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的成因分析
第一节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职人员的岗位风险是公职人员岗位权力与各种利益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法律控制之外（不合法）的权钱交易
。岗位风险行为的成本收益与岗位风险控制的成本收益之间的博弈决定了这种交易的猖獗程度。公职人员岗位风险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决定了有岗位风险可能性的公职人员是否敢冒岗位风险，当岗位风险行为的收益大于岗位风险成本，那么他们会采取岗位风险行为，否则，则相反。岗位风险治理的力度，岗位风险治理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都决定了岗位风险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一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产生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因此经济学从来都是讲究成本的。只要理性的经济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寻求利益最大化，他就必然会讲究成本。公职人员岗位风险产生的经济学基础就是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人行为的理性。稀缺资源的价值是由资源的稀缺性和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决定的，控制稀缺资源的人在面对巨大收益的诱惑时，就可能产生强烈的实施岗位风险行为的欲望。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各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可能以所掌控的稀缺资源为代价，利用法律制度、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
二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的动机和条件
有岗位风险行为可能性的人在实施岗位风险行为时定会衡量收益和成本的对比关系。由于受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动机的驱使，总是有不少人愿意冒着风险，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等权钱交易。换句话说，当非法或非正常所得减去从事该行为所承受的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后，仍大于正常的工资收入和清正廉洁带来的道德满足时，一些人（占据特定岗位的公职人员）就会萌生从事岗位风险行为的动机，这种大于值与从事岗位风险行为的动机的强烈度成正相关关系。公职人员私欲膨胀的结果与产生岗位风险行为的内因都是岗位风险动机，在其诱惑下，是否具备岗位风险行为条件决定了行为人是否可能产生岗位风险行为。“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条件=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责任制”，也就是说，在享有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而又不需要对滥用权力负责任的情况下，就已经具备从事岗位风险行为的条件。在岗位风险行为动机的诱惑下，再加上具备岗位风险行为的条件，就会迅速催化岗位风险行为动机，从而产生岗位风险行为。
三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的成本分析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并不是没有成本，而是以隐性成本的形式存在。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的直接投入，二是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一旦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相对于前者，岗位风险行为成本大多来自后者，即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这类损失主要包括受法律惩罚的损失、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和未来收益损失等。所以，被发现的概率和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两个因素决定了岗位风险行为成本，而这两个因素又取决于岗位风险管理的力度或投入（即岗位风险管理成本），如加强监督制度的建设会提高岗位风险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提高惩罚力度会提高岗位风险行为成本。因此，岗位风险管理成本提高，岗位风险行为成本也会随之提高。
四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的收益分析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的经济学本质是一种寻租活动，它是指少数人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租金是由于不同的体制、权力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来换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寻租过程中被追逐的永远是权力与金钱，而寻租的过程就是权钱交易的过程，寻租活动的高涨刺激设租活动的发展，使岗位风险行为活动陷入恶性循环。社会上所存在的租金就是岗位风险行为收益的直接来源。从长期均衡的角度分析，岗位风险行为的收益与社会上所存在的租金是相当的。岗位风险管理的投入或力度决定了社会上存在的租金的多少，一个社会的公职人员岗位风险管理的投入或力度越大，则社会上所存在的租金越少。岗位风险管理的投入或力度的大小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用岗位风险管理成本的高低来衡量的。
五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的成本收益关系
在岗位风险行为收益小于或等于岗位风险行为成本的情况下，理性的经济人应该选择避免岗位风险行为；而在岗位风险行为收益大于岗位风险行为成本的情况下，理性的经济人则会选择岗位风险行为，因此岗位风险行为猖獗，而增加岗位风险管理成本的投入则可以有效地减少岗位风险行为。
六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收益关系
只有强化岗位风险管理的力度，积极采取措施抑制岗位风险行为，才能有效地遏制岗位风险事故。然而是否积极采取措施强化岗位风险管理的力度则要视乎其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和收益对比关系。只有在岗位风险管理的收益大于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的情况下，加大岗位风险管理的力度，积极采取行动管理岗位风险才具有可能性。
岗位风险管理的收益包括岗位风险管理的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显性收益是收回了“赃款赃物”，减少了由于岗位风险事故而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岗位风险管理的显性收益基本上等于岗位风险行为收益；隐性收益主要是指岗位风险管理收益是一种社会收益。“刑一恶而万民悦”“锄一害而众苗成”，有效的岗位风险管理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无论是显性收益还是隐性收益，它们将随着岗位风险管理成本的提高而提高。
当岗位风险管理成本很低时，岗位风险行为现象会相对严重，此时稍微提高岗位风险管理成本则可大幅度提高岗位风险管理收益；当岗位风险管理成本较高时，岗位风险行为现象已不明显，提高岗位风险管理成本带来的岗位风险管理收益不高。在岗位风险管理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的情况下，应该大幅度提高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而在岗位风险管理的收益小于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的情况下，则不应再提高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所以，在理论的角度上分析，在岗位风险管理的边际成本与岗位风险管理的边际收益相当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一个最优状态的。在现实中，所有国家的岗位风险行为都是维持在大于零的水平上。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避免或消除公职人员岗位风险现象，完全避免或消除岗位风险行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
七 岗位风险行为与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收益关系
比较岗位风险行为的成本收益和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收益的均衡水平的关系，有三种情况。
（1）当岗位风险行为收益等于岗位风险行为成本时，岗位风险管理收益也等于岗位风险管理成本。在这一均衡水平上，有岗位风险可能性的人应刚好选择停止岗位风险行为，也就可以选择不加大岗位风险管理成本的投入。
（2）当岗位风险行为收益大于岗位风险行为成本时，行为人会选择岗位风险行为，岗位风险行为活动猖獗，此时，投入不大的岗位风险管理成本便可大大提高岗位风险行为的成本，有效抑制岗位风险行为的滋生蔓延。
（3）当岗位风险行为收益小于岗位风险行为成本时，应进一步提高岗位风险管理的成本，当公职人员实施岗位风险行为的成本已远大于其岗位风险行为收益时，岗位风险行为活动已被减少到非常低的程度，此时，岗位风险管理者也将不再继续加大岗位风险管理成本的投入，其在得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岗位风险行为。
八 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与公职人员岗位风险管理博弈的三个阶段
依据上述分析，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与公职人员岗位风险管理的博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蔓延猖獗阶段。这一阶段岗位风险行为收益远远大于岗位风险行为成本，岗位风险行为猖獗，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政治影响也极其恶劣。在这一阶段岗位风险管理成本尽管投入不大但也能大幅度提高岗位风险行为的成本，降低社会上的寻租成本，进而有效地减少岗位风险行为活动，抑制岗位风险行为的滋生蔓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与公职人员岗位风险管理的相持阶段。这一阶段岗位风险行为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岗位风险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局部地区、局部领域的岗位风险行为仍然猖獗，依然是岗位风险行为收益大于岗位风险行为成本。由于岗位风险行为具有负外部性，岗位风险管理又存在很大的隐性收益，所以岗位风险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使岗位风险行为收益等于岗位风险行为成本这一目标上，而应该上升到岗位风险管理收益等于岗位风险管理成本的水平，即使在岗位风险行为现象在某些区域或领域已受到一定抑制程度，也需要继续加大岗位风险管理力度，直至岗位风险行为现象被减少到极低的程度。
三是抑止公职人员岗位风险行为、最大限度降低岗位风险阶段。这一阶段岗位风险行为成本大幅度超过岗位风险行为收益，岗位风险概率下降，各种损失减少，岗位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岗位风险管理主体不再继续加大岗位风险管理成本的投入，岗位风险管理者在使自己的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岗位风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