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子报母恩”问题研究
绪论
一 选题缘起
汉代是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笔者发现，文献中汉代孝子报母恩（这里的“子”仅指儿子）的记载屡见不鲜，这亦为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德文化血脉。早在先秦时期，“孝”字就出现在文献之中，最早的“孝”字出现在殷商的甲骨文。《尔雅·释训》认为“善父母为孝”。孔子云：“夫孝，德之本也。”东汉的许慎则在其著作《说文解字》中对孝有如此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者。”此处善事父母的孝行，既有物资上奉养，也有精神上的慰藉。孔子与其门生子游对答时曾明确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并且接着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指出了养亲与养犬马的差异在于“敬”，要孝敬父母而后给予经济上的奉养。这些都为我们了解孝道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关于汉代孝道的研究，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颇丰，但将“子报母恩”作为一个课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尚且没有。笔者认为：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为“子报母恩”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从小在孝道“大染缸”里成长使得孝子们立志报母恩，然而由于生母与乳母的差异，报恩的形式与途径又不尽相同，这在古代家庭史中可谓“奇像”；妇人从怀孕开始，就已经成为母亲，扮演母职，而男子往往在胎儿出生后，才逐渐有当父亲的感受。因此母亲与孩子的感情，极可能和父亲与孩子大不相同，加上汉代孝观念盛行，母权进一步扩大，甚至在父权早失后变得膨胀，这种膨胀就造成了与儿子权力的抵触（中国古代女性有“夫死从子”一说，即丈夫死后母亲需顺从儿子，笔者认为此中“从”是仰仗和使子为其负责意思）。
汉代子报母恩的原因是什么？子报母恩的途径又有哪些方面？母权与子权的制衡关系又是如何？代际权力轴心与性别权力轴心的关系是什么？当今学术界还未有专门的论述来说明，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对中国古代教育史、性别史及家庭史的研究是有益的。
此外，当今社会孝道思想进一步沦丧，社会中不奉养、侮辱甚至打骂父母的事情屡见不鲜，笔者希望通过对汉代孝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来提高社会对孝道思想的重视。
二 学术史回顾
孝子报母亲恩情，这是古代女性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总体而言，学术界关于汉代女性的问题讨论较多。主要集中于婚姻生活、经济地位、政治参与和精神面貌等领域的探讨，不仅学术成果多，且研究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部分新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学者的注意。如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最早对汉代婚姻形态进行了研究。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馆，1997），将汉代的家教放在了中国古代家教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张星久《母权与帝制的中国后妃政治》（《武汉大学学报》第56卷第1期，2003年1月），则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封建制度及意识形态对后妃干政的影响。林红《汉代母权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19卷第2期，2007年4月），具体的叙述了汉代母权形成的背景、内容及影响等方面，这些都是代表。这些文章对于笔者考察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及报母恩的原因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
尽管如此，汉代女性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关于汉代女性的受教育、婚姻、育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对整个国家的影响等探讨性文章极为有限，尤其是与唐宋、明清相比，那就更显得寥寥无几了。第二，研究的内容不均衡，以研究妇女文学、妇女人物所占比例较重，对妇女的社会地位、母子关系等方面研究还不够。第三，缺乏理论上的建构和方法上的指导，尤其是利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及方法研究汉代女性的成果很少。第四，缺乏系统的总结汉代妇女生活细节的文章，比如说子报母恩的途径、母权与男权（此指儿子丧父后在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等文章。
基于以上梳理可知：汉代妇女问题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好在关于汉代孝道及母子权力关系的问题，学术界（尤指史学界、社会学界、教育学界）已有部分专著及论文零星讨论。像马良怀的《〈皇帝与乳母〉师傅关系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6期]，含有皇帝对乳母身份地位产生的影响等探讨。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认为：身体的奉养被认为仅是最基本的孝，顺从父母的意志，做到“无违”则是人子孝心的更高表现。宋杨的《〈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形象新谈》（《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09年第11卷，第1期）；杨群群等的《〈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探讨》（《学术论坛》2008年第11期）等篇则对焦仲卿如何报母恩，报恩方式的利弊、焦母的反应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都有助于笔者更好地把握孝子报恩的心理及方式。
需指明的是历史学以外的领域也有两篇西文文章对笔者的研究有所启发。
人类学家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研究台湾农村家庭与妇女的关系，认为在父系家长制的社会中，存在着以母亲为核心，以子女（包括亲生和非亲生）为成员，用忠诚和情感为纽带结成的“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子宫家庭也有不少文献译为“阴性家庭”）。具体的说来，是指女儿在嫁人后，离开了原生的“子宫家庭”，成为夫家的“子宫家庭”中之一员，而儿子则相反，永远待在母亲的身边，并娶媳生子，繁衍后代，并为原生的“子宫家庭”添加成员。“子宫家庭”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仅有的父系家族的思维方式，展现出在父权社会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家庭认同，及母子关系对女性家庭地位的重要性。
当今美国著名作家及诗人Adrienne Rich: Of Women Born（Norton &Company, 1986），将传统社会控制女性的生育，约束其性欲的“母职制度”，与女性作为母亲的身、心感触相区别，探讨父权社会中母亲的情况，以及在父权消失（多为丈夫死去）后，母亲角色带给女性的身、心两方面的经验。
这两篇西文文章的讨论给笔者这样的启迪：汉代受等级观念限制，在宫廷、官宦、平民三个等级的家庭中，母亲的角色由于家庭条件以及生育本能的影响，并非仅由一人充当。这样“乳母”这一角色便纳入笔者的视野（乳母只有宫廷、官宦及其富贵人家才有能力聘请）。仅就宫廷而言，乳母作为帝王的“奶妈”，其条件要求是相当高的，只要被聘请并且与帝王保持亲密的关系，她们的地位就有可能“一飞冲天”；相应的，乳母一家的地位就此而改变。这是否可纳入Wolf所讨论的“子宫家庭”？这也是母子关系对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与他的理论又有什么不同？
Adrienne Rich的讨论涉及在不受男性权力的支配下，母亲角色带给女性不同的经验。但用这一观点去探讨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代社会，就会让人惊奇地发现汉代虽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但母亲的母职实践，在丈夫生前与死后的空间范围同样存在着诸多迥异。通过个案的研究，或许我们可以就这一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讨论，大陆的研究还处于刚起步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有“母教”“母权”等方面，两者是掺杂论述。
这类著作有毛礼锐、沈观群《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郑珍《中国古代教育名教选读·母教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何晓夏《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等。这些作品主要对中国的母子教育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在《织屡》、《乳母》、《相师》等各篇中含有对母教问题的相关记载。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1），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特点则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得到了介绍。马良怀《〈皇帝与乳母〉师傅关系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6期] 则是从皇族教育出发，阐述了古代皇子是怎样接受教育的等问题，其中有对“备三母制”等机构的介绍，也有关于母权的分析。杨杰《家范·家训》（海南出版社，1992）；毕诚、王培华《东宫文化——中国宫廷教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熊贤君《雕龙刻凤盼成器——皇子教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等教育文章及著作从“保育”“胎教”“文化教育”“道德教育”“教材内容”等方面总体阐述了汉代家教的具体内容，其中有不少是对母教的探讨。而党明德、何成主编的《古代家族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一书的“分论”部分则对古代的女子教育、幼儿教育、家族教育等均进行了简单阐述。这些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由此可见，前人对汉代母亲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母权”“家庭教育”以及对《列女传》和《女戒》的分析等方面。理论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只给予浅显的提及，并没详细的论述。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多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以大规模的搜索资料予以佐证。
三 研究方法及文章思路
本论文所用资料：对于汉代“子报母恩”问题，本论文所使用的资料有汉代历史文献的基本资料，诸如《十三经注疏》、“前四史”、《四民月令校注》、《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也包括考古出土的简牍、画像石、墓志碑铭等资料；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如诗歌、笔记小说等。
本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在深挖文献资料的同时，对所拥有的资料进行分类、比较、考证，然后分析综合并得出结论。此外，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还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如人类学、社会学等，以及西方妇女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存在问题：（1）一些外文资料由于地域所限，难于获得。（2）对于材料的搜集整理，由于资料的零散，加大了搜罗的难度。（3）家庭史作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比起其他传统史学更多元复杂。解决方案：（1）通过网络打破地域限制，加大搜寻外文译本的力度，并进行多方位考证。（2）发掘今人著述，笔记，从中考察史料新来源。（3）多阅读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对现有史料，从新的角度进行切入、分析。
论文预期目标：本文力争在汉代的社会大背景下，分别述说孝道观念对孝子报母恩的影响，子报母恩的途径及母权与子权的关系。争取为汉代在礼制史、文化史、家庭史、妇女史方面提出自己的点滴想法。
笔者认为，首先，母亲以母爱、母职得到儿女尊孝的回报，这是儿女出于生理本性的结果，照儒家所说是合乎人伦的；汉代统治者实施“以孝治国”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这种“本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看出汉代的孝子报恩也存在一定特殊的要求，诸如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孝子后可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做官等。其次，从史料文献记载“孝子报母恩的途径”一题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报生母恩比报假母恩更加详尽生动，从贵为皇帝的汉文帝、景帝至身为平民的江革、郭巨，凡此种种，可看出孝道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报恩的方式笔者概括为：身体上关心、经济上奉养、感情上慰藉、丧后感恩与追思等几个方面。而假母，即只有皇室、贵族、富人才能聘请得起的乳母，笔者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进行了讨论，发现针对社会上层的政治经济地位，身份低微的乳母通过扮演的“假母”这一角色，一生的命运（含其家庭成员）有可能彻底改变。再次，汉代孝道的提倡，给母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母亲在家庭中重要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母权也由此而形成。林红先生认为：女性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无论是何种变化，都应该看作是“夫尊妻卑”框架中的波动，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笔者研究发现，林先生的这个观点在汉代社会是不适宜的。汉代大量的事例表明，在母权（尤其是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占据了家庭中主导地位，“三从”理论在汉代并没有实质性的实施，可以说，子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母权。本文笔者就母权控制子权的原因、子权服从母权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另外，该章最后笔者进行了引申性讨论：针对“三从”理论中的“夫死从子”问题，笔者认为“夫死从子”问题，既不能简单的看作只是一种规范女性总体地位的大原则；也不能断定“从”就是“母顺从于子”。其实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汉代，由于受到孝道思想的影响，“夫死从子”，对嗣子而言，是一种责任感，是孝亲的一个重要表现；对寡母而言，要仰仗儿子，但不能越过子权获得独立，是对母权的一种约束。也就是说，“夫死从子”是社会伦理秩序的一种新界定。对于母子关系中的“子以母贵”及“母以子贵”的现象问题，笔者进行了比较性研究，发现：母子关系趋于一种荣辱与共、难舍难分的境地，母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实为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饶有趣味的方面。
本文试图对汉代“子报母恩”诸问题进行研究，这里的“子”仅指“儿子”。为何取“儿子”作为“子报母恩”的研究对象，笔者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笔者十分认同人类学家Margery Wolf的“子宫家庭”学说。Margery Wolf指出：在父系家长制的社会中，存在着以母亲为核心，以子女（包括亲生和非亲生）为成员，用忠诚和情感为纽带结成的“子宫家庭”。具体的说来，是指女儿在嫁人后，离开了原生的“子宫家庭”，成为夫家的“子宫家庭”中之一员，而儿子则相反，永远待在母亲的身边。这种观点从中国研究的重心“父权、男权”转到“母权、女权”方面，是研究视角的新转变，但这实为中国古代社会家庭模式的常态。在感恩方式方面，古代女性除了未嫁前顺从父母意志，勤练女红、勤修妇德让父母感到欣慰外，另一种感恩的方式便是嫁入豪门甚至皇族以提高父母的社会地位，她们感恩的方式比较单一。男性感恩则呈现出一定的特色，就此，笔者把它作为讨论重点。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男性在社会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人称帝者也只有武则天一人（这些与西欧国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中世纪的西欧，贵族的血统是一定的，女性一样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以致在社会中，上到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都高于女性，女儿在出嫁后，除了能在婆家地位有所上升外，其在娘家的地位不会有质的变化。
最后，封建社会对女性“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欢游，不得出室门，甚且靳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的限制，从而使女性被固化在“女儿——妻子——母亲”的复合结构之中，女性几乎几千年来被排除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更不可能踏入宦海。而封建社会则以“母以子贵”的现实影响着诸多女性，让其通过对孩子的培养来实现其目的，这也成为封建社会中女性追求超越性目标的唯一方式。此外，从女性生物本体的特殊性生理特征来看，她们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还是生命的培育者，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昭示自己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封建社会女性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通过孩子间接实现。
凡此种种，表明母亲与儿子在中国古代社会紧密连为一体，众多史籍资料也就母子之间的亲密互动进行了详尽描绘。但有汉一代（包括西汉、新、东汉）而言，出现众多子报母恩范例的缘由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