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理解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真相

张军教授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投资数据有多可信？”和“中国经济未来20年的潜在增长率”两场讲演。张教授指出：在我国的统计体系中，支出法核算的GDP中投资高比例直接与消费项统计的遗漏和低估有关。中国近年来在统计数据中难以置信的高投资比例其实是不可信的。支出法GDP中代表投资支出的资本形成总额虽然名义上是被独立核算出来的，但最终公布的数字与用官方公布的核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大相径庭，基本上可以将其看成按生产-收入法核算出来的GDP总额减去最终消费和净出口总额后的余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越来越高估中国的实际投资支出，以致这一数据不可信，无法被直接采纳。如果资本形成是支出法GDP中的余项，且支出法GDP以生产-收入法核算为准，那么，消费支出核算数据的任何低估必然转化为资本形成数据相应的高估，从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就被高估。按照朱天和张军（2014）的重估，我国2004～2009年的最终消费率均高于60%，超出官方公布的消费率11.5～13个百分点，依此推算，在此期间的投资率应为30%～35%，而不是官方公布的41%～48%。张军的结论是：中国支出法GDP构成中的投资和消费数据及其相应的比例关系存在很大的系统偏差，不宜作为经济分析、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的依据。

在后一篇讲演中，张教授着重讨论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问题。他基于收敛的假说指出：考察一个经济体未来增长的潜力，其实是看其人均收入水平与前沿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比例，它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收敛的速度。按照最新的测算，我国现在人均GDP水平相对较低——大约是美国的23%。根据“亚洲四小龙”超常增长的经验，中国经济近期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比官方和多数学者认为的要高，近五年不应低于8%。而近年来发展速度的“断崖式跌落”并非由长期性因素造成的“新常态”，而是短期的债务问题，即由巨量债务的滚动导致金融黑洞，因此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资产置换、债务重组、低息政策等组合措施对其予以纠正。之后，张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高增长，资本贡献四到五成，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贡献了三到四成。这超出了“四小龙”的表现。中国TFP增长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是有巨大的技术模仿空间，大量技术转移可以迅速促进技术进步。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增长还是集约增长？通常我们理解粗放增长就是TFP不增长，但中国经济有这么大的TFP增长，又有比较高的投资率，你说它是粗放增长还是集约增长？张军教授在演讲的最后部分，根据东亚经验预测了我们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指出，中国不可能像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那样过早去工业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第二产业比较高的份额，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

李慧中教授发表了题为“服务业发展中供给与需求的本地因素制约”的讲演，全面呼应并充分论证了张军教授“中国不应过早 ‘去工业化’”的洞见。李教授指出，当今世界高服务经济占比的现象背后的真实内容是以生产者服务为主的事实，不是“生产什么”有了根本改变，而是新工业经济中的物质产品“怎样生产”改变了。当今世界经济是“新工业经济”，经济“服务化”仍然服从于以物质产品的需求为动力的“新工业经济”模式。大国产业发展顺序与多数服务产品的“非贸易品”特征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本地因素对人口大国发展服务业在供给方面的约束是物质产品生产力基础和城镇化基础；在需求方面的约束是本地需求水平，即本地城市化水平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本地产业结构现状及其走势决定本地服务业发展的部门结构。足够的工业基础才能形成与世界格局相似的高比重的生产者服务，以及高比重的服务业增加值。中国不应过早“去工业化”。

毫无疑问，两位教授的讲演只是讨论了中国经济诸多令人生疑数据中的个别例子，但对这些数据的甄别或重新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重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意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深层本质的洞察能力毋庸置疑，但它必须建立在对现实情况的准确把握上。现代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但数据的完备性，包括数据采集、整理之理论依据的科学性仍然大有改进余地。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