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几点感受
政治经济学正在经历复兴,但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正经历转型:从外国经验事实的系统总结,无论是英国经验还是俄国经验,转型为真正从中国经济经验事实中升华。这个转型过程同复兴过程正同步推进。安徽大学历时半年的系列讲座只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个很平常的事件,却集中反映了它的若干特点,因此值得深入思考。作为讲座计划的执行者,笔者现场听取了每一场报告(自己主讲的第六场除外),有如下感受与大家分享。
1.新的政治经济学主动拥抱中国道路的现实运动,体现越来越强烈的实践性与主体性
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有更加强烈的实践性,甚至实用性。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滞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长期不能满足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而被认为游离于现实,只能务虚,甚至只具有思想灌输的性质。改革开放30余年来,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努力向实践学习,新的政治经济学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而成长。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相比,它的中国化过程更加艰难,因为在此之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苏联范式”,完全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理论范式没有“建设性”的市场经济理论,它必须被从基底上重构!这可能就是政治经济学阶段性衰落的主因。不应低估这些年来新的政治经济学在市场经济理论建设中的成就,但也不应该否定,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学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旧范式的阴影。对市场经济根深蒂固的怀疑,对市场改革步步为营的迟疑,在我们的学术圈仍大有人在。这不仅影响理论与现实运动的结合,而且久而久之会影响到理论本身对现实运动的态度。而这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发展具有致命的危害。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人理解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新的政治经济学在转型发展中不仅强调理论的实践性,从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吸取营养完善理论,而且明确自身的主体性,作为推进现实运动的主体力量,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我们不是现实运动的旁观者,更不是现实运动的反对派。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处处以实践者的立场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理论逻辑,高度认同执政党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在这一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幸运,因为我们自始至终参与一个实践理论、实现理想的伟大运动。而实践才是推进理论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此次安徽大学的系列讲座努力体现了这一特点。它把理解中国经济现实运动视为基本任务,肯定它的成就,珍视它的经验,分析它的不足,毫不含糊地将实践置于理论之上,从实践出发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进而与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关于“双重市场”,关于“劳动力价值再定义”,关于“货币内生性”,理论无不来源于实践;与此同时,实践导向的理论自然要求更精准地把握事实,对数据的敏感和对“误差”的苛刻成为系列讲座的又一亮点;而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无论是国有资本管理的信托化,还是以完善收入分配、推进集群式创新为导向化解金融危机,也都表现出独特的理论倾向性。正如听讲的安徽大学师生所言:感受讲演者负责任、有担当的态度是此次讲座的最大收获。
2.新的政治经济学更自信地欢迎批评,倡导争论,表现出日益显著的学术性与开放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是执政党繁荣学术的指导方针,而且是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这样一种学术态度的形成有其演化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对待人类文明的成果始终具有兼容并蓄的科学态度,这一点在其《资本论》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由于理论创立时期艰险的政治和学术环境,马克思有时也表现出孤军奋战者的尖刻与好斗。“苏联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可惜计划经济的理论形态追求整齐划一,加上政治斗争的极端化,政治经济学研究形成万马齐喑、独尊一家的局面,进而给学术生态造成了长期不利的影响。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政治经济学视“苏联教科书”为经典,即是这种不利影响的典型表现。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历将近40年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显著增强,但旧时代学术生态的惯性在小圈子仍未被完全肃清,学术争论捆绑政治帽子虽不常见,却仍有发生,给圈外人否定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性提供了口实。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两个层次上增强开放性,才有可能充分体现具有时代精神的学术探讨性质。
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首先需要体现在学科内部对等平和的讨论与争论中。讨论是理论发展的进阶,实践是争论评判的标准。为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有异端的声音,需要有试错的包容,需要有流派的竞争。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和工作坊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日常机制。可喜的是,参与安徽大学系列讲座诸学者已经都认同并实践这样的机制,正学习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其次还需要体现在与不同理论范式、不同思想流派对等平和的讨论与争论中。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理解中国道路的最佳工具,但同时我们也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在吸收人类文明全部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才能胜任历史使命。推进当代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是全体经济学人的共同事业,理解中国道路的经济学需要所有经济学人一起来创建。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规范的学术讨论中共同发展。不同的学术观点应当正面碰撞,而不应当自说自话。对话的窗口不难打开,关键是双方需要有对话的意愿。我们当然看到有那样一些自诩“主流”的经济学家以拒绝对话来掩盖自己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知,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更多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包括有新古典规范训练的学者,愿意倾听,乐意在讨论中相互增进。不用去计较别人的态度,关键是政治经济学人自己必须坚持开放,欢迎批评,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充分理解其中的科学成分。科学的批判精神以理解为前提,而理解需要足够的善意。可喜的是,安徽大学的系列讲座真正体现了这种开放性,讲演者学术范式的差异一点也不影响大家在理解中国道路共同目标下的协同与互补。
3.政治经济学在扬历史分析之长的同时,正修复数据分析之短,逐步提升科学性与现代性
现代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是历史分析与数据分析的有机结合。数据分析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手段,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对市场价格现象进行数量分析成为这一潮流的先驱者。相比而言,政治经济学在数据分析方面的进展明显落后。其中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政治经济学长期的封闭状态导致其与社会科学世界潮流的脱节;二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但是,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分析方面相比于新古典经济有无可比拟的长处,因为它强调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点从政治经济学背景的老师在教学中更重视经济史上可以得到佐证。那么,新的政治经济学为自身发展,应当如何对待现代社会科学的这两种手段呢?是扬长避短还是取长补短?答案显而易见!就像当年邓小平正确指出的:社会主义不应当只用计划经济一种手段而自废武功,而应当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用两种手段更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经济学也应当充分利用两种研究手段,在现代经济科学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新的政治经济学正在努力这样做。因为它知道,理论的实践性必须从研究手段中得到贯彻。首先,为了更加精准地理解现实,“心中有数”是起码前提,更多地搜集和掌握数据,无论对于微观经济研究还是宏观经济研究都是绝对必要的,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系统决定,任何研究者都只有在分析数据,而不是简单地占有数据的情况下,才能理解数据背后丰富的内容。那种只有非此即彼的定性判断,缺乏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探究的传统方法,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宏观及微观管理的需要。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共性特征的基础上,越来越明确地透过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系列量的差异,而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本质区别,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趋势的研究不能不更多地依赖于数据分析。其次,为了动态地、完整地理解现实,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分析优势绝不能丢!人类社会永远在变动中,只有理解它的变动规律才是真正理解现实,因此,“以史为据”应该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一种以没有历史的理想社会为参照的社会科学一定不适用于长期历史研究,也不可能适用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社会经济体。理解历史也许比理解当下更加困难,历史科学本身也在不断变动中,但这一点不影响政治经济学紧随历史科学的前沿,在深化对历史的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历史研究也在强化数据分析工具,利用这些前沿进展,新的政治经济学可以更加精细而动态地理解历史与现实。
我们在安徽大学的系列讲座中看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这一新动向。讲演者正努力修复政治经济学数据分析之短,在学习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出新的政治经济学数量分析工具,把它运用到现实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分析中。我们以为,这种努力一定会有丰硕成果。从基础理论的层面看,当前政治经济学在数据分析中的最大瓶颈,是市场价格现象与商品价值本质在数理上的联系与关系,而这个理论难题在经过一百多年来各派经济学人的“百家争鸣”之后,近期有望突破。市场经济是高度复杂的,而其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有其简单明白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经济的根本优势在这里。因此值得期待,值得人们为之付出努力。
安徽大学荣兆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