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逻辑起点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逻辑起点，是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内在依据。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具有逻辑起点意义和理论奠基功能的实践概念是如何生成的？马克思赋予实践概念怎样的意蕴？拥有这样意蕴的实践概念如何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基础？
应该说，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生成有一个历史逻辑、实践基础、自然科学基础和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两个转变”、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实践概念理论创新等相统一的过程。揭示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生成依据及其创立的理论逻辑，明确马克思科学实践概念的真切意蕴，阐述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总体性和层次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和层次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在整体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逻辑基础，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及学理依据。
第一节 逻辑起点的一般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28]在此，马克思明确阐述了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区别与联系问题，认为研究是通过形式寻找内容，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其内在联系及运动规律；在现实的运动中观念地揭示其逻辑结构及逻辑整体；在此基础上，将研究的结果理论地叙述出来，从而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内在联系、逻辑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内在联系及其逻辑结构，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因此，厘定逻辑起点的含义，是研究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问题的逻辑开端。那么，什么是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有哪些一般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一 逻辑起点释义
在当今的学术话语体系中，逻辑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别。古希腊最早出现的逻辑系统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逻辑是关于有效推理的条件或正确推理的结构和原则的研究。它主要被认为是处理不依赖内容的论证形式，虽然形式和内容的区分有时受到质疑。亚里士多德使逻辑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黑格尔把他自己的哲学称为逻辑学，但对他来说，逻辑不是一个有效演绎的静止的形式体系。毋宁说，它研究思想的过程，按此过程，一范畴被另一范畴所包含，并由此发展为其对立面。这些范畴在一更高的全体中达到统一，这个统一又为发展的下一阶段开辟了道路。……黑格尔也把他的逻辑称为存在的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对事物基于它们的内在矛盾而永恒变化过程的反映。”[129]由此可见，形式逻辑讲究概念内涵明晰、判断具有必然性和推理演绎合理，主要是有思维规律、推理规则等含义；而辩证逻辑则与（经由黑格尔改造了的）辩证法同义。在逻辑本义的基础上，逻辑还衍生出规范性、规律性、必然性、合理性、关联性等意蕴。与此相关联，逻辑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等类型。
那么，什么是逻辑起点？我们知道，起点是一个在有限时间和空间里的开端，即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开始。逻辑起点同样有其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30]在这里，所谓历史起点，即历史上发生的客观事实的起点；所谓思想进程，则是指人们关于客观事实起点的分析研究的开端。客观事实决定思想进程。因此，历史从哪里开始，理论逻辑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历史进程与理论逻辑进程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然而，作为一种抽象，理论逻辑起点不是历史起点的直观反映，而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逻辑揭示。这种由历史逻辑起点决定、渗透着一定理论原则的理论逻辑起点，就是逻辑起点。由此可见，逻辑起点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统一。之所以称之为逻辑起点，正是强调“起点”诞生的客观必然性及合理性，“起点”理论生发的开创性里程碑意义以及内容之间的内在必然性、逻辑关联性和理论体系的一致性、系统性。因而，确立逻辑起点是研究理论形态的逻辑开端。
二 逻辑起点的一般特征
“逻辑起点”又有哪些一般特征？
第一，理论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辩证统一。既然逻辑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之别，那么逻辑起点也是历史逻辑起点与理论逻辑起点的统一。这就是说，思想进程与历史进程、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一致性；科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关于对象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样具有一致性。因此，作为动态的理论逻辑的建构历史，其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必须能够相通相融。这样的特性，要求一个能够涵盖并“打通”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其起点。与此同时，涵盖并“打通”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概念，才能将历史起点包含在逻辑起点之内，从而使其成为与历史逻辑相关联的实在概念。正是这样的现实的实在概念，为整体性理论的联系和发展创造了实践基础和未来空间。如果不与历史逻辑相关联，那么，逻辑起点就会成为脱离客观实际的、纯粹的抽象概念，从而形成黑格尔式的概念自我演绎的封闭圆圈。
第二，逻辑起点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作为理论的奠基性起点，其逻辑开端必须是具体的、有指向的、真实的、最简单的概念。概念具体、真实而有指向，其确立的问题域才能是有边界的、有解的、具体的“真问题”。具有担当逻辑起点资格的概念，是整体性理论的“奠基石”，因而是最直接的。它不需要别的概念为自己奠基，它直接就是理论的开端。这样的逻辑起点必定是最抽象的，相对于具体实践课题或某类事件而言，其涵盖的普遍性最广，因而其内涵较小而外延较大，从而生成的理论才具有内在的逻辑整体性和品质的独特性。唯其如此，它才能够生成某种具体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实现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从而担当起整体性理论逻辑起点的职责。
第三，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相呼应。就历史逻辑而言，其起点必定是时代的具体实践课题或具体的某类事件，因而有始有终。作为理论逻辑，其起点必定是整体性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奇点”。起点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将以开端为根据。开端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将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即它把全部发展都蕴涵在起点之中。逻辑起点与逻辑终点遥相呼应，只有当起点达到了终点才是现实的，即起点要在终点中实现。这就是说，逻辑起点使得理论体系在与历史逻辑相联系的实践过程中，与时代同步并自我规定、自我实现、自我演绎和自我发展，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整体逻辑结构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的逻辑“圆圈”，从而前后呼应、首尾关联，水乳交融、浑然天成，变化发展、与时俱进。在这里，所谓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的和相对的，因而是有限的，其构成的“圆圈”亦是具体的、相对的和有限的。因此，所谓终点是相对于特定的起点而言的。事实上，某一逻辑的终点同时又是另一逻辑的起点。理论体系就是一个由许多发展“圆圈”所构成的统一的逻辑集合体。
第四，逻辑起点具有必然性和开创性。逻辑起点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及鲜明的开创性。起点者，起始创新之谓也。就其历史逻辑而言，起点是历史进程时空中的具体接点，同时又是新历史事件的具体拐点，是必定要发生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就其理论逻辑来说，它富有新意，开创了新领域。如果没有新意或独特性，其理论就只能是别的某种理论的构成部分，而不能成为具有起点意义的独创性、独特性的理论。正如肯定与否定同时存在于某一事物之中一样，必然性与开创性也同时存在于逻辑起点之中。
第五，逻辑起点具有奠基性和客观性。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和理论开创性基础之上的逻辑起点，具有奠基意义和合理价值。如前所述，逻辑起点是整体性理论的“奠基石”。然而，逻辑起点不是人们任意确定或随意选择的，也不是人们可以随便指认的。逻辑起点的前提条件是客观性。这就是说，客观性是逻辑起点得以确立的依据。唯其如此，逻辑起点才能拥有确立的客观依据和事实支撑，才能具有客观性和奠基性。
第二节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历史逻辑起点及理论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确立自己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的？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实践活动并实现了怎样的转变，才确立了工人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解放胜利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逻辑起点的？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历史逻辑起点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深刻把握时代的实践主题、反思既往理论的品格及得失、超越时代同人、创建新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科学技术综合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无产阶级成为社会实践主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时代的实践主题、实践方式、实践特点、实践需要等，为马克思赋予实践概念新的时代内容，为创立科学的实践观提供了客观依据，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体上是时代实践的产物，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需要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历史逻辑起点。
（一）世界历史及其开端
科学技术的综合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人类“世界历史”之门。工人阶级[131]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工人阶级创造世界历史的实践活动，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诞生。
第一，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道：“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32]劳动创造世界，实践生成历史。劳动实践创造和生成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33]人类历史有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民族历史是一定民族在相对封闭、相对单纯的环境条件下，各个民族相对独立地创造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在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其民族特性不断得到完善。不断完善的民族特性成为人类共同的世界资源，成为世界历史诞生的发源地。世界历史则是各个民族走出相对封闭状态，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共同创造人类世界的历史。“世界历史”概念，主要在内容和层次方面揭示了人类共同体在生产方式、交往范围、生活状态等实践方面的深刻变化。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主要是生产力、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类实践方式的发展史。人类实践方式的发展，就是在不断进步了的生产力的支配下，逐渐从狭隘的、独特的民族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既是人类不断打破地理疆域屏障和克服民族心态隔阂而不断实现其社会性本质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身不断完善、不断拓展生存实践和交往的空间、不断获得彻底解放，使世界各民族相互依存并走向统一的过程。同样，世界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第二，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推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乃是新的生产力及其发展。“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34]以机器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便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人力、畜力、风力等自然力的田园婉唱。机器的人造、可控、可移动等特性，促使社会的生产方式向着更加广阔的领域进发。这样的社会生产力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甚至社会的上层建筑，使得各个民族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新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得以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也因之得以消失，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由此可见，世界历史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中引发出来的社会结果。因而可以按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推演世界历史的进一步演进和发展。
第三，世界历史开始于资本时代。走向世界市场的普遍交往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另一个前提条件。可以说，世界历史肇始于资本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经济形态。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等发现美洲，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等发现大洋洲，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进程。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35]。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是与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大工业、大市场、资本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以蒸汽和机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得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大市场，大市场促使商品和交通运输业、通信业得到巨大发展，从而又反过来更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和资本的国际化。“资本”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通过商品的买卖关系，形成了雇佣劳动制；通过市场，建立起统一开放的社会关系；通过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了市场的融洽功能。因而，它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孤立城堡所构成的分离状态，开放的大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吸纳功能，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冲动能量和融合磁场。“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136]它开始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程。“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7]大市场开始了大融合，大融合实现了大历史，人类历史从此走向了世界历史。大工业、大市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起点，它开始了人类世界历史的新进程；资产阶级即资本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发展的工具，使得人类社会开始向着国际化、统一性的方向迈进，使以资本为财富象征的社会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起点，并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第四，世界历史包含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表现在生产力的世界化，生产、交往范围的国际化，各民族之间的依赖性增强和社会管理方式的统一化等方面。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消费和精神生产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38]“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况。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富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39]人口、生产资料和财富的相对集中，生产方式、交往范围的日益扩大及内容的深化，加之消费甚至精神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的管理方式、管理机构和规范的世界标准成为现实。这些便构成了统一的民族历史即世界历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
（二）工人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求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时，是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与人类彻底解放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历史必须由“世界公民”——工人阶级来建构。
首先，“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工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140]现代工人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社会新生产力的代表。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41]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主体——工人阶级就是创造世界历史的阶级。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它必将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其次，现代工人阶级是真正具有国际性的社会主体，具备充当世界历史创立者、承担者、推广者的资格和职能。“工人没有祖国。”[142]它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世界是工人阶级的祖国，国际性是工人阶级的属性。工人阶级具有永不停息的发展动能和远大的发展前途。现代工人阶级与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大工业紧密相连，也与世界大市场息息相关，由此便决定了工人阶级不具有任何狭隘的民族意识，而是与人类的本质特性相一致的，因而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能够联合起来。这也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实践性，它能与人类的整体事业和世界发展大趋势同步前进，而不会被历史所抛弃，因而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能够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人，成为世界历史的执行人。由于“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43]，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44]。世界历史只有不断地在工人阶级的推动下才能实现自己，只有跨越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才能发展自己，只有真正地实现工人阶级个人解放从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才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完成世界历史的历史使命。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在机器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走向成熟。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层层叠叠的等级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阶级对立关系，因而使人们无法看清各阶级之间斗争的物质原因。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这种阶级对立的情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45]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源于两个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持续存在使人们可以看清，如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一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将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产生于工人阶级的实践需要。工人阶级创造世界历史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来动员和武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派生出的三大矛盾：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缩小的趋势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批企业商店银行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股市狂跌，信用被破坏。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从1825年爆发第一次全局性经济危机开始，每隔一些年就会周期性地爆发。这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46]
资本主义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社会化大生产，同时，还造就了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壮大了的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准备了掘墓人，为社会主义造就了开拓者。工业革命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更给无产阶级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只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必须先为资本家创造丰厚利润而辛勤劳作，才能得到勉强养家糊口的微薄工资。在工厂里，工人只是机器的简单附属品，完全失去了人的尊严和自由，失去了劳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且，由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存在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周期性，既需要大量在职的雇佣工人，又需要庞大后备的失业大军，从而加剧了无产阶级内部雇佣工人和失业大军之间的穷苦竞争。在职的雇佣工人因为存在着失业的压力，被迫接受更加辛勤的劳作和更加低廉的工资；后备的失业大军又因脱离了雇佣工人的地位，使得生活更加贫困。无产阶级遭受着无法忍受的劳动折磨和贫困折磨，这双重折磨迫使其不得不走上反抗资本主义的道路。
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经历了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过程，无产阶级也在斗争中不断成熟。无产阶级及其斗争成熟的显著标志是19世纪30～40年代欧洲最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先后两次举行武装起义，标志着法国工人开始走上独立政治运动的道路，由此揭开了工人运动史上的新篇章。1836～1848年，英国先后发生了三次“人民宪章”运动。宪章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无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生力军走上了政治运动道路。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发动了起义。起义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标志着工人已经形成了自觉的对无产阶级本质属性的自我意识，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的成熟既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进入一个风起云涌的崭新阶段，也表明无产阶级不仅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阶级，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和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但是，这三大工人运动最终都失败了，这又表明了在强大的资产阶级统治力量面前，在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趋势中，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能反映自身主张、代表自身利益新的革命理论，为他们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武装、指明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理论。这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提出了十分迫切的客观要求。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47]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在这种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政治实践和现实需要中创立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148]作为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直接实践基础。
工人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社会新生产力的代表，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工人阶级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是劳动者，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劳动者自我解放的开始，意味着人类解放的开始。因此，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不是自私的、狭隘的，而是以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必将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以工人阶级主导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人类社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而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能够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人，赢得整个世界。这样的基本属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生命力，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整体性。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149]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研究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不仅要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予以概括和总结，还要对无产阶级社会作用及革命经验、无产阶级解放胜利的条件等予以概括和总结，在整体上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历史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具有整体性。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理论逻辑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是创立和完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遵循的是创立科学理论的思维逻辑，即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科学的理论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概念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知识体系。建构科学的理论必须遵循基本的建构逻辑，如抽象方法、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理所当然要遵循理论建构的一般逻辑，具体而言，主要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的理论建构逻辑。“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一生从事理论研究和理论阐述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在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所能发现的所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借助于科学的抽象，使直接的感性材料上升为经过加工的思想材料，形成特定的概念、范畴、理论观点；然后，再通过构建框架结构、使用语言文字等方式表达出来。”[150]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进而确定自己理论的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为立论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及其“活动”作为考察“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共产党宣言》中则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逻辑起点；在《资本论》中则“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思维的进程中，范畴发展的顺序应该是从最简单的范畴发展为复杂的范畴，前者为后者提供根据和前提，后者为前者提供论证和发展。”[151]“只有在资本新投入的时候……货币形式的资本才表现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但对每一个已经处在过程中的资本来说，起点和终点都只表现为经过点。”[152]分析提炼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确立逻辑起点的理论建构方法，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整体性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实践为逻辑起点。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历史逻辑起点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的实践活动，如工人阶级创造的“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工人阶级从事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工人阶级从事的生产商品的实践活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理论逻辑起点也是实践，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现实的人的“活动”示之，在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以清晰展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同样明确表明。这就是说，实践既是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逻辑起点，也是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逻辑起点[153]。
第三节 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的客观依据
在“世界历史”时代实践主题的感召下，在完成了思想观念和社会立场的根本转变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便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建构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建构历程是以实践概念的创立创新为逻辑起点的。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逻辑起点意义的实践概念是如何生成的？其真切意蕴是什么？马克思[154]实践概念有其生成[155]的历史逻辑、实践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等客观依据。
一 实践概念生成的历史逻辑[156]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优秀思想理论的结晶一样，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创立同样是人类实践思想发展的产物，遵循着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
将人的活动方式、行为特点概括表述为实践，是人类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据史料记载，第一次在哲学领域应用实践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说：“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要继续教导、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157]在这里，实践只是一种道德行为，其基本含义是通过自身践履高尚的德行，引导人们获得知识并行善事。可以说，苏格拉底语境中的实践，凸显的是一种实践意识，是一种以实践主体自身的知识、德性为基础的内心的行为原则。
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概念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实践问题提升为一个哲学问题，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词义上，praxis指广义的即活动意义上的实践。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实践（praxis）一词的使用也有多重含义。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践是行为或活动（action）的希腊词[158]。在一般意义上，实践与运动相关，泛指宇宙中万事万物普遍发生的运动现象。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存在物，无论是有生命或无生命的，都有活动的属性。在生物学意义上，实践与行为或活动相同，指动作者——人类和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有意做的任何事情。例如，植物共同的活动是营养和发育；动物共同的活动则是以它们各自种属的属性来感觉和运动。“所以很显然，自然是一种原因，一种为了一个目的而活动的原因。”[159]在人类学意义上，实践仅限于执行理性的选择，仅限于只有人才能做的事情。“因为做乃是或应该是行为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者要对所做之事负责任。这层含义是道德哲学的中心，也与自由意志和义务问题相关。”[160]“亚里士多德也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使用praxis一词，意指以自身为目的，而不仅仅为了某种另外目的所进行的理性行为。这层含义对应于生产（希腊词：poiesis），即为了某种目的而生产。”[161]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活动在于他灵魂的合理性的活动与实践。因此，人是什么，取决于他的现实活动，即他在其实践的生命活动中所实现的东西。而人的活动包括理论的活动、制作的活动以及实践的活动三类，其中理论的活动最高，实践的活动最重要。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虽然把实践活动从理论活动中划分出来，但他给予了理论活动更重要的地位，实践也主要是指伦理和政治行为，而生产或制作则处于次要的地位。
康德哲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在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新航程。其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但在实践概念的基本属性上仍然继承了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的伦理特性。从总体上看，康德进行实践研究，意在强调自由意志的自主、自决及其客观有效性。尽管康德的实践观极大地弘扬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他对实践的界定依然是在道德领域内进行的。尽管康德区别并分析了“技术地实践”与“道德地实践”[162]，但是他仍然认为，实践乃是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是理性规定意志并通过意志达到目的的活动。由此可见，康德所谓的“实践”，主要是指人类内心的道德修养。“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并非指人的有物质动机的意志，而是空洞形式的‘纯粹意志’，他所谓的‘实践’也不是指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而是意志使其行动准则与道德律相契合的活动，即意志本身内部的抽象活动。康德确立这个论点是为了把他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同宗教结合起来，调和道德与幸福的矛盾。”[163]
在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内，“绝对精神”是“创造”万物的实践主体，而实践活动则是“绝对精神”“创造”万物的对象化与异化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然而，在黑格尔哲学的论域之中，实践概念的意蕴发生了重大变革，即第一次从一个伦理道德概念上升为具有本体论意蕴的总体性概念，并使之拥有了基本的含义——人的现实劳动。也就是说，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把生产劳动提升到哲学层面，认为“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164]。但是，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理解为人的本质，认为实践的目的是自由，强调实践是以自由为目的的有意识的中介活动，把劳动只是当做“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一个逻辑环节，因而劳动最终被归结为抽象的精神活动。
费尔巴哈把实践概念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牢笼中解救了出来，并第一次使实践成为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如果说黑格尔是第一次赋予实践劳动蕴涵的哲学家的话，那么，费尔巴哈则是第一个将实践概念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但是，他又同亚里士多德一样，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真正人的活动，同样是在“卑污的”、低俗的层次上界定实践。
综上所述，自苏格拉底在自身道德行为意蕴上提出实践概念以后，实践概念主要是在伦理道德范围内使用的。尽管亚里士多德赋予了实践概念劳动的意蕴，这一思想经由黑格尔的发展，直到费尔巴哈的根本改造，但是并没有跳出精神或理论主导的窠臼。因此，总结历史发展，转变思维方式，超越精神之域，赋予实践概念真切表达人的本质的意蕴，是拯救实践概念的必然选择。马克思总结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65]费尔巴哈的实践观标志着传统实践观的终结。新世界观的诞生和新实践观的创立、赋予实践概念新的意蕴，是理论历史演绎的逻辑必然。
二 实践概念生成的实践基础[166]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历史进程与逻辑进程是统一的。实践概念内含的历史逻辑与时代的实践逻辑具有一致性。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新的实践方式和实践主体，为马克思创立新的实践观，赋予实践概念新的意蕴，提供了现实的实践基础。
实践概念总是与人的活动方式、行为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实践又总是与社会历史的具体实践活动密切关联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总是包含着具体的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方式、实践活动等要素。在实践的多重要素中，实践主体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实践主体是实践客体的确立者和实践方式、实践活动的行为执行者。因此，与实践主体的历史特性相联系，实践概念的具体意蕴也呈现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这一内在承袭沿革的历史逻辑，又总是与时代的实践主题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与实践主体的具体特征密切相关；总是对当时现实实践活动的抽象和概括，特别是对实践主体的时代特征、社会地位、历史作用等的抽象和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概念的具体意蕴，既有其理论发展的内在的历史逻辑，又呈现出与实践主体及其实践活动的具体特征正相关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作之前的实践主体，主要是代表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少数“杰出的”英雄人物。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少数“杰出的”英雄人物的利益是排他的、狭隘的，其实践价值目标也必然是排他的和狭隘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排他性和狭隘性。“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167]“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68]因此，他们必然会将自己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甚至意志上升为普遍的、抽象的精神主体，其精神主体成为独立自为的“实践主体”之后，历史也就成为“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或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169]。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广大的芸芸众生，即普通个人必然丧失其独立性，而成为实现少数英雄人物思想和意志的工具，他们的物质创造活动则成为“卑污的”、低俗的“实践”活动。因此，唯心史观只是考察了人们行为的思想动机，并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少数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甚至意志。因此，唯心史观未能考察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也未能认识到普通个人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从而未能考察物质生产这一现实基础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作用。“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70]因此，唯心史观根本不可能认识并肯定物质生产实践及其实践主体的决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唯心史观在道德、精神或理论的窠臼里规定实践概念的基本意蕴，旧唯物主义对物质生产式“实践”做庸俗的理解和规定，既有其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又有其时代的实践局限性。
在马克思从事理论创造的历史时期，社会实践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社会实践的主要方式，工人阶级成为新兴的生产力代表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主体。这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实践观，赋予实践概念革命的、能动的积极意义，奠定了现实的实践基础。
第一，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了社会化大实践，为认识和确立革命的、能动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践主体创造了实践条件。社会化大生产把世界联为一体，推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把具有人类品格和世界意义的实践主体——工人阶级推到了历史的前台。社会化大生产使得社会日益分化成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发现和认识无产阶级的实践功能和社会价值提供了直接的现实依据。对时代具体实践主体特性进行抽象分析，必然形成这样的认识：“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71]其他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人口和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均是在这一“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这样，物质形态的生产实践便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第一位的决定要素，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实践主体亦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第二，工人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新的生产力的实践承担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主体，是社会新生产力的代表，是实践概念本质意蕴的体现者。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生产力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成员的特性来体现并实现的。因此，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活”的因素和现实承担者，是人类社会新形态的建立者。正如奴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建立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资产阶级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必将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工人阶级的实践功能和社会价值体现了人类实践的本质——推进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的解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2]因此，赋予实践概念能动的、批判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等意蕴，真切地表达了人的本质特性。
第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73]这样的解放运动的目的绝对不是自私的、排他的和狭隘的，而是与人类的本质特性相一致的。现代工人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要求社会对生产过程实现计划调控，也要求社会占有和分配劳动产品。这一切客观需要都要求现代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因此，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工人阶级反映并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他们的客观要求与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一致的，是真正具有国际性的实践主体。因此，他们的解放意味着人类的解放，他们的实践与人类的本质特性相一致，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具有能动性、变革现实性和创造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开拓性的创新工程，是在对旧理论特别是思辨哲学的反思、批判和超越中进行的，是在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人阶级的实践特性的分析、总结和归纳中实现的，也是在亲身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完成的。“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174]“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75]德国政治意识形式的理论基础是思辨的法哲学，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同样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到实践那里去寻找解决理论问题的方案。因此，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而应该与现实的实践课题、实践方式、实践力量相结合，用彻底的理论去武装群众，用实践的力量去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理论。这个理论彻底地抓到了人的根本，即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人类的解放是由工人阶级的解放开始的，是在工人阶级的解放实践活动中进行和实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抓住了工人阶级的根本——解放自身和人类解放。工人阶级实现解放自身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是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具体实践方式及其蕴涵着的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基础或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是在总结概括工人阶级实践方式的基础上，将蕴涵在工人阶级实践方式中的精神升华为普遍意蕴的实践概念。因此，对对象、现实、感性，要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方面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特别是要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实践主体及其实践方式中去理解。因此，对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不能进行低俗的规定，而要看到其“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要赋予实践“对象性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等意蕴[176]。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实践是一个包含社会实践主体的、创造现实世界的、积极的、进步的、与合理性相联系的“正能量”概念。
三 实践概念创立的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创立还是在总结自然科学成就及其实践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历来十分重视并研究当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新发现、新理论和技术领域中的新发明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177]恩格斯也是如此，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178]技术，在他看来，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是直接导致工业革命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作之一《反杜林论》，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即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优秀科学文化遗产，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总结了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从而形成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更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然科学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及进化论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
在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一些主要部门相继由经验领域进入理论领域，即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阶段，由分门别类研究进入研究自然界的相互联系，由研究单个事实进入研究过程和变化，由研究力学的因果关系进入研究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本质。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全面发展，促使欧洲社会进入科学的文化世纪。正如恩格斯所说：“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179]在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转化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生动而深刻地展示了自然界唯物辩证的客观辩证法，为人们认识和总结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为自然辩证法的创立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之所以能够用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自然，是因为其是以当时一系列自然科学成就为事实依据的。
175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康德认为，太阳系是在同一团尘埃微粒组成的弥漫星云中，通过吸引与排斥的矛盾运动，逐渐发展成为有秩序的天体系统。1796年，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发表了《宇宙体系论》，也提出了类似的星云假说，并对星云假说进行数学和力学方面的论证。后人把这两个类似的假说称为“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这一学说认为，地球和整个太阳系是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从物质自身具有吸引和排斥的对立统一来分析天体的发生和发展，既是唯物主义，又符合辩证法，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天文学方面的论据。
19世纪40年代，迈尔、焦耳等人通过各自的途径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这个定律表明，自然界的各种能量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按固定的当量关系相互转化，在转化过程中，能量既不会增多，也不会消失。因此，自然界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这为形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观念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
19世纪初，英国化学家道尔顿建立了原子学说，用原子的化合与化分来说明各种化学现象和化学定律间的内在联系。原子论认为，物质世界的最小单位是原子，原子是单一的、独立的、不可被分割的；同种元素的原子性质和质量都相同，不同元素原子的性质和质量各不相同，原子质量是元素的基本特征之一；不同元素化合时，原子以简单整数比结合。原子论是人类第一次依据科学实验的证据，系统阐述微观物质世界特性的理论，生动地展示了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180]。
1828年，德国化学家维勒发表了《论尿素的人工合成》一文。维勒用普通的化学方法，用氰、氰酸银、氰酸铝以及氨水、氯化铵等无机原料合成有机物尿素。“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只能在活的有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就证明了适用于无机物的化学定律对有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平了。”[181]无机界与有机界之间的联系，说明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在有差异的地方同样具有一定的联系。
1838年，德国生物学家施莱登发表了《关于论植物起源的资料》一文，指出植物是由细胞组成的。1839年，德国生物学家施旺（1810～1882年）发表了《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的一致性的显微研究》，明确指出动物和植物一样，也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学说的建立，揭示了动植物结构的统一性，更进一步证明了世界普遍联系的特性[182]。
正是由于上述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和普遍联系，揭示了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以及这些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填平了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鸿沟。“有了这三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被归之于自然的原因。”[183]正是在概括、总结自然科学蕴涵着的客观辩证法意蕴的基础上，生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说，“整个外部世界”包含“自然和历史”“认识体系”[184]，即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中，自然辩证法实质上是关于科学研究实践主体的实践活动的理论，它所蕴涵的彻底唯物主义、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以及世界辩证发展的一般规律等思想，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内在本性。而发现这些属性的“科学文化实践”是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185]。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一个道理，即实践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创立的内在逻辑。与此同时，自然辩证法还证明了一个真理，即实践与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联，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社会观和思维观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因此，新世界观视域中的实践概念，是将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等基本形式统一起来并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总体性概念。
第四节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科学意蕴
对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客观材料是其外在的必要条件。要对外在的客观材料予以科学的总结提炼并升华创造为科学的理论，还需要一系列主观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只有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才能发掘外在客观材料所蕴涵着的时代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身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思维和“人民情结”，是创立科学的实践观、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逻辑起点。由此可见，正是在一系列主客观生成依据及理论创新的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实践概念的革命性变革，使古老的实践概念获得了新的科学的时代意蕴。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活动与“两个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青年时代信仰过在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接受过在那个时代风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然而，就在他们依据理性主义原则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思想上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政治上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正是这样的转变，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观念基础和社会立场基础，确立了理论的价值指归和理论建构的实践思维。
（一）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及“两个转变”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市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他的童年和中学时期是在其故乡度过的。学校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教育对马克思的成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他立志从事服务人类幸福的职业。这在他的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显露无余。强烈而自觉地追求正义和崇高的人类进步事业的人生志向、为劳动大众的福祉讴歌的价值追求，成为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强劲的精神动力。
1835年马克思考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学，次年转入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是当时德国思想斗争的中心，也是黑格尔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经历了他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837年，马克思参加了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并成为其中有影响的成员。由于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他渐渐从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向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1839年，马克思开始研究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哲学。1841年4月，他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从其论文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坚定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者，他把自我意识看成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认为随着精神的变革必然会带来社会现实的变革。他在其博士论文中还对宗教和封建专制展开了批判，提出了要把人从宗教和封建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要求，这一点，无疑体现了他坚定的无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精神。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他由此开始了由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进程。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86]。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首次直接研究了广大贫苦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探讨了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关系问题。针对当时德国普鲁士政府通过的一项把未经林木所有者许可在森林中拾捡枯树枝的行为视为盗窃的法案，马克思为穷苦群众辩护，极力呼吁：“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187]通过此事件，马克思看到了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律的支配作用。1842年12月，马克思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写成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88]一文。文章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189]不难看出，马克思已看到客观的社会关系对人们的意志和行动的制约，对国家制度和管理原则的制约，这为他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素材。
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也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2年10月，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持保留的态度，认为共产主义有其合理性和重要性。“单凭奥格斯堡报在空话中使用过共产主义这个词，共产主义也就具有欧洲性的重要意义了。”[190]马克思还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研究，为他以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从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到1844年2月出版《德法年鉴》，是他完成“两个转变”的关键时期。1843年3月中旬至9月底，马克思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著作阐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唯物史观观点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的形成，表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已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它们标志着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曾在一段时间里困扰着马克思。他后来还在回忆中特别指出：“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191]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就是把“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192]。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国家观念中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批判了他把现实关系与观念头足倒置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得出了与黑格尔法哲学相反的结论，即市民社会和家庭决定国家。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193]“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194]“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195]从这些阐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初步解决了长期困扰自己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已初现雏形。
1843年，布鲁诺·鲍威尔发表了《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文章，提出了社会压迫的根源在于宗教，犹太人要获得解放，首先就要消灭宗教的观点。鲍威尔把人的解放简单地归结为消灭宗教，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在批判这种错误观点时指出：“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196]所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先消灭产生宗教的世俗基础本身，即消灭产生宗教和使其长期存在的私有制与阶级压迫根源。另外，马克思还批判了“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他指出：“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197]“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198]因为政治解放实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实现的是资产阶级的解放，还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它只为人的解放创造条件。真正的人的解放，只有通过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自由和能力向人的真正复归才能实现：“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99]这一思想表明，马克思已完全划清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过，究竟由谁来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呢？马克思还未提及。
1843年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实现人的解放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魏特林提出的“未来只属于工人阶级的思想”，并提出要实现人的解放，唯有废除私有制；要废除私有制，必须形成一个新的阶级，即“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200]，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201]的阶级——无产阶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有革命的理论做指导，用理论掌握群众，指导革命实践。至此，马克思已完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第一次论证，这意味着他在思想上的“两个转变”彻底完成。
（二）恩格斯的实践活动及“两个转变”
几乎在同一时期，恩格斯在社会实践中，从另一条道路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他发现了经济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看到了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革命作用。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城的一个纺织厂主家庭。他的童年是在故乡伍珀河谷度过的。1834年，恩格斯转入爱北斐特市立中学读书，受到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学未毕业，他就迫于父命弃学经商。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他在不来梅的一家商行当办事员。这是恩格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到不来梅不久，他就同激进的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建立了联系。该团体实行宪政、取消宗教强制、反对封建压迫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对恩格斯的影响甚大，使他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坚定立场。他在1839年春写的《伍珀河谷来信》中，就揭露了伍珀河谷工人的悲惨境遇以及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压榨。他说，工人“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202]；社会的“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203]。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是满不在乎的”，“他们借口不让工人酗酒，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204]。恩格斯对伍珀河谷工人贫困境遇的深刻揭露，表明了他对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
在不来梅期间，恩格斯写的一些著作还反映了黑格尔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以及他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转变。例如，他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道：“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205]“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206]1840年12月，恩格斯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黑格尔派的重要影响：“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只是现在，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才变成照耀着世纪运动的灿烂的思想明星。”[207]黑格尔的思想对恩格斯影响甚大。这一时期，他借助于黑格尔的学说彻底摆脱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并力图从黑格尔的学说中寻求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思想武器。
1841年9月至1842年9月，恩格斯去柏林服兵役，同时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到柏林不久，恩格斯就投入了反谢林的斗争中。从1841年12月至1842年4月，他先后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揭露了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歪曲和贬低，维护了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特别是其辩证法，认为辩证法是“强有力的、永不静止的思想推动力”[208]；同时又指明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他的保守的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黑格尔本人也要遵从他自己的下述名言：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209]另外，恩格斯还深刻批判了谢林的启示哲学，认为它是“把信仰和知识、哲学和启示调和起来”[210]，背叛理性和科学的原则，为封建制度辩护的反动哲学。在此期间，恩格斯也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浸染，肯定了费尔巴哈对理性问题的说明。“理性只有作为精神才能存在，精神则只能在自然界内部并且和自然界一起存在，而不是比如脱离整个自然界，天知道在什么地方与世隔绝地生存着。”[211]尽管此时的恩格斯还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不难看出，他已经萌生了某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因子。
1842年11月，恩格斯奉家庭之命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当了一名职员。在英国期间，恩格斯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正如列宁所言：“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212]当时英国是西欧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通过访问曼彻斯特的工人区，参加工人集会，与英国工人运动家建立直接的联系等途径，深入了解了英国的社会状况，直接接触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他对英国社会状况和工人阶级境遇的深入了解，加速了他世界观的发展和转变。当然，初到英国的恩格斯实际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者。例如，他在为《莱茵报》写的《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中谈道：“有一个问题，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一个顽固的不列颠人，却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那就是所谓的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213]可见，当时的恩格斯主张物质利益取决于精神和意识。约半个月后，在英国不同阶级围绕谷物法的斗争中，恩格斯看到了造成阶级冲突的物质利益根源。他指出：“英国只有三个大党：土地贵族的党、金钱贵族的党和激进民主派的党。”[214]“贵族紧紧抓住自己那种使农业破产、使贫苦农民挨饿的既得权利”[215]，反对废除谷物法；而资产阶级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要求废除谷物法，“要求谷物自由输入”[216]。从这里，恩格斯看到了物质利益对法律制度起到的决定作用，这也表明，他在哲学立场上，开始向唯物主义靠拢。1842年11月，恩格斯在《国内危机》一文中谈道：“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一个以后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217]“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218]恩格斯指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途径，说明他在政治上已经完全超越了革命民主主义。次年11月，恩格斯发表《大路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该文评述了英、法、德三国盛行的共产主义学说和运动。他指出，共产主义“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219]；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220]的社会。发展至此，应当说，恩格斯已基本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如果说，马克思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在落后的德国，是在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实践基础上，通过分析批判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来实现的话，那么，恩格斯世界观的彻底转变，则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调查工人阶级状况的实践基础上，通过分析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来实现的[221]。1844年2月，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222]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1843年伦敦版》两篇文章，标志着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写于1843年秋至1844年年初，这是他写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后来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223]。《大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大纲》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私有制。恩格斯把私有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垄断、经济危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社会利益的对立、工人阶级的贫穷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都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要消除这些社会弊病，只能全面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此外，恩格斯还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过剩实际上就是穷困人口的过剩。这种“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224]，是私有制造成的。列宁高度评价了《大纲》，认为它“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225]。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1943年伦敦版》写于1843年10月至次年1月。恩格斯在文中肯定了卡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现象的揭露，同时也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宗教观和历史观。恩格斯指出，卡莱尔解决问题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226]。“我们要推翻卡莱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我们要把人因宗教而失去的内容归还给人；这内容不是神的内容，而是人的内容，整个归还过程就是唤起自我意识。”[227]恩格斯主张彻底地向宗教宣战，神只是人本身歪曲了的反映；只有抛弃抽象的神的概念，人才能“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228]。恩格斯还批判了卡莱尔的英雄史观，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些思想表明，恩格斯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三）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各自实现“两个转变”之后，1844年8月，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回国，途经巴黎时会见了马克思。这一历史性会见，开始了他们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们兼备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双重品格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同时也是理论家。因此，相对当时工人阶级的革命家而言，他们有系统的理论和深邃的思想；相对同时代的理论家来说，他们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与此前人们进行理论活动时的“观念批判”“理性批判”“思想批判”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着“实践批判”和“实践思维”的创新逻辑。他们通过对当时社会经济现实的批判，进而对维系当时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形形色色的哲学理论、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等进行批判，为新理论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推进，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显现，工人阶级在大工业发展进程中不断壮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封建专制制度而进行革命斗争。这一切为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诞生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工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创立科学的理论体系。”[229]在完成“两个转变”的同时以及随后的短短几年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事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工作。他们阅读了当时几乎所有记载人类思想认识成果的重要文献，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与合理成分。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精心研究了德国古典哲学，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批判了他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以发展，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而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改造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吸取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中的积极成果，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剩余价值论；他们着重研究了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批判了该学说的空想性，吸取了其中积极的理论成果，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然而，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哲学理论创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的目的，主要不在于理论研究和创造本身，而在于为改造社会、变革现实、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进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世界观方法论的支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都不是孤立的、各自独立创造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论证，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同时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从整体视野去理解，而创立起点的整体性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基础。
二“两个转变”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起点的整体性是由多重逻辑构成的，其中科学实践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实践概念是科学实践观的精髓和核心，科学实践观与实践概念是同时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是与他们的实践历程和心路历程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各自的道路上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两个转变”的实践历程和心路历程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亲身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两个转变”的关键，也是他们形成科学实践观的关键。只有亲身参加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了解实际并发现问题，才能从实践中吸取智慧，才能实事求是地关注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目的等内容，才能产生尊重实践的思维方式，才能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形成科学的实践观。正是深入社会实际和工人生活的亲身实践，既为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创立新世界观提供了实践基础，又为其阶级立场的转变、公开地站在普通市民和劳动群众一边提供了现实道路。正是这两个转变——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使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自己原来的阶级特性，实现了把自己的事业与壮丽的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联为一体的伟大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使马克思恩格斯“凤凰涅槃”般地超越了生命的有限而获得了价值的无限。也正是这样的结合，使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能够在自己阶级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开展，从而开始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历程。因此，“两个转变”的完成，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而且对扫除人类社会的迷雾和推动历史前进，尤其是对工人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事业，都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创新活动的逻辑轨迹大体是：亲身参加现实实践活动→对社会的制度予以反思，发现其与现实问题的矛盾→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予以反思→对意识形态的支撑理论予以反思→理论批判、实践批判→“两个转变”→科学实践观和实践思维的确立→实践概念的创立→新理论的创新建构。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客观的实践活动是历史逻辑起点，科学实践观则是其实践概念生成和理论创立的思维逻辑起点。那么，科学实践观对科学实践概念意蕴的确立有怎样的影响？
第一，问题导向。从现实的、当前的、具体的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先在原则或教条出发，双脚站在大地上而不是头足倒置地“从天国到人间”，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创新活动所遵循的首要思维逻辑。正是这一观察世界方法的根本“颠倒”，把颠倒了的世界观重新颠倒了过来，从而否定了形形色色先天的神圣逻辑及抽象的教条逻辑，使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人类社会最大量、最普遍、最基本的“第一个前提”，即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及其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从自然那里获得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之上，人们进行社会关系、人口自身和精神意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于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实践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实践观念是“新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逻辑出发点。这样的实践观必然生成实践主体的人民性、先进性和实践客体的现实性等意蕴。
第二，实践思维。以具体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就必然要肯定实践主体创造世界的主体性，就会看到现实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于是，从实践出发看现实、观世界是首要的思维原则。这样的实践思维必然注重关注实际，关注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方式、实践目的、实践手段等实践要素及其在现实实践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理论创造结合实际，为实践服务。实践思维、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创造之路，为理论的价值指归和社会功能指出了合理化道路，规定了理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宗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创造不是简单重复既往理论“认识世界”的冥思遐想，或陶醉于概念王国的智力游戏，或漫步于神秘的幽思殿堂，而是为了分析现实的实践问题，给世界以“普照光”。他们遵循这样的理论致思路径：现实的、当前的、具体的客观事实→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现实生活的决定因素→物质生活的决定意义→物质生产的决定性→物质资料生产者是历史创造者→实践主体及生产力的根本作用→生产方式→社会存在→世界的本质及其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从司空见惯的客观事实出发，不断追问其原因，最后论述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样的理论致思路径意味着，客观事实、亲身实践活动是其理论创立的客观逻辑起点，实践概念及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理论逻辑起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创造的根本任务是建构统一的世界图景，从而合乎逻辑地得出“劳动者是历史创造者”的终极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创造的根本目的是为工人阶级进而为人类社会的彻底解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及其事业的讴歌并为之奔走，不是“同情”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艰难处境，更不是高高在上地去“拯救”他们，而是看到了他们与先进生产力的现实联系，看到了他们所承载的改变世界、创造历史的责任和能力，看到了他们的历史责任与人类社会发展逻辑的一致性，从而生成了“人民情结”，生成了实践概念的革命的、批判现实的意蕴等，生成了实践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社会功能。
第三，客观思维。从现实的、当前的、具体的事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必然尊重实际，生成客观思维。所谓客观思维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的本来属性，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认识和实际相一致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将世界看成独立的先在的物质世界，有利于发现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这样的思维方式必然会看到社会生活最基本的方面——人们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生产关系、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即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将实践方式一般地归结为物质生产方式、社会实践方式和精神生产方式等类型，为形成能动的、对象性的、批判现实的等哲学抽象层次上的普遍意蕴准备了思想资料。
第四，辩证思维。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形成思维辩证法、理论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思维表现在以批判创新为根本的辩证思维。实践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批判性禀赋，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创新实践的“实践批判”及辩证思维。然而，批判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辩证地否定，是“扬弃”；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创新。批判创新体现了实践思维的精髓。作为一种理论创新的思维逻辑，这里的辩证思维是指以联系和发展的视野，揭示人类文明矛盾发展的逻辑轨迹，辩证否定、批判继承、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从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特征。所谓根本，就是被彻底抓住了的事物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本质在于：一是彻底地批判继承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二是彻底地结束了为“少数人”服务的理论传统，开创了为“多数人”服务的崭新时代。三是彻底地把握到了批判和创新的根本尺度，即以多数人的解放进而以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批判和创新的标准。因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是社会主体的彻底解放。四是彻底地不崇拜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始终坚持用运动的、发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态度推动理论与时俱进。这样的辩证思维，体现在实践概念创新上，就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典型形态的实践主体、以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为实践对象的实践客体，以人类彻底解放为根本目的的实践宗旨和不断超越、与时俱进的实践精神。这些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重要内涵和显著特征。
第五，在实践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一切来自实践，一切为了实践，一切从实践出发。实践思维强调实践出真知，在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在实践中推进认识的深化，从而发展真理，推动理论和实践双重现实化、实践化和革命化。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生成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科学意蕴同样是大有裨益的。
三 实践概念形成的理论创新过程及其真切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实践观，逻辑地包含着科学的实践概念及其意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出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了从先验思维模式向实践思维模式的转换，为创立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基本观点。”[230]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概念以根本的改造、赋予实践概念全新的科学意蕴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与其理论整体创立过程是一致的。因此，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立历程相一致，实践概念的创立也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他的博士论文。例如，他认为，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关于科学的可靠性和科学对象的真实性的力量见解上的差异“体现在这两个人的不同的科学活动和实践中”“如何消灭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无私”“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231]等。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已显示出敏锐的理论创造精神，他在将实践理解为精神实践即理论批判活动的同时，也看到了“理论精神”在同周围世界的联系中能够转化成为“实践力量”的现实性，看到了实践作为主体与客体联系的中介的意义，看到了实践是与理论相对应的概念，从而赋予实践以客观现实性的意蕴。
1843年，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革命实践”的概念。他说：“即使人们认为革命实践是对当时的关系采取的正确态度……这个政治生活的革命实践同它的理论还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232]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了政治解放。而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不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要求对社会进行再革命，消灭私有制和人的异化。“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33]这一思想表明，马克思已从各种社会革命中分离出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但是，共产主义革命具体由谁来组织和实现，马克思尚未明确提出。
1843年10～12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深刻阐述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人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动力问题，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具体由无产阶级来组织和实现的思想，向现实的实践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指出，无产阶级是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头脑”和“心脏”[234]，即人的解放必然依赖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革命主导和革命动力的作用。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35]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做到“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结合，做到理论指导革命，理论掌握群众。这一思想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得以进一步深化。应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正是这种根本性质的转变，为马克思系统地创立科学实践观奠定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础。
1844年是马克思实践概念和实践形式形成的关键之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及异化、生产、物质劳动等视角阐述了实践概念。
首先，马克思把人的活动特性规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他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36]具体的实践活动与一定实践主体的特性密不可分。“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37]为了说明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的本质性特征，马克思将其与动物的生产做了比较分析。“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38]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不同实践方式对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一是分析了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和工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39]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劳动史。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它创造了人自身和人类社会，也推动着人自身和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仅如此，人类还通过劳动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就是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实践关系的形成，根源于人自身永不停息的劳动即实践。不仅如此，在实践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人的普遍性[240]。二是生产实践及其规律支配着思想观念等的产生。马克思说，在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41]。显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看到人类本质的生产实践性与物质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整个上层建筑所起的决定作用。这些思想的形成，折射出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实践在认识上的新突破，也意味着他关于物质生产实践的思想已现雏形。三是科学、实践与人的生活和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242]“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243]这就是说，人的劳动实践创造、改变和影响着整个属人世界。实践也是解决理论矛盾的方法和手段。其作为一种手段，映射出它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变革作用。
最后，马克思阐明了革命实践在消除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中的作用。“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244]“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45]
《神圣家族》进一步深化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是历史的，历史的发展与“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自然科学和工业”实践直接相关。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在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而是在“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246]。马克思恩格斯将受费尔巴哈、黑格尔鄙视的物质生产提升为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与动力源，这样，就将物质生产提升到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并且，他们还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思想，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47]“因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48]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的参与者和发起者，无疑就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此外，他们在分析犹太人的解放时认为：“犹太精神是通过历史、在历史中并且同历史一起保持下来和发展起来的”，而这层关系“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如果要使犹太人获得解放，就必须消灭市民社会之上的犹太精神和产生犹太精神的市民社会，“消除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这是“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249]。他们把实践视为消灭犹太精神、克服市民社会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与普遍任务，这已完全表明，实践在形式上已走向多样，在内涵上已趋向一般。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基本形式即物质生产实践的确证，对社会实践主体即人民群众的论证以及实践形式的扩展与实践内涵的提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和实践基本形式的初步形成。在这一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对实践形式的认识由精神实践发展为社会革命实践，由社会革命实践拓展为物质生产实践和科学活动；将受人鄙视的物质生产实践发展为实践的基本形式，将单一的实践发展为多样而统一的一般实践形式。它具有“实实在在的”的特征[250]，是“与思维有差别的感性行动”，是现实的活动[251]。这样，实践本身就由具体的形式上升为普遍的形式，由个别的、特殊的概念上升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这标志着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基本形成。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份文件中，马克思将实践与对“感性”本体的理解和规定结合起来，并明确赋予实践概念新的意蕴，实现了对实践概念的革命性变革，标志着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及马克思新哲学的诞生。
在《提纲》中，马克思创新实践概念、赋予实践概念全新的意蕴及在新世界观中的意义，有其内在的思维逻辑。
第一，在反思和批判中超越历史上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实践为视野建构新哲学。《提纲》以反思和批判的视角出场，指出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的弊端，特别是片面地理解和规定本体论的缺点，将实践引入本体论，从实践出发，对“感性”本体予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提纲》以“结束过去、开创新域”的气势开篇，以全新的实践概念开场，是建构新世界观新理论的自觉探索。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纲》把理论研究和阐述的视野建立在现实的事实基础之上，从具体的现实和当前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先在原则或教条出发。正是这一观察世界方法的“实践思维”，使马克思看到了“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正是对“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本体”意义的充分肯定，宣告了科学实践观的生成及新世界观的产生。由此可见，科学实践观与新世界观是“一体两翼”、同时产生的。在马克思新哲学的视域里，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是理解现实感性世界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对对象、现实、感性，既要看到它们的客观物质性，又要看到它们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应将它们归结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既要从主体、主体的实践、感性的人的活动方面去理解，又不能把这种活动归结为抽象的能动的精神原因。这表明，马克思将其哲学新世界观奠定在现实的、感性的人之上，将人的感性活动——实践规定为人的类本质属性，意味着人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意味着从实践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说明和理解感性世界的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新哲学的创立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其立论基础的。而科学实践观的创立则是以反思传统哲学的利弊得失、颠覆哲学传统的实践思维为前提的。这是一种以实践为视野的全新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孕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萌芽”。与此同时，正是这样的规定，使实践获得了新唯物主义奠基的意义。
第二，对实践概念予以本质定义，赋予实践丰富的内涵。概言之，在《提纲》中，马克思赋予实践“革命的”“批判的”“能动的”“现实的”“对象性的”“感性的人的活动”等内容。从本质上看，实践是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从实践形式来看，实践有多种形式，包括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等一般形式和丰富多样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实践概念是这些一般形式和具体实践活动的总和，是对实践活动共同本质的抽象规定。
第三，从实践出发理解和规定马克思新哲学各部分的内容。新世界观将实践贯穿于整个哲学体系之中，从“实践批判”到“改变世界”，从本体论到新哲学的价值指归。首先，《提纲》开宗明义，在本体论意义上将实践确定为新哲学的逻辑起点。其次，马克思将实践引入认识论，将实践内化为认识过程的环节。“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52]在这里，“实践”是一个与“理论”相对应的哲学概念。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而深刻地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问题，特别是将实践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实际上就从侧面间接阐明了实践在促进真理、科学等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社会作用。总之，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又有客观物质性；是认识的源泉，又是将认识转化为客观现实的活动；它能够提升人的认识，还能够检验认识。马克思正是由于彻底透视了实践的这些本质特性和作用，才最终确立起科学的真理标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实践创造了社会生活和意义世界。由于人类社会是实践的产物，所以人就是实践中的环境和实践中的教育的产物，即实践的产物。“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53]因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应该到世俗世界中寻找对宗教世界理解的原因。存在决定意识，还应该从实践出发，而不应该从抽象的思维或直观出发，去理解现实的感性世界。此外，人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4]“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5]基于社会的实践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可以通过而且也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来改变的。所以，他提出，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新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和价值指归主要在于“改变世界”。所谓“改变世界”，一是对世界予以哲学反思和理论批判；二是理论掌握群众，对现实世界予以实践批判，从而推动世界沿着合理化道路前行。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一个贯穿于自然、思维和社会的总体性概念，其生成是一个历史逻辑、实践基础、自然科学基础和思维逻辑、理论逻辑相统一的创造过程。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创造过程是随其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转变而深化的。最初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是具有“转变”色彩的包括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实践，其后是阶级立场转变后对现实进行政治批判的革命实践，到唯物主义立场确立后的物质生产实践，在《提纲》中提出内容全面、性质革命的综合实践，至此，科学的实践概念得以生成。在马克思新世界观视域中，拥有“革命”、“批判”、感性活动、变革现实、检验真理等意蕴的实践，是一个与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活动方式、行为特点、实践内容、实践目的等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概念。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实践揭示了具体实践活动的共同本质，在总体上表征的是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特点。在此，我们发掘经典作家原典，认为新世界观赋予实践概念以新的意蕴：“实践是人自觉能动地在一定规范的制约和制导下展开的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256]这样的真切意蕴，揭示和表达了实践概念最普遍的特征和意蕴，涵盖了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形式、实践规范、实践目的和实践功能、真理标准及实践活动等内容。这种意蕴的实践是马克思新哲学的逻辑起点、中心线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指归和社会功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创立的逻辑基础。
第五节 实践概念的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为什么蕴涵新内容的实践概念具备充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石的职能？为什么它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主线？这是由实践概念的特性即总体性和层次性决定的[257]。这就是说，理论是概念的逻辑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实践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实践的总体性是与层次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同样是分层次的。那么，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有怎样的内在的逻辑关联性？
一 实践概念的总体性
有学者认为，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创立的科学实践观具有以下基本内容：实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或感性活动；实践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实践也是人类哲学思维应有的立足点[258]。实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和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揭示了实践总体性的基本意蕴。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实践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因此，实践概念的总体性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同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哲学层次意蕴的实践概念是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总体性概念，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中的实践，可以被视为总体性实践概念的一般表达，同样具有总体性。实践的总体性与实践主体的普遍性密切相关。
毫无疑问，实践主体是人，但人不能自发地成为实践主体。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与一定的实践客体相联系，人才能获得实践主体的资格和属性。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同时，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它们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表现为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59]。
这段表述充分展示了人们实践活动“普遍性”的丰富内涵，正是这样的普遍性构成了实践概念的总体性。一是对象的普遍性。人可以从事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既将外在客体作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的对象，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构成了人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特性，从而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对象的普遍性具体表现为，在实践的基础上，实践主体能够将自然、社会和思维，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学科。二是对象性关系的普遍性。在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人与对象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自然从属关系，而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一方面，人是自然作品，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人的生成而言，自然界是人的“史前史”，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在人的意识和意志层面上，自然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的精神食粮。在自然的生命过程中，人获得了生成和存在的依据；在人的生命活动中，自然界实现了自我确证性，获得了存在的意识性和意义的普遍性。三是人存在状况的普遍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260]人们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既创造感性的对象界，也改造无机界；既创造、改造客体，也创造、改造自身。作为类存在物的人，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证明了自己的生命活动的普遍性。这样，人的生命活动便超越了生物本能和个体的单一尺度，获得了普遍的社会性。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其特殊性使他成为他自己，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社会的自为的主体[261]。因此，个体的人不再是单一性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类的个体，是社会性的人。四是意识的普遍性。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感受到和证明了自己的类本质属性。意识使人的生命活动获得了自由，自由的生命活动具备普遍性的创造功能。总之，马克思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262]从事自由自觉活动的人是拥有类普遍性的人，而类的普遍性则是建立在人具有意识属性基础之上的。意识使人的生命活动即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也拥有了普遍性。正是由于有实践主体的普遍性才形成了实践的总体性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总体性。
二 实践总体性的生成论意蕴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视域中，实践概念的总体性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根源性，而是生成论意义上的功能性。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秉持的仍然是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本原则——物质本体论。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是以实践为视野的，是建立在实践思维基础上的物质本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具有本体论色彩，拥有生成论功能。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概括表述为实践主导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只有肯定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建构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才有助于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根本精神。”[263]这是颇有见地的。实践在马克思新哲学中的生成论功能说明，实践的总体性是指实践的主体、载体、承担者——人的社会性普遍性及其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将感性世界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体现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总体性地位。然而，物质世界是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终极存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的总体性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普遍性。有学者也指出，实践的总体性意味着人的总体性、完整性和全面发展，意味着重建完整统一的生活世界的理想[264]。
实践的总体性还意味着人对自我本质及其实践产物的全面占有，意味着人必须在社会性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实践的总体性意味着人类利益的普遍联系性和整体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总体性地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现实、（在科学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变世界”的现实任务和解放全人类的终极关怀。
改变世界、解放全人类是一个不断发展进化的现实活动和历史过程。因此，实践的总体性又是一种未完成的普遍性和过程性。人的未完成性，决定着现实的实践活动总是处在对人类普遍意义、生活价值、自由本性以及理想未来的追寻过程之中。这样的总体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实践内容及其特性的改变、人们认识思维能力等的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发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及表现形式。生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葆理论青春和活力的不竭源泉，更是其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密不可分的契合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的总体性是由实践主体的总体性决定的，而实践的总体性也使得实践具有了担当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逻辑之基和逻辑主线的资格。
三 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生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视域中，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双重关系。
第一，实践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中的核心内容，而不是全部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且与时俱进，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不同的概括和表述。例如，在整体性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哲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主要方面；在基本理论层次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于客观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关于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的理论，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和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学说和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等等。再如，在发展形态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及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理论，只是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部分内容，且有多样的论述形式。因此，研究和论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的奠基、核心、精髓和灵魂作用，不是“唯实践论”，更不是狭隘的“实践崇拜”或“实践拜物教”。
第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之石和中心线索。正如本书的“绪论”所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逻辑基础，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的逻辑主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功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在关联性的学理基础。正如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剩余价值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一样，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脊梁，是理解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和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丰富多样、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直接研究论述了实践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是以实践为原点而生发创立的，它或是论证实践的理论铺垫，或运用了实践思维，或浸透着实践精神，或体现了实践原则，或彰显了实践价值，或服务于实践目的，总之都是围绕着实践而展开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理论。
第三，实践概念的总体性和层次性生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层次性。马克思创立的赋有新意的总体性实践，是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等实践的一般形式和具体形式相统一的总体性概念。实践概念的总体性是与层次性相统一的。因此，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实践概念，是一个包含多重层次意蕴的概念：最普遍的哲学意蕴层次，一般的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层次，具体的实践方式层次。正是实践概念的总体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中的实践概念，既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又包含着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亿万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具体实践活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最普遍的哲学层次包含一般层次和具体层次，这种意蕴的实践概念理所当然地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之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基础；其二，具有一般层次和具体层次的实践概念，作为普遍性中的特殊性，成为哲学理论的证明材料，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实践概念的总体性是与层次性辩证统一的：总体性寓于层次性之中，并通过层次性表现出来；层次性是总体性中的层次性，蕴涵着总体性的基本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与层次性也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所构成，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逻辑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构成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有机部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论证，水乳交融，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整体。
由此可见，也正是实践概念的层次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层次性。现在，我国理论界一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解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或三个方面、三个层面。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与实践的三个层次是一致的。第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最基本的部分，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部分。这个部分的理论具有普遍的和长久的指导意义。第二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个方面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一般理论，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这部分的理论的适用性有领域的限制。这就是说，这些理论对于相关领域来讲具有普遍的和长久的指导意义，但不能移用到其他领域。第三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对着某些具体历史事件而做出的具体论断、制定的具体行动纲领。这些理论在历史上也是正确的，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部分理论对后来的事件不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样一个由三个主要构成部分组成的、与时俱进的，相互联系、相互论证的统一整体。
综上所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之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脊梁，是理解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和灵魂。实践的总体性和层次性决定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