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锳先生学术成就述略
曾昭聪[1]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摘要：王锳先生学术素养深厚，研究成绩斐然，在语言研究、辞书研究、文献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道德文章为一代楷模。
关键词：王锳；学术成就；语言研究；次数研究；文献与古籍整理
引言
王锳先生，1933年10月生，四川成都人，九三学社社员，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师专、遵义师范、遵义教育学院、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大学，曾任贵州省语言学会会长，并曾借调至中华书局、华中科技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于2015年9月18日因病逝世。先生学术素养深厚，研究成绩斐然，在语言研究、辞书研究、文献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均有重要建树，1987年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优秀奖，1990年被评为贵州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被国家教委与国家民委联合评定为全国民族教育先进个人。
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包括多个方面。1978年以来，先生在《中国语文》《中国语言学报》《语言研究》《语文研究》《语文建设》《文史》《文献》《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试论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意义与作用》等颇为中外同行称誉。其诸多单篇论文后来结集为《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语文丛稿》《语文丛稿续编》等，另出版独撰或合作的词汇研究专著、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普及读物10余种，其中独立撰写而又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诗词曲语辞例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宋元明市语汇释》等均多次再版，享誉学林。
王锳先生教书育人，耕耘不止，其道德文章为一代楷模。兹综述先生学术成就，总结其学术思想，以缅怀先哲，启迪后学。
一 语言研究
王锳先生在语言研究方面的贡献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的视野上着力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同时又注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近代汉语时期口语迅速发展，古人在书面文献中已经记录了相当多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并没有引起训诂家们应有的重视。虽然古人也曾在笔记中作了一些词语诠释工作，但总体来说其不足是十分明显的，一直到20世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出版，才表明近代汉语词汇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研究领域是沉寂的；不过，沉寂之中也蕴含着即将到来的学术的春天的浓浓气息。1980年，先生著作的《诗词曲语辞例释》出版，这部著作继承并发展了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的旨趣，即所诠释的对象是所谓“诗词曲语辞者，即约当唐宋金元明间，流行于诗词曲之特殊语辞，自单字以至短语，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意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其字面生涩而义晦，及字面普通而义别者，皆在探讨之列”［1］（P1）。但先生的探讨更进一步精密化和科学化，1990年，《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出版，这表明先生的研究范围并不限于诗词曲语辞；1997年，《宋元明市语汇释》出版。这三部著作均多次再版，是治汉语史和古典文学、古典文献等学者的案头必备书，其成绩有目共睹，学界早有定论，此不赘述。研究的对象互不相同，但又共处于近代汉语这一大的范围之内，说明先生一直倾力于此，同时又在不停地积累新的材料探索新的研究领域。蒋礼鸿先生曾经说，清代学者“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秦两汉之书，至多到六朝时为止，而且还是偏于南朝的。在这一时代以后的语言的词汇，他们就不甚过问。近代学者才来弥补这一空白”；“对于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和没有研究过的，还大有可以继续努力的馀地”［2］（P19-20）。王锳先生正是一位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学者，学术视野十分宽广。
先生为什么将研究重点定在近代汉语词汇方面呢？在《试论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意义与作用》一文中，他自己作了很好的回答。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来说，“词汇史的研究存在着详古略近、头重脚轻的状况”，“对于白话词汇，由于问津者少，至今心中无数，许多词似懂非懂，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对于现代汉语某些词语的语源及其演变，以至整个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各大方言）词汇的形成，也就难以作出科学的全面的说明”。从辞书编纂角度来说，“大型词典是词汇史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者。它与中小型词典不同的是，不仅收词范围更广，举例释义更细更全，而且需要穷源溯流。这与白话词汇研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文献作品的注释和阅读角度来说，“由于作为解字释词之‘典’的词典在诠释白话语词方面尚有不足，这就必然给读者阅读以至注家注释这一历史阶段的作品带来困难”，“加强白话词汇的研究，亦为批判继承此段文学乃至全部文学遗产所必需。读者之困惑限于一己，尚无大碍；注家误释，则势必谬种流传，影响匪浅”。从作品的断句校勘角度来说，“古代白话词汇的研究与作品的断句校勘亦关系至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反之则会影响质量”［3］（P7-27）。因为高瞻远瞩，其研究也就更有针对性、前瞻性，收入《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中的不少论文就是从这几个方面进一步阐发的。如《古代白话词语与大型语文辞书修订》《古汉语同形词与辞书条目的分合》《说“骯髒”——兼谈近出辞书立目释义的得失》主要就辞书编纂立论，而《俗语词研究与戏曲校勘》则着重于校勘方面。
王锳先生的研究视野不仅表现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他还敏锐注意到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关系。故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中古汉语》一文中，先生说：“汉语传世文献存在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中古和近代正是白话系统由萌芽而渐臻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汉语词汇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前人对此重视不够，给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留下了大段空白……中古阶段经过一些学者的努力，虽也取得不少成果，但相形之下却仍显得较为滞后。这一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则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乃至整个汉语词汇史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都将受到严重影响。”［3］（P62）这一论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先生在为《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论稿》所赐的《序》中也语重心长地指出：“从事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以能贯通中古和近代两大阶段为最佳选择。”“如果限于时间和精力，不得不有所侧重，那么，侧重近代的不妨上溯中古，读一点中古的材料，尽可能了解中古阶段的已有成果；侧重中古的也不妨下探近代，读一点近代的材料，了解近代阶段的已有成果。这样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必然会提高各自的研究质量，加快整体研究的步伐。”［4］（P263）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汉语研究开展得轰轰烈烈，不少近代汉语研究者同时也在进行中古汉语研究，更有专门从事中古汉语研究的，取得的成绩相当显著。不过，从总体上来说，中古汉语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较为薄弱的，这一方面的研究队伍需要进一步充实。在注意到中古汉语的同时，王先生对上古汉语也用力不少，他的《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一书就有数篇论文是有关上古汉语的。如《云梦秦墓竹简所见某些语法现象》《关于古汉语中“所”的用法与词性》等论文就是有关上古汉语的研究成果，其更多地牵涉上古汉语的论文则是将整个汉语史全部打通，如《古汉语中“敢”表“能”义例说》一文虽篇幅较小，但却包括了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的语料，甚至还牵涉现代北方方言。王先生从整个汉语史的范畴来立论，而不是对汉语词汇作静态的孤立的考察，理清了不少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其学术视野由此可见一斑。《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虽以“近代”为名，但其立论的基础却是整个汉语史，这一点，对于我们后学者当是有所启发。
第二，在研究对象上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扩大到包括“市语”在内的所有词汇。
关于研究的对象，一般从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学者注意较多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前辈学者张相所谓“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的两类词语，王锳先生则在此基础之上发现了更多的值得研究的对象。
例如，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一般都会以为他的散文当是纯粹仿先秦文言文，就连韩愈本人也声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韩愈同时也要求创作上“惟陈言之务去”，这就暗示了他的文学创作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活的语言现象。在《韩愈散文中的一些口语成分》一文中，先生研究了既非诗词曲又非唐宋笔记的韩愈散文中的口语成分，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唐代新兴的口语词和一些语法现象。同时指出，“从他们的文章的口语成分中尤可窥察当时语言的滋生演变”，“他们文章所反映出来的口语特征，自然有较强的代表性，可以作为语言断代的重要参照系”［3］（P83）。这一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对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是有指导作用的。又如，他的论文《试说“切脚语”》瞄准古人所谓切脚语，即由单音节衍化而成的双音节词，进行了研究。王先生的研究，涉及近代汉语中众多的研究对象，举凡小说、法律文书、医学典籍、史书、佛典等语料中的词汇，王先生都作过不同程度的相关研究，其研究对象相当广泛。
先生开创性地进行了近代汉语“市语”研究，他在《宋元明市语汇释·前言》中指出：“市语，顾名思义，即市井小民的口头语言。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来，它应当是所谓‘同行语’或‘社会习惯语’，属于社会方言之列。”［5］（P1）市语是语言的变异形式之一，但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并无“市语”条，一些特种或断代辞书虽收录有少量常见的市语语汇，但释义方面大可商榷；另虽有学者在近代汉语专著中对市语作了分类介绍，但因限于篇幅，未能对其作更详细或系统的论述。因此，以市语作为研究的对象，体现了王先生独特的学术眼光。王先生关于市语的研究，不但填补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空白，同时也可以纠补当代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观点［6］。
研究资料和对象的广泛可以促进研究者视野的宽广，而研究视野的宽广又反过来可以促使研究者注意更多的研究资料和对象，二者的关系是良性互动的。王先生的近代汉语研究经验启示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视野广博，唯此才能有所发现，取得成绩。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与发扬前辈学者的学术主张，并将词汇研究与语法、音韵、修辞紧密结合。
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方法，前辈学者张相在《诗词曲语辞汇释》序言中说到五点：“一曰体会声韵”，“二曰辨认字形”，“三曰玩绎章法”，“四曰揣摩情节”，“五曰比照意义”；“凡此诸方法，大率不出刘淇氏《助字辨略》、王引之氏《经传释词》及清代训诂大师所启示”［1］（P4-7）。王先生的研究不但更为精细、科学，而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当代前辈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例如黎锦熙先生在汉字改革、古今汉语研究和辞书编纂方面的卓越成就人所共知，然其作为近代汉语研究的最早倡导者（他所提出的“近代语”概念比吕叔湘先生的“近代汉语”概念还要早16年）则鲜为人知。王锳先生因而特撰《黎锦熙先生论近代汉语研究》一文加以介绍，文末述及该文写作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揭橥黎先生对于近代汉语研究的首倡之功，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主张吸取文章中在今天仍有价值并切实可行的建议，以加速近代汉语研究的进程。”［3］（P6）这说明王先生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极为注意的。又如，扬雄《方言》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词典，其对后代影响深远，并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续补模仿之作，姜亮夫先生的《昭通方言疏证》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一般人读这些方言著作，往往只从其中的方言俗语与汉民族共同语的关系角度来看，先生则将其与近代汉语研究结合起来，“该书在进行纵向联系时，涉及大量的近代语词。这在此前的同类著作中是比较罕见的”。因而他特作《〈昭通方言疏证〉与近代词语考释》一文，从四个方面述其成绩：“《疏证》丰富的方言训诂资料和结论，可帮助我们获得某些近代语词的确解”；“考求本字，为我们指出了某些近代语词的构词理据”；“《疏证》对近代联绵词的研究”；“《疏证》对近代同源词的研究”。他还指出，《疏证》“不论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近代词语考释可资借鉴之处不少”［3］（P180-189）。另外，他的《读〈葛藤语笺〉随札》向读者介绍了日本江户时代无著道忠禅师的著作，“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无著一系列的禅录笺注，就是帮助人们理解禅录的‘卷笺’，而《葛藤语笺》则是集中概括了大量笺注成果的禅录俗语辞典”［3］（P194）。王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他仍然十分谦虚地向前辈学者学习，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仿效。
二是词汇研究与语法、音韵、修辞紧密结合。先生著有《古典诗词特殊句法举隅》，在该书《小引》中，他指出该书研究“句法”之因：句法，“除了语序之外，还包括诸如成分的省略、内容的紧缩、结构的扩展等。这些问题虽然与修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在古典诗词中，以上几个方面不仅与现代不同，而且与当时的散文也不大一样，所有有些‘特殊’。它们往往成为今人理解欣赏古典诗词的障碍”［7］（P4）。该书内容包括“语序的错综”“成分的省略”“格律句与语法句”“与句法密切相关的几个修辞问题”几大部分，其条分缕析，揭示了古典诗词中的特殊句法，是一部真正的“大家小书”。从该书可以看出王先生注重将词汇、语法、修辞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其中精彩的例句非久谙此项研究者不能道也。
又如他的《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一书，从书名来看，可知既有词汇论文，也有语法论文，其中有不少论文是词义讨论与语法探讨互为一体的。如《唐诗方位词使用情况考察》说到方位词的泛向用法；《唐诗中的动词重叠》说到唐诗中的动词重叠可以表示时量长、动量大或强调程度、加重语意；《敦煌变文“处”字释例》对“处”字的作用与含义进行了讨论；至于词汇与音韵的结合，在进行词义考释更时时可见。例如他在《“张楚”义辨》中将“张楚”训为“大楚”，是因为“在古汉语中，与‘张’音近的‘将’同样可以训‘大’”，“‘将’与‘张’上古音均属阳部，只是声母稍异，故音近而义亦可通（今湖南某些地方尚‘张’‘将’不分）”。他因而得出结论：“‘大’、‘张’、‘将’三词，词形不同而义可通用，其间或许存在着某种方言的歧异。如果这一推断不错，那么，‘大楚’或称‘张楚’，是不足为怪的。”［3］（P231）论之词汇与修辞的结合，可以他的《试论“通感生义”——从“闻”字说起》为代表。另外如他在《敦煌变文“处”字释例》中说到“处”可表时间义，同意“时空引申律”的观点；《试说“承”有“闻”义》说到“‘承’的本义和常用义是‘承受’‘接受’”，“‘闻、听’义应是由此引申的结果。因为接受的对象可以是具体物品，也可以是抽象的言语信息，如教令、书信、讣告之类”［3］（P244），实际上也是从修辞角度来说的。
二 辞书研究
王锳先生在辞书研究方面的贡献，最主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注重推广、介绍常用语文辞书，撰写了《常用汉语辞书举要》以普及辞书常识，提高学习者与研究者的语文素质。
第二，围绕《汉语大词典》进行研究，撰写了《〈汉语大词典〉商补》《〈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以及其他相关论文，为当代语文辞书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由贵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是在王先生去世之后面世的。这里，只以《〈汉语大词典〉商补》为例作一阐述。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大型历时性的详解语文词典，其编辑方针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力图反映汉语词汇的历史演变，其成就是很高的。主编罗竹风先生说：“人类可以创造出空前未有的新事物，但决不可能创造出‘绝后’的任何东西。”“由于所收词目浩繁，又加时间紧迫，疏漏、错误必然难免；如有发现，一定记录在案，在重版时修订补充。”［8］《汉语大词典》出版以后，便出现了不少文章，在充分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亦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汉语大词典》的进一步完善是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的。
《〈汉语大词典〉商补》以下简称《商补》全书23万字，除前言、引用文献、索引、附录之外，共分6部分：立目商补、释义商榷、义项增补、阙例增补、提前书证、引文斠议。其每一部分下面有若干条目，每一个条目下面先略引《汉语大词典》失误之处，然后指出失误在何处，言必有证，要言不烦，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与可读性。这部著作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考证深入细致，结论精审可信。王先生在《商补》前言中说：“多年来，由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汉语大词典》一直是笔者案头必备的经常翻检查阅的首选辞书。在翻检过程中获益不少，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随手记下了一些材料。”事实上，王先生的《商补》是于历年的积累之中写成，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现兹引“释义商榷”中一例，以窥其一斑。
“十袭”条，《汉语大词典》释为“把物品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起来，以示珍贵”。其举例是《后汉书·应劭传》：“宋愚夫亦宝燕石，缇
十重。”李贤注引《阙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之，主人父斋七日，端冕之衣，衅之以特牲，革柜十重，缇巾十袭。”下又举宋欧阳修文、陈师道诗及杨万里诗。
《商补》指出：李贤注引《阙子》一例中，“袭”为量词，“十袭”为数量词组，与“十重”相应。降至宋代，“十袭”才凝固成词，成为一种比较珍贵的丝巾的名称，一般用来包裹珍贵物品。宋文与可《谢杨侍读惠端溪紫石砚》诗有“洗濯鉴面莹，弹叩牙音铿。遂剪十袭巾，加以重箧盛”之句；宋张文潜《寄答参寥五首》之四有“时时未免作，包以十袭厚。低心让儿曹，默默众人后”之句；《汉语大词典》所举杨万里诗“十袭古锦帊”仍是量词用法，欧阳修文“十袭珍藏”、陈师道诗“十袭包藏”则均指丝巾。此目不仅释文可商，释文与例证也圆凿方枘［9］（P29）。
按，《商补》于欧阳修文、陈师道诗及杨万里诗未引，只作评述。为使读者明其原委，兹引述如下：宋欧阳修《谢赐〈汉书〉表》曰“十袭珍藏，但誓传家而永宝”；宋陈师道《谢寇十一惠端砚》诗曰：“琢为时样供翰墨，十袭包藏百金贵”；宋杨万里《三辰砚屏歌》曰“怀璧未为罪，借书未为痴，公当十袭古锦帊，如何传翫十手把，不防夜半有力者”。以此作一对照，可知《商补》言之有证，所论不误。
（二）注重所引文献的版本源流、出处和优劣。语言研究者是比较注重所引文献的版本的，但一般说来，大多也仅注意到所引版本体现了某一时代的语言现象。《商补》则更进一步，引述语料时往往注意版本的源流、出处和版本的优劣。例如“引文斠议”部分的“危”条，《汉语大词典》义项九是“几乎、将要”，并首引《汉书·外戚传》，次引梁元帝《金楼子·说蕃》：“今暑热，县官年少，持服恐无处所，我危得之。”《商补》指出：“《金楼子》这段文字出自《汉书·宣元六王传》，一字不差，不能作为六朝用例表此词之流。”［9］（P164）又如“打住”条，《汉语大词典》释为“停住；刹住”，并首引《红楼梦》例，次引清褚人获《坚觚十集·水饭词》：“尊前正欲饮流霞，却被伊来刚打住。”商补指出：所引见《全宋词》3666页无名氏《浪淘沙》词，连上文是：“水饭恶冤家，些小姜瓜。尊前正欲饮流霞，却被伊来刚打住，好闷人那。”故不应作为清代语料置于《红楼梦》之后，且所引末句非韵脚所在，“好闷人那”一句不可省［9］（P169），即为注意到同一语言现象的不同版本源流。又“垂顾”条，《汉语大词典》释为“犹光临”，其书证是《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所引宋王谠《唐语林》。《商补》指出：中华书局校点本《太平广记》于此条之末“出《唐语林》”之后注云：“明钞本作‘出《酉阳杂俎》’。”这后一出处是对的，见中华书局方南生校本《酉阳杂俎》前集卷九《盗侠》［9］（P165），此即为注意到了语料所出版本的真正来源。又如，“杯珓”条，《汉语大词典》所引第二例是宋程大昌《演繁录·卜教》，其中有“以两蚌壳投空郑地”语。《商补》指出：“郑地”不辞，当为“掷”之误，《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二所收《演繁录》卷三“卜教”正作“掷”［9］（P168），此即为指明了版本的优劣。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商补》作者之博学，若不是对古籍版本素有研究并高度重视的学者断不能如此注重引书不当的细微之处。
（三）参证文献比较广泛，尤其是对于近代汉语方面的文献典籍运用的得心应手。《商补》参证文献广泛，凡经史子集、笔记杂著、部分佛典语料、现当代语言学著作、各种词典乃至报纸和古籍与现代汉语的电子语料库均在取材之中，因此为《汉语大词典》纠补不少疏失。其更有特色的是对近代汉语方面的文献典籍，运用的得心应手，因而对《汉语大词典》提出了很好的商榷意见。其精准从以上引文中已经可见一斑，不烦再继续举证。
学术史上，一部有影响著作的出版，必伴有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研究和纠补的新著作出现，这样的新著作就可称得上是前一部著作的功臣与诤臣，它们一起共同推动了学术的进步与繁荣。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云：“宋邵氏《思姓解》一书……因有山阳段氏朝端为作《辨误》一卷，其所纠正，颇足为邵氏功臣。”［10］又当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中评价段玉裁时说道：“段氏就是这样极其精审地进行研究工作的。他是许氏的功臣，又是许氏的诤臣。”［11］（P116）《商补》同样称得上是《汉语大词典》的功臣与诤臣，它的出版，对于《汉语大词典》将来的修订工作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 文献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
王锳先生在文献与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致力于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在文献研究上有精到见解。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撰有系列著作，如《〈说苑〉全译》《型世言》点校以及《郑珍集·小学》的点校等。这一方面的成就，可以《郑珍集·小学》的点校为例。
关于郑珍《亲属记》，之前只有中华书局点校本，它以广雅书局刻本（以下简称“广雅本”）为底本，而先生改以《巢经巢全集》本（以下简称“巢本”）为底本。二者之别，王先生在其点校的《亲属记》之《校点说明》有较详细的论述。
据王先生介绍，此书的主要版本依次为贵阳陈氏刻本、《广雅丛书》本、《巢经巢全集》本、中华书局1996年校点本。陈刻本原分上下两卷，据《巢经巢全集》本所录陈矩跋可知，“上卷开雕于光绪丙戌十二月（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7年1月），完工于丁亥九月（1887年10月）”。陈氏又说下卷经他补缀，亦已成书，并请人抄录，结果“不慎于火，为荧惑下取，数月心力，灭没于烟焰中”，他对此深感惋惜，但也无可奈何。此本当时刻成的只有上卷，而且可能印数也不多，所以后来的黔中耆宿如赵恺、任可澄等均称“未之能见”。《广雅丛书》本亦非完璧，不过是“析第一卷为二卷”而已。民国29年，桐梓赵恺主持修《续遵义府志》，到贵阳访书，从年已耄耋的陈田、陈矩兄弟处获得他们“补刊备漏摩挲数十年”之原刻补订本……这就是后来收入《巢经巢全集》内容较为完整的《亲属记》二卷本。这个本子的第一卷就相当于《广雅丛书》本的上下两卷，第二卷收录旁系亲属称谓的内容则为《广雅丛书》本所缺者。中华书局标点本据《广雅丛书》本排印，内容自然也不够完备［12］（P1067-1071）。
中华书局点校本及其所据的广雅本的内容，仅仅是巢本的前一半，自然未为完备。故先生点校时以巢本代之，则补充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与广雅本未收的另一半内容，其功莫大焉。
《语文丛稿》中收录了《关于王维〈阳关曲〉的几个问题》《“谁道是杨花，点点离人泪”——为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词一辨》《〈曲海总目提要〉所录元明杂剧本事补证》《〈墨子·公输〉的一处校勘问题》《〈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商补》《〈全宋词〉刊误拾遗》《〈型世言·题辞〉校议》多篇，这些论文立足于文献，从文献角度进行研究，证据确凿，很有说服力。例如，《关于“饮流斋”抄本传奇》分析了饮流斋本《双忠记》与富春堂刻本在版本上的优劣，指出二者在文字、内容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饮流斋抄本《双忠记》在艺术上要大大超过富春堂本。这很可能不是明刻本原貌，而是经过许之衡这位行家里手一番艺术加工的”。但王先生并不因此而同意其他学者用饮流斋抄本取代其他版本的观点，因为“富春堂本即便在艺术上略逊一筹，也自有其影印流传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个较早的刊本，从中可以窥见此剧原始面貌……对于今天的戏曲研究和戏曲改编工作来说，如能将两种本子加以比较，分析其艺术上的得失，从中总结出某些经验教训，那岂不是大有裨益？”［4］（P171）此言，诚为中允之论。王先生还将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例如《“谁道是杨花，点点离人泪”——为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词一辨》，即是针对吴世昌先生《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一文对苏轼《水龙吟》词的批评，从艺术上作了深入的分析。王先生进而指出：“此篇在苏轼的全部作品中，未必是最上乘之作，但它也足备一反映这位词坛宗匠作品风格的全貌，该是不成问题的。”［4］（P154）
第二，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资料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重。
这里所说的资料包括研究的语料和参考资料，二者是相结合的。
在语料方面，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曾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的“跋”《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将中国古典文献分为同时资料（出土文献）与后时资料（传世文献）两大类，并言“中国古典文献大多为传世文献，这对我们进行汉语史的研究是不利的”。蒋绍愚先生也说：“资料问题是任何语言研究都必须重视的，但近代汉语研究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13］（P15）因为近代汉语语料比较零散，又因为前人研究得较少，所以语料又比较驳杂，语料中的衍夺倒讹等现象比比皆是。王先生曾经发表过许多篇校勘方面的论文，上面所举《〈汉语大词典〉商补》能够“注重所引文献的版本源流、出处和优劣”，“参证文献比较广泛”等，就是他在文献研究方面的特点。又如，他收录于《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一书中的论文也是特别注意语料的准确性，像《关于秦墓竹简所见某些语法现象》《敦煌变文“处”字释例》等论文就是例子。王先生本人也说：“例如讲云梦秦简语法的一篇，内容虽很肤浅，却是从语言角度研究这份‘同时资料’较早的论文之一，可以作为研究古代语言必须重视出土文物资料的又一例证。”（见该书《后记》）［3］（P256）这提示我们，研究近代汉语需要对研究语料的准确性特别注意。
研究的参考资料也是很重要的。古人在进行某些研究之前，往往会有一个资料长编，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以材料说话，以事实说话，才有理有据。先生在《古代白话词语与大型语文辞书修订》一文中说到，大型语文辞书修订时应在古代白话词汇的收词释义方面下功夫，这包括三个方面的举措：“一、编者自己动手研究，从大量白话文献中概括出新词新义来”；“二、广泛搜集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比较，然后消化吸收”；“三、组织力量先行试编历时性的《古代白话词典》，时限可从魏晋至明末清初。这样的词典编出来即不够成熟，至少可以起到资料长编或征求意见稿的作用”［3］（P32）。这些意见虽是针对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的修订而说的，但对我们从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人来说也同样具有指导作用——研究者既要善于从资料中寻求有用的东西，也要善于参考他人的研究成果。王先生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近代汉语语汇语法散论》中说“笔者目前正从事三种资料汇编，目的除了方便同行研讨之外，便是为大型语文辞书略尽绵薄”［3］（P32）。书中脚注说明，这三种资料汇编是《诗词曲语辞集释》《敦煌变文语辞集释》《古白话散文语辞集释》，其中第一种已于1991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其无论对辞书编纂者还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者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结语
除以上所列三个大的方面研究之外，王锳先生还关注中学文言文教学、语文规范等，均撰写过相关系列文章，其深入浅出，于平易处见功夫。这些论文后大多收录于几部论文集，此不赘述。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是笔者一篇文章就可以概括的，其将引导后学者在学术道路上前进。
笔者22年前始受业于先生学习近代汉语，深刻体会到了先生高尚的道德文章。《语文丛稿·后记》说到书名“丛稿”的“丛”，“它不仅是‘丛聚’的意思，更主要是‘丛脞’和‘丛杂’”，并自比为“小钉”与“瓦碟”［4］（P290），但事实上，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都能感觉出这本书的分量。《语文丛稿》的第一篇是《缅怀吕老》，文中王先生缅怀了吕老叔湘先生作为学术泰斗和一代宗师的大家风范，其中说道，“后来当我碰到一些比我更年轻的同志需要帮助时，我宁愿放下手边的工作，也要及时将送来的书稿或文章读完，并尽可能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这就是受到吕老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4］（P5）。笔者受业于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语文丛稿》中的书评与书序充满了先生对后学的谆谆教诲与深切关怀。吕叔湘先生评王锳先生曰：“历有年所，功力深厚，尤其在古白话词汇方面，是当今少数专家学者之一。”王先生为人谦虚谨慎，耕耘不止，甘于平淡和寂寞，其道德文章，为一代楷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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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曾昭聪（1969— ），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训诂学、词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