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发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理论。本书要探讨的是发展社会学的一般原理，讨论发展社会学的概念、框架、范畴，讨论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社会类型、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社会主体、社会行动，讨论中国的凤凰涅槃。着重探讨这样一个假设的问题：社会发展由社会需求、社会主体、社会行动所推进，同时又由社会类型、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所制约。本书主要以中国发展为分析对象，同时也兼及分析欧洲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发展。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社会发展何以可能？这是社会学经典而永恒的研究课题。社会学始终保持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或者说社会学的学术本身就是为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社会学首先具备一种社会批判意识。社会学者是为社会公正服务的，他们应该代表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说话。如马克思的社会学，就意味着对一切苦难、压迫和虚伪意识形态的批判及对正义、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向往；意味着本质上浪漫的世界主义精神家园；意味着敏锐、正直、热情、好学和无限向往未来的精神品格。

社会学既直面现实，对人类命运和苦难的深深同情，又一刻也没停止过自己理想主义精神的高扬，对公平公正始终不渝的追求。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斯宾塞提出了社会的第一原理，“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并根据这第一原理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得到有助于满足其身体各项机能的事物的相同的一份，而是人人都有追求这些事物的相同的自由——完全相同的机会。”

马克思则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

而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则主张，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贝尔看来，他所坚持的三位一体立场，既连贯又统一。首先，它通过最低经济收入原则使人获得自尊和公民身份；其次，它基于任人唯贤原则承认个人成就带来的社会地位；最后，它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去创建未来。他说，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

这就是说社会学不仅具有科学性，还要有人文性；不仅具有实证精神，还具备意义和追求；不仅揭示事物的真实，还要关注人生的价值。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对于国家、社会而言，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社会如何发展，我们从何处发展而来，我们将向何处发展而去，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书写，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的整体认识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的。作为社会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更是以人类社会秩序和人类社会更崇高的发展目标为追求的终极价值。发展社会学应勇敢地承担起思考人类理想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发展的更崇高的目标。为此就要求发展社会学者以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研究社会发展。发展社会学应能够开拓人们的思路，扩大人们的视角，推进社会更好地发展。

中华民族是唯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文同种存留几千年的民族。中华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在秦汉已然奠定，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精神里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但在百年之前，中华帝国却惨然退场，人们都在追问着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代表、技术水平曾遥遥领先世界的中国，为什么现代化进程却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萌而不发？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并不算晚，与德国、日本和俄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为什么失败者偏偏是中国？还有对于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来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是什么？21世纪中国社会的运动规律、特点以及前景是什么？究竟什么样的因素充当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中国原有的文化在朝向何种方向发生转变，它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如何解决自己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发展中的困难？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究竟是减弱了或仅仅是改变了方式？这一系列类似“伏尔泰之问”“李约瑟之谜”和“韦伯命题”的问题，都在考问着中国学人的思维，用规范的学术思维思考、阐释、回答这些考问，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的使命。

从20世纪初引进西方社会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西方经验的影响下进行改革，中国不断对照欧美的做法进行现代化实践。西方思想理论是西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是经过反复的试错之后才形成的抽象的观念和价值。西方思想的流入改变了中国，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现西方有些学说、理论越来越难以提供准确解释，更难以引领我们顺利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本土文化和本土经验是建构自己理论的重要资源。思想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能够触及人们的灵魂，进而影响人们的行动。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激情、思想、想象，需要在理性思想的带动下的奋斗、公平、正义。中国的学术界需要具备贡献思想的能力，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和不具备思想精神品格的民族，如何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如果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没有完整的和科学的理论及思想，也不足以把中国带到美好的明天。

发展社会学关注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原因，关于这些已经有了无数的思想与理论，如有经济决定论、文化因素论、制度决定论、技术变革决定论，等等。这些都在一定层面与程度上说出了部分真理与事实。但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单靠经济层面的孤立分析是不够的，在复杂的历史中，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绝不是仅仅用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概括的。同样，“制度化必然带来稳定和现代化”也只是部分正确。因为作为一个系统的国家，并不像一台机器那样简单。国家的主体是人，有思想的主体人显然不同于机械的部件。黑格尔曾指出：“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朵把花蕾否定了；同样的，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正式形式取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相互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相互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社会和历史运动是处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的网络系统之中，任何巨大的社会变迁都不是单因素或少数因素促成的，而是众多因素促成的。

发展社会学需要历史的宏阔视野，需要从历史的进程以及不同社会的历史比较来考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比较历史研究法注重的是两个以上社会演化之比较，研究的不只是一个社会的历史，而是两个以上社会的比较。比较历史研究法是对历史研究法的补充与修正，其重点在对可相比较的历史发展与阶段，归纳出共同或不同的历史特征。发展社会学还需要把社会发展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如把这20年，放到50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50年放到近150年的时段来考察。这也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讲的“长时段理论”所倡导的。

发展社会学尽管还很年轻，但中外历史上已有无数的思想家对这门学科提供了深邃精湛的伟大思想。黑格尔曾说，“每一时代对科学和对精神方面的创造所产生的成绩，都是全部过去的时代所积累起来的遗产，——一个神圣的庙宇，在这里面，人类的各民族带着感谢的心情，很乐意地把曾经增进他们生活的东西，和他们在自然和心灵的深处所应得的东西保存起来。接受这份遗产，同时就是掌握这份遗产。它就构成了每个下一代的灵魂，以及构成下一代习以为常的实质、原则、成见和财产”。这些伟大思想家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发展、人性、自然的本质，为发展社会学留下了发展思想及知识的瑰宝，我们需要很好地汲取。

社会学家科塞根据韦伯对政治家的分类，说知识分子也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一类是靠理念吃饭的人。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学术的道路是清贫的，学术的道路同样也是艰辛的，但是真正的学者从来都是安于清贫，在艰辛的学术道路上披荆斩棘，传承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学术是一种生命的创造，是一种超越生命的实体，是一种代表全人类的理想和仰望。它把目光从肤浅推向深刻，从狭窄推向广袤，使人类生活时时都在创新和进化。因此，学术给予人的就不能是一种焦虑、亢奋和浮躁，而是对人自身及生存环境的深刻洞察和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的宁静沉思。它需要的是执着的学术精神和严格的学术规范。

黑格尔在1816年海德堡大学开讲《哲学史讲演录》时曾有过一段震撼人心、震古铄今的开场白。他说：“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精神与品格。费希特曾经说过，一个学者的使命就是“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

一个国家发展的思考或者说一个学者的责任是什么？主要就在于要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把我们所关注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和阐释。人类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物质世界走向丰裕的历史，也是精神世界不断走向新的高峰的历史，学术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创造积累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它不仅成了检验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力的试金石，而且已经开始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升社会科学理论的新源泉。21世纪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丰饶的学术富矿，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理想与勇气既回归经典，又走入日常生活，为人类精神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尽管我的能力、天赋、智力极其有限，根本无法臻于这一崇高目标，但仍心向往之，仍想做些粗陋、浅显、微不足道的小事以不负于一介书生之责。

我深深热爱发展社会学这门学科，这本书从正式写作至今历时两年多，但本书基本思想、概念的雏形却已历时很久。我自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发展社会学学习、研究至今已有25个年头，之所以要写作本书，一则因发展的高歌猛进与旋涡陷阱并存、发展理论的纷繁与困境并存。再则是因我在浙江师范大学为研究生讲授《发展社会学》课程时深感已有的学科理论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还无法很好地理解、阐释发展现象，还缺乏坚实的学术基础与学科知识逻辑体系。因此，就想对自己学习、研究发展社会学25年做一个系统的思想梳理。今天，沐浴着冬日的暖阳、校对完整部书稿。心头油然升起了完成这件工作后的轻松与愉悦。同时，又自然而然地升腾起了一种深深感念与感恩之情。我感念感恩所有给我关爱、扶持、帮助的亲人、老师、朋友、领导、同事、同学、学生。

我深深感念感恩两位老师。一位是我读湖州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唐昕先生（在湖州中学对老师，无论男老师还是女老师，一律以先生称之）。他并没有教过我，更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但他的一次讲座却深深影响了我。那是在“文革”后期一个初夏的午后，阳光从树的缝隙中照进了教室，我听了他的一次讲座。在这个讲座上，唐先生讲的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彷徨》，不仅讲了鲁迅的《彷徨》，还以《彷徨》卷首题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引题，讲了屈原和《离骚》。现在看来，这在“文革”那荒唐、荒芜年代有点像天方夜谭。我被这句题词和老师朗诵屈原《离骚》时那种庄严、神圣，又有些痛苦的表情所震撼了，我没想到世上竟然有这么美丽的精神、这么美丽的灵魂、这么美丽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何等英气，何等高贵，何等圣洁，何等高远，何等澄澈，何等理想主义。屈原及《离骚》中所喷涌出来的这种对人民苦难深深同情、真善美的高贵人格和理想主义的精神深深震撼并影响了我。这位老师可能也不知道这一讲座会有什么作用，但他却用他的高贵、美丽讲座在我年少的心灵中播下了一粒精神的种子，深深影响并激励了我的人生。

另一位就是我的导师、吉林大学先秦史专家赵锡元教授，是他引领我走上了学术道路。赵老师学识渊博，文章彪炳，创西汉封建说、“众”非奴隶说等，在当代中国史家确立起了自己应有的位置。但赵老师从不张扬，不争名于朝，不攘利于市，执着地以恬养知，甘于寂寞，睿智宽容，宁静致远。无论花开花落，都持守着闲云野鹤的悠然、松风水月的静谧；无论风平风紧、潮起潮落，都不为一己的荣辱而怅惘，不为过眼的云烟而激越。这种宁静淡泊，化为了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圆融境界，成就了一种对生命真谛的了悟之美。对这种境界，后学无力企及，只能心向往之。赵老师让我明白了该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的问题，感受到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道德文章力量。

我深深感念感恩将我引领到发展社会学学术之路的1991年北戴河全国第一次“哲学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我是由吉林大学哲学系孟宪忠教授引荐而参加了这次规模不大但思想深湛的学术盛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陈筠泉，哲学所研究员、后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赵剑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郭湛、单少杰，吉林大学哲学系孟宪忠、邴正、孙乃纪、刘少杰，天津社科院副院长房良钧、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主编尹靖，副主编张朝中、赵景来，天津社科院哲学所张景荣，南开大学哲学系王南湜，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吴忠民、哲学系邹广文，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副主编衣俊卿，浙江社科院副院长谷迎春，青岛市委党校陈洪泉。后来举办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哲学与社会发展”研讨会时，又有一些学者参与其中，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柯锦华，山东大学陈炎、何中华等。这些学者以他们极其深刻的思想、壮怀激情、令人憧憬的理想推动了中国发展哲学、发展社会学的研究，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贡献出了极其精湛宏富的思想，我与其中很多学者都成了思想、情怀的朋友。他们中很多人给我在发展社会学的学习、研究中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引领、扶持与襄助。

我深深感恩感激景天魁教授、吴忠民教授，本书初稿形成后先后请他们审读，他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感恩感激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他们对本书的修改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我的一些同事和学生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他们这些宝贵而中肯的意见为本书的修改完善提供了重要帮助。

我深深感恩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张伟斌书记、迟全华院长和院学术委员会，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好的学习、研究平台与环境，给了我很多的学习机会，给了我无数的关爱、扶持与帮助，院科研处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具体的支持与帮助，深深地感谢他们。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点中关于负向度分化和共同体阐释中的一些文字是我分别与张秀梅、姜方炳合写的，谢谢他们。

我深深感念感恩我的父亲和家人。我的父亲极其忠厚老实，讷于言，把所有的爱给了我，我在他身上深深感受到了忠悃立身、厚道传家的嘉言懿行。我的家人给了我极其珍贵的爱与亲情，给了我静心读书的时间与环境。

杨建华

2015年12月3日于杭州东河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