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挑战与机遇：货币、资本、全球金融危机等

货币数字化、资本金融化，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世界经济的新情况，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新问题。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与解答这些问题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前沿系列讲座高度关注了这一新动向，讲演者毫不吝啬地给听众分享了自己在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

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发表了题为“‘货币内生理论’与理论经济学的困惑——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反思”的讲演。他从中国经济的现实提出问题。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广义货币M2以两位数的年增速持续扩张，到2015年已大致相当于GDP的1.90倍。另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相对平稳，多数年份保持在4%以下。货币主义理论面对中国实际陷入困境：M2与CPI上涨没有明显关系！货币供给超出需求，却没有像理论预期那样造成CPI上涨压力，显然，依据广义货币增长率预测通胀率的理论已经不再灵验。近年来，美国与欧洲经济也出现了相似问题：美国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实施的四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并没带来较大的CPI上涨，经典的货币主义通胀预言破产；欧洲的高失业率和低通胀同样宣告了货币主义的破产。有鉴于此，韦森教授认为，理论史上关于“货币内生论”和“货币外生论”的争论，在电子货币时代已经有了结论，“货币内生论”更符合当下现实。也就是说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而是产生于经济系统内部投资和融资的过程中。在我国，过去几年广义货币之所以迅速扩张，主要是在政府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的促动下商业银行信贷急剧膨胀的直接结果，而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只是次要原因。在讲演结束时，韦森教授针对电子货币时代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提出六大问题，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此做出更多努力。

高帆教授发表了题为“经济危机理论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实践”的讲演，指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检视不同危机理论的解释力提供了契机。马克思从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和资本主义内生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中阐释危机的发生机理，生产相对过剩是马克思解释危机的逻辑“主线”，而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均是对生产相对过剩的另一种表述或进一步阐释，三者在逻辑上内在一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对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具有综合的解释力。相比较而言，流行的两种危机解释理论——利率变动说和国际失衡说都有明显的片面性。高帆指出，美国国内因素是金融危机的根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拉大，这种分配格局不能支撑消费率持续走高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基于此，美国经济逐步内生出财富生成、居民举债、财政转移和外部汲取四种修复机制，这些机制显然没有可持续性。低利率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失衡正是这种内部失衡衍生出来的现象。从根本上说，生产相对过剩导致的矛盾仍然是解释经济危机的主线。因此，化解危机的出路是推动以收入分配完善为导向的社会改造以及重大的集群式创新。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并非是依此路径的结果，更多地体现了向导致危机的旧模式“回归”，故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应保持审视态度。

崔之元教授发表了题为“《21世纪资本论》：经济学的 ‘统一场论’? ”的讲演（可惜此篇未被编入本书），崔教授认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重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发展趋势问题，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数据基础。尽管他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来构建“统一场论”看来还不能算成功，但《21世纪资本论》必将促进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大发展。讲演梳理了皮凯蒂的主要理论观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批评了皮凯蒂的所谓“资本主义第三定律”，即在长期中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r＞g），指出问题的要害在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必须大于1，而理论与实际都不支持皮凯蒂的这一核心观点。崔之元认为：皮凯蒂的理论与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渊源关系，但米德重点分析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的关系，发展了一种最优混合所有制的理论，提出了公有资产与私有资产最佳结合点的形成机制，以“一种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的组合推进自由社会主义。米德对财富（资本）不平等变动趋势的研究不像皮凯蒂那样依赖于r＞g，而是看较小财富和较大财富的增长率之比。米德认为：如果较小财产的增长率大于较大财产的增长率，财富分配的平等性将增加，反之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将增加。如果仅仅考虑只挣工资和只获资本收益两种极端情形，那么劳动收入将是一个平等化因素；而资本回报率显然是一个扩大不平等的因素。比较二者的观点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复旦大学田素华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转型压力与资本市场能力提升”的讲演，认为，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在脆弱中复苏增长且不同国家好坏各异。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实施了近7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正在逐渐退出。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收缩压力，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产生倒逼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经验显示，以银行信贷配置资源难以达到经济转型和创新驱动目的，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关键是稳定股票市场，避免股票市场大起大落、频繁震荡，需要规范投资者行为，鼓励长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