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项目介绍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和城乡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人口流动数量特别是跨地区的流动快速增长。以200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例，跨乡镇的移民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144390748人增长至2010年的260937942人，增长幅度高达80.72%。其中跨县市迁移为迁移人口的主流，2000年占所有迁移人口的83.9%（29.4%省际迁移）, 2010年占所有迁移人口的98.3%（32.9%的省际迁移）。这些人口迁移，又是以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特别是沿海的特大城市群集中为趋势。因此，伴随着中国过去20多年特别是在2000年人口迁移的是城镇化加速。尽管城镇化水平在中国曾经有不同的定义，以最新的统一标准划分城镇化水平，居住在城镇（现居住地）的人口在1990年时占全国人口的26.2%, 2000年达到36.9%，而2010年更达到49.7%（Wu and He, 2015）。国家“十二五”规划更进一步把推动城镇化正式摆上了政策议程，以期城镇化，特别是城市化成为刺激内需、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城镇化主要表现在一些大都会地区（北京、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等）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上，而这些地区恰恰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城市长期以来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资源（再）分配体制和社会控制体制逐渐瓦解（Wu, 2013）。社会管理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条”转向“块”、由“单位”转向居住的社区（Wu, 2011）。随着城市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居住社区以居住者社会经济地位为主轴的分化亦日渐显现。社区间的差异在扩大，异质性不断增强。而社区内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同质性相对来说也有所增强。换句话说，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居民会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同社区。如外来农民工游离于特大城市各种管理体系外，集中居住在城郊接合部，而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则主要集中居住在商品房小区。如何有针对性地配置公共资源，满足居民需求，需要特别关注社区居住格局、居民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等在空间分布上的关系，把基层社区间的差异化的描述和刻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社区”因此成为中国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场域。

事实上，“社区”这个概念在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社会学这门学科正是诞生于19世纪末那场巨大的社会转型对Gemeinschaft（Community）社会结构和纽带的破坏（滕尼斯，2010）。经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韦伯、齐美尔，都对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传统社会关系纽带的衰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20世纪美国学者沃尔斯对芝加哥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urbanism），城市的人口规模、密度，以及种族的异质性等，加上社会关系的匿名性（anonymous）、表面性（superficial）、暂时性（transitory）导致社区的衰落和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发生，对城市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Wirth, 1938）。因此。西方学者们在研究当代城市社会问题的时候，也呼吁对社区的回归，对邻里关系和社会资本的重视。如科尔曼正是基于对家庭—邻里关系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的经验研究而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著名的社会学概念（Coleman, 1988）。

城市研究中早年兴起的“芝加哥学派”以及后来居上的“洛杉矶学派”，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快速变迁的城市，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都市中国的兴起，呼唤着基于中国经验的都市研究和城市社会学。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高质量的数据搜集和经验分析。过去10年中国国内各大高校都纷纷建立自己的专业调查与数据中心，以社会学/抽样调查的专业优势，搭建跨学科的数据建设平台。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RSC）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这些项目，大多是全国性的，研究设计和题目要顾及方方面面，特色不突出。样本的限制，使得数据分析难有针对性，研究结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还有待加强。此外，如何连接花费大量精力和金钱收集来的抽样调查资料和越来越多的非调查取得的行政数据、网络数据等，上述项目还缺乏前瞻性的思考和研究思路。抽样社会调查、数据搜集和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如何面对即将来临的“大数据”时代的挑战，我们还没有危机性的思考。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立足上海现代化大都市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以城市追踪调查为核心，旨在建立一个包含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多层次的综合追踪调查数据库；以社会学传统学科优势为依托，整合经济学、传播学、统计学、环境科学等跨学科都市研究力量；以社会科学抽样调查为基础，利用大数据时代的新数据搜集与数据整合手段，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建立学术发展新范式；以大数据社会分析为基础，提高社会科学参与民生政策和基层治理的研究水平；以上海为研究重点，推进国际、国内的都市比较研究。通过项目、团队和研究成果，形成社会科学都市研究的一个新范式（制度-空间分析）。

本章首先对国际、国内关于邻里街区（社区）的研究进行梳理，然后介绍SUNS的设计理念及与其他类似的项目相比较的特色，接着介绍项目的执行状况，最后展望利用SUNS数据分析的一系列可能的研究课题。

二 街区效应的研究综述

尽管城市社会学中对空间因素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早期社会统计学家在欧洲的一些经验研究，但真正使“社会-生态学”分析在城市研究中登堂入室者，始于罗伯特·帕克和欧内斯特·博吉斯合著的《社会学科学导论》一书（Park and Burgess, 1921）。两位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先驱以在100多年前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中部大城市芝加哥为例，对不平等与贫困、犯罪和越轨，甚至健康等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强调城市中社会分化呈现的空间性，将以邻里街区为中心（neighborhood-centered）的研究带入了学科的前沿。他们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变迁反映在社区层次上，是社会解组，即个人关系、自愿团体和地方机构遭到破坏，削弱了社会化和社会控制必需的基础，从而最终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芝加哥学派对后来美国社会学中依然流行的邻里街区效应研究的影响，体现在他们对空间特征的强调，对街区层次的结构分化和社会现象空间积聚的关注，以及空间因素对个体行为影响的社会机制与过程（Sampson, 1991）。

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社会-生态学视角在“二战”之后一度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与挑战。一是来自方法论视角的批评。罗宾逊认为，个体层次现象之间的关系不能由汇总或生态层次（如社区或邻里）的相关关系来推断，否则就要犯“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例如，在州层次上外国出生比例的人口与识字率呈正相关关系，但在个体层次上则是负相关关系（Robinson, 1950）。当然，芝加哥学派反驳认为，罗宾逊认为他们仅仅关心个人层次的差异，但是他们分析的却是社区层次上的比例（率）的差异。只要说清楚分析单位的层次，适当地界定问题的分析框架，即可避免“生态学谬误”。正是因为要避免这种指责，后来继续承袭芝加哥学派传统的经验研究，主要基于人口普查小区数据，并且大多停留在对美国各大城市的社区层面分化现状和趋势的描述（例如种族之间的居住隔离）。二是来自理论视角的批评。芝加哥学派视社区为一个有土地使用、人口和住房竞争、互动和适应的自然区域。以罗根和莫洛奇为代表的“关于地域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学派认为，美国城市里街区（neighborhood）之间的分化和不平等，并不是个人偏好和自愿迁移的结果，而是因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资本积累和城市“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逻辑的影响。国家、政府、商家以及其他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主体都可能影响我们对社区能够和不能够做什么的理解。在当今这个相互联系日益加强的社会，社区相对个人来说或许并未丧失其分析的价值，但其作用更加复杂，因情景而变（Logan and Molotch, 1987）。因此研究者要对社区之外更大的社会秩序联结的内部和外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以街区为基础的城市研究的社会生态学派广受批评的同时，威尔逊在其名著《真正的穷人》（The Truly Disadvantaged）中承袭了芝加哥学派对空间研究的视角，对城市贫困的积聚效应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将这种积聚过程与更加广泛的宏观经济结构变迁联系在一起。贫困、失业集中在内城，而那里正是低收入少数族裔（黑人）的聚居区（Wilson，1987）。麦西和登腾在《美国的种族隔离》（American Apartheid）一书中继续阐发了威尔逊的这一思路，不过重点关注种族隔离的后果，描述了由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日益分化如何与少数族裔群体的空间聚集发生交互作用，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结构条件，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群体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利地位（Massey and Denton, 1993）。尽管在因果解释机制上有所不同，这两本书都非常强调街区的空间效应，因此在生态学派一度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学派的批评之后，重新将以街区为基础的研究带到了社会学研究的前沿。

在上述两本著作发表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关于街区效应的经验研究的文献数量迅速增长。根据桑普森的总结，这些研究达成四点共识：一是城市中各街区间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种族隔离方面；二是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因为它们与少数族裔或移民的空间隔离是重合的；三是一系列与犯罪或健康相关的问题经常在街区层次发生，且可以用贫困的集中度、种族隔离、单亲家庭比例等街区特征来预测；四是一系列描述社会进步的指标，如富裕家庭，懂计算机知识的人，还有精英职业的获得等，也在空间上具有集中性（Sampson, 2012）。

这些结果看似直截了当，没有争议，其理论含义则不然。一种看法沿袭芝加哥学派的传统，认为如果街区的影响不是单纯地反映个人特征，那么他们一定来源于超越个人层次的社会互动和制度过程。而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则完全回归到对社会现象的个人层次解释，强调因果推论和选择性偏误，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街区效应主要是个人和家庭自我选择所居住的街区带来的结果，而这种选择是个人/家庭层次上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以芝加哥街区人类发展项目（Project on Human Development in Chicago Neighborhood, PHDCN）和桑普森所著《伟大的美国城市：芝加哥和持久的邻里效应》（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为代表。他们致力于探究社会过程与社会机制来解释街区效应的存在，认为街区层次的多元行动主体（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网络，地方精英等）和街区之外的力量超越于简单的个人层次特征的汇总，在社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后者则以洛杉矶家庭与街区调查（Los Angles Family and Neighborhood Survey, L. A. FANS）项目为代表，研究街区、家庭和同伴群体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时，特别强调居住流动和街区变迁的过程的作用（Bruch &Mare, 2006），也关注社会福利改革项目对街区层次的影响。而探究街区因果关系的最著名的项目，就是美国联邦政府住房部实施的名为“移向机会”（Moving to Opportunity, MTO）的住房政策实验。MTO随机将住房补贴券分发给贫困家庭，以诱导一些家庭迁移到贫困率比较低的街区，准确无误地估计街区的因果效应（Briggs et al. , 2010）。这种实验法的研究设计，在寻找因果效应方面固然有其严谨的逻辑，但却无助于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逐渐发展的街区层面的现象及更加宏观层次的社会过程。

概而言之，城市社会学中街区效应的研究，在方法论和实质研究问题方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取得了以下几项进展。第一，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的发展，使得分析街区层面的现象和个体层次的行为后果之间有了有机的连接，避免了罗宾逊所批评的“生态学谬误”。第二，研究街区效应更依赖于个体—家庭层次的微观数据（如PHDCN和LAFANS项目），更加注重个体层面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体现在研究设计中，便是个体—家庭—街区多层次追踪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并与行政数据（人口普查）的分析结合。第三，关于街区层次现象和制度过程的研究，也同样受到关注，并且吸收了政治经济学派对芝加哥生态学派的批评，更加关注街区层次的社会现象与更大背景的宏观制度结构和过程间的关系。第四，关于街区的研究毫无例外地与不平等和贫困、移民、犯罪等城市治理中的典型问题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具有公共政策的导向性。

三 中国的街区效应研究

西方城市社会学文献中的“街区”（neighborhood）这一概念，在中国城市情境常常被叫作“社区”（community）。社区这一概念，最初是燕京大学学生在1933年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用来翻译英文“Community”一词的。它包括“社”和“区”两方面的属性，即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区”）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社”），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地缘群体最基本的是邻里（neighborhood），是指比邻而居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现代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匿名性、表面性、暂时性，导致“社区”这个概念中“社”的属性弱化，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导致社区的衰落（Wirth, 1938）。如上所述，西方城市社会学中关于街区效应的大量经验研究，更加强调的是“社区”的空间（即“区”）的属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燕京学派”，运用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的方法，主要关注的是“文化”和“制度”，而不是“社区”本身。正如吴文藻1940年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所述，“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因此，“燕京学派”代表性的研究，如林耀华的《金翼》、《凉山夷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往往是针对单个地域社会的田野研究和观察。而这些地域大都是在农村或近郊农村地区，故称之为“社区”并无不妥。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以来，在费孝通先生的倡导下，这种类型的社区研究起步较早，并占据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并延展到城市社区的研究。研究讨论也主要停留在学理层次，用一些社会学的概念，把一些社会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描述清楚。中国社会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在这种个案社区研究中很难得到体现。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单位制的式微，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社区建设一时成为社会研究的显学。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的提出，社区建设的范畴进一步扩展，社区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实践。有的学者从国家建设的角度研究社区治理，认为社区建设就是重建改革开放之后弱化的基层政权；有的学者则认为社区已经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是“以市场为基础、契约为中轴、保护成员基本权益的非官方领域”（邓正来，1995），从其与国家的关系的视角来审视社区治理。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社区建设就是要重建信任关系，加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从而促进社会合作、改善地方治理。也有人强调社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良性合作对于增进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意义。

如果将这些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与社会学中社区研究的学术脉络连接起来，最为接近的大概应该是上述“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延伸。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国以至于整个东亚社会，社区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功能发挥的制度背景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Read, 2003）。美国学者芮杰明所著《国家根系：北京和台北的邻里组织与社会网络》（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一书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思路，将中国城市的居委会（社区）看作是国家行政组织在基层的延伸，而非西方语境下的自发的、自主的、自治的组织（Read, 2012），而在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区更典型的形象是横跨于国家和社会（straddling the state and society），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Read and Pekkanen, 2009）。

国内学者对“社区”概念中是否具有“社”的属性还有所保留，而对其“区”的属性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正因为如此，在有关空间因素的社会学含义即街区效应的经验研究上，中国的城市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关于社区治理的经验研究，主要是以个案观察、访谈为主，即便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抽样调查方法，也主要局限在研究的一个或几个典型的社区，难以精确刻画和整体把握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城市社区发展、同一城市内部不同社区间的分化水平、社区内居住人口的异质性等。一些总结出来的社区治理模式，也大多基于印象的判断，停留在概念层次，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相关政府部门也无法形成针对性的基于证据的（evidence-based）政策设计。最重要的是，大量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缺乏对居民生活和社会问题的聚焦。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居住于其中的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解决部分社区面临的诸如不平等与贫困、外来移民、青少年犯罪、环境与健康等社会问题。

对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社会和民生问题的系统实证研究，需要包括街区层次的人口统计数据和街区、家庭、个人等多层次系统数据。即便对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行政数据的深入分析，也十分有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多地建立在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的分析之上。除了一些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搜集项目外，针对单个城市的数据搜集和深入研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如密西根大学的“底特律地区研究”（Detroit Area Studies），芝加哥大学主持的“芝加哥街区人类发展项目”（PHDCN），兰德公司（RAND）和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主持的“洛杉矶家庭与街区调查”（L. A. FANS）等，都具有广泛的学术和政策影响力。据我们所知，类似的多层次都市社会调查项目，之前国内还没有。

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在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国基层社区研究的英语世界的文献中，并未将中国经验提升到与西方相关理论视角和经验研究对话的层次。基于宏大理论和小样本定性分析研究对当前社区治理转型与创新的中观路径缺乏洞察力，不仅不利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还使得政策设计的精细化面临重重困境。上海大学“上海都市社区调查”项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启动的。

四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旨在搜集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包括“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我们将本项目中的社区，限定为居委会或村委会层次。全上海市目前共有16个区，214个街道/乡镇，5732个居（村）委会。在社区层次的调查（“居村调查”），我们根据常住人口比例，采用隐分层的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120个居（村）委会，我们也对这120个社区内的居民进行了入户调查。在社区层次上，我们又利用隐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另外选取450个社区，只进行社区层次的调查，它们与我们计划进行入户调查的120个社区，共570个社区，构成我们的社区调查样本。“住户调查”则对上述120个社区的居民户进行面访，每个社区30户，共3600户。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样本对区县不具有代表性。因各区县的要求，我们又增补了一些社区进行入户访问。最终的“住户调查”的设计样本为190个社区，5700户居民，包括所有符合资格的家庭成员。“居村调查”于2015年初完成，包括537个居委会或村委会，约占上海市所有社区的1/10。“住户调查”则于2017年7月初完成，包括5201户，8631个15岁以上的成年人和1892个未成年人（15岁以下）。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侧重于大都市社会生活，设计突出空间结构和社区环境对个人家庭生活的影响。社区（居委会）调查设计充分考虑到社区的空间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利用人口普查和上海市人口管理办公室的庞大行政数据，并与大数据留下接口，以便未来加载其他来源的空间数据等。

（一）居村调查

尽管我们将社区限定在居委会/村委会层次，但我们并没有忽视基层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内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站。“居村调查”项目关注的焦点是社区治理模式和治理绩效（参见图1-1）。

因此，“居村调查”包括五套问卷。（1）居委会/村委会问卷。包括社区的基本情况，如人口、住房、公共设施和社区大的历史事件，也包括居（村）委会的权力结构、人员构成、日常事务、资金使用状况、社区领导人的职业生涯等，成功完成537份居村调查问卷。（2）业委会问卷。一个居（村）委会可能包括不止一个小区和业委会。在SUNS成功访问的537个社区中，完成了586份业主委员会问卷，内容包括业主委员会的产生过程，业委会主任的个人情况和业主委员会的行动策略。（3）物业公司问卷。在这些受访小区中，完成695份物业公司问卷。（4）社会组织问卷。询问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在小区有过活动的社会组织，找到3000多个社会组织的联系方式，并对其中362个社会组织进行了调查，包括其资金来源、领导人的情况和社区治理的参与程度。（5）社会工作者问卷。在所调查的居（村）委会和社会组织中，再随机调查1～2位从事“养老”或者“助残”互动的社会工作者，完成社会工作者的个人调查问卷531份。

（二）住户调查

“住户调查”是SUNS项目的精华部分。尽管“上海都市社区调查”项目名称中没有“家庭”这个关键词，但设计思路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类似项目一致，其研究设计基本落实在以家庭为单元的追踪调查，因为家庭是连接个体与宏观社会结构的一个最直接、最基础的社会组织，也是观察理解都市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个人行为镶嵌在家庭中，而家庭则镶嵌在社区之中。住户调查在180个被抽中的社区中，每个社区随机抽取30户，对其中符合资格的所有家庭成员均进行访问。关于具体的抽样设计，详见第二章“抽样设计”。

被调查对象为社区常住人口。SUNS采用国家统计局对常住人口的定义，即包括“户籍登记在被选中社区/村庄且家庭成员也居住在该社区/村庄的家庭户；户籍登记在被选中社区/村庄但家庭成员离开该社区/村庄不满6个月的家庭户；以及户籍登记在被选中社区/村庄外但家庭成员居住在该社区/村庄6个月以上的家庭户”。而家庭住户指一同居住并共同负责日常生活开支的一群人士。这些人不一定有亲属关系。如果有人独自负责日常生活开支，没有其他人共同分担，他或她也会被视为住户，归类为一人家庭住户。

为了描述一个完整、精确的家庭成员关系网络，我们借鉴了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设计，采用了一套特殊设计的T表系统，以搜集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的信息。在入户过滤问卷后家庭问卷的起始部分，T1表首先记录每一个家庭成员基本的社会人口特征，如姓名、出生年份、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经济活动身份以及是否同住在受访问地址。T2表则采集T1表中所列家庭成员的父母、配偶、子女的姓名信息。T2表中填写的既可能是T1表中出现的家庭成员，也有可能是T1表中非同住家庭成员的父母、配偶或子女。后一种人的社会人口信息，按原来的设计可以通过T3表进一步搜集，从而获得每一位家庭成员及其不同住的父母、子女和配偶的基本信息。我们暂时省略了T3表，通过T1表和T2表获得全部同住成员和部分非同住成员的基本信息。此外，家庭问卷还会搜集一些其他信息，由18岁或以上并且熟悉家庭状况的家庭成员回答，内容包括住房、收入等信息。

SUNS通过T表搜集家庭成员关系并访问所有家庭成员的研究设计具有两个优势。一方面，传统的调查在入户后访问户主或随机抽取一个合资格的家庭成员，只有受访者一个核心，最多只能搜集到有关家庭成员与受访者之间关系的信息，无法获得除受访者以外的那些家庭成员间的关系。T表突破了单一核心的限制，允许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能更完整地覆盖同住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网络，如父母、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孙子女关系等。另一方面，尽管香港的人口普查和综合住户调查也搜集了住户内所有成员的信息，但成员间的关系依然是以户主为中心，且个人问卷所涉及的方面非常有限。SUNS中所有合资格同住成员均单独完成一份详细个人问卷，这样搜集的个人层次的数据，既可以视为一般的家户调查数据（每户一人）作分析，也可以通过家庭关系表，将家庭内不同成员的信息进行汇总，获得同住的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间的详细信息，科学研究价值大大提高。

由于家庭问卷已记录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由此识别合资格的同住家庭成员来回答个人或子女问卷。个人问卷由15岁及以上的成员回答，而子女问卷则针对14岁及以下的儿童，由父母或主要照顾人代答。成人问卷共分8个部分，包括受访者基本信息、就业、健康、移民、偏好、老人、社区、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移民模块涉及所有不在上海出生的人口以及出生在上海但有过上海以外的生活经历者（比如下乡知青）；老人模块则适用于60岁或以上的受访者，内容是关于他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问题。未成年子女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学习情况、学业成绩、课外活动参与情况、健康及家长期望等。图1-2展示了SUNS调查的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的问卷类型和模块。

对于设计如此复杂的调查，既要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质量，又要保证被访者个人资料不被泄露，我们在调查执行过程中引进、消化、吸收了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所使用的电脑辅助调查（Computer 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 CAPI）及其管理系统。所有的问题均存放在调查系统中，访问地址通过服务器发放到访问终端（手提电脑）。访问员携带电脑到受访者的住所进行访问。问题的出现次序和数目会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而改变。访问结束后，问卷内容会被自动加密打包然后通过网络传回中央服务器，访问员之后无法再接触到数据。CAPI管理系统使访问督导和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够及时汇总已完成的访问资料，对调查样本偏差和数据质量进行及时监控和修正。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住户调查”项目执行期为一年。参与教师8人，学生助理18人，督导57人，访问员537人，调查复核员115人，还有上海市人口办所属社区人口协管员180余人，总参与人数915人，有效调查时间大约78100个小时。这一项目，应当为国内外单个城市调查研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量最大的项目，将为研究中国都市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性资料（吴晓刚、孙秀林，2017）。

（三）上海和香港：比较城市研究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都市社区调查”借鉴了香港自2011年以来开展的“香港社会动态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的研究设计和实施经验（吴晓刚，2014）。HKPSSD旨在建立一个全港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家庭与个人资料的长期跟踪调查数据库，以研究监测社会经济变迁对民生的影响。第一期调查于2011年完成，成功地访问了3214个合资格的家庭及其成员；第二期调查于2013年完成，成功追访到2165个第一期访问的家庭及其成员，此外还在2014年增加了1007个家庭的新样本和一些新主题；第三期则于2015年完成，成功跟踪访问了2404户家庭。尽管HKPSSD最初的研究主题并非城市，但在抽样设计时已经考虑到空间（neighborhood）的因素，并与政府公开的数据相连接（吴晓刚，2014）。而在SUNS项目中，这一理念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HKPSSD和SUNS在问卷设计上也保持了一定的可比性。问卷采取一个整体的视角，涵盖的内容几乎涉及沪港当前社会民生问题的所有重要的方面，如住房、就业与贫困、社会流动、健康与就医、心理健康、移民融入、老人照顾和子女教育等。这种基于总人口的大样本抽样调查，使我们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群体进行分析时，总能找到合适的相关参照组。如研究新移民，我们可以对照老移民和本地人；研究年轻人，我们可以用中年人和老年人作参照。就HKPSSD已完成的三次调查而言，无论从样本代表性、样本量大小、变量之间的一致性、变量缺失值的比例，还是从信息的丰富性和变量间关系的复杂性方面来说，SUNS和HKPSSD为比较研究都市民生问题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重要资料库。

五 章节安排

本书的各个章节，主要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完成，具体章节的撰写人如下所示。

第1章“项目介绍”：吴晓刚、孙秀林；第2章“抽样设计”：王建平、叶锦涛；第3章“劳动就业”：李骏（上海社科院）、金堃（上海社科院）；第4章“城市住房”：陈伟（香港科技大学）、武海涛；第5章“家庭生活”：计迎春、刘岳、王会光、赵林科；第6章“婚姻匹配”：马磊、潘韩霞、包莹；第7章“生活与健康”：梁海祥（上海社科院）；第8章“满意度”：袁浩；第9章“高学历人才”：庞保庆；第10章“在沪移民”：苏亮、于杨翰、刘玉照；第11章“移民的社会态度”：苏亮、于杨翰、刘玉照；第12章“老年人”：阳方、张君安；第13章“儿童养育”：陈蒙；第14章“儿童健康”：王岩、祝琳、刘玉照；第15章“小区公共资金”：盛智明；第16章“小区公共设施”：王群、杨锃；第17章“社区参与”：杨晓宇、王亚明、金桥；第18章“社区治理”：顾诗颖；第19章“社会组织”：纪莺莺。

本书的后续章节，都是基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数据撰写而成。关于文章中数据与表述的几点说明如下。

（1）如无特殊说明，本书使用数据均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

（2）本书第15章使用的是“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居村调查”中的“居委会模块”和“业委会模块”数据，第19章使用的是“居村调查”中的“社会组织模块”数据，其余章节使用数据均为“住户调查”数据。

（3）因为每一章节针对的分析群体不同，所以每一章节的样本数目可能有所不同。

（4）由于某些变量的缺失值，可能导致不同问题上的分析样本数目也不尽相同。

（5）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出现分项加总并不完全等于100%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