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经验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来总结？

讲座第一课由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开讲，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与中国经济学发展”。这一讲具有前言或绪论性质。张宇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对中国经验做有效的解释和总结，要想深刻理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质，还得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宇教授尖锐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学西化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高校的老师也以在国外发文为荣，科研成果的鉴定标准也是按照美国的论文等级划分，这套东西在中国应用得泛滥，超过了任何国家。这还有一点理论自信吗？到底西方的经济学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判断。总的来说，西方经济学在解释中国经验道路方面成就非常的小。张宇解释了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甚至不能解释美国经济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与意识形态有关。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都是意识形态，是以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而诸如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利益在它看来都是违背自然、违背规律的。因此，国有制不行、公有制不行、社会主义不行、共产党领导不行，用这样的理论怎么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种种现象？第二个原因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有关。西方经济学有“三反”：一是反问题，闭门造车做模型；二是反理论，重要的经济概念如货币、资本，都没有解释；三是反历史，不考虑历史发展。基础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怎么可能有科学性？第三个原因是有关理论的实用性。一些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许还有点实用性，现在照搬来中国，没有一点实用性。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真理，一个理论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才能用，绝对不能照搬照抄。

那么，中国经济应该怎么发展呢？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然后要吸收中国的历史，要总结中国的经验，同时学习国外的优秀东西，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没有这个理论基础，我们就无法总结经验，也无法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

系列讲座接下来的演讲者虽然理论渊源不同，在批判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神话这一点上却有共同语言，从这一点出发借鉴外国经验，研究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令人振奋、予人启迪的深刻观点。讲演人并不运用相同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但他们在中国道路的理论探索中结成“统一战线”的愿望十分明显。正如孟捷教授所说：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包括新李嘉图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当代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异端经济学”流派，事实上相当于马克思当年面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有积极地借鉴和融会这些当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再度复兴，才能真正有说服力地回应21世纪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作为结束篇，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发表了题为“我们的时代：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讲演（可惜此篇未被编入本书）。讲演分为两部分，一是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历程，二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几千年历史中的演化发展。韩毓海认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发掘历史积淀的丰富宝藏，而打开这一宝藏的钥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古代中国数千年积累的国家治理经验，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统一超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经验，这不仅是指秦以来靠高压维持大一统帝国的体制，而且包括以唐代永贞革新为先声，以宋代三司制度为标志的中央治理体系。宋代的“三司”是指预算、财政、司法，使朝廷能够在经济上集权，把税收、人事、司法收归到中央，这是国家统一真正的物质基础。二是国家治理从贵族统治到士大夫阶层治理的转变。唐宪宗以后千年的社会治理就是依赖这帮由科举选拔的读书人。这个治理体系的优势自不待言，它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两张皮”，读书人读书与做事脱节，官员治理的是城市，广大的农村没人管理，国家治理体系没有动员社会基层的能力，不能让基层民众分享治理的好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农民问题放到首位，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中造就了一个取代士大夫阶层治理国家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能把农村整合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中，使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力军的角色，并且努力使他们分享现代化的好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扫除了数千年国家治理经验与现代化进程接轨的障碍，是未来国家提升治理能力的根本保障。

唯其如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成为参与系列讲座的专家们共同关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