权国家。为此，习主席提出了“创新安全理念”的重要命题，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强调“亚洲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亚洲地区形势主流。亚洲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并亲自对亚洲新安全观逐条作了精辟而细致的理论阐述和政策概括：[77]

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要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尊重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对“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

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亚洲和平稳定。欢迎各方为亚洲和平和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要聚集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中国领导人开始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的安全政策。2015年5月，中国颁布《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进而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概念，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顶层设计层面对“亚洲新安全观”作了进一步具体的阐述，强调要统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美国智库学者蒂莫西·希思评论中国领导人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说法和五个“统筹”原则，“体现了中国领导层决策集权化的趋势、对战略和政策自下而上的设计以及将所有领域都视为密不可分部分的政策观点”。[78]

四 主导创设“亚投行”

“亚投行”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又一战略性大举措，是中国经济从产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的标志性大事件，也是中国改善现有国际体系不合理性的一次重大“战略试水”。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似乎也走到了这个节点。1966年，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英国，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也于当时成立。而如今GDP和外汇储备双双位居亚洲第一的中国也正推动着另一家巨型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立。”[79]2016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70周年，也是亚洲开发银行成立50周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各国竞争力的巨大变化未能在其中得到如实反映，造成战后快速成长的许多新兴国家的不满。[80]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亚投行”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中吸取教训，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国际开发金融组织，而不是站在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竞争的立场上，“相对于竞争性，更应该成为具有补充性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81]

“亚投行”将更多显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意愿”的开放式和“合作共赢”新思维。尽管美国反对中国的提议，并阻挠其他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盟国加入，然而，经过中国的努力，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其中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七国集团”中的4个，美国的重要盟友韩国、澳大利亚，也不顾美国的反对和施压，加入“亚投行”。中国学者屠海鸣指出：“亚投行”的出现，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亚洲、对世界都是一件大事，它是为“一带一路”建设“输血供氧”的“营养库”，是发达国家参与亚洲基础建设的“逐利场”，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新一极”，也是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工程”。[82]

中国提议建设“亚投行”是中国对现行世界金融体系进行补充性变革的一次成功尝试。中国对于“亚投行”的定位既是“新的一极”，会引发与西方金融霸权体系一定程度的相互竞争，发生有利于新兴国家利益的变化，同时又是对既有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并非取而代之。[83]这将为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对待既有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样本。实际上，在“亚投行”启动前后，中国已经主导提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类似的金融机构和基金，具有同样的意义。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签署。中印俄分列股东前三，中国认缴股本为297.804亿美元，中国投票权占30.34％，为现阶段投票权占比最高的国家。亚投行决定总部落户北京，中国将推荐强有力的候选人竞争首任行长。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出席签字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说：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展示了各方对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各方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共谋发展的务实行动”。相关成员国都表示将共同努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确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国际金融机构中务实、高效的一员。相信在亚洲发展过程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