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书的研究框架

笔者试图在费孝通、莫斯与阿帕杜莱的理论基础上，分析土地在中国总体性社会中的意义。土地在乡土社会中的形态变化启动了总体性社会的变动，本研究试图借用物与总体性社会事实的概念范畴，理解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的农民离开土地的现象。这种研究尝试也受到由哈斯特普（Hastrup）命名的“地志学转向”（topographic perspective）的启发，地志学“是以一种将地理、居住、政治性边界、法律现实、过去历史的踪迹、地方-名字等包容进特定空间的综合知识”。朱晓阳已经率先采用地志学进路开展了对土地的研究，他通过书写地志理解滇池东岸小村人及其栖居（dwelling）的土地、水和家宅。作为一种“综合”知识，地志与本书借鉴的“总体性社会事实”具有相近的含义，但本书更偏向于对土地进行阿帕杜莱意义上的“社会生命史”的研究。在此，地志学所暗含的土地并不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综合知识”或为了更好地理解村庄的地景或景观（landscape）而成为读本，而是回归一种对土地自身的研究，采用莫斯的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历史维度的视角，在城镇化这一社会形态的递进序列中，任何社会现象都具有历时性，同时也具有总体性，需要将这种原属过渡的社会状态作为一种整体性事实加以理解，破除乡土社会与城镇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分析框架。以土地为切入点，可以牵引出大量的社会事实，且这些社会事实是相互关联、混融在一起的，也是前后相继的动态过程，具有“总体性”应有的历史性特征。这种通过物来研究前后继替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不仅仅是将物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更是作为一种在时空架构中的物自然，它牵涉着总体性社会。也不仅仅是将物作为一种总体性社会的载体，更是一种总体性的呈现方式。更重要的是，要重归一种对物自身的研究，即在阿帕杜莱理论的基础上，赋予物（土地）以社会生命，不是将土地视为无生命的客观对象，而是与人、与社会“混融”的社会存在。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土地具有不同的意义，需要讨论的是何种因素决定了土地的生命转折，土地的社会呈现展示了何种文化型式和社会价值，土地的生命历程如何凝聚了社会形态的变迁。

本研究以皖北黄村作为田野点。以村落为田野范围，并不是为了承继社区研究范式，而是将所有理论框架放置在具体的时空格局中，放置在具体社会中具象的土地之上，总体性地观察有关土地的社会现象。黄村是位于黄淮海平原的村庄，隶属浍市雍县蟠镇，地势平坦，土地集中且平整。村民以庄子为聚落，庄子不仅构成了村民生活的地点，也构成了村民日常交往互动的基本单元，更是一种共同的经济单元，整个行政村因自然的独立而形成分散的聚落格局。全村目前共有10个自然庄，目前村庄共有4000多人，900多户，土地面积实际为5700多亩，对外上报9000亩。2012年7～8月，笔者曾在黄村进行了20天驻村调查，围绕村庄性质、村庄结构、经济状况、乡村治理及土地等问题展开全面调查。调查发现黄村土地形态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临近地级市的城市建设已经触及黄村的边缘，村内部分土地被征，成为城市发展用地；二是村两委以集村并居为目标开展新农村建设，开发村民居住小区；三是以大规模土地流转为突破口，地方政府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集中并流转，承包给大户经营。土地形态的变化使得村庄在三年内迅速改变了乡土社会的面貌，呈现新社会文化格局。

本书的田野调查2014年3～9月在黄村开展，驻村调查时长共计6个月。之所以再入黄村，首先是黄村所呈现的土地变革样态之丰富，已经大大超出笔者所观察到的其他村庄；其次，浍市作为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正好承担了“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的试验任务，而黄村所在的雍县，则是“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承担了创新农业经营组织主体的任务，黄村作为明星村，是两区建设经验的产出富矿，在具有“小岗村”经验的皖北地区，“示范区”的政治意义在于，能够产生出足以影响国家政策的“经验”。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通过结构性访谈、非正式访谈及参与式观察方法，笔者搜集了大量一手访谈资料，还有从县、镇和村级搜集到的文本资料。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频繁的交往能使笔者和黄村村民变生为熟，由此通过“拉呱”获取资料的方式就变得顺畅得多。而在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农村人口的大量外出影响了笔者对访谈对象样本的选择，本书访谈对象集中为“留守人口”，包括老年人、本地务工者、乡村干部以及在村谋生者。从村庄人口结构看，这种样本的分布会有偏差。本书聚焦于有关土地的社会文化现象，将在以下章节分别对生产、平坟、指标、开发、地权、家宅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