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转型与结构变革
经济增长新模式与全球资源经济
郜若素（Ross Garnaut）
在2013年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的引言中我们曾提到，当下中国经济政策和结构的全面深刻转型代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Garnaut et al.，2013a）。那一册的题目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模式”。
这个新模式同时涉及传统的经济学和制度学层面。蔡昉、宋立刚和我在2013年（Garnaut et al.，2013b）以及Huang等（2013）的Debating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从经济学视角进行了分析讨论，Dwight Perkins等（2013）则对制度学层面的变化进行了探究。
我们在2013年就注意到中国的这些转型和变迁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这些变化在以资源为基础的大宗商品交易领域显得尤其重要。作为世界人口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在旧的增长模式下的发展形成的是最强的举世罕见的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这导致了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资源需求量的激增，对于澳大利亚和其他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发展来说意义非凡。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未来的走向如何，它的发展又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源经济？本文将简要探究到目前为止相对直接的经济层面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对于澳大利亚国际资源贸易至关重要的冲击。
一 由旧到新：增长的特征变化
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基于大量且迅速的投资增长，尤其是工业活动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工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铸就了这样的增长，使得实际工资变化较为稳定的前提下的大规模城镇就业得以实现。工资的增长速度慢于产出价值的增速，收入中利润所占份额持续增长，反过来导致了居民储蓄的持续增加。其中大部分的储蓄增长都又反作用于投资，强化了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与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是较高的总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中国深入并且仍在深化的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也是其驱动力之一。全球化导向的增长模式下，中国在21世纪初贡献了大部分的世界贸易增长，以及大部分可用于国际投资的国内储蓄对投资顺差的增长。
中国在21世纪初的增长是二百多年前英国现代化经济发展之后最为迅速且持久的增长，同时也是最大的投资密集型、金属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增长。
改革期间，这种总支出中的高投资比被中国政府应对国外大规模的经济衰退的相关政策强化。第一波在1997年到1999年亚洲经济危机期间（McLeod and Garnaut，1998），面对西太平洋贸易伙伴货币的普遍贬值，中国政府选择了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为了在出口增长率和净出口下行趋势下维持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产出增长率、就业率以及收入水平，当局采取了规模更大的凯恩斯主义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第二波起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直接影响要比亚洲经济危机更为广泛，并且潜在的波动性更强。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仍旧是稳定汇率，采取大规模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来稳定产出和就业。2008～2009年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力度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要大得多。
1998～1999年和2008～2009年的凯恩斯主义扩张在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的连续性上是非常有效的。这些扩张主要通过行政体系中联系紧密的机构来执行，包括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提供者，以及在重工业领域异常活跃的国有企业等，都从国有银行汲取了大量资金。
而结果就是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角色愈发重要，并且变得比消费更加金属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因此，在21世纪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发展对国际能源和金属市场的压力极大地增加了。
人口总量最为庞大的国家高速的投资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和金属密集型增长促成了全球经济领域经历的最大、最持久也最广泛的贸易需求的增长。图1和图2显示了21世纪以来到2011年，中国如何推动了全球能源（煤炭）和金属（钢材）需求量的强劲增长，这两种类型的商品贸易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为重要。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能源和金属需求量增长在其余国家的放缓和在中国的持续加速，可以看出中国在该贸易领域的核心地位愈发突出。
图1 中国与其他国家煤炭消耗对比
资料来源：BP（2015）；作者自制。
图2 中国与其他国家钢材消耗对比
资料来源：国际钢铁协会（2015）；作者自制。
中国需求量的持续增长令金属和能源供应商都颇为震惊，目前提高采矿能力的投资相比于对金属和主要能源资源的需求来说要落后很多。能源和金属价格已经提高到或者接近所有实际生产时期的最高水平，图3至图5分别显示了动力煤、石油和铜的价格指数变化。
图3 动力煤价格指数变化
注：2007年价格为100。
资料来源：Mundi指数（2014），转引自Garnaut（2015）。
图4 原油价格指数变化
注：2007年价格为100。
资料来源：价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美国能源资料协会；美国商品平减指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数据（2007年美元数据），转引自Garnaut（2015）。
图5 铜价格指数变化
注：2007年价格为100。
资料来源：伦敦金属交易所价格数据，美国商品平减指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数据（2007年美元）。转引自Garnaut（2015）。
驱动经济发展朝新模式变化的力量有两个：一个是成功的经济本身所造成的直接压力，另一个是国家目标和政策开始朝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对国内、国际自然环境更少的破坏的转变。目标和政策领域的变化本身就部分源于对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的回应，降低追求高物质生活水平的优先性，提高其他层面的生活质量。
成功的发展带来的经济压力主要源于在人们从农村地区到城镇地区工作的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Cai 2010；Garnaut 2010；Garnaut and Song 2006；Huang and Cai 2013；Huang and Jiang 2010）。从农村到城镇的人口流动降低了对于农业资源的压力，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早期快速经济发展之后仍留在农村的人们相对来说能在当地找到更好的机会，因此要让他们如前人一样迁移至城镇就需要更大的经济激励。因此，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政府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再分配到了农村居民和农村的公共服务如公共健康、教育、通信和交通等，以及足以吸引人口流动的城镇工资。长期以来生育率低于劳动力替代率造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数量逐年降低。而城镇劳动力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了对于稳定工资水平的需求（Huang et al.2013）。
2005年以来，非熟练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和工资上涨速度快于产出价值的趋势在主要的沿海城市都非常明显，而这种情况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逐年蔓延。经济危机的爆发短暂地打破了这种趋势，但是2009年之后，随着强有力的货币和金融扩张政策的生效，这种情况又继续扩散。自此之后，尽管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但这一趋势始终没有改变。
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开始推动经济结构上和增速上的深入改革，而这终将推动国民收入领域消费比重的上升和储蓄、投资比重的下降。总支出中投资比例的下降反过来也可以降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以及累计增长率。从2012年起，随着劳动人口总量增长停滞乃至下降，劳动人口的劳动力贡献增长率也出现下滑甚至接近零。资本和劳动力贡献率增长率的下跌在长期内可能会使整体经济增长下降几个百分点，从每年10%下降至7%，并维持在低位。
政策和目标的变化则是渐进式的，但在2012年基本成型。政策的实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目前也有相当强的施行动力。
自21世纪早期以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直就是经济学家和部分民众、领导人批评和担忧的一个原因。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扩大消费尤其是服务业消费的政策在上一届政府时期被制定并且不断强化。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放缓期间，这些政策的重要性下降，但在2010年又回到了政府议程中，并且在2011～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中成为中心工作。
21世纪初的能源密集型发展模式下的温室气体排放给全球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空气质量和水质恶化的重要原因，同时会严重损害人类的健康和预期寿命。由于煤炭在电力生产和工业领域都是最为主要能源来源，全球和各地区的环境成本都非常高。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中国贡献了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量，这引起了中国科学界越来越大的不安。而这些人恰好有渠道向国务院总理和其他主要政策制定者反映相关情况。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减缓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达成了越来越强的行动共识，在2009年12月联合国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后，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遭到了来自发达国家政府的批评。在2010年的卡廷，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降低经济活动中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承诺，这需要在经济发展结构上有根本性调整。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区域性环境影响的担忧已经唤起了很多的改变措施。在中国东部和北方地区，空气中过量微小碳排放颗粒的危险性已经推动了关于这些颗粒对健康影响的科学研究，并且受到越来越多大众媒体的关注（Chen et al.2013）。早在2013年上半年这就已经成为民众关注的要点（Chai 2015），也成为推动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能源密集程度和居民用煤量的政策制定的独立而强大的驱动力。
官方的政策导向仍是继续强化削减能源依赖度和煤炭的替代性低排放能源的重要性。
二 平稳或艰难的转型
经济增长的新模式的结构调整在幅度和节奏上都非常重要且艰巨。
有人认为，如果在主要的增长指数中观测到快速但渐进的抵消变化，而工业产出、就业和大部分人的收入仍然保持合理的强劲增长，就可以视为是一个平稳的模式调整过程。但也可以将投资份额下降、消费比重上升、生产率不再能够弥补出口和收入领域的低贡献率视为平稳的调整过程。在后一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出口和收入增长的危机，而这可能会导致财政和政治的错位，从而严重阻碍生产增长。
在一个平稳的模式调整中，尽管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贡献增长率下滑，但TFP仍会维持在一定水平或有一定的加速趋势。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对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压力。在新的发展模式下，用生产率的提高来减缓产出增长率的显著下降是有可能的。市场监管和交易机制的升级可以提高生产率。新的增长模式下，对于教育领域投资增长的关注以及学龄人口的大幅缩减可以带来劳动力质量的显著提高，而这恰好可以表现为TFP的增长。提高生产率增长幅度的成功取决于Perkins（2013）两年前在相关论文集中提到的制度改革：需要维持国际经济领域各方面开放度，需要深远的财政系统改革，以允许资本更加迅速、更大规模地流动，从而达到最高的利用率。TFP的强劲增长需要接受经济活动各构成单位的快速变革，以及相对优势的快速转换，也需要市场机构的改善，如可以通过提高国家机关在处理国家和私人机构及其他私有业务关系时的透明度和可靠度来实现。而这些改善都需要首先强化个体和实业的合法权利。教育和培训领域的大力投资对于成功维持和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必不可少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国内以及与国外商业个体和企业间便捷且成本低廉的经济信息交换极为重要。
增长新模式的调整需要总投资绝对值的缩减，而不只是投资在国民支出中所占份额的降低。所需的投资水平的变化以及由此对进口的需求变化依赖的并非经济增长率本身的高低，而是增长率的变化程度。如果用经典的凯恩斯加速理论来看，在新的增长模式下，出口的增长率应该降低将近1/3，从每年10%降至7%（最终将降至更低）。若不考虑那些能够决定资本产出率的生产力相关影响因素的变化，投资水平预期会以同样的比率下跌。消费水平则需要迅速提高，以较大总量维持内需，以此来持续这样一个新的可能相对较低的增速。
平稳的调整过程包括消费的增长和投资的下降。其中，消费在国民产出和收入水平的低速增长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与此前多年的旧增长模式中的情况相反，可以看到消费的增长呈现越来越强的势头。但是由于缺乏及时且大规模的消费增长，仍然存在收入水平、总支出以及出口出现令人不安的骤降的风险。
投资水平和份额的降低已经对跨行业需求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投资对于金属和能源的消耗量比消费要大得多，因此，投资水平的突然走低就意味着在旧增长模式中占核心地位的重工业产品需求量的大幅缩减。煤炭和钢铁首当其冲出现了需求水平的下降，同时在国家目标层面逐渐重视的环境公共福利压力下，煤炭还受到能源生产领域低碳排能源的比例不断增加带来的冲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转型而逐渐放缓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增长，包括住房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商品的需求变化一样，这引发了许多在旧增长模式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商品的需求量绝对值的下跌。这也是当前中国许多城市中房地产供大于需引发的焦虑的主要构成部分，如此情况可能会加速原材料工业领域的供给过剩。
新的增长模式中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会加速旧模式后期已经出现的部分经济领域的失调。GDP中投资份额不成比例的过高，是部分重工业和基础建设领域中国家代理渠道出现的过度投资造成的。尤其是在过去这些年的旧增长模式下，省级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支持与税收的增长密切相关。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领域发展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在面对这些旧模式的支柱倒塌时是相当脆弱的，而在投资主导的高速增长时期依靠城市建设发展获得税收暴利的省份和地方政府也不能幸免于难。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在城市发展和重工业领域的部分撤出导致地方财政严重不平衡，也造成了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Wong，2015；Yu，2009）。对于新的增长模式来说，成功的转型需要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但是源于传统投资主导增长的借贷模式的脆弱金融机构使得这个进程困难重重。
宏观经济或金融领域严重失衡的实质化会影响国家适时实施相关政策以保障新经济模式转型的能力。平稳转型面对重重阻力。2015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经济活动的大幅减少和随之而来的钢铁和水泥需求量下跌暗示了暂时性崩溃转向持续性下行的风险。
三 目前为止的增长转型
这个部分介绍当今国际上购买力最强的经济体的发展转轨和政策转型的初期发展阶段。随着新增长模式而来的经济压力在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时期就已经存在了。2011年后，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政策调整。经济结构上的预期变化数据已经很明显了，但大多数变化都还较为微弱。
在这里笔者将重点关注传统经济领域的变化。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着重强调了新的增长模式所必需的质变和制度层面上的变化。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持续而有效的应用，但这些内容都被强调需要认真对待。即便在最佳的环境下，制度层面的变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对这些领域的改革成果的评价也要在数年之后才能做出。
与新模式的要求一致，经济增长速度毫无疑问已经放缓，如图6所示。意识到国民产出可能会更加疲软，近来政府领导人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已经降至7%左右。2015年以来宽松化的货币政策也只能够支撑在这个水平上下的增长，按照改革时期的标准来说这个表现算是中规中矩。
图6 GDP和低技术工人工资的实际增长率走势
注：低技术行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建筑行业的平均工资为估算标准。
资料来源：IMF-IFS，国家统计局。
实际工资增长在2009年首次超过产出增长。之后工资的增长相较于近年来逐渐放缓的实际产出增速来说，一直都保持着更强的势头。
用于测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随后便出现缓慢但稳步的下降（见图7）。基尼系数的变化轨迹显示了工资相对于实际产出不断提升的增长率，也体现了用于降低不平等的政策的引入。
图7 中国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为了回应全球金融危机而提出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导致在总产出中投资贡献的比例持续上升，在2011年接近50%的峰值（见图8）。这个数字与中国之前的情况相比，乃至与其他任何时期的经济体相比都异常高。而消费所占比例则在前两年跌到了最低值（2009年政府消费跌到最低，2010年家庭消费跌至最低），之后缓慢走出谷底。新的经济模式在大方向上表现为投资比例的下降和消费比例的上升，但是目前为止这样的变化还是太过微弱，几乎难以察觉。
图8 GDP中的消费与投资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经济危机后呈现复苏态势的国内支出的迅速增长主要来自投资而非消费领域。这是中国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盈余因2008年之后的扩张政策而迅速缩减所产生的主要影响（见图9）。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发现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结构上的微弱痕迹。在图10中，从美国经济咨询委员会对于中国21世纪以来劳动力存量、资本存量以及TFP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估计可以看出这种痕迹变得更加清晰。
图9 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10 各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注：所有经济增长率均以各变量水平的对数值差异计算。GDP以2012年的美元价格为计算标准。数据结果是基于2005年EKS法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指数（PPP），加入了对GDP平减指数变化的考量。原EKS-PPP值采用Penn World以世界银行2005年国际比较计划（ICP）的购买力平价指数为基准所做的计算。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咨询委员会（2014）。
劳动力供给对于增长的贡献虽然较小，但在21世纪早期还是正向的，之后就缩小到了可以忽略的水平。面对当下各年龄层劳动人口不断下降的现实，这样持续微弱但正向的供给反映了劳动力参与率一定程度上的提高。
除了2003年外，资本存量的增长自2000年以来就一直作为总产出的主要增长点。在2006年其贡献率达到7%的高水平，并且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势。
TFP对于总产出的贡献率虽然一直以来在数字上都不如资本的贡献率高，但是以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个领域也对整体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到最近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TFP的贡献率就大幅下降，直至2012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3年完全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升的迹象。
因此，从2011年起，中国经济增长对于资本存量增长的依赖程度可以说达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水平。
这条信息的震撼度和重要度都使得对其的使用需要十分谨慎。201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全球范围内对许多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TFP出现的走向历史新低的趋势做了分析（见图11）。其中计算了许多国家和国家联合体的“增长潜力”，并且分析了劳动力存量、资本存量和TFP相应的贡献率。这份观察对于中国的分析与美国经济咨询委员会的讨论存在不同但很相似。
图11 2006～2014年发达国家总产出增长的要素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图12 2006～2014年中国总产出增长的要素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图13 2006～2014年其他新兴国家总产出增长的要素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中国的计算如图12所示。这个数据和美国经济咨询委员会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资本存量均被认为是一个稳定且贡献率较高的要素。在21世纪初，TFP的贡献还较高，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逐渐下滑。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TFP在未来还将持续推动要素生产的增长，而资本存量虽然将一直作为经济增长的助推主力，但并不会成为压倒性的力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经济咨询委员会测算结果的分歧部分源于一个着重于经济增长潜力，而另一个关注实际的经济增长。如果实际增长低于可能的增长率，那么测算结果的不同就会显现，因为一些贡献率较小的要素在前者中存在，而不可能在后者中被计算进去。此外，对于资本存量和TFP的计算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测量困难。对于资本存量中折旧率的假设差之毫厘，那么结果的计算就会谬以千里，最终反映在生产率上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追究这些计算的细节问题，关注主要的结论更有意义。资本存量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成比例的贡献率在新的增长模式下会逐渐下降。但目前还没有很多迹象显示出现了这样的转变。
倘若中国新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较为平稳，那么稳定或上升的生产率增长贡献能够补偿资本贡献率的下降。但是当前存在的证据刚好相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生产率的增长显著下滑，经济的增长现在愈发依赖资本存量的增长。
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中国当前在宏观结构调整所必需的步骤上进展甚微的结论。新的增长模式所需的大部分的结构调整还需要在未来付诸实践。
最新的这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也为理解中国总体生产率增长放缓提供了国际视角。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生产率提高放缓在发达国家仍然很明显（见图12，当然在更早些时候这种衰退要更加明显），即便在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见图13），也比中国的衰退情况更为严重。这提醒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生产率提高都面临更为艰难的境况，此前依赖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策略已经不再适应现实。中国可能不得不为了新的发展模式做出结构性的调整，尽管总体上增长会不出所料地出现放缓，但这也有助于完成一个平稳的经济转型。
四 目前为止对于全球资源领域的影响
中国的增长主导全球的能源和金属需求并且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推至前所未有高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于生产或者使用会对本地或者全球范围的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商品来说，其影响是决定性的。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到这个终结过程。在21世纪早期，中国对于煤炭和钢铁的需求主导了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增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到2011年，其增速甚至超过了所有经济体整体的增速。到2011年，中国对于这些商品的消耗量约占全球总消耗量的一半。但2012年和2013年，中国对于这两种商品的消耗量增速急速下降，在2014年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也导致国际范围内对于这两种商品的需求量增速在2014年呈负增长。
新增长模式引发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当地和全球范围内环境的影响得到了降低。然而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新模式下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和优先级别，来自对旧增长模式下遗留问题的过渡性调整。投资在支出中所占份额的缩减仍在加速，新模式自身能够带来的主要贡献还未真正显露。
许多旨在直接改变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之间关系的政策自2011年起陆续发布。相关政策干预意图同时实现多个目标：降低对于可能存在风险的外部能源供给的依赖；减轻自2003年持续到2011年的贸易领域境况的恶化；缓解乃至逆转国内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恶化，降低对于人口健康和寿命的有害影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全球范围内缓解气候变化的努力做出贡献；此外，在“绿色”环境友好型生产变得愈发重要的未来，为中国树立一个能够成为全球经济领域资本商品以及服务的有竞争力的提供者的形象。
这些举措在煤炭和钢铁领域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经济的减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煤炭需求的降低始自中国做出的一个承诺，即减弱自2006年以来经济活动的能源密集度。这个政策目标在“十二五”规划中被强化为每年经济活动的能源密集度平均降低4个百分点的正式标准。从2011年起，经济产出的能源密集度的降速就开始逐年加快，在2014年达到5%。中国旧有的增长模式对能源的利用相当挥霍。经济危机之后，能源利用率的提升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之一，但实际上不只是能源领域，各方都在调整之前过度的消耗。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能耗的降低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
电力领域的发展尤其重要，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电力需求量要比经济产出的增速快得多。但此后，经济活动的增长速度就逐渐超过了电力需求的增长速度。2014年，当经济产出增速保持在7.4%的时候，电力需求量的增速只有3.8%。实际增加的需求以及总电量供给中的部分来自那些零排放的清洁能源，按照比重大小排序主要有水能发电、风能发电、核能发电以及太阳能发电（见表1）。太阳能发电从四年前几乎为零开始增长，增速最快。其贡献的发电量的绝对值达到了风能和核能在2014年全年的供电量总和，并且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将超过风能和核能的供电水平。
表1 2010～2014年不同能源的发电量
火力发电产量在2014年下跌，其中零排放能源（生物能）和低排放能源（天然气）的比重从低位迅速攀升。总体来看，动力煤的消耗下降了约2.9个百分点。
2015年上半年动力煤消耗的比重持续下降。3月动力煤消耗量与2014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中国的煤炭进口曾在能源密集型增长时期达到全球最大规模，但与上一年相比，2015年第一季度进口煤炭总量下降了约42%。
为了缓和电力需求并转移对煤炭资源的消耗，不少政策干预已经付诸实施。初期政策中力度最大的是规定性政策：强制关停或整改未达到排放标准的设施。宣传工作在整改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相应采用低碳排技术生产补贴、针对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税收并减少补贴等措施也行之有效。
下一步政府的主要方向将转向市场机制主导的改革路径，目前已经提出了从2016年起，将在两省五市开展的碳排放交易试点整合进入全国范围的碳排放交易政策计划。监管干预、税收以及补贴等也将在未来的中国能源领域对国内外环境影响的转型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钢铁的需求量也从2012年起开始显著减少，2014年全面下降，2015年第一季度仍然继续这一趋势。由于中国的部分钢铁制造企业由亏损转向出口，钢铁产量的绝对值也出现了下跌但幅度很小。
对于钢铁领域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带来的长期结构影响无疑将非常巨大，但是这些长远的担忧在当前面临的挑战下都黯然失色。受到因过度供给而出现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削减以及脆弱的金融机构的影响，钢铁需求已经遭遇重创。对于环境友好型设施的强调使得靠近沿海的城市圈如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等地区，已经开始关停许多钢铁厂。未来一段时间，投资占总产出比重下降带来的影响也将逐渐凸显。
2011年之后，中国钢铁需求量增速的下滑，以及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出现的绝对产量的下降，已经成为2012年以来国际钢铁需求下跌的主要影响因素（见图2）。可以预期在未来新的增长模式下，中国的钢铁需求量将同投资占比一样持续下滑。鉴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逐渐成熟，废铁再利用进入再生产环节的比重将提升至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新钢的产量和主要的钢铁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将出现更为急速的下跌。
在21世纪初，国际能源和金属供给领域意识到并回应中国不断加速的需求增长是十分缓慢的。这也造成了几乎所有金属和能源国际价格的大幅增长。国际范围内的供给最终面临的是高价和需求增长的预期，但是2011年之后，这样高速扩张的供给随着中国需求的下降而同时放缓。
图3至图5所显示的煤炭、石油和铜的国际价格与镍、铁矿石、天然气以及其他主要商品的价格变化是一致的：从2003年开始大幅增长，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达到峰值，2008年和2009年显著下滑，在2010年和2011年又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上涨，之后随着中国需求增长率的下跌以及国际范围内供给的增长价格出现持续下降。全球能源工业因此出现了供给过剩的问题，并且面临历史性的调整危机。
中国与其他的资源进口类国家一样，通过大幅提高贸易额，从金属和能源的过度供给中获益颇丰。这种收益模式的持续也将部分减轻新增长模式调整带来的成本。在削弱足够的旧的或者新的供给能力来平衡中国需求持续低位下的供需关系之前，不断走低的能源价格将在短时期内继续这种趋势。
2011年之后，中国贸易结构的改善逐步显现成效且将继续这样的势头。反过来讲，这对于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来说意味着贸易额的大幅下降、结构调整的挑战乃至出现经济增长的倒退等问题。自2011年起，金属和能源领域中国需求量和国际价格同步下降，澳大利亚已经遭遇了收入和就业的低速增长过程，并且还需在未来的较长时段内应对资源需求量爆炸性增长阶段的结束所造成的后果（Garnaut，2013）。印度尼西亚对于煤炭之外的金属和能源价格的走高已经采取了抑制供给的紧缩政策，但是单单在煤炭领域的供给回应也足以使得该国此后亦面临巨大的自身调整问题（Garnaut，2015）。Johnston在本书中的文章指出了西非国家在金属和能源出口价格下跌之后将面临的严峻经济减速问题。
21世纪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日益显著，其自身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五 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资源领域的前景
2011年以降中国经济的低速增长已经显露旧增长模式下结构性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向新模式转型过程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虽然国民产出中投资比重的下降和消费领域比重的长期性调整看来已经开始收官，但对于旧模式的扭转过程才刚刚开始。尽管不断调整的支出收入比已经足以确保处理大量金融危机前的贸易顺差和实现当期账户盈余增长必要的放缓，但这个过程多是通过投资而非消费完成。旧模式所偏好的工业生产领域的投资增速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放缓，但总体的投资比率还未出现明显降低。此外，生产率增速的下跌在一定程度上减损着对最终资本贡献率下降进而由生产率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预期，至少在转型的早期仍是如此。
中国已经开始了转向新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过程，并且已经有了减少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影响的良好开端，但是新模式所需的所有要素的转型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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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妍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