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为“规范”层面上的“制度”及其演变
“制度”一词由“制”与“度”二字组合而成，许慎《说文解字》中关于“制”是这样解释的：“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一曰止也。”
舜徽按：本书未部云：“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也。”据此，可知未字本象木形。朱氏“以刀断木”之说，殆制字本义也。许君以裁训制者，以木为器，必先裁成章段；犹之为衣者，必先裁其布帛也。制为裁木之名，裁木所以作器，因引申为一切制作之称。
据此，可以对“制”作以下几点归纳。（1）制，从刀未，制的原意为裁，即“以刀断木”;（2）工匠断木为器，必须先裁成章段；（3）裁木制器可以引申为一切制作活动。
而关于“度”字：
度，法制也。从又，庶省声。徒故切。徐锴曰：“布指知尺，舒肱知寻，故从手。”段玉裁曰：“周制：寸、尺、咫、寻、常、仞，皆以人之体为法。寸法人手指寸口，咫法中妇人手长八寸，仞法伸臂一寻，皆于手取法，故从又。”王筠曰：“许君统言之，不专指分寸尺丈引之五度。《易》曰：‘制而用之谓之法。’又曰：‘君子以制数度。'《正义》:‘数度，谓尊卑礼命之多少。'”舜徽按：王说非也。《易》之所谓数度，乃度之引申义。至其本义，自指分寸尺丈引而言。
同样，对于“度”也可以作以下解释：（1）度，从又，“又”即是手；（2）“咫法中妇人手长八寸，仞法伸臂一寻”，说明古人的度制大多以人体为标准，故“度”的本义为“尺度”。
一 宽泛的“法令”和“礼俗”——“制度”一词的早期含义及其延续
从“制”与“度”二字分析可以发现“制度”一词本身就包含着“限制”、“制约”的含义。早在《周易》一书中就出现有该词的记载：“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此文来自《易经》的节卦，“节以制度”，即是用“制度”来约束、制约人们的行为。“正义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者，此下就天地与人广明节义。天地以气序为节，使寒暑往来，各以其序，则四时功成之也。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故“制度”一词指的是“法令”、“礼俗”等宽泛意义上的规范。又《礼记》载：“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即只有考订典章礼俗、辨别仁义，才能使国家稳定、君主心安。
据此可见，儒家观念中的制度包含着“礼仪”、“习俗”、“法令”等多重含义，且“礼俗”因素较为浓厚。那么同一时期的法家，或者具有法家倾向的思想家又是如何来阐释“制度”这一含义的呢？
据《商君书·壹言》记载：“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在这里，商鞅所强调的“制度”是指教化习俗。又《荀子·王霸》言：“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荀子认为国家的法令都是用来约束下面的百姓的。“制度”带有明显的约束性。而尉缭子则从法律与礼仪的关系来阐释“制度”对于规范社会所起的作用。“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他认为圣人在治理国家时必须得使法令明确，然后才能对各种违法行为施以刑罚。
故，与儒家的观念类似，早期的法家所理解的“制度”一词同样包含着“法令”、“习俗”等含义。与前者不同的是，法家观念中的“制度”更倾向于“法令”的含义，即强调法令在规范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早期儒法二家对于“制度”一词含义的阐释为何会存在如此微妙的差异呢？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各学派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室地位一落千丈，诸侯王之间为争夺土地、财富、人口而进行连绵不绝的战争。为了在争霸之中处于有利地位，各国都注重招揽人才，这就为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提供了条件。各派都提出了各自的强国富民之主张，儒家将目光投向了“传统”，希望从旧的传统中找到治理国家的良方，故旧的“礼仪”、“习俗”及旧有的“法令”成了社会规范的内涵。而法家则将目光转向“现实”，希望通过“变法”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认为旧的礼仪、习俗无助于当前的社会变革，“礼乐，淫佚之徵也”，因此主张不别“亲属、贵贱”，“一断于法”，通过制定单一的规范——“法令”来打破旧有的伦理秩序。故法家所强调的“制度”更多体现着“法令”的含义。
自西汉以降，“制度”一词用做“法令”、“礼俗”等宽泛意义上的规范的含义更加普遍，不同的是，先秦时期存在的儒法二家对“制度”一词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想变迁有关。在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的动荡及秦的暴政之后，汉王朝实现了统一。为了巩固新生王朝，这就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故原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另外，西汉以来，特别是汉武帝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尔后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而与此同时，法家思想亦成为一种“伏流”体现在各王朝的法典之中。“儒表法里”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因此，“制度”一词的内涵也随之悄然发生了变化。
如《盐铁论》载：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
古人有言“变法易常，不死则亡”。“法律”及“礼仪”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因而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轻易改变，晁错的“削藩”主张虽然就长远利益而言对王朝统治有利，但是其本人不得不背负“离间骨肉”的罪名而被杀害。“不用制度”即是对不遵守汉王朝现有的法令、礼仪等典章制度的严厉指责。
两汉之后，“制度”一词用来指宽泛意义上的法令、礼仪等典章制度的情况一直存在，且与整个传统社会相伴。笔者认为这与“制度”所指代的实际内容长期稳定有关。历代统治者对法令、仪礼的“制度”非常重视，一般而言，新王朝的基础往往建立在旧王朝的废墟之上，为了重新树立权威、建立各种规范，学习前朝的经验与教训成为最佳选择。这样“制度”的原有内涵就被传承下来，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所损益，但是其基本内涵却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如《魏书·何夔传》载：
夔言于太祖曰：“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踰越。……”太祖称善。
此文中的“制度草创”指的是国家的礼仪、法令粗糙，还不完备。“制度”包含着“法令”、“礼仪”的含义。
又如唐人白居易的诗歌《开成大行皇帝挽歌词四首奉敕撰进》中载：“御宇恢皇化，传家叶至公。华夷臣妾内，尧舜弟兄中。制度移民俗，文章变国风。开成与贞观，实录事多同。”“制度移民俗”，即用国家的礼仪、法令来改易民间习俗。
到了明清时期，统治者格外重视制度文化，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各种大型的类书、丛书的编纂，“十通”中有七部成书于清代，以及《大清律例》、《钦定大清通礼》等律典、礼典等规范的修订。这样使得明清时期“制度”一词的此种用法更为丰富。
如明人王琼《武举议》中曰：“臣等先已查奏，不系洪武、永乐年间旧例应否举行，不敢擅议，奉钦依照例行，今若不备陈议处，诚恐紊乱旧章，取讥后世，伏望皇上念祖宗制度系干重事，非刘宇与臣等孤陋寡闻之人所可更定，遂足以为遵守。”“祖宗制度”即是历代帝王承续可供子孙后代效法的法令、典章制度。
又如《东华录》所载清初关于“剃发令”的推行情形：
丙寅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
这是清廷下发的一道有关剃发的谕旨，“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即对不遵守清廷的剃发令及礼俗的人杀无赦。“制度”即包含着法令、礼俗的含义。
二 各种具体的“礼俗”、“法令”及“规定”——“制度”含义的变迁
两汉之后，“制度”一词的以上用法被继续使用，但在某些方面却发生了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是，该词开始与具体词汇相搭配，表示某种具体的法令、礼仪等规范。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社会经济因素变更。经济因素的变动，使得社会财富占有状况发生改变，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通过经商或蒙受赏赐而富有起来，他们不甘于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粗劣的衣食状况，因而有着改变自身物质状况的欲望。“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因此，统治者需要制定更加严密的“规范”对各种现象进行约束。“制度”自西汉时期开始与“服饰”、“丧葬”、“车舆”等词连用，表达某种具体的“礼仪”规定。如《汉书大传》载：
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变礼易乐为不从，不从者，君流。改衣服制度为畔，畔者，君讨。有功者赏之。《尚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服饰、衣冠是身份的象征，是辨别等级高下、尊卑贵贱的最直观的方式。《白虎通》云：“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
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而服饰上这种尊卑高下关系主要表现在衣冠的颜色、质地等方面。如董仲舒就曾一语道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此处的“衣服制度”是指服饰上的礼仪规定。轻易改变服饰则侵犯了天子的尊严，因而会受到惩罚。
如果说服饰是古代帝王和统治者生前的身份象征，那么陵寝墓葬便是把这种“身份和地位”在死后继续保持下去的一种方式。因此，统治者对于丧葬同样有着鲜明的礼仪区分。如《汉书》中记载：
莽复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姬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当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请葬丁姬复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
此处，丁姬虽贵为汉哀帝之生母，最终却在死后招致“火焚其椁”、“改如媵妾”的后果，这其中固然有王莽弄权、报复异己的因素，但也是因为丁姬墓葬僭越等级规格而成了王莽的把柄。“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不应礼。”
两汉之后，“制度”一词此种用法依然存在，并在尔后历朝都有出现。如唐人杜佑《通典》载：“博士祭酒刘喜等议：汉魏为二王后，夏殷周之后为三恪。卫公署于前代，为二王后，于大晋在三恪之数，应降称侯，祭祀制度宜与五等公侯同。”“祭祀制度”指的是有关祭祀礼仪的规定。《宋史》：“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以下升朝官、虽未升朝已赐紫绯、内职诸军将校，并服红鞓金涂银排方。……望非恩赐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此处是依据官职的品级来确定车服礼仪的差别。又元《文献通考》载：“民私丧五服制度，皆如此礼但以亲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温公书仪。但斩缞用此制，而大功以下从俗礼非是。惟高氏送终礼其说甚详，当更讨论订正，别为公私通行丧服制度，颁行民间。”此处是指民间丧服的礼仪规定。
“制度”一词的这种用法在明清时期亦大量存在，《大明会典》中对礼部“印信”一门记载道：“国初设铸印局专管铸造内外诸司印信，其后又有铸换辨验，及儒士食粮冠带等例，具列于后，而以印信制度附之。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开设各处衙门，合用印信札付铸印局官依式铸造给降，其有改铸销毁等项，悉领之。”此处的“印信制度”是指印信的等级规定。为了辨明尊卑，统治者对于贵族、官员所掌印信的材质、大小、方厚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清史稿》载：“至同治时，侍郎宋晋言定陵工程宜法慕陵，虽廷臣囿于成宪，而制度毋稍踰侈，时称其俭。”
其二，国家政治形势的变更。政权更迭，各种具体机构的设立和变更使得新的具体规范由此产生。“制度”一词开始与“兵马”、“科考”等词连用，表示某种具体的政治、军事规定或者典章规范。宋元时期的社会形势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在经历唐末的藩政割据及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后，中国历史版图上出现了宋政权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为了在外交、军事角逐中处于有利地位，各政权都进行了政治、军事改革。无论是新兵种的出现，还是国家机构、考试制度的变革都成为各政权的迫切需要。“制度”一词开始与“兵马”、“武举”等词汇连用，指代一种具体的法令、规定或礼仪等典章制度。
如宋人叶隆礼撰《契丹国志》中将“制度”一词与“兵马”连用，并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其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契丹国军队的领导体制：契丹国主、国母各王、首领、部族分别为全国或部族军事统领；（2）契丹国军事力量构成或编制：契丹国军队分为投下兵、各王或大首领的私兵及各附属部族的兵马，且都有一定的数量；（3）军队的管理（行军、扎营方式）：行军时东西一概而行，扎营，三大首领，交相觇逻，环绕穹庐，以近及远；（4）战术及作战的形式。故，此处所涉及的“兵马制度”当指“兵制”，即军事方面的典章制度。
这种用法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现。司马光奏议曰：“臣伏睹朝廷改科场制度，第一场试本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策。试新科明法，除断案外，试论语、孝经义。”“科场制度”是关于科举考试方面的法令和典章规定。《康定乡兵》载：“康定元年十二月乙酉，诸路籍乡兵所籍强壮，河北二十九万，河东十四万，命端明判兵部李淑及贾昌朝、王洙、郭积同详定其制，先是吴遵路议复民兵，诏籍河东乡丁下其法于诸路（三月己卯命遵路计置河东粮草实录云，详定弓手强壮通制），又命王洙同判兵部修乡兵制度。”此处的“乡兵制度”是关于地方武装的选拔、考核等的法令、典章。
宋元之后，“制度”一词用来表达具体规范的情况依旧存在。这与中国历代王朝重视典章制度建设有关。明人张萱《西园闻见录》载：“昔人叹武举制度龌龊，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略者或不闲弓马，有干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书，非科试之法所能收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