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第一节 核心概念

本书研究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为更准确地把握研究内容，使研究主题明确，思路清晰，方法得当，理论依据充分，首先必须厘定相关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包括公共政策学、公共政策分析、政治学、语言教育政策、语言学等领域相关概念与理论。它们是本书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共同构成一个理论共同体。

一 语言教育政策

语言教育政策是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的最关键核心概念，语言教育政策是语言政策在教育背景下的一种具体政策形式。为了比较全面地理解语言教育政策的内涵，需要从语言、语言教育及语言政策的角度阐释这一概念。

（一）语言与教育

语言是人类生存与交往的基本工具。语言具有诸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语言是个人民族身份的主要标记。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同民族往往使用不同语言，他们有不同的母语。其二，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工具。随着人类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超族群的语言，它在更大的范围为更多人所掌握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产生使得不同族群的人们有了交往的可能，语言发挥着更大范围交流工具的作用。其三，语言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但最有成效的传播方式是通过学校教育传播，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也就得以形成。同时，教育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得以实现，教育离不开语言；而语言学习与传播又离不开教育的支持。因此，语言与教育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语言教育是语言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

（二）语言与语言政策

理解语言内涵是掌握语言政策的前提。语言是一种人类活动，从一个社会集体到另一个社会集体，它的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美国观念主义语言学派创始人萨丕尔认为，“它是社会习惯的产物”。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人类交流的重要媒介。没有语言就没有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语言是国家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语言是由人们所生活的社会赋予个人的一种生存手段，它是社会化的关键工具，是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它也渗透进个人的意识。自从有了语言，人类语言的规范就开始出现；但有意识的语言政策与规划（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却是在20世纪后随着公共政策的出现才形成的。

以色列语言学家斯波尔斯基（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语言实践，语言规划，语言管理。”霍恩伯格（Hornberger）对语言政策内容的概括与此类似，归纳为三个方面：“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教育规划以及语料库规划。”语言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公共政策角度界定语言政策。

（三）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政策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政策两者涵盖范畴有重叠，也有区别。语言政策研究范围更广阔，外延更大些，不但包括语言政策制定内容、相关法规、制定过程，还包括对语言之间关系的研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属于交叉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三大学科：政策学、语言学、教育学。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内容与其学科基础的关系可用图2-1表示。语言教育政策不但涉及家庭、学校、宗教与宗教组织、工作单位、地方政府等，还涉及国家和超国家组织。

（四）语言教育政策的类型划分

语言教育政策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分类：一是按照国家类型划分，以民族分布特征为依据，本书将东南亚国家划分为以单一族裔为主导的国家和多族裔的国家；以国家发展水平为维度，将东南亚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再以语言政体特征为依据，将东南亚国家划分为单语制国家和双（多）语制国家。二是从语言类型进行划分，以语言功能为标准，有官方语、外语和少数民族语三种语言类型，此外还有华文；以语言地位为标准，有强势语和弱势语之分。

（五）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价

除了对语言教育政策历时演进分析和政策文本分析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对语言教育政策过程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公共政策过程主要包含五个方面，即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和政策监督五个方面。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主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结果（含政策评估、政策终结）这三个主要环节进行，分析每个环节背后的主体、行动和影响要素。本书的政策运行过程研究主要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既分析政策结果反过来又会影响下一轮的政策制定。

二 实用主义语言观

20世纪主要的西方哲学传统可以粗略地区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是分析哲学传统；另一个是现象学-解释学传统；再一个是实用主义传统。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在教育及语言教育政策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实用主义传统

实用主义传统强调实用。实用论把真理理解为能带来实效的认识。以皮尔士、詹姆士、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传统持这一真理观。然而，把真理的实用论简单地总结为“有用即真理”很容易把实用主义庸俗化。罗素说“有用即真理”的观念可厌，我想罗素是对的，不过，上面提到的哲学家，没有一个简单地持这种庸俗的真理观。例如詹姆士虽然常把真理说成是好的、有用的、有利的：“‘真的东西’，极简言之，不过是我们行为道路上的便利之计。”

（二）语言工具主义对语言选择的影响

实用主义传统在语言教育与学习上表现为语言工具主义。黄福安（Lionel Wee Hock Ann）将语言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定义为“语言以其在实现诸如经济发展或社会流动等具体功利性目标中的实用性，来实现其存在于社区中的一种语言的观点”。他指出事实上语言工具主义通常是对传统语言学观念的一种补充。语言学的传统观念是将语言作为文化认同和本族人的标记，这种观念经常导致本土语言的价值降低或被边缘化。与其相反，语言工具主义则认为保持多语或双语是重要的，因此，可以学习除英语（或其他强势语言）以外具有经济价值的语言，而绝不是用该语言来取代英语。

（三）实用主义语言观在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中的适切性分析

实用主义语言观在语言使用上体现为语言工具主义。语言工具主义被比较广泛地运用于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与实践之中。比如黄福安曾使用语言工具主义的观点来描述新加坡的语言状况。在新加坡，传统上被认为象征华人身份、文化和传统的华语，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商品。由于其经济价值与回报，像马来人与泰米尔人这些新加坡非华人也开始学习汉语。而对于澳大利亚的移民儿童来说，汉语同样具有吸引力。戈皮纳斯（Gopinath）指出，很多移民儿童倾向于选择学习汉语而不是其他国际语言，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识到了掌握汉语语言知识能够给他们带来物质利益。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外语政策受语言实用主义影响较明显，运用这一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分析和理解这些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海外华文教育掀起一股热潮，对于非华裔子女，学习华文也受到语言工具主义的影响。因为学好汉语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收入。所以，运用语言工具主义有助于理解语言教育政策。

三 语言生态观

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是由生物生态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生态语言学立足于研究语言生态以及语言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关系，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回归到自然生态系统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观。生态语言学将语言看作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赞同从外部环境的依存和影响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解释语言现象。而语言的自身系统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它与生物多样化生态体系具有相近似的同构关系。本书运用生态语言学理论分析和解释语言多样性特征。

（一）生态语言观的形成

语言生态的概念早在特瑞姆（Trim）的大作中都已经出现，特瑞姆指出，“使用语言生态术语可以追溯至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1935）和保罗（Paul, 1909）时代”。人与社会早已共同构成了语言的环境。语言学家将语言环境比喻成语言生态（linguistic ecology）是近40年的事。豪根认为语言生态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对任何一种语言和它所处的环境产生多样性的相互影响的环境”。语言生态学是对多语现象的概念化。作为一个指导性和启发性的隐喻，语言生态学逐渐应用到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中，它关注存在于任何特定的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多种语言和多语制度以及该生态系统中每一种语言的价值。它在本质上具有关心所有语言存留的意识。因此，生态取向的语言教育政策需要广度（对广泛的语言生态系统保持兴趣）和深度（对任何特定生态系统中的细节密切关注）。尽管语言生态取向在语言政策研究中取得了公认的价值，但是还是有人对这一隐喻本身的价值和适当性提出质疑。

（二）生态语言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是生态语言观不仅强调生态系统，也包括多因素社会体系。语言组成一个文化体系，其形成原理与某些生物基本成分的形成原理是相同的，但就其复杂性和灵活性而言，文化体系却难以把握。在所处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通过“结构性互动”（constructive interaction）来开展语言实践。所以，很可能存在语言变项与非语言变项之间某种联系。

二是在语言生态体系中，存在多种动态因素的影响。特瑞姆（Trim）告诫我们，“在语言社区中，发生作用的包括人们的多种动态力量，而且这些力量比起语言教育政策来说，还要有更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解释语言的演变过程时，我们要考虑到的不但要包括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离而导致的微小的和任意的语言变异（variation），而且还要考虑到因为语言的功能选择与社会选择而发生变化的诸多因素。奈特尔（Nettle）认为，“不同的生态政体（ecological regime）推行不同的社会体系，反而不同的社会体系却又会形成大小不均的各种语言群体”。在他的这种模式中，他提出语言的“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这个活跃因素。在非工业化社会，人们通过创建各种社会体系来控制语言的“生态风险”因素，而社会体系构建又会减少人们在相互交流时所遇到的语言多样性。所以，要维持语言的多样性仅靠语言教育政策是不行的，而且要靠社会政策。因此，一种语言的生命力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行为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三）语言教育政策生态理论的创新

如上文所述，生态语言体系中包括多种因素。生态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系统应该通过生态方式构建世界”，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在语言系统中，生态成分和非生态成分各占有多大程度上的比例？而这些生态的和非生态的语言现象对人们的思考和行动产生多大程度上的影响？语言何以构建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世界观？”

生态语言观强调多种生态的和非生态的语言成分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对于语言教育政策研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要分辨语言生态系统中各种力量或语言变化因素，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分析模型。该模型包含多种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运用生态语言理论对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时，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有倾向性的多语观念。语言生态观强调多种语言的共生，但并不排除语言竞争空间的存在。既然有语言竞争的存在，语言秩序的存在也不可避免。优先发展的语言形成优势语，而一些使用空间有限的语言也可能因为使用者人数太少而成为濒危语言。对多语现象的接受并不一定意味不会发生语言濒危现象。

本书在生态导向语言教育政策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创新，是将批判理论的元素与语言生态学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该范式的特点一是以语言生态观为基础，强调生态因素与非生态因素的共同作用；二是将语言生态与人的和谐共处关系作为一个着力点，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主体是语言学习者，只有作为语言学习者的人在一定语言环境下能够有效地进行语言学习，这才是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三是将批判理论元素有机地融入语言生态范式，语言生态范式代表多语共生，强调语言平等，而批判理论以减少社会不公，实现最大化的社会公平为目的，二者结合将更加有利于语言平等，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