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社会学的困境
一 认识论基石的理性困境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许多危机和困境。社会发展各种困境与陷阱的出现或社会的非正常发展，固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但确实与发展理论的迷失、发展理论的困境直接相关。
理性主义是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悠久，对理性的推崇始于苏格拉底对伦理道德普遍定义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则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在他看来，理性思维的规则是人类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知，即知事物之所以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经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的发展，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崇高地位。古希腊人这种运用理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传统，后来被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近代笛卡尔倡导唯理论，系统阐述了理性认知方法。17～18世纪，西方文化找到了新时代的立足点——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内涵，便是理性主义的复兴和崛起，现代性精神根源于17～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康德提出“历史理性”、黑格尔提出“绝对理性”等概念，他们使理性的哲学色彩日趋浓厚。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对理性的概念做了不同的阐释，但我们还是能发现，大多数人都把理性看做一种逻辑地认知世界、把握事物和深入进行独立探究并进行设疑、判断和选择的辩证思维能力。理性主义核心就是崇尚理性思维，运用理性思维经严密逻辑推理得到真知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就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5种含义：理性是主体、客体相联系的中介；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
从这些可看出，西方理性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理性主义在哲学上常用唯理论相称，与经验论相对，认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强调依靠纯粹的思辨来获得真知。同时，理性不仅是用理智的方式探索世界、追求真理的力量，而且是通过启蒙寻求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推动力量，理性的工具功能和价值理念功能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弘扬理性，就意味着追求真理，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由此而引申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等多种形式。而随着经验主义的日渐渗透，哲学理性逐渐走向世俗理性、工具理性，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作为发展理论思想基础的理性主义也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早期的理性主义是认识论上的狭义理性主义，是一种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认识论；第二，这种理性主义强调的是实质的合理性。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它指向“应然”的价值关系，是依据结果和目的的价值做出的判断，因此，又可以表述为主观的合理性或“价值理性”。
在现代性发轫之际，启蒙思想家曾预想了这一过程的理念，其中最为突出的基本点可以说是价值性。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把关于正义的标准归之于人类自身。人类对自身的理性充满了信心，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观。在人类理性面前，没有宗教的权威，没有道德上的目的论似的说教，没有信仰所要求的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而“现代”本身就是价值性的，它以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为目标，旨在创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现正义原则的理想社会，奠定人类幸福的永久基业。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社会行动的理性特征，近代欧洲文明所取得的成果也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因此，“现代的”又是“人为的”，它根据行动者对行动赋予的不同目的，是社会行动的理性化，是一项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它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是人通过自我奋争去赢得和执掌命运、型塑历史的宏伟过程。
西方社会变迁的本质就是理性行动，包括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韦伯对社会学曾下定义为“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社会行动理性化是贯穿韦伯学说的一条主线，韦伯从分析人的社会行动入手，按照他“理想型”的社会研究构想，韦伯区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传统的行动。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类型的行动，即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才属于理性的社会行动。后两种行动属于非理性行动。他将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他进一步对此解释道：“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手段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可以看出，工具理性主要是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算计的。或者说，工具理性是指人的行为合乎自己本性与愿望的选择，而不是受到他人或外在因素的影响。它与个人看得见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把个人财富与名誉的扩大作为目的，并为了达到目的而精心地计算、策划，以及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看，工具理性是一种更接近人的本能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反，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价值理性主要是以支持或确定终极目标为主，而不计算现实的利益得失。它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
韦伯重点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发展并作出合理的解释，工具理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中又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所以，韦伯把大部分的笔墨用在对工具理性的分析和论述上。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行动者对行动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有效性的计算。以至于他认为，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理性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类行为从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不断转化为理性行动，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目的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行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整个社会越来越被功利色彩所笼罩的过程。随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功能、绩效原则为基础的高度分化与流动的各种社会结构的形成，理性至上、个人至上、成功至上、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念的确立，激活了人的生命本能，给人类社会发展注入了无尽的动力，进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韦伯在看到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在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所起的强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工具理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强力侵入，他甚至把由日益理性化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庞大秩序称为合理的“铁笼”，现代人被禁锢于其中而难以逃脱。但人们似乎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韦伯对工具理性的这种忧虑，倒是将工具理性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融合起来，形成了工具理性的预设。
在工具理性的预设下，还出现了一种“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理论所考察的个体行为其实主要对应于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它所讲的“理性”就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的工具性理性。理性选择理论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假设。它假定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理论假设包括：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这些假设可简单概括为理性人目标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理性主义经过这样修正后其概念就发生了较大变异，越来越指向形式的合理性，或称为客观的合逻辑性。它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并且主要关注的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工具理性体现为个体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强调个体在客观物质现实的制约下，如何通过成本—收益的核算，经过仔细的权衡估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工具理性预设以及理性选择理论，都为经济发展与效益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它也带来了新的困境。
第一个困境就是理性是有边界的。个人是有限理性的，难免犯错；世界是复杂且多变的，我们的经验以及在漫长进化中形成的心智也不足以对这些复杂多变做出百分之百精准的反应。故而，非理性行为可以时时存在，换言之，理性是有边界的。理性的边界便是“非理性”。工具理性预设与理性选择理论并非完美无缺，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理性假设的有效范围是有限的。“囚徒困境”就深刻揭示了理性是有边界的这一困境。
“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参与者某一策略所得利益，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策略要低的话，此策略称为“严格劣势”，理性的参与者绝不会选择。另外，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策略。这个假定讲的是两个共谋犯罪的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不揭发对方，各判刑1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8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10年。于是，每个嫌疑犯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嫌疑犯都明白自己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不坦白的话则要判10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也坦白的话各判8年，而不坦白的话则要判10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8年。当然从最好结果来说，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但这个结果或者说是帕累托改进人们做不到，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性要求。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
第二个困境就是理性内在地隐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与分裂。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功利需求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在整个社会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社会控制体系，给人类带来的是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与异化，并由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主体意义危机和社会道德危机。理性主义的工具论价值导向致使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陷入较为严重的发展困境之中，诚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第三个困境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否弃。当代社会理性日益膨胀为工具理性。科学理性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习惯于将其仅仅视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益分离，并且遮蔽了价值理性。理性只被当做工具性的能力，其理想性质和价值观念被置之度外。结果是，失去了价值理念约束的工具理性，往往因其缺乏正确的引导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扭曲。反目的论的结果就是泛目的论，人人都拥有自己的主观道德标准，它否定了高于人的价值标准的存在，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源于人类自身利益的设定罢了，道德的标准因此成为人们随心所欲的任性，在人类自身的利益面前，所有的道德教训也都是苍白无力的。由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以往目的论的价值观，人们的生活虽然在物质上丰富了许多，但在精神上却处于盲目和茫然的状态，现代的人们机械式地为生活、财富而奔波，而不知道自身存在的目的何在。人类在理性中似乎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实际上则是丧失了灵魂的归宿。这样，理性化发展最终就不得不陷入个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悖论中。人们渴望着自由、全面的发展，可惜的是工具理性恰恰束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压抑了人们的感情和道德，使人们成了工具和目的的奴隶。而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世界却也因此丧失了现代化早期曾有过的宗教道德精神。这是人类历史的悖论，也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这种工具理性还启动了一个劫掠自然的过程，使得对于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具有了根本意义，造成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生产性价值的主导地位，对物质性的、可计算的利益和财富的追求具有了终极目标的含义。在这一进程中，从手段和工具变为目的本身，从而改变了现代性的基本趋向，人类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一方面增强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现代制度文明；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恣肆横行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灾难性后果，如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人们在享受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生存环境却日益恶化，人的个性自由和发展受到理性化、科层化的极大封杀。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全面走向片面、合理走向畸形、辩证走向形而上学，使人类在世俗化的世界中沉沦陷溺，不能冲破理性化的铁笼重新找回人类创造性的原貌。
因此，如何看待理性？如何看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发展研究中必须明确的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现代化使人类面临着危机，要解决现代化的危机就必须寻回活泼的道德精神作为现代化的支撑点与指导力量，应当对理性作出认真的反思，从而达到对理性的合理把握。要使社会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重塑理性，使被肢解的理性重新恢复其完整的状态，使抽象的理性主义回到真正的理性主义上来。以此来扭转现代化极端世俗化的倾向，用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而使现代化向符合人性与物性的方向发展。
二 理论的困境
从人类思想史来说，大凡当社会处在一个大转型、大转折、大过渡阶段，总有一些思想家通过建立自己的两分法的思想范式来分析社会、标明新社会性质。19世纪以来，经典社会学家解释社会形态时也普遍借助二元两分论的思想范式，赋予新生的社会学以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但也形成了它后来的先天不足。现代化理论是发展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无论是经典现代化理论，还是其后出现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转型理论等，都是现代化理论的不同流派，“现代化”成了一种理论路径。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但其基本理论范式就是二元两分，如“传统—现代”、西方模式与反西方模式、家庭与企业的分离。这种范式由此而形成的现代化理论使人们并不能很好解读社会现实，甚至会出现扭曲现象。
（一）“传统与现代”的割裂
二元两分论范式典型模式就是“传统—现代”的宏观分析框架，长期以来，很多人常常用二元对立的区分法来说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德国社会学家藤尼斯就把人类社会分为共同体与社会两种类型。共同体是传统的社会，社会是现在工业社会，规模大，有复杂的分工和角色分化，人的行为受规章法律的制约。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则把人类社会分为“机械团结的社会”与“有机团结的社会”两种类型。帕森斯则通过引进“模式变量”的分析范畴使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有了清晰的概括，一切社会都被纳入“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架构之中，从而形成了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宏大理论建构。在帕森斯看来，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也就是这个国家与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将逐步由“传统”的一端移向“现代”的一端。20世纪末，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反思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类型及现状仍旧作了二元区分：简单现代化与反思现代化。
传统—现代范式认为，在工业化国家已充分地齐一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还处于“二元”社会状态，即同时并存一个传统停滞的部门和一个具有活力的现代部门，后者反映西方进步国家的形态。因此，“发展”的意思就是现代部门逐渐扩张，直至完全取代传统部门为止。如罗斯托从经济增长本身出发，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都有其“主导部门”，而经济增长阶段的更替也就是表现为“主导部门”的变化。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也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农业经济比例大、工业经济比例小的二元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储备着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只有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寻到出路，完成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的转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这样的理论模式给我们两个印象：一是现代和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二是从传统状态发展到现代状态是必然的。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打破了一切既有的理论分界，所有的社会因素都可以也必须在这个简单的二元框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非传统即现代，非现代即传统。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在传统—现代二元发展框架下，探究所谓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任务、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发展最终所要达致的目标都被赋予了进步的含义。如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理性化原则就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注重人伦关系以及乡土感情的传统格格不入，它需要完全以契约和货币的理性来取代以往的一切包括田园牧歌的生活。
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是我们赖以站立的大地，它在一个又一个事例中控制了文化系统中的其他特质，以至成了我们民族所共享的一种文化通则。在中国，无论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多么想抛弃旧有传统的束缚，中国的发展依然有赖于传统的机制，那种仅仅试图依靠现代化就结束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的美好幻想一再被现实所否弃。新的制度只能从传统的知识结构分布和知识交流中产生。中国有学者在对当前中国民工潮的研究中发现，移民社区、移民网络呈现出“无现代化的迁移”，传统社会要素和现代因素完全可以并存。我们在对中国浙江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中发现，浙江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家庭、家族并没有从企业中退出，相反却得到了更密切的结合。这都充分证明传统是现代化一种重要而宝贵的社会资源。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失去了对自己生存价值的判断，那所谓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它的根。
（二）西方模式与反西方模式的对立
在发展模式上现代化理论有着西方模式与反西方模式两种截然对立的理念。在经典现代化学派理论看来，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与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后发外生型国家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或者是自上而下进行，即主要由国家或政府来组织，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同时坚持认为，传统社会由独有的政治、法律和宗教来支撑。这一传统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虽然也有发展，不过只是内部的一些微调整和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变化”。由于西方的冲击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它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这些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引发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即民主主义、科学、民主和其他推动世界文明的要素。现代化理论将这种西方的特殊道路加以理念的普遍化，演化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穆尔就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他为不发达国家总结了工业化（现代化）得以产生的四个条件：在价值观念上，由亲属优先（任人唯亲）的思想方法过渡到业绩优先（任人唯贤）的思想方法，以及建立在国粹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统一；在制度上，建立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和资本的可转让的所有制，以及使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制度和商品交换系统；在组织上，建立专业化、金字塔式的统制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在个人动机上，培养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志向、向上的积极性以及对教育的渴求和活动热情。
但世界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地向西方国家的认同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赋予某些国家的历史以普遍形式是无法被承认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每个国家都必须依此行事才能进入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像自然衍变那样精确，选择符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课题。
反西方模式认为依循西方发展道路，将使现代化发展陷于停顿甚至是失败境地。如依附理论从拉美发展的经验出发，认为西方社会的富裕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因而出现了由那些富裕中心国家造成的“低发展之发展”。由于外围国家对于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存在着依附关系，因而出现了不发达的发展，并且，由于这种依附关系，在外围国家产生了异质性和边缘性及不完全再生产的特点。改变这种不平等、不合理状况的办法就是要打破这种依附局面，并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脱钩。弗兰克认为，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才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摆脱自己所处的不利的依附地位，从而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坚持每一文化都有各自的特异性，限制文化间的交流，最多只是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这种反西方模式只能导致某些国家或某些学派抗拒现代化。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既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更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如都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都是人的生存方式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像自然衍变那样精确，选择符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课题。现代化在广义上是一种探索进程，现代化就是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现代化社会的优势，其进化的优越性，就是基于其学习和修正的能力。这里，西方模式和反西方模式都同样犯了错误。西方模式错在把自己与理性认同，认为它自己的现代化纯粹出于内源；反西方的模式则错在认为只需有绝对权威、单凭意志和它自身的推动力、牺牲掉一代或几代人的利益便可以获得现代性。
（三）家庭与企业的分离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理解，现代工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生产组织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的分离，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说道：“家和职业在地点上也分开了，家不再是共同生产的场所，而是共同消费的地方。”韦伯的根据主要是工业主义需要普遍化和专业化；需要家庭和企业的分离，工作场所和家庭住所的分离，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分离，经营权、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需要公民权、个人主义、自由、权利等概念以及个人财产所有制和契约精神。帕森斯也认为，“历史上分化水平较低的社会，如东方世界中的大社会，这些人的典型组织单位是家庭和生产单位的组合，其中不存在职业与家庭角色的分化”。
但韦伯等人这种现代化路径观点在中国浙江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否证。浙江改革开放后走出了一条分散化的工业道路，走出了一条家庭、家族与企业紧密结合的道路，走出了一条充分利用传统来发展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把这种生产方式称之为“社会化小生产”。“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联结纽带的生产形式。这样一种生产形式既有着传统社会里“小生产”方式的特征，即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同时又有着现代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以专业化生产为形式。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晶。这种以家庭、家族为基本生产组织形式，以草根力量和现代社会分工是一条较典型的以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这种内生性体现在对人民意愿和创造的尊重，体现在草根阶层是发展的主体，体现在充分利用发掘本土的资源，体现在对传统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在利用本土文化经验对外来的经验文化模式加以吸纳和重构。余英时教授也指出，中国的“家族企业同样有‘事业功能’（Functional tasks或enterprises），亲族关系妨碍现代企业之说根本便站不稳”。
其实，对于家庭、家族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格拉斯比教授（Richard Grassby）2001年在其著作《亲属与资本主义：1580—1740年英语世界的婚姻、家庭和商业》中，从分析商人家庭（家族）关系入手，就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商人的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家族企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家族资本主义而不是独享型的个人主义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也曾经指出，从词源上看，公司是由父子、兄弟和其他亲戚结合的家族合作形成的分担风险、资金和劳力的联合体。现在不仅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存在着大量以家庭、家族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即使在欧洲也有大量这样的家庭和家族企业。这说明家庭、家族企业不仅能与现代化相融合，而且还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由于现代化理论这些方面的问题，第三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化理论”指导现代化、实践现代化的失败，以及由于对现代化理论作批判的批判理论大多也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话语基础，很多又显得极其无力。这都使得这一理论及发展社会学的研究陷入了严重困境。
三 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困境
（一）研究对象的褊狭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这在自然科学中是十分明显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有着各自十分确切的对象。在当代，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研究自然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但什么是发展社会学？发展社会学是干什么的？现在一提到发展社会学，问到这些问题时，一般发展社会学著作大多是这样描述的：它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支科学”，发展社会学的核心是以现代社会变迁，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研究现代在全球或某一国家内发生的背景、方式、过程与目标。换言之，发展社会学是立足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在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近代至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理论、途径、模式和经验等的综合性研究。
发展社会学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和关联中，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条件及对策。主要研究：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存在或先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在初始条件及其过程上的特点；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对策。
发展社会学由此也就有了两个研究主题并形成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帕森斯、罗斯托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学派。这一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为主要研究对象，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议题是在研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被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理论，很多研究者索性将现代化等同于发展社会学，也就是说，将发展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现代化研究。作为发展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现代化”被认为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作为普遍的社会过程的现代化，它包括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政治现代化等复合的过程；其二是作为社会发展模式的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理论一直是发展社会学的主流话语。
另一个则主要是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发展社会学从实际来看，可能更多的还是探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发展目标、战略方针乃至具体政策，判断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践和现代化的水平。近年来转型理论尽管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但它主要是研究这些国家与地区从前市场向市场社会、从威权向民主社会、从农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向城市社会转型，仍可看做现代化理论的一种类型。
这样仅仅是解释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现代化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可能还是褊狭与工具性了点。因为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谋求长远发展，就必须能够回应本学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学者不可避免地会努力追求“总体性”解释。这些总体性解释包括类似这样一些问题：发展究竟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往何处去？人类的发展到底要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的发展是否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这个方向是否吻合了我们的期待与理想。
一门学科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事物和揭示事物方面的学科意识，那么无异于自己取消自己存在的理据。因此，发展社会学至少要应对两方面问题：首先，如何处理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其次，如何理解发展社会学对社会发展进行“总体”解释的可能性。发展社会学要解释发展问题，唯有借助哲学，才有可能探析当下社会发展的总体性问题与生成机制；唯有以历史为参照，才有可能真正明确社会发展从历史到现今发展坐标与发展轨迹。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就主张，应当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框架来看待发展，把发展理解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过渡，虽然这一过渡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加快向现代化社会的有序转变；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探索现代社会的自身完善与持续发展。因此，他强调指出：“社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另外，社会学者面对社会发展现象的“总体性”，应将社会结构、机制乃至人心的机理，纳入一个总体的解释框架，如此，发展社会学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坚实学术基础和强大现实解释力的社会科学门类。同时也才有可能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矫正现存的发展理论，使发展社会学得以振兴与繁荣。
19世纪以来的社会学经典作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对于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关注，无论是社会分工如何推进社会整合与社会进步，还是分析社会关系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塑造社会价值，抑或是新教伦理与现代社会发展内在的逻辑关系建构，都表明了这种关注。孔德认为，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变迁基本规律的认识，能让社会学家设计出一个美好的社会。马克思追求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迪尔凯姆经典质询异常分工是如何影响了个体与工业社会之间得到的整合？马克斯·韦伯批判资本主义的“铁笼”怎样损害了个体确立自己道德标准的能力？这些关注与追问建构了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使命意识。由于现代化理论及发展理论只是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相关发展问题进行研究阐释，使得发展社会学更多地研究发展问题、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发展代价，就是如何去解决现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社会机制要健全等。而对发展的基础性、学理性、思想性的研究关注不够，发展社会学的遗产遭受健忘，发展社会学经历了碎片化趋势，流于工具理性地对待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发展理论出现了困境。用这样的理论以指导实践，也使发展的实践陷入很多困境。
尽管追求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为重大的时代主题，但由于发展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相对褊狭与工具性，因此，如何把握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的含义特别是其定义，可以说是并未很好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目前，几乎所有谈论社会发展的著述，基本上都认为社会进步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其实，这个定义，只是从发展的方向性角度对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进行了分析，并未把社会发展范畴全部的，特别是实质性的内容揭示出来。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发展社会学肯定人的中心地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的需求不断满足的过程，同时也是客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过程，即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发展社会学实现了从物本到人本的转变，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以人为基础、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把人作为维护人的利益的一种需要、追求和目的，将人作为发展的一种尺度、原则和要求。这样，发展社会学就有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一是集中于满足人类的全面需求，不但是经济的、物质的需求，还包括精神的与文化的需求；二是集中于提高人类的素质和创造性。需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不同社会里的人们所急需满足的需求，究竟什么才是社会成员具体素质和创造性中最富有意义的要素。
同时，置身于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还应回答真实、紧迫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民族复兴、强国之道问题；二是中国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问题。发展社会学回答强国之道问题，要弄清楚当代中国的发展态势，即中国的发展处于全球发展进程中的何种位置；中国发展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潜能。对于中国发展态势的分析不仅要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状态和建设，还要强调制度文明的状态和建设，实事求是地评估中国发展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模型，给出可预见的发展趋势，可调适的发展速度。
另外，发展社会学还需要提出并且回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潜力且能够生产科学知识的问题。社会发展与变迁改变了成千上万人们的命运，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等位置？这些位置如何塑造他们自身，又如何影响他们的行动？在发展过程中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承担了最大代价？不同的群体如何选择行动策略从而有利于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他们的行动转而对整个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整合或冲突？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实践中运作的机制与逻辑是什么？这种文明又是如何演变的？这些都是发展社会学需要面对的研究对象问题。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缺乏系统有效的理论支撑与指导，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引进和评价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或者是浮于表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现象的描述，流于简单和肤浅，游离于现实之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深层理论建构和深度解读，难以破解社会发展问题。这亟须我们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理论资源的同时，反思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构建面向中国本土的发展社会学，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本土化的发展社会学也并不是为了构建一整套大而化之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坚定中国立场，树立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直面中国社会的发展，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总体发展逻辑，追问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规范和引领社会发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发展社会学也是发展社会学研究走向深层的必然选择，将会为社会发展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增强社会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将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还需要如何处理好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可以说这一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社会发展必须有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也就是要以人为本，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必须有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因为人类必须注意生态和环境保护，把人融入整个自然界之中。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视角，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容易处理好，特别是容易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忽视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然而真正的发展必须以正确处理好这一矛盾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协调和可持续的。
当代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发展表明，社会不是单一的实体性的刚性结构，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流动性与不可预测性正在增大。在此前提下，发展社会学要想真正完整地把握社会发展，就不能局限于对社会发展某一方面性质的理解，或以某种单一学科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模型。目前，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更愿意把自己所做的工作界定为更具包容性和宽泛性的社会理论研究，而不是自我封闭的狭隘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立足社会生活的多重矛盾关系，不断突破狭隘的学科界限，拓展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丰富发展社会学的思想文化底蕴，在多重向度中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理解，将是未来发展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趋势。
在未来的发展中，发展社会学理论的批判性和人文性的价值向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现代性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以往民族国家界限内的社会矛盾得到扩展，现代性与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性与本土性等矛盾关系更加复杂。从发展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当代发展社会学不再满足于对社会发展事实的描述和解释，而是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显示出反思现代性矛盾的思想努力。当代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正在从片面追求社会秩序的控制论旨趣，转向反思现代性的后果，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协调人与社会发展的价值旨趣，发展社会学批判性的理论品格与人文性的价值关怀日益得到彰显。在此背景下，未来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将不再盲目地推崇或简单地抗拒传统与现代性，而是在反思传统与现代性本身的基础上，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重写”传统与现代性。人们将越来越就此达成共识：传统不会死去，“现代的成长”始终伴随着“传统的发明”。现代性不再是普适客观化的形式合理性，而是可以注入主体自我选择与能动性的本土现代性。本土性的现代化经验将被重视、挖掘和提炼，对现代性的未来理解将融入与自身社会生活结构内在相关的本土性文化传统、历史体验、生存际遇与生活理想。
（二）社会学想象力的匮乏
社会学是一门富有想象力的学科，研究发展社会学不能只是采用获取知识的常规途径。一个社会学者就是能够自如地跳出个人情境的即时性，又能够将事情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来加以思考的人。社会学研究按照米尔斯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对社会发展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种“心智品质”即“社会学的想象力”，对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前景》中说，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社会分析家，总是不断地提出三种类型的问题：一是社会及其结构、基本组成成分，这些成分是如何联系，这一结构与社会秩序等；二是在历史长河中看社会的位置，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它用什么独特的方式来构建历史，等等；三是在一个社会里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等等。
在当今中国发展社会学如何想象，取决于发展社会学研究者的知识、能力、心智与良知。在米尔斯意义上，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是一种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且是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作为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我们不仅要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回答，并且还承担着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知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其原因在于，我们要使人们觉察到人类的处境，“如今，举凡重大问题的一切真实解答都必须仰赖人类觉醒的层次”。由此米尔斯强烈质疑和批评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一些倾向：把社会科学当成一套科层技术，以“方法论的”傲慢禁阻社会探讨，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调查方法与技巧上，谨守着严苛而呆板的机械程序；作品中充斥着蒙昧的概念，或者只关心一些与公共议题无关的枝节问题，琐碎而无味。这些禁阻、蒙昧与琐碎造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
从根本上说，有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遮掩真相、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以中国社会为例，由于我们研究中社会学想象力的缺乏，造成当前一些研究成果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描述但缺乏分析，解释但停留于表象，属于“就事论事”的纯经验分析。我们在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看到对问题表象的描述常常是大量事实现象的堆砌与数据图表的罗列。而对现象与数据缺乏必要的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推理，描述的准确性与精确性的不足又无法为进一步解释形成必要的铺垫。现有的解释研究缺乏深刻的洞察力，难以抓住相关本质与演变规律。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我们对事物现象的分析要坚持整体系统原则与历史背景原则。这就是说对现象的解释至少要涉及结构—功能解释，历史背景与发展规律的解释，以及由直接原因到根本原因的层级因果分析。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注重什么？他们眼中有着怎样一幅社会图景？首先就体现了是否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
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学的想象力至少应涵盖这样三个层面：首先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即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的能力，这是米尔斯本义上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内涵；其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即一种通透性的历史能力；其三是对一种文明及其转型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视发展社会学价值关怀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并非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社会学家更关心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多重需要将得到不断满足，人的精神世界将更加丰富，人的自由程度将进一步扩大，这些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因此，如何在经济浪潮中避免成为经济动物，如何在技术社会中使技术的运用变得人性化，如何在消费社会中保持正确消费，这些都是社会学者所面临的新问题。
（三）学术研究的功利性
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说道：“社会学家的职责是指出科学进步和大众市场的要求，尽可能清楚地标示出人的自由、道德家的观点和政治家的意志在发挥作用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点，并拟定出符合他的意愿的和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即便是最带有空想色彩的方案。”
学术研究的功利性首先表现在对基础理论研究的轻视。社会科学向来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应用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运用和发挥，并为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个案和基本问题，而基础理论研究则决定了应用研究的质量和深度及广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水平直接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的程度，是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部分。中国百年社会学的风风雨雨，荣辱浮沉已反复证明，社会学的理论思维水平和研究高度，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绝非无足轻重。中国社会学要在新的世纪有更大的作为，必须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一开始就指出，“经验远不是能让我们的知性受其限制的唯一领域。它虽然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却并不告诉我们这必然一定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正因此它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真正的普遍性，而对知识的这种方式如此渴望的理性，则更多的是被经验所刺激的，而不是被经验所满足的。于是，这样一种同时具有内在必然性特征的普遍知识，必须是不依赖于经验而本身自明的和确定的”。
目前中国发展社会学以问题研究者居多，而纯学术兴趣者很少，不太愿意静下心来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调查、了解和思考。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贫富落差的感受和对金钱、财富的追求使其更情绪化了。使得社会科学“独坐寒窗者日少，短平快的研究日多；理论的反思少，观点的炒作多；长远的知识积累少，赶时髦的时兴之作多；欣赏别人成果者少，自以为是者多”。这种在社会科学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和躁动不安的情绪自然而然地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深入和突破，使中国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上呈现出了一种苍白、干瘪、平庸的色彩。
从今日中国发展社会学来看，更多的研究成果并无太多创新性的东西可言。学术之于学术，已失去学术的意义，而不以研究，却以功利与利益为先的体制引导，糟糕的学术环境，让整个研究的氛围变得面目全非。一个社会的发展始终要由一些行动者去推动，发展理论的具体形态会受到这些行动者的强烈影响。但是，作为一名研究者，发展社会学者是为社会公正、社会进步服务的，他们应该代表社会沉默的大多数说话。如马克思的社会学就意味着对一切苦难、压迫和虚伪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正义、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向往；意味着始终保持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或者说发展社会学的学术本身就是为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在呼唤着发展社会学的深化，呼唤着发展理论的知识峰峦不断扩展、提升，能很好回应解释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解释、揭示人类发展内在机理。人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来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是没有目标的行动，没有目标的行动自然也就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而仅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恰当的发展理论，我们的发展可能仍将陷于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这亟须我们反思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构建面向中国本土的发展社会学，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我们已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中国学者已有几种新的发展社会学著作问世，如景天魁先生的《发展社会学概论》，他提出了发展社会学的新视角——时空视角，致力于建构时空视角的发展社会学。时空视角的发展社会学是通过用具体而全面的时空取代抽象的片面时空，实现对普遍主义、进化主义、理性主义的超越，从而克服抽象现代性和单一现代化的局限，导向多重现代性和多样现代化的一种发展社会学新形态。童星教授的《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也是一本见解独特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新作。该书系统地回顾了马克思等人的经典社会发展理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视野考察和反思“发展”这一概念，梳理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世界总危机理论、“后现代”思潮等流派前后相继的内在逻辑，分析对比了英、美、法、德等“先发内源型”现代化模式和拉美、东亚、苏联东欧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总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探索了中国现代化的条件、道路与模式。这些作品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有着很好的启示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