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意城市论及其在日本的发展
一 创意城市论提出的背景
21世纪创意城市论的领军人物是英国创意城市研究机构Comedia的创始人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和美国城市研究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查尔斯·兰德里的著作《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理查德·佛罗里达的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给日本的城市政策学研究学者们指引了方向。
主要活跃在英国的查尔斯·兰德里提出创意城市论的背景,是欧洲比日本更早进入产业衰退期,年轻劳动者的失业率增加,过去的福利国家体系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产业空心化、政府财政破产,这种形势要求城市不得不从国家的财政支持中独立出来,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兰德里分析了欧盟从1985年开始的“欧洲文化城市”的成功事例,关注如何发挥文化艺术带有的创意性力量,挖掘社会的巨大潜力,将创意性实践融于知识和革新中,将其作为“连接文化艺术和产业经济的媒介”,定位于最重要的地位。
兰德里的创意城市论指出,为了创意性地解决城市问题,应该如何营造“创意性环境”(创意场所),如何运营并使其过程持续下去,他通过自身实践得出了“打造创意城市所需的政府手段”,提供了概念上的创意城市政策论。兰德里基于自身作为城市规划者的经验,指出自己重视文化艺术所带有的创意性的理由如下。第一,在后工业化城市中,大众传媒和影像、电影、音乐、戏剧等创意产业取代了制造业,产生了高速增长和促进就业的良好效果。第二,文化艺术在激发市民产生解决问题的创意性想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冲击,“对于城市创意性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文化、组织、金融等所有领域中创意性地解决问题,以及陆续发生的连锁反应能使现有体系发生变化”。第三,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能唤醒市民对城市历史的记忆,能强化市民的城市认同感,也是提升对未来的洞察力的土壤。创意不仅仅是不断有新发明,还要由“与过去对话”组成,因为传统与创造是相互影响的过程。第四,为了打造与地球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文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兰德里列举了若干值得关注的创意城市,例如博洛尼亚、布鲁塞尔以及2000年被指定为欧洲文化城市的赫尔辛基。兰德里以“光”为主题,根据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为赫尔辛基设计营造了新媒体艺术家云集的创意环境——“电缆工厂”(原诺基亚工厂)等多个项目,制定了独特的城市振兴战略,从策划阶段开始就提出了各种有效的建议,实现了赫尔辛基作为创意城市的巨大成功。之后,兰德里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长期作为州政府和城市自治体的政策顾问,对其行政组织文化进行了创意性改造,帮助其向创意城市成功转型。
理查德·佛罗里达关注的是作为现代经济新主力的创意阶层的登场和崛起,对其个性特征、工作特点、生活方式以及交流特征进行分析,通过具体的指标证明了创意阶层喜欢居住的城市和地区的经济都会表现出色。佛罗里达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地区经济危机,其分析企业选址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城市面临大型工厂搬走、失业者增加的深刻危机时,显著增长的高科技产业在选址时则在追踪创意人才。因而,城市和地区振兴的关键不是吸引企业,而是如何能吸引来创意人才。由此,佛罗里达的政策建议是,为了实现创意性交流和创意性社会结构,尤其要重视社会性、文化性的地理环境,比起近年来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主张的社会关系资本,重视创意资本更有效。
二 创意阶层论
如前所述,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是由理查德·佛罗里达首先提出的。佛罗里达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从制造业向“只受人类的才能和想象力限制制约的创意经济”转型,“社会正在从‘财富消费’(consumption of goods)向‘经验消费’(consumption of experiences)转移”。
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带动创意经济的创意阶层由两种类型的成员组成,一种是“超级创意核心”(super creative core)群体,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小说家、艺术家、演员、设计师、建筑师;另一群体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先锋,包括作家、编辑、文化人士、智囊机构成员、分析家以及其他“舆论制造者”。除了这类核心群体,创意阶层还包括“创意专家”(creative professionals),他们广泛分布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如高科技行业、金融服务业、法律业、医疗保健业以及工商管理领域,他们的工作涉及制造新理念、新科技、新内容。
创意阶层的特征是,出色且不愿遵从组织和机构的指挥,反抗传统的集团规定,追求多样性和开放性。他们的工作动机不是金钱,而是自我实现。这些人具有创新精神,注重工作独创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对不断创新的渴求。创意阶层绝不会被强制劳动,同时,他们也绝不偷懒。随着创意阶层的增加,他们的工作方式从少数派开始主流化。
理查德·佛罗里达将创意阶层的价值观概括为以下三点。
1.个性化
创意阶层成员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化与表达自我的倾向。他们不喜欢听从组织或机构的指挥,抵制传统的集体性规范。“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与“行为乖僻”的科学家等创意人才在这方面尤其如此,但如今这种个性变得更为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服从组织准则的现象,可能代表一种全新的主流价值观。创意阶层成员试图形成一种能够反映他们创意精神的个性特征。
2.精英化
创意阶层非常重视精英人物所具备的实力。创意阶层努力工作、勇于挑战、自我激励,他们一般喜欢制订计划并实现目标,他们希望凭借工作上的优秀表现而获得成功。创意阶层成员不再以挣钱多少或者经济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自己的主要标准。金钱可以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但金钱不能代表全部,那些口含银匙出生的年轻资本家后代尤为如此,他们经常把自己说成在音乐、电影或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普通”创意人士。他们接受了创意阶层的精英管理思想,不再以财富来衡量自己的地位。
3.多样性与包容性
多样性是创意阶层价值观的一个基本标志,创意阶层成员对于那些他们认为任何人都能融入并获得成功的组织与环境情有独钟。多样性是精英化管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标志,有才华的人反对通过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或外貌划分等级。他们渴望的是一个对各种差异都兼容并包的环境。此外,创意阶层成员流动性很强,他们喜欢在全国各地穿梭。
这样的创意阶层聚集形成了创意中心,组成了团队一起活动,相互传递资源,因此会集聚在某些地区和城市。佛罗里达进行了美国多个城市间的比较,使用著名的“3T”指标,即技术(technology)、才能(talent)、包容性(tolerance),调查了哪个城市居住的创意阶层多。调查结果表明圣弗朗西斯科、奥斯汀、波士顿等城市评价较高。佛罗里达认为,表明创意阶层群体聚集的指标——“高科技指数”和“同性恋指数”与地区相关,圣弗朗西斯科、奥斯汀等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经济增长较快地区的这两项指标都很高。
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论对全世界的政策决策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城市发展战略的基本观点也从此前的吸引大企业投资转变为吸引人才。在日本,“吸引创意阶层也是今后在城市间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主要策略”。创意阶层都是高收入者,对于政策决策具有专业性的见解,能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三 创意产业论
(一)创意产业论的提出
创意阶层聚集的产业就是创意产业,这是在产业结构转变背景下由英国政府率先提出的概念。最早将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作为政策提出的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他在就任英国首相之初就采纳了智囊团中的年轻学者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提出的“Britain TM”(英国商标)的建议。“Britain TM”中的“TM”就是指贸易商标,专指英国传统贸易的标签,如自由贸易、大规模制造、资本主义等历史性概念。自1997年标榜“新工党”的首相布莱尔上任以来,一直根据“第三条路”的路线,实行完全不同于撒切尔政权的新行政改革。其重点之一就是向能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文化艺术政策转变。例如,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进行了与“创意产业”相关的概念整理以及定量化统计工作,分别于1998年和2001年总结出两份报告,将广义上的文化艺术产业重新分类,并为激发“丰富的创造活力”而开始研究和实施一系列振兴政策。
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一书中,对创意经济做出如下阐述:“原材料是人,是带有新的独创性想法,并具有能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产品的才能的人。在传统经济中,必不可缺的生产资源在创意经济中并不重要。在创意经济中,最重要的不是资金,而是创意和知识产品,这些都是无形的、易移动的。”
根据英国政府的定义,创意产业是指“能够以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才能为源泉,通过开发和运用知识性财产来创造财富和就业的产业集群,具体地说,有广告、电影影像、建筑、音乐、手工艺品、美术、古玩市场、舞台艺术、电脑游戏、出版、广告、计算机软件、设计、广播电视、时尚设计”。在英国,上述领域在1995年大约雇用了95万人,如果包括其他产业的创造型劳动者在内,共雇用了140万人,占所有产业的5%;附加价值达到约250亿英镑,占GDP的4%;出口额达到75亿英镑,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到2000年雇用人数达到195万人,实现了5%的年平均增长率,附加价值占GDP的7.9%,特别是1997~2000年出口额年增长率达到13%,增长潜力备受瞩目。因此,英国将创意产业振兴政策作为城市复苏的主要战略来推行。在伦敦市,创意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很高,2000年实现了210亿英镑的生产额,成为仅次于商务服务业的位居第二的产业,雇用人数大约53万人,鉴于这样的佳绩,伦敦市长组织了创意产业委员会,进一步提高创意产业的发展潜力,推出一系列政策加大对观光等城市经济产业的支持。创意产业的高速增长,成为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经济的新动力源泉。
创意产业的独特构造类似一个同心圆结构。在同心圆的核心位置,是作为创意核心的音乐、舞蹈、剧场、文学、视觉艺术、工艺品等传统艺术形式,还包括视频艺术、表演、计算机、多媒体艺术等新兴艺术活动在内的创意性艺术。紧挨创意核心的是书籍杂志出版、电视广播、报纸、电影等,它们复制原创内容,是量化流通的产业群,与核心性的创意艺术相比,在先进文化价值中的比重相对较低。再外侧的是广告、观光、建筑业等领域,它们位于文化领域的外围,但因为也需要创意性和文化性,因此也属于文化产业领域。这样,创意位于创意产业同心圆结构的核心位置,其创意性呈放射状向更多的产业部门扩散,艺术家和创意者的活跃性是创意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日本创意产业的发展
日本也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1970年名义GDP中服务产业的名义附加价值所占比例为47%,到2010年时已上升到71%;服务产业的从业人数比例也从1970年的47%,上升到2010年的68%。经济的软实力化不断发展,创意产业的发展也非常迅猛。
日本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也日渐重视,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振兴文化创意产业。在日本,创意产业被称为“内容产业”,但日本的内容产业包括“电影、音乐、话剧、文艺、摄影、动漫、电子游戏及其他的文字、图形、色彩、声音、动作、影像及其组合或通过电脑提供与这些相关的信息所需的程序”。与英国的创意产业定义相比,没有包括广告、建筑、美术、工艺、出版、设计、广播等,作为产业类型的范围比较有限。
1996年,日本文化厅提出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标志着日本文化立国战略正式启动。在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大力扶持下,以时尚、餐饮、动漫、游戏、影视、音乐等为主体的日本文化创意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拉动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将振兴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软实力时代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出台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并采取了多项措施,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并通过出台产业政策来引导和扶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2000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建立高度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基本法》,并根据该法律于2003年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明确将电影、音乐等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日本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2001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 2002年出台了《知识产权基本法》, 2004年又通过了《关于内容产业的创造、保护及活用的法律》,同时知识产权战略总部也发布了《文化创意产业振兴政策——软实力时代的国家战略》。之后日本政府还相继颁布了《文字、印刷品文化振兴法》《防止电影偷拍相关法律》《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等几部重要法律。近几年来,由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出台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相继提出了以强化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新经济增长战略、“酷日本”计划以及使日本经济恢复活力的文化创意产业综合战略等。
日本的各地方自治体(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内容产业扶持政策。例如,鸟取县作为日本知名漫画《鬼太郎》的作者水木茂与《名侦探柯南》的作者青山冈昌等漫画家的故乡,有着悠久的漫画历史。2012年,鸟取县通过举行国际漫画峰会和国际漫画博览会,打造“漫画王国”,并将2012年定为“鸟取漫画王国”的“建国元年”。漫画这种以往被当作次要文化的文化类型,一跃成为增强地方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
同时,日本文化创意产业的海外影响力也在逐渐提升。日本的产品与服务,凭借从文化创意产品中体现出的日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得到了国外消费者的认可,在海外拥有极高的人气。美国政治分析专家道格拉斯·麦克格雷(Douglas McGray)在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日本国民酷总值》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动漫、游戏、流行音乐、时尚、餐饮等日本文化创意产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本政府通过对这种独具日本特色的本国创意产业的扶持,不仅提高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也有效地发挥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战略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四 创意城市论
创意城市论是建立在创意阶层论、创意产业论基础之上的。创意阶层人数众多、创意产业大规模集聚,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艺术、文化、科技等创意性领域占优势地位的城市就是创意城市。创意城市的特征是,艺术、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开发或生产出设计性较强的产品,能经常产生新思维、新创意、新价值观。兰德里对于创意城市的要素为什么是艺术有如下阐述:“(创意城市)与艺术相关,是因为比起体育和很多的科学领域,艺术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将想象力转变为现实或者是某种具体的东西,就是创意性行为。因而,艺术比其他行为更加具有创意性,与发明、革新的关系更密切,通过这种转换来让城市重获新生就是创意性行为。”
创意城市将创新机制融入城市内部,是知识经济社会型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模式。市民在开放性空间下通过相互交流,能发挥自身的潜在创造力、想象力,通过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的协作,以创意性、主体性致力于解决各种城市发展课题,例如发挥本地资源的城镇建设、低碳社会建设等。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创意性活动的艺术家和创意人才们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打造富有包容性的环境,让拥有不同价值观、文化差异巨大的人才,能毫无被排斥感地自由生活。兰德里列举了创意城市所需的七个条件:个人资质、意愿和领导力、多样化的人群和多样化的才能发展空间、组织文化、本地认同感、城市空间和城市设施、城市网络关系。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2004年成立了“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y network),以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目标。现在,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蒙特利尔(设计之都)、爱丁堡(文学之都)、波帕扬(烹饪美食之都)、博洛尼亚、塞维利亚(音乐之都)、阿斯旺、圣达菲(工艺、民间艺术之都)等很多城市已被认定为创意城市。
在关注欧美创意城市研究动态,并与其进行交流的学术研究热潮中,日本学者也在不断发表研究成果。佐佐木雅幸先后出版了《创意城市经济学》《展望创意城市》《挑战创意城市》等著作,重点分析对比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和日本的金泽、横滨等城市,提出了自己的创意城市概念,即“以市民自由发挥的创意活动为基础,文化与产业都富有创意性,同时不断完善具有创新性、灵活性的城市经济体系,针对全球化的环境问题或者是地区化的本地社会课题,提出创意性的解决方案,拥有大量‘创意场所’的城市”。佐佐木的研究成果对金泽市、横滨市、大阪市等的城市发展战略都产生了具体的影响。
在2004年和2005年,在大阪召开了由兰德里、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艾伦·斯科特(Alan J. Sott)等参加的以“创意城市的挑战”“打造创意城市”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这是日本首次举办真正的关于创意城市的国际性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起源于欧美的创意城市这种新的城市模式,在日本作为21世纪的新城市模式也极具魅力,在真正的知识信息经济社会中,城市经济的动力就是作为广义文化产业的创意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