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语言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工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与变化，语言技术又一次改变了人类生活，语言红利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语言矛盾频频搅动着当今世界。语言服务成为全社会的广泛需求，语言竞备已在全球热火朝天。国内外的事例表明，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方言，母语与外语等语言矛盾日渐突出，已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正确处理语言关系，化解语言矛盾，尤其是防止语言政治化和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安全课题。因此，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研究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对我们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教育状况及社会发展变化具有重大意义。

一 问题缘起

为了有理有据地研究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首先必须立足对语言起源与发展演进有充分的认知。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分析才能准确地解读和把握相关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渊源与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一）研究问题提出的背景：语言起源与演变是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

卢梭说过，“人类的语言，作为最初的社会习俗，只能是形成于自然”。语言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呢？叶斯帕森（O. Jesperson）曾经在他的《语言论——它的本质、发展与起源》里把有关语言活动起源理论归纳成四种学说:（1）以亚里士多德和海岱尔为代表的“摹声说”或“咆哮说”;（2）以伊壁鸠鲁和孔狄亚克为代表的“感叹说”;（3）声象说或“叮当说”;（4）喘息说或“哟-嘿-嗬说”。除这几种学说之外，还有以下几种观点：（1）以柏拉图和《圣经》为代表的“神授说”;（2）以努阿尔为代表的“劳动呼声说”;（3）以卢梭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契约说”;（4）以孔狄克和冯特为代表的“手语说”。对语言起源问题，众说纷纭。

自17、18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卢梭（J. Rousseau）认为，“最早的语言不是出生于需要，而是起源于人类的精神需要与人类的激情”。赫尔德（J. G. Herder）认为，“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这一断言包含这一论点，即人类语言从动物语言演化过来。人类为了创造语言，必须拥有某种并非本能的内在力量，即“悟性”，人类运用悟性，便创造出了语言。赫尔德证明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证明语言是通过人的感觉和知觉形成的。为何人类才具有语言功能呢？人类语言产生于何种方式？恩格斯运用劳动进化论提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正是劳动。语言学家高名凯认为，“人类语言形成于人类的劳动。劳动不但决定了创造语言的需要，并且决定了创造语言的可能”。劳动分工以及人类社会按分工原则进行活动，都依靠语言。斯大林认为，“人们利用语言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人类的思维能力是其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属性。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语言属于社会现象之列，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在语言起源问题上进行了一些开拓性探索。吴桂藩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论思维和语言的起源》，对思维和语言的起源进行分析，提出了思维和语言不是同一事物的“内核”与“外壳”的关系，也不是同时产生的。他认为，“思维是在客观物质基础上产生的理性现象，语言是以声音为前提的物质现象；思维萌芽于远古时代的猿类，而语言的起源和形成则比思维要晚得多”，这一看法与恩格斯关于语言形成于劳动中的观点一致。关于语言起源研究的最新发现主要有从不同学科进行的探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学者李讷从神经科学、动物交际学和语言学“象征符号”“认知能力”视角讨论原始人类行为进化过程中的“缺失环节”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设和推断：“语言是作为一种人类的交际手段，而不是一种思维工具进化而出现的，这一发现有力地解释了语言交际功能的渊源。”另一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和柯津云的研究，他们认为，“关于语言起源的研究是现代人起源研究的一个最重要部分”。他们运用基因研究成果追溯人类起源，并把语言的起源问题当作基因突变的结果。一般来说，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起源是单源发生的，而实际上，语言起源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如果想要理解语言本质，可以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模拟，将各种重点的语言因素列入参数加入模型，进行仿真实验与分析，从而揭示语言起源的本质。

探讨人类语言的起源与历史演变是一项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为了揭示语言的本质，研究语言、语言教育及语言教育政策的起源与相关问题，它是逻辑起点。在古代，亚洲有灿烂的文明，其中最主要的有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在灿烂文明支撑下存在着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文明，如吴哥帝国文明，中南半岛上神秘的佛教文化，以及“风下之地”伊斯兰教的盛行。大约在8500年前，由于在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前汉语使用者开创的文化得以深入发展，最终产生了四种主要的东南亚语系：“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到大约5000年前，这些语言已经遍布东南亚。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时，随着印度航海商人或传教士在东南亚国家海岸的许多地方登陆，这里，梵语就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和宗教语言在上述地区广为传播。随着小乘佛教的盛行，作为其传播语言的巴利语逐渐取代梵语，开始进入佛教文化，并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在越南，由于在较长时期受到汉语文字以及儒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语言上形成较显著的双语言现象，可以这样认为，东南亚地区深受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交叉影响。但我们不能认为它们仅是这两种文明的复制品，它们每个国家都具有自身特点。它们之间既有差异性，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它们的语言与文化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本书将全面揭示这些国家的语言与语言教育政策的差异性。

具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的语言受宗教影响很深。在公元10世纪之前，东南亚国家主要使用的文字是梵语和巴利语，而本国语言，尤其是文字发展缓慢。16、17世纪，一些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传教，为了发展更多信徒，一些传教士开始使用地方语言传教，这对促进各国语言的规范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为本国语言发展缓慢的国家，比如他们为越南创制了拉丁文拼音文字的国语。实际上，传教士的真正目的是为他们国家日后的殖民侵略与占领收集信息，并做好充分准备。从1511年开始，西方国家开始海外拓展殖民地，东南亚国家的历史被殖民统治者改写。语言也同样受到影响，西方宗主国的语言开始在东南亚殖民地传播，而本国语言发展深受抑制与严重破坏，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菲律宾受西班牙、美国殖民统治三百多年，印度尼西亚受荷兰统治四个多世纪，马来西亚、新加坡受英国殖民统治也长达一个多世纪，缅甸受英国殖民侵略与统治近百年，印度支那受到法国殖民统治半个多世纪，西方殖民统治者使这些国家的语言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这些国家独立后一直没有摆脱殖民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菲律宾官方语的生存空间十分脆弱，由于受到英语的挤压，再加上国内多种地方语言间的争斗错过了国语发展的良好机会，使国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实质上也是操英语者的阴谋在一步步得逞，英语成为菲律宾的官方语之一。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在前宗主国语言（即英语，现为主要外语）和本国母语之间关系一直摇摆不定，以教学媒介语为例，经过从英语到马来语的过渡（独立后10年，实际上以英语为主要教学用语）；从英语完全调整到马来语（20世纪70年代起）；再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新重视英语教学几个不同阶段。2002年马来西亚国家教育部规定小学、初中数学、科学课程用英语教授，实施不到10年，又在2011年教育部宣布这些课程的教学语言从英语又转回到马来语；而高中及大学除20世纪70、80年代外，一直有使用英语教学的传统，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经过几次反复。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本研究有以下三个目的：一是要探究在东南亚国家产生这些语言问题的深层次复杂原因，尤其是分析影响制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语言意识形态，剖析官方语与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官方语与外语等不同语言类型之间的语言生态关系。二是要分析语言教育政策与语言、教育间的关系，语言教育政策与社会多源流内部、外部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并探讨如何构建人与社会、人与语言、不同语言之间和谐共生的语言生态。三是探讨这些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与国家建构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本书试图证明，语言是工具，符合国情的语言选择会助推国家建设。东南亚国家与我国陆地接壤相邻、海域上隔海相望，是我国周边的重要地区，因此，研究该区域内国家的语言生态状况、发展趋势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对于更深入全面了解这些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及政策走向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项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应该引起我国公共政策学界、教育学界与语言学界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二）问题的表现形式：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是实现语言功能的重要途径

语言教育政策研究至少已有60多年历史，特别是近30年来，人们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兴趣日益浓厚，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但是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范畴、研究性质、理论基础和专业术语等均尚无定论。作为一篇语言教育政策的博士论文，本文的任务不是评价语言教育政策优劣，而是尽量去理解并诠释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

语言教育政策属国家政策范畴，具有法律法规的基本属性。语言教育政策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在语言教育政策领域，出现过许多至今依然十分重要的研究热点：如何处理语言地位和语言培育间存在的多重复杂关系问题；语言少数族群命运和待遇问题及弱势语言保持问题。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下，语言教育政策领域存在许多新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超国家组织（如东盟）变得更加复杂；扭转濒危语言转用的努力仍在不断地加强；由人口迁移而导致的多语现象日益增多；语言权利实施的可能性不断加大，对语言权利本质的探索更加深入；科技发展对社会语言影响效果越发显著。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方面，问题热点多，意义十分显著。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已经朝着阐明与全球化时代相关联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过程、斗争和结果的方向发展。因此，语言教育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已经发展成为更具批判性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倾向从宏观层面重点关注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国家建构、语言标准化和官方化问题。研究者的主要目的是找到解决语言教育政策存在问题的办法，这反而使他们在研究视野上受到局限，并采取这一路径进行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发现问题，制定合适的政策，执行和评价政策，修订政策。

然而，语言教育政策学者在过去20年不断挑战更早的“自上而下”方法的批判性立场。这些学者和其他研究者认为，那些不但主要是描述性而且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中立的语言教育政策的早期研究，未能将语言作为社会控制机制的跨学科用途进行问题化研究，包括偏爱传统精英社会经济利益的隐形意识形态。语言教育政策领域随后出现数量上不断增加的研究，它们在方法上超越这种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而支持后现代性批判性方法，该方法对语言教育政策观念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复杂性提出质疑。语言教育政策研究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语言教育政策和社会公正、社会经济不平等对于人们生活、社会福利、语言、文化和少数族群自我认同、移民与被隔离人群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间存在关键性联接。正如威利（Wiley）所主张的，“在语言教育政策里存在有比在语言中更多的问题，因为关于语言的决定经常导致某些人受益，另一些人丧失特权、地位和权力”。

与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情境下调查语言教育政策运动相平行的是，学术研究已经开始从国家的、官方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转向处理“自下而上”语言教育政策实践。许多学者利用社会文化理论和人种志方法，从微观层面在校内外情境下详细考察语言教育政策，他们强调语言转用，语言保持，语言复兴和语言濒危。为了领会涉及语言教育政策的复杂轨线，语言教育政策专家特别注意阐明语言意识形态：运用一种能精确地找到全球的、国家的和地方的框架交叉处的批评的与政治的分析模型。因此，对与语言相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使语言教育政策研究能决定语言观念怎样影响语言教育政策与权力、种族、阶级和身份如何交织在一起的问题。

从多层面调查语言意识反映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努力促进我们在语言意识形态上发生变化，即在对语言的态度上，把“作为问题的语言”的语言观转变成对“作为权力的语言”和“作为资源的语言”的语言意识的理解。第一种旨在压制双语和多语并同化孩子运用优势语的一种有害的意识形态，后两种语言意识将促进语言人权，母语教育以及所有人的双语或多语制（对这一语言制度范式的讨论参见第五章）。总之，本书不仅通过分析东南亚国家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教育政策演变历程（详细阐述参见本书第四章）来理解与研究语言教育政策，而且也把这两方面内容与对区域国家的教育实践分析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尤其是，本书将重点讨论在语言教育政策与语言教育的多种维度情境下，如何深刻理解和诠释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复杂性与社会价值。

（三）研究问题的目的：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是理解语言教育实践的政策依据

语言实践问题是语言政策与规划三因素（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与语言习得规划）之一。东南亚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有限，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依然形势严峻。研究这一区域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侧重从国家宏观政策视角研究和解释语言教育政策及实践问题。

第一，研究这一区域内国家官方语言教育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东南亚国家中，尤其是官方语言地位不高的国家，存在语言教育政策中官方语言地位规划问题。尤其是像菲律宾，官方语十分脆弱。以马来语为基础的标准的马来西亚语与印度尼西亚语这两种同源流的语言也存在如何统一语法标准与统一词汇编纂问题。新加坡国语的存在不过是形式而已，如何加强国语以及除了英语之外的两种官方语即华语教育与泰米尔语教育也是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二，研究如何处理官方语与英语之间的关系问题。随着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地位的不断提升，东南亚国家都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列入国家语言发展战略。过分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势必削弱官方语的地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这种状况已经十分严重。过分强调英语导致在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语言生态、语言权力等方面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种状况不容忽视，必须加以解决。

第三，研究东南亚国家各类学校语言教育政策。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国制定国家的语言战略具有重要价值，目前我国对东南亚国家语言的教学与研究重视不够，开设专业较多的语种是泰语、越语，而对于素有马来世界地区“通用语”的马来语或印尼语重视不够（见表1-1）。而从国家层面学科建设上，这一区域的非通用语研究力量也十分薄弱，国家级研究基地数量有限（见表1-2）。

第四，研究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的关系。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目的是要通过对语言教育政策经验事实和发展历时演变过程的分析，把握这些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特点，进一步分析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而要准确地理解这种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国语在促进国家认同中的主要作用，同时要处理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妥善处理好国际通用语言的实用性问题，也就是要科学地处理好国语、民族语与外语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形成合力，共同为国家建构服务，实现语言作为建国工具的功能性作用。

当然，研究语言教育政策还必须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及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近年来，作为20国集团中唯一东南亚成员的印度尼西亚提出在2020年要将该国建设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一大国，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发展战略。这些政策变化是研究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社会背景，必须加以关注和了解。研究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要与国际局势变化、我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密切结合。我国将在东南亚地区打造“一带一路”支点国家，重点研究支点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推动区域更大范围通用语（比如马来语、泰语）的发展，实现中方与东南亚区域内国家双边互赢、民心相通。而实现合作互利的前提必须使双方语言相通，只有在语言相通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这体现本项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现实情怀，同时也是本着笔者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导师所承担的国家语委一个重点课题的研究。总之，只有认真做好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才能使政策更好地服务于这些国家语言教育实践及国家建构与发展。

二 研究的问题与研究的意义

（一）研究范围的界定

本书重点研究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在历时演变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国家语言教育现状与语言教育政策进行分析，以充分认识这些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结果；分析和解释东南亚11个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基本特征，讨论它们与国家建构间的互动关系。在提出并分析研究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研究问题的范围与边界进行界定。主要对“东南亚”这个核心名称进行界定。“东南亚”是一个区域名称，包含自然共同体的部分属性，具有区域自然地理与区域政治双重含义；而“东盟”作为一个区域超国家组织，是组成东南亚国家区域政治联盟的政治共同体。本书将对自然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进行有机合成，共筑东南亚国家命运共同体。实质上，二者所指国家是一致的，即东南亚11国。

1．作为区域地理概念的“东南亚”名称由来

将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来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以及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使用，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1511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该地区之前，东南亚处于东方文明的边缘地带。据史书记载，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在秦朝已经开始，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国与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以“朝贡”的方式联系着，中国人对该地区的称谓也是以中国大陆为参照系，将该地区称为“南海”“海南诸国”“南洋”“西洋”等。

自1511年西方殖民者入侵该地区之后，该地区便开始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对于该地区的称谓，西方人一般以西方体系作为参照系，主要依据其在印度以东而泛称其为“东印度”（East Indies）、 “远印度”（Further India）、“季风亚洲”（Monsoon Asia）、“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热带亚洲”（Tropical Asia），有时也称为“远东”（the Far East）和“东亚”（East Asia），这样就“把东南亚地区看成是印度向东的延伸或者看成是远东地区的赤道分支”。“东南亚”这个名称被广泛地用来表示北回归线以南的东亚地区（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及马来亚）以及附近的自亚洲大部伸向东南直至伊里安的马来群岛。在1946～1950年，“东南亚”这个名称被广泛地接受，并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指称。

当我们把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来看待时，实际上我们已经不是从自然地理的意义上来谈论该地区了，而是将其纳入世界政治体系之中，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化”趋势的加强以及东南亚地区中“东盟”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不仅有其经济意义和地理意义，而且有其政治涵义。因此，当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区域”来考察语言教育政策时，需要考察组成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从而认识东南亚的语言教育政策特征，这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应该从政策学、语言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角度来考察。唯有这样，才能认识这一区域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2．东南亚国家的语言

东南亚国家的语言作为世界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具有全球语言系统的一般特征。按照语言地位和使用范围，全球语言系统从低到高可划分为“边缘语言、中心语言、超中心语言和处于树冠顶端的超超中心语言”。在东南亚，处于超超中心语言的是英语。汉语和马来语是东南亚的超中心语言，因使用人口均超过一亿。东南亚国家官方语（中心语言）的情况参见表1-3。

除了表1-3所列出的官方语之外，东南亚国家还有近千种少数民族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使用者少和区域限制，逐渐沦为边缘语言，甚至成为弱势语言和濒危语言。另外，由于长期的殖民历史，以及全球化的驱动，英语对东南亚各国语言的冲击显而易见，它是东南亚的主要外语，甚至成为一些国家的官方语。

3．研究问题边界的界定

在东南亚国家，存在“一国多语”或“多官方语”现象，真正考量一个国家语言教育及语言教育政策的语言是官方语，而不一定是国语。一些国家的国语，比如新加坡的国语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而菲律宾由于国语发展比较迟缓，相反作为官方语之一的英语在菲律宾的语言生活及语言教育中占有更加显著的地位。语言教育政策在面对多语情况时，存在语言秩序问题，即语言选择的排序问题。因此，以国语为考察这一区域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依据可能有失偏颇，只有比较全面了解和分析区域内各国的国语、官方语、外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多种语言的实际状况，才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一区域国家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态。

本书以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这一区域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语言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价，影响语言教育政策的多因素，以及如何建立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和谐关系。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包括官方语言教育政策、外语教育政策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而华文教育是其中一个特殊教育形式。在新加坡，华语是四大官方语之一，实质上是主体民族的母语，相对于英语来说，仍然是少数人使用的语言。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华语是少数民族语言。因此在研究中把华文教育作为一个特例进行研究。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循着语言教育政策纵向演变过程进行研究，从世界文明史、东南亚地区历史及国别史的角度，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古代语言起源与发展，到殖民时期语言教育政策、独立建国时期语言教育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教育政策及其规律。同时从语言类型的视角对语言教育政策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语言教育政策的多种影响因素，尝试建立一个语言教育政策的理想解释模型，最后讨论如何建立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间的动态关系。

（二）研究问题

根据以上对研究问题的背景、相关概念及问题边界的分析，以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基本范式为参照，结合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发展变化历程及现实状况，本书拟从比较系统的视角提出重点研究的四个主要问题，涵盖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历程、政策实施过程、政策基本特征，以及对国家建构的作用。

1．分析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历时演进过程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需要梳理这些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历时演进过程。根据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笔者将各个时期的语言教育及语言教育政策进行比较详细完整的归纳与分析。各历史时期语言教育政策的分析按照如下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从封建时期出现学校教育开始，到殖民化时代，独立建国初期，再到全球化时代，将相关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演进过程按照不同时期进行归纳与分析。历史分析是为理解和研究语言教育政策现实问题提供依据和参考，按照历史制度分析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历史上出现的事件总是与先前的历史有密切联系。即便不能完全说每一项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与以前的政策一脉相承，但总是存在传承的延续与变化，尤其是历史关键节点对后来语言教育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因此，按照历史脉络理解语言教育政策能更准确地把握和分析这些国家语言教育现状及政策变化趋势。

如何分析不同时期语言教育政策取决于研究者对语言问题的不同理解。在分析和理解语言教育政策历史演进过程中，一个国家在什么时期语言教育和谐发展，说明这一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比较成功。本书研究重要内容之一是如何理解和谐语言教育与语言生态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推广问题，及其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有效实行双语教育；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鼓励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方言区之间相互学习语言，这既可增加多语能力、丰富文化知识，又有利于增进了解、减少误解、消除隔阂；第三个方面就是要鼓励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尤其要规划好国际通用语或区域通用语的学习。简言之，语言教育政策历史演变研究就要发现和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处理通用语、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三者间生态关系的成败经验。

研究重要内容之二，是对语言教育实践的研究。语言教育不只是传授语言使用知识的活动，语言学习也不单单是一个获取语言技能的过程，用什么语言，如何用语言，用语言做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也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乎社会文明水平、国民整体素质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可以说语言教育是一项国民素质教育，包括对社会和个人的语言观念、语言态度、语言教育政策、语言能力、人文素质等的综合性教育。总之，语言教育是培养、强化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将以语言教育政策历时演进过程为基础，结合对不同时期语言教育实践的分析，一是重点研究这些国家不同时期推行语言教育政策的得失成败经验，以及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适切性问题。尤其是要研究部分国家殖民过程中，宗主国优势语言推进与本民族语寻求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新世纪官方语言发展问题。二是探讨这些后发型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对语言教育政策进行了哪些改革和推行哪些战略举措，以及未来有何走向。三是探讨这些后发型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发展的特点，以及保持语言多样性、推进优势语的经验和教训。

2．分析和解释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

语言教育政策的历时研究只是对过去政策的梳理与分析，以便从中发现实施这些语言教育政策的成败经验，为以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更重要的任务是对政策实施过程的研究，它包含三个环节，即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政策结果（包含政策评估、政策终结）（参见图1-1）。

在政策过程研究中，分析每个环节背后的主体、行动和影响要素。当然这也可以是个演化过程，即政策结果反过来又会影响下一轮的政策制定。本书的过程研究并非指正在实施的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更多的是运用政策过程研究方法分析已经实施过的语言教育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实施中每个环节中三个要素的作用。

图1-1比较清晰地说明语言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基本程序，在三个环节中，它们联系紧密、环环相扣。在分析时，要将每个环节背后的主体、行动和影响要素有机地融入其中。在分析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制定政策的主体，即政策制定的参与者、讨论者，来自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各阶层代表（比如来自教育部门、不同层次学校领导和教师代表等）。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比较完整的政策建议稿，再通过法定程序使政策法定化。在分析语言教育政策执行时，应该要充分考虑政策在实际中的落实，重点考察相关主体的行动，比如教育主管部门在提供师资方面的政策保证，学校在落实双语制过程中采取的保障措施，以及教师最终在课堂中的教学策略，教师是教育政策效果的最终执行者。同时还需要分析其他影响因素，比如学生的态度和家长的支持力度，社会对双语的认可度，等等。在分析语言教育政策结果时，一般应该从政策评估结果分析，一些政策经过实施后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政策可能会继续执行；如果政策执行效果不佳，可能就半途而废，不了了之；也有的政策虽然存在问题，但经过调整后继续实施。如果政策的结果经过评估，认为政策彻底失败，则表示该项政策的终结。

基于上述分析，在分析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实施过程时，要分析这三个环节中三个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具体政策的分析，达到对该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结果的全面理解，为制定下一阶段的政策提供参考。

3．探讨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

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各具特色，呈现多样性的特征，但由于这一区域国家在语言、宗教、文化、民族与历史等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它们在语言教育政策上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它们的特征。一是从语言历时发展过程来分析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特征。将它们的语言教育政策特征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比如封建时期东南亚除越南外受佛教影响较深，梵文对这些国家文字产生过较大影响。二是从语言类型分析不同类型语言教育政策具有的特征。本书按照语言分类的不同方法，从语言功能和语言地位两个维度对语言进行分类。东南亚国家的国语政策采取两种形式，中央同化模式和语言多元化模式；在国家采用的语言政体方面，有些国家采用单语制，有些国家采用多语制；在对待弱势语言的政策方面，以同化政策与适度开放两种政策为主，目前正在从同化政策向多元化政策转变。三是以民族与语言分布特征为视角，将东南亚国家划分为两大类型国家，即单一族裔为主导的国家和多族裔国家，并分别论述这两种类型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以上这些主要特征都是需要在研究中加以重点关注的内容。

4．分析和解释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的关系

无论是采取单语制，还是采取双语制，它们都是实施语言教育政策的形式。研究语言教育政策的形式、功能与特征，最终目的是发现语言教育政策通过实施什么样的语言教育，怎样为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问题。这项内容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研究语言教育政策如何促进国家认同的问题。东南亚国家独立后纷纷制定不同形式的语言教育政策，强化本土官方语言地位的国家往往采取中央集权同化模式，大力推广官方语教育，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语言教育政策，规定官方语就是教学语言，没有给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发展空间，这一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家认同的形成，比如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尼、文莱。

二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如何加强族群认同的问题。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是语言教育政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民族问题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妥当的话，族群认同促进国家认同的形成；而如果处理不当，会引起民族问题，比如缅甸的语言教育政策中对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态度极易激化少数族群的对抗；泰国南部穆斯林族群语言教育问题也十分棘手，泰国几十年的同化政策仍然无法对穆斯林的语言与文化进行有效的同化。因此，国家只有处理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统一的关系，才有利于国家的健康发展。

三是研究语言教育政策与国家建构和发展的关系。一般而言，语言就是一种建国工具，只有发挥好了语言的这种功能，才能使语言成为国家建构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何使语言教育政策服务国家建构？重要的是制定符合国情的语言教育政策。一些国家实施单语制，推行主体民族的语言，使之成为全国通用语和学校教学语言。通过推广通用语，促进民心相通，为国家建构奠定语言与文化基础。进而使语言成为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工具。有些国家实施双语制，目的是充分发挥英语在国家建构中的知识和人才培养的价值。当前东南亚各国都十分重视英语教育，单语制国家也根据各自国情在小学阶段开设英语课程，使英语学习出现低龄化的发展趋势。政策制定者认为，英语是通往外部世界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工具，是科技语言，代表现代化趋势。学好英语可以促进国际间的人文与学术交流，推进技术进步。同时，英语也可以为一些国家带来一些产业，参与国家或区域的经济活动，创造经济价值，直接服务国家建设事业，通过一些直接利用语言开展的语言服务产业，比如，同声传译，外语培训，语言出版，影视、科技、文学作品翻译，等等，分享语言红利。在全球化时代，英语的优势更加明显，因此，研究东南亚国家语言政策与国家建构的关系必须将英语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三）研究意义

本选题作为一项有关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研究项目，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它涵盖公共政策学、教育管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诸多相关内容，是当前关于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一项较全面和深刻的研究，选题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1．揭示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存在的一般规律

通过分析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演进、特征及实施，有利于比较全面地揭示和理解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特征及一般规律。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特点，作者将东南亚11国按照民族分布和语言发展特征等因素划分为两大类型国家，即以单一族裔为主导的国家和多族裔国家，并分别对它们的语言教育政策特征进行分析，以发现不同类型国家在语言教育政策中存在的普遍趋势或一般规律。

2．有利于创新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新范式

通过对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跨学科研究，努力尝试构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创新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新范式。东南亚国家在语言上具有十分丰富的多样性，本土语言属于三种主要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而且这三种语系中分布着数量最多的语族或语支，这些丰富多样的语言生态，再加上英语在各国的重要地位，为构建语言教育政策生态范式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基础。语言生态范式就是要强调多语共生，而如何使各具不同语言功能的官方语、少数民族语和外语之间形成和谐发展的态势是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研究范式。

3．为我国制定相关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通过对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比较全面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了解，推动中国全球化发展。东南亚临近我国，是我国非常重视发展对外合作关系的睦邻友好地区，是影响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重点关注的地区。各国都非常重视发展语言软实力，把语言教育政策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研究这些变化对我们总体把握东南亚各国语言国情，以及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探讨这些国家多元化语言教育政策实践可以为我国制定针对这一区域国家包含语言战略在内的发展战略提供重要参考。因为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实施，语言教育必须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