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广义生产要素市场中的权力和价格建构

上一节之所以将现代市场经济区分为生产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市场虽然是整个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结构、运行机制和价格形成规律都显著不同。

1．生产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生产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内部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造成其盈利模式的不同。

首先，需求形成和需求曲线不同。在普通商品市场上，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价格上涨时需求减少，价格下跌时需求增加”，也即所谓避涨追跌。但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上，由于买方关注的并非是使用价值，而是卖出的价格，即买入是为了高价卖出，由此出现追涨杀跌的行为模式，相对应的，它的需求曲线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

其次，市场主体的性质不同。一般均衡理论假设普通商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其中买卖双方都由无数同等的行动者（厂商或消费者）组成。因此，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对价格有重大影响，而只能在价格的指挥棒下调整自己的买与卖。但是，在真实的广义生产要素市场上，买卖双方都呈现巨大而鲜明的差别，就买家而言，尤其是那些为了投机而来的买家，在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上存在等级划分。笔者把在要素投资品市场上的买家分为三类。一是跟风的价格预期者，这类买家对未来价格的判断主要来自市场舆论。在很多情况下，这类投资者的价格预期受前一时期价格变动的影响，为调适型预期者（Adaptive Expectation）。二是信息丰富型投资者，它们与市场交易中的关键做手（Operator）保持关系，能先于公众掌握信息，这部分买家对应证券市场中较为重要的投资机构。三是主控型投资者（Dominator），在股市俗语中被称为“大鳄”。它们对市场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主控型投资者的市场权力分别是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购买力，即主控型投资者通过巨额资金的投放或撤离，直接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组织力，即主控型投资者通过全球性机构网络的信息控制、关联交易、组织同盟等协调行动，达到准确判断市场和塑造市场的效果；话语权，即主控型投资者通过雇用专家、搞定政客以及发布全球舆论等多种方式，有时迅速、有时渐进地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

最后，盈利模式不同。在普通商品市场中，供给方通过向买家提供价廉质优的产品，获得买家青睐、实现销售、赢得利润。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也被译为“无形之手”），即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之手的引导下，通过满足买家（消费者）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因此，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盈利模式。但是，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上，由于上述参与者之间的市场权力存在等级差异，并且需求规律常常由避涨追跌变为追涨杀跌，所以，市场双方便不一定要通过为对方创造真实价值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现在大家也可以通过对价格涨落的下注的方式来获得利润。进一步说，既然聪明人可以通过下注于价格涨落获得利益，那么，那些拥有重大市场影响力的“大鳄”为什么不多走一步，即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人为地塑造市场走势，放大甚至制造价格涨落的泡沫，从而牟取暴利呢？这就是说，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上，“无形之手”自发运动的一个内在趋势就是产生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拥有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可以通过引领价格的涨落，塑造价格波动，人为制造不同时点上的巨大价格差异，并由此攫取暴利。

2．资本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通过上述三个“不同”，可以推论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和消费品的普通商品市场必然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对于普通商品市场的价格运行理论，现代经济学包括一般均衡理论，大体给出了系统的说明，也基本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现象。但作为投资品的广义生产要素市场如何运行？其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这是现代经济学长期忽视、几乎处于空白的领域。对此我们将在后续的专门文章中再做深入探讨，此处仅就其要点简述如下。

晚近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已经认识到金融投资领域存在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和泡沫现象，但是它将大起大落和泡沫归结为广大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按本文的解释，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非理性（跟风）行为的背后，存在具有塑造价格波动的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它们以金融资本的购买力为基础，从一己私利出发做出的理性选择恰好就是利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制造跟风行为。这些人既有作为大规模正规机构的组织动员能力，又有雇用研究力量影响社会舆论话语的主导能力，因而有机会将它们所希望的价格变动灌输到一般投资者（大众）的认知结构中去，引发跟风行为。在价格初涨出现时，追涨杀跌的买者大量出现，于是，价格上涨引起又一轮上涨的预期，也就是所谓正反馈机制。在正反馈机制下，原本一次性的价格上涨，在连续的、自我实现的涨价预期中，会出现多轮次的价格上涨。当主控型投资者实现战略布局和赢利目标并开始逐步退出的时候，价格上涨就了到临界点。这样一个较长时段的价格上涨运动机制，最后一定在资本大鳄完成退场而引发的恐慌性抛售与市场狂跌中告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席勒将这种现象称为“非理性繁荣”，索罗斯则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暴涨-暴跌模型，我们相信这是他们多年观察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其实，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暴涨暴跌，而是大涨暴跌，即价格上涨的时段显著长于下跌的时段。在这个周期性的涨跌中，自发的市场力量确实发生了作用，大众投资者也确实做出了各自的选择，但它们是在主控型投资者的战略布局和市场操纵下而行动的，其行动其实是在个人选择表象下的跟风行为，是非理性的从众盲动；因而在多数情况下成了资本权力实现其赢利目标的工具，而资本权力也正是在塑造和引领价格波动的过程中才得以创造出交易赢利的巨大机会的。

3．国家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现代要素市场的实践表明，不单是资本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也直接介入要素市场的运行和要素价格的形成。原因很简单，广义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土地、能源、矿产等基础要素，在全球的空间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即使是大国，也大多必须经由国家间经济往来才能解决基础要素的供给缺口。也就是说，基础要素的供求问题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求解的，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或学界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得到解决。因此，国家就成了市场体系的场内实体。

当然，国家政治权力参与生产要素市场的工具多种多样，远非市场自发力量和资本权力可比，具体如下。

（1）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国家政治权力通过调控货币政策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流动性，同时影响利率水平，从而直接改变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世界货币发行者的美联储，更可以通过其美元政策，直接改变与影响全球资本供求格局与国家间的发展活力。

（2）政府的“经济外交”：政府部门直接向相关国家施压，构建平台，就关键要素的价格如汇率、关税等进行谈判，甚至动用经济制裁等极端手段来改变关键要素价格。前者如关于日元汇率的广场协议，后者则是不时见诸新闻媒体的种种事件！

（3）国家经贸立法：国家政治权力通过立法，除了可以调控国内市场的运行，也可以影响国际关系，从而改变要素的供求。比如，美国用《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豁免了对许多衍生品的监管，比如掉期交易、场外能源衍生品交易、部分混合金融工具等，直接推动了衍生品泡沫的膨胀；英国于1651年通过了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航海法案，直接提高了对英国海洋运输行业的需求，增加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和国家的海洋运输能力，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为对外倾销工业品，英国又于1849年将其废除；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直接通过调节产量也就是市场供给来确定石油的国际价格；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各种立法，用意都在使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和技术这样的关键生产要素的难度增大。

（4）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本文的分析架构中，原来作为军事、政治行为的殖民行为，其实是国家最高形态的要素战略行为，借由武力支撑，直接获得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管控，使得不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要素支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之所以遭到美军的“斩首”待遇，根本还是他谋求石油定价去美元化，触动了美元霸权这一美国的长期根本利益。

总而言之，国家作为一个有强制能力的政治实体，不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比资本权力更为直接、更为多样的手段和工具来影响和改变重要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形成和价格水平，从而对一国市场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4．国家-资本权力的协同与要素价格形成

既然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经济与社会权力各自都能对要素价格的形成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二者的结合便同样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与资本的结合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国能否实现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有效整合，决定了一国对广义生产要素市场的影响能力的大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经济体系的运行环境和整体效率如何。

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整合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利益结构，取决于国家自主决定本国发展政策的能力，也取决于一国政府和企业的传统关系。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各色各类的国际组织和相关的各类法规条约无一不是国家间要素获取能力的博弈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