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代至清初的朱陆之争及道统著述热潮之兴起

以朱熹和陆九渊分别为代表的理学派和心学派之争始自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鹅湖之会，在元代至明初的较长时期内两派处于比较温和的共处状态，在不同程度上两派表现出了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明中叶至清初，朱陆之争烽火再起，导火线有三：一是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二是陈建的《学蔀通辨》，三是张烈的《王学质疑》。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刊行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其援朱入陆的做法激起了程朱理学派的强烈反击和批驳。陈建的《学蔀通辨》分别由顾宪成、张伯行和陆陇其作序推荐多次刊刻。张烈的《王学质疑》刊行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这两部书对王阳明心学的抨击激起了陆王心学派的强烈不满。在这场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旷日持久的论战中，两派学者为了论证自己学派学说的正统性纷纷编纂道统著述，由此掀起了一个道统著述编纂热潮。

1．明代朱陆之争与道统著述

明代建国伊始就奉程朱理学为官学，天下读书人“宗朱者盖十之八，宗陆者盖十之二。两者相传而各守其说，门户不甚张也”。永乐年间修纂《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作为科举应试之教材，明成祖朱棣还亲自撰写了《圣学心法》（4卷），用皇权映衬下的文字来论证程朱理学之正统性的权威。在这一程朱理学占绝对优势的学术背景下，心学的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调和态势，他们提出了朱陆“始异终同”说，其代表人物有赵汸、程敏政、王阳明等。

赵汸（1319～1369），字子常，号东山，安徽休宁人，黄泽弟子。他在《对江右六君子策略》中说：“朱子之学，实出周、程，而周子之学，学乎颜子之学者也……陆先生以高明之资，当其妙年，则超然有得于孟氏立心之要，而独能以孟子为师。”认为朱陆二人在入德之门上不同：朱子继承了颜渊的博约反躬之学，陆子则继承了孟子求放心而立乎其大的立心之学。由此导致了鹅湖之会上关于修养方法的争论和会后关于无极太极的争论。赵汸认为朱陆到了晚年都有纠己之偏的言论。朱熹在《答项平甫》中说：“自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为用力之要。陆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偏也。”陆九渊在《祭伯恭》中曰：“追惟囊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臣，岂足酬义？”从朱陆悔改之意进而推断出朱陆之学“合并于暮岁”。此为朱陆“始异终同”说之滥觞。

程敏政（1445～1499?），字克勤，号篁墩，安徽休宁人。他在赵汸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朱陆“异同三节”说。他著有《道一编》（5卷），其书名取自吴澄“朱陆二氏之为教一也”之意，认为朱陆“初则诚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则觉夫疑信之相半，至于终则有若辅车之相依”。该书卷一收录了陆九渊、陆九龄及朱熹的诗各一首；卷二摘录朱子书信之言16条，附陆子书信之言20条，以证“始焉若冰炭之相反”；卷三摘录朱子之言16条，附陆子之言14条、张栻之言1条，以证“中焉觉夫疑信之相半”；卷四摘录朱子之言15条，附陆子之说10条，以证“终焉若辅车之相依”；卷五收录虞集、郑玉、赵汸论朱陆异同之言凡6条，以辅证三阶段异同说的客观公正性。《道一编》刊行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在读书人中影响颇大，以致在科考中答及“朱陆异同”皆以此书论点为定说。《道一编》缓和了朱陆学说在读书人心目中针锋相对的印象，为明中后期阳明心学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他在赵汸、程敏政的朱陆“始异终同”说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朱子晚年思想中与陆子思想相同的一面，并以朱子晚年思想作为其一生思想之最后“定论”，撰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辑录了朱子晚年与师友门人相互往来之书信中倾向涵养内修之言凡24则，援朱入陆，为自己的良知说的传播寻找到了与程朱理学相符合的思想论证。《朱子晚年定论》篇幅极小，但因其作者系心学派良知说的始倡者的特殊身份，所以此书引起程朱理学派的警觉度比对赵汸、程敏政要高得多。此书成书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正德十四年（1519年）刊行后导致朱陆之争骤然升温，朱陆“始异终同”说遭到了程朱理学派的猛烈反驳。在批驳的队伍中主要有罗钦顺、陈建等。

先于罗钦顺和陈建而对心学派“始异终同”说进行批驳的是张吉和程瞳。张吉的《陆学订疑》（1卷）和程瞳的《辟邪录》（10卷）分别成书于明正德四年（1509年）和明正德十年（1515年），是在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刊行之前，故二书所批驳的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是针对赵汸、程敏政而发的。张吉，字克修，号翼斋，又号默庵、怡窝，晚号古城，余干人，明代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他在《陆学订疑》的序中说：“予恶夫世之从邪而畔正也，乃取象山语录反复玩味，有可疑者韻而订之。”他从《象山语录》中摘录明显与程朱理学不同之言语，逐条加以分析批驳。程瞳，号峩山，安徽休宁人。他与赵汸、程敏政同为新安人（休宁地处新安江流域），但却谨守程朱理学为正统，严拒陆学。他编撰的《辟邪录》（10卷）第一卷至第九卷摘录了朱子书信和语类中辨别异端之言语共113条，他逐条作了分析评价。程瞳在此书中对陆学批驳用词之严厉，以致《四库提要》中说：“（此书）与陈建《学蔀通辨》均谓之善骂可也。”

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科探花，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当王阳明学说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广为流传而天下读书人蜂拥师之之时，能笃守程朱理学者唯有罗钦顺、吕柟等少数几人。罗钦顺致书信与王阳明，就《朱子晚年定论》直接与之展开了辩论。他说：“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尺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尔，尔后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明确指出了《朱子晚年定论》中存在着“晚年”时间界定模糊、所摘选之朱子言语在时间顺序上有颠倒之误等致命缺陷，进而揭示了王阳明撰写此书之用心：“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此书中所摘录的30余条朱子论内修之言论，不过是王阳明故意选取来为其良知说之合理性所作的论证。

陈建（1497～1567），字廷肇，号清澜，广东东莞人。他针对朱陆“始异终同”说撰写了《学蔀通辨》（四编十二卷），他在总序中说：“学术之患莫大于蔀障。”佛学、陆学、“早异晚同”之“矫诬朱子以弥缝陆学”之说，此为学术之三重蔀障，因此他要逐一加以廓清。他摘录了朱子和象山的文集、语录、年谱等20余种书中的学术记载，逐年编次，分条辨明。前编三篇论明朱子早年尝出入禅学，与象山未会而同；朱子中年方识象山，其说多去短集长，疑信相半；朱陆晚年几如冰炭，而象山既没之后，朱子力排之尤明。这是针对“早异晚同”说而明确提出的“早同晚异”说。后编三篇以揭示象山阳儒阴释之实，指出象山之屏思黜虑、专务虚静的修养工夫实乃禅学之工夫，称陆学为禅陆。续编三篇阐明汉唐以来佛学惑人之实。终编三篇阐辨明人心、道心之分，力证朱子学为正学。陈建的这部《学蔀通辨》自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首刊于世后，又在明万历、清康熙、同治、光绪年间多次再版，成为明、清两朝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一部力作，此书与罗钦顺的《困知记》被顾炎武称为“今日中流之砥柱”。（陈建在朱陆之争中的作用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在明代朱陆之争的学术思潮带动下，程朱理学派和陆王心学派的学人为了论证自己学派的正统性，纷纷编纂道统著述。程朱理学派的著作有程瞳的《新安学系录》、朱衡的《道南源委录》、杨应诏的《闽南道学源流》等，陆王心学派的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方学渐的《心学宗》和张自勋的《心书》等（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二 清初朱陆之争及道统著述

明代的朱陆之争并没有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结束，在清朝政府“移植”程朱理学为官学的文化政策下，依然硝烟弥漫、争论不休。清初程朱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烈、孙承泽、王懋竑、魏裔介、张伯行、陆陇其、熊赐履等。陆王派的代表人物有毛奇龄、邵廷采、李绂、黄宗羲、孙奇逢、李颙、陈确等。这一时期的朱陆之争明显表现出程朱派人多势众、咄咄逼人，陆王派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张烈作《王学质疑》，熊赐履作《闲道录》，又诋斥陆王，几不使居于人类。”然而物极必反，程朱学派对陆王学派的过分诋毁和责难，反而激起了许多学者对程朱派争胜门户做法的反感和对陆王派的同情，所以清中后期的道统著述大都表现出了朱陆兼容的宽容。

清初程朱派学人依然在做驳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工作。孙承泽（1592～1676），字耳北，号北海，北京大兴人。他著有《考正晚年定论》（2卷），此书没有流传下来，只在《四库提要》存有提要，言此书考证自鹅湖之会始，依次编录《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言语，称“实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此偏颇之语，实难令人信服。因孙承泽“初附东林，继降闯贼，终乃入于国朝”，在清朝大臣中难免被人所轻视，故而他晚年才撰写此书，借尊朱子以表明自己对清政府的忠心，进而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种动机下撰写的文字难免有偏离事实之嫌。与孙承泽相比，王懋竑的治学态度更为端正和认真，虽然此二人研究的结论都是“朱陆晚年学术判然两事”。王懋竑（1668～1741）字予中，号白田，江苏宝应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进士，选授安庆府教授，授翰林院编修。他花费了20余年时间精心研读朱子著述，参考明代李默和清代洪去芜分别编著的《朱子年谱》，认真考订而成《朱子年谱》（4卷），“又备列去取之故”，把编订《朱子年谱》时收集的资料逐一辨析，而成《朱子年谱考异》（4卷），还集中采掇朱子论学之言语，成《朱子论学要语》（2卷）。他在撰写《朱子年谱》、《朱子年谱考异》、《朱子论学要语》这三部书时是站在程朱理学派的立场上的，因此他在对朱熹关于“尊德性、重涵养”的言语的解释就显得有些牵强。其《朱子年谱》实质上是《朱子学谱》，因为此书记载朱熹论学特详，于政事则颇略。但《四库提要》对其书评价甚高：“于朱子平生求端致力之方、订异审同之辨，原原本本，条理分明……以作朱子之学谱，则胜诸家所辑多矣。”

清初官方程朱派中态度温和者力辨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非，态度激烈者则直接著文抨击王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陆陇其得见与之同科进士的张烈所著的《王学质疑》，极为赞许。在他和张伯行的大力支持下，三年后此书刊行，成为打击王学的“一枚重弹”。

张烈（1621～1685），字武承，河北大兴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康熙十八年（1679年）试博学鸿词科迁翰林院编修。“其学以程朱为宗，深疾阳儒阴释之徒，以闲邪卫道为己任”。所著《王学质疑》（5卷附录1卷）由张伯行和陆陇其作序后刊行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清初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此书前三卷分别批驳王阳明的“心即理、致知格物、知行合一”等心学中的核心概念。卷四《杂论》批驳王阳明在与学人论学书信中的言语。卷五《总论》揭露王阳明良知说在学术界带来的恶习，并力斥其《朱子晚年定论》颠倒中晚，诳词以欺天下，目的是以朱攻朱。附录一卷中载有《朱陆同异论》、《史法质疑》及五篇《读史质疑》。《朱陆同异论》称“朱陆之辨，大是非大利害存焉，又非独同异而已也”。认为天下正道只有程朱理学一家，陆学异于朱学即证明陆学已背离了孔孟之道，王阳明良知说实乃陆学在明代的新发展，其窃《大学》、《孟子》之言以文其佛老之实，其流弊则为王畿、李贽之流。《读史质疑四》言“象山阳明之说，禅门直指人心之说也”，说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成进士时，当年六月孔庙灾，九月建阳书坊灾，这些灾异现象昭示了“阳明之出，孔朱之厄也”，阳明良知说的广泛传播致使“人心乖张，发政害事”，导致明朝灭亡。

《王学质疑》一书在清朝官方大儒的鼓噪下变得威力大增、振聋发聩。清初学人纷纷对此书发表意见。对此书的评价几乎成了判断清初学人学术态度的标尺。

在程朱学派的猛烈抨击下，陆王学派的学者几乎无人敢公然以王学传人而自居，即使像黄宗羲这样的心学派大儒对待程朱理学也只好“阳为尊崇而阴致微词”，就连身居高位的李绂也只得一面上书盛赞康熙接续宋明儒道统，一面私下里撰写《阳明学录》、《陆子学谱》。这一时期敢在文章中批评程朱而为陆王辩护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中，比较知名的是毛奇龄和邵廷采。

毛奇龄（1623～1716），本名甡，字大可，又字齐于、于一，号初晴，一作秋晴，浙江萧山人，人称“西河先生”，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著有《王文成传本》（2卷），书中征引明神宗和清顺治和康熙对王阳明的评价，试图用圣上御言来为王学争得学术地位。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廷议王阳明从祀时，明神宗说，皇祖尝言，守仁有用道学也，国家能得一有用道学，虽不合宋儒，何害焉？清顺治帝也曾言，守仁之学，有似孟子。康熙也说，守仁之学，过高有之，未尝与圣学有异同也。毛奇龄说：“大哉，王言，盖自是而姚江绝学，经二圣断定，千秋万世，有谁敢有非之者。”

邵廷采（1648～1711），原名行中，字允斯，后改今名，字念鲁，浙江余姚人，韩孔当弟子，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任姚江书院主事。他以“为阳明辨心体，为蕺山证慎独”为学术宗旨。针对程朱派指责王学“自创门户”和“类禅”的观点，他反驳道：“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言良知，本于《孟子》……羽翼圣真，岂其自创一门户耶。”“其谓禅家宗旨者，必外伦理遗世务而后可……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

李绂（1673～1750），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历任内阁学士、广西巡抚、直隶总督，著有《阳明学录》（此书不传），《陆子学谱》（20卷），《朱子晚年全论》（8卷）。《陆子学谱》是在黄宗羲《象山学案》的基础上扩充加工而成，卷一至卷四记陆子言，卷五记载家学13人，卷六至卷十五记载弟子145人，卷十六和十七记载门人42人，卷十八、十九记载私淑50人，卷二十附录行状等。《朱子晚年全论》实际是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扩充本，此书收录了朱子50～71岁的著文349篇，精选朱子晚年论“心”、论“涵养”之语，以证“朱陆晚同”之主张。其实，李绂花费20余年撰写此书，“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无他意也”。

清朝朱陆之争思潮中“诞生”的道统著述，属程朱理学派的有魏裔介、张伯行、熊赐履、窦克勤等撰写的11部，属陆王心学派的仅有孙奇逢、刘鳞长、费纬陶撰写的三部（详见第一章第二节）。

正是在明末清初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在朱陆之争的小思潮中，清初学人进行着他们的学术思考。他们构建了多种多样的“道统”谱系，以此作为其思想之“精魂”，展示了自己对宋明理学，乃至对整个儒学发展与转型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