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人口统计学到人口学

一 从人口统计学到人口学发展关系概述

人口统计学，是人口学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困扰国内人口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是大众，甚至是部分学者都将人口统计学等同于人口学。按照国内人口学界德高望重的邬沧萍教授的分析，产生这一误解的原因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汉英大辞典》中，译者将Demography翻译为人口统计学，而实际上，人口学（Demography）作为学名，最先是由比利时统计学家阿契尔·基莱德（Achille Guillard, 1799-1876）于1855年在其发表的学术专著——《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Éléments de Statistique Humaine, ou Démographie Comparée/Elements of Human Statistics or Comparative Demography）一书中使用的（Borrie, 1973: 75;Rowland, 2003: 16）。书中的Demography一词的词根实际上来自希腊语，由Demos-population（原意为人口）和Graphy（Graphia）（description/writing，原意为描述、写）组成，其字面意思为对人口的描述。正如同样来自希腊语的学科名词Geography（地理学）一样，后者由Geo（原意为大地）和Graphy（Graphia）（原意为描述、写）组成，其字面意思为对大地的描述，学术化的翻译应该是“地理学”，那么Demography的学术化翻译理应是“人口学”了。

上述提及的国内大众甚至部分学界人士受《汉英大辞典》翻译的影响，他们将“人口学”与“人口统计学”混同，由此导致他们对人口学的理解停留在研究数量关系、不再升华为理论假设和做出更多实证研究的高度，并由此在客观上把人口学贬低到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如邬沧萍教授所言，上述误解对人口学发展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极大，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人口学界仍旧将人口学分为三大组成部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和分支学科，这里就可看出当时的学界在谈及人口学学科组成上依旧受到翻译的影响，没有将人口统计学划分为一个分支学科。而按照联合国人口委员会（the Population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和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IUSSP）联合编著的学界最权威的《多国语言人口学词典》（Demografía）的定义，人口学（Demography）是对人口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门学科，主要是对其规模、结构（Structure）和发展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并注重人口特征的数量研究，而人口统计学（英文应称作Population Statistics或Demographic Statistics）是人口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以，本书在开篇特别澄清人口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关系。

当然，鉴于人口统计学早于人口学出现，并且人口学与人口统计学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这样一个事实，本节先谈人口统计学的产生与形成，然后再谈人口学的产生与发展。

二 人口统计学的产生与形成

在定义和讨论人口学学科之前，本书先讨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学学科的重要来源）的产生与形成。从定义上讲，人口统计学是阐明搜集、整理、分析人口现象数量资料的方法论的科学（刘铮、邬沧萍、查瑞传，1981）。可见人口统计学出现的前提是要有人口数据。而缘于人口数据资料作为统治阶级治理与管理国家或地区的基础性资料这一重要属性，纵观人类历史可以发现，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势必加强对被统治阶级的管理，于是他们就开始搜集人口信息，掌握人口基本状况，那么，这相应就为人口统计学的产生铺垫好了基础。

1．人口统计学的萌芽阶段

据史料记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有长期不间断人口资料记录的国家，当时人口统计主要用作征兵、征发劳役和赋税的一种依据。据《后汉书》记载，在夏禹时期（约前2200年）就有了关于人口和土地数字的统计：大禹曾经“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据《后汉书》记载，当时“人口数为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九百二十三人，土地为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二十万八千二十四顷，不垦者一千五百万二千顷”（张敏如，1982）。据《周礼》记载，殷商时期也有人口数的统计，之后的周代则开始建立较为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设掌管居民之官，“乡管城市、遂管农村”，到周成王时（前1060年），约有人口1370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显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置地方田亩和户口图籍，并在始皇十六年（前231年）“令男子书年”（登记年龄），这也是中国记载的首次分性别年龄的人口登记。西汉时期人口数目较为完整，且有全国和分地区的人口数字。《唐会要·籍帐》的记载显示，唐代实行了记载人口年龄、土地面积和财产的“手实法”（也称“首实法”，即令民户自报田亩数，据以征收赋税）。宋代开始则实行严格的人口登记与管理的保甲法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在阶级社会里，人口统计的目的在于课税、征役，因而漏报现象较为严重，比如，清朝康熙年间为了查明人口的实际情况，当时的朝廷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下令，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为常额，此后增丁不复加赋。

在华夏之外，前4500年，古巴比伦国王就举办了全国性地籍、（按族登记）人口、农具、牲畜等项调查，而前3800年，为了征兵、征税进行过户口调查。在前3150年前后，古埃及法老为建造金字塔而对全国人口和财富进行调查，到前14世纪，古埃及就有了较好的人口登记报告制度（邬沧萍，2006a）。古希腊则有雅典城市公民的系统记录。古罗马帝国则在前453年，提出了每五年定期进行各户人口、土地、牲畜和家奴数量的调查，这也是人口统计史上最早提出的人口定期调查制度，并且这一制度对后来各国奉行的定期人口调查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

综上可见，在古时候，世界范围之内的统治阶级为了管理的需要就开始进行了不定期的人口统计，不过当时的统计仅是对人口数字的简单登记与汇总，是一项公共事务的活动而已，统计工作这一实践活动的存在并不能出现人口统计学，但是，上述实践活动的确已经具备人口统计的特征。如前文所言，这些早期史料记载的统计工作实践活动时期仍可以看作后来的人口统计学产生的萌芽阶段。

2．人口统计学的形成与发展

人口统计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从欧洲开始的。据史料记载，14世纪鼠疫流行病［当时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盛行使欧洲深受重创，到了16～17世纪英国又连续遭遇了几次黑死病，而当时的伦敦教会要求牧师统计死亡名单（Bill of Mortality）。彼时，伦敦已经发展为世界最大城市，人口超过50万人，为了管理伦敦人口，政府通过专门的死亡率法案，规定每周都登记并公布出生与死亡人数。也是因为这样一些积累下来的、来自教会及相应机构的统计数据（人口出生和死亡资料），帮助了人口统计学界乃至现代统计学界最为经典的第一篇文献诞生，这就是由学界公认的第一代最杰出的人口学家、人口统计学创始人、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格兰特（John Graunt, 1620-1674）于1662年出版的仅85页、名为《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一书。约翰·格兰特对英国教区自1538年起的死亡记录数据加以分析，以了解死亡的原因、数量及趋势。他将该书分为十二章：死亡的开始与进程（of the Bills of Mortality, their beginning, and progress），死因的一般观察（General Observations upon the Casualties），特殊死因（of Particular Casualties），瘟疫（of the Plague），瘟疫与死因的其他观察（other Observations upon the Plague, and Casualties），多病、健康及多生育季节（of the Sickliness, Healthfulness, and Fruitfulness of Seasons），葬礼与洗礼的差数（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urials, and Christnings），男女人数之差（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umbers of Males, and Females），城市的发展（of the growth of the City），教区不平等（of the Inequality of Parishes），各教区居民数（of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和国家法案（of the Country Bills）。

在这十二章内容中，约翰·格兰特具有技巧地分析并指出了把一些庞杂、令人糊涂的数据（主要是以当时伦敦教会每周一次发表的“死亡公报”为研究资料）化简为几个说明问题的表格的价值。他注意到在非瘟疫时期，一个大城市每年死亡数有统计规律，他根据教堂记录数据发现了出生男婴数多于女婴数，出生儿的性别比约为1.08，即每生13个女孩就有14个男孩出生（这为后来人口学界的出生性别比研究奠定了基础）；大城市的死亡率比农村地区要高；在考虑了已知原因的死亡及不知死亡年龄的情况下，约翰·格兰特估计出了6岁之前儿童的死亡率，并相当合理地估计出了母亲的死亡率为1.5%。

据此，他从杂乱无章的材料中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他还发现了大数定律，更为重要的是，他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反映生存和死亡规律的死亡表，这是现代生命表的雏形（Kotz et al. , 1988）。从表1-1这一当代人口学生命表的雏形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死亡率、存活率和寿命估计等统计量，当今众多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仍然没有离开格兰特所关心的主要课题，如风险模型（Hazard rate models）的应用和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均离不开表1-1所含的死亡率和存活率这些核心概念（梁在，2012: 319）。由于约翰·格兰特既是死亡表的创始人，也是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人口现象进行分析的第一位人口学者，他被奉为人口统计学、也是后来的人口学的开拓者。在此，也能看到当今学界提到人口统计学——通常认为把统计学用于人口学研究中的出处了，实际上统计学和人口学就是源于一处的。20世纪以前，社会经济统计还不发达，人口统计学既是人口学的先驱，也是统计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到人口统计学的形成，还不得不提约翰·格兰特的好友、被马克思评价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统计学的创始人”的17世纪著名英国学者威廉·配第，他将约翰·格兰特的开创性著作《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纳入其最为著名的作品，即他于1672年将数量方法（即“算数”）用于研究社会问题（即“政治”）的著作《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k）中。在该著作中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并率先采用量化的方法来客观描述和分析事物现象，将统计学从只重视统计调查所得的数据、忽视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亚里士多德时代（学界认为关于统计学的学理研究起始于距今2000多年的亚里士多德时代，而具有现代意义的统计学发展至今只有300多年历史）领入了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新时代，而且他在分析过程中还纳入了比较研究的视角，比如他从总人口数、神职人口数、海员人口数和工匠人口数等数据层面来比较英国和法国，发现虽然法国人口总量和土地面积超过英国，但是神职人员过多、海员和工匠人员低于英国，即生产力人口少，因而英国国力超过法国。威廉·配第在人口统计学领域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那就是他对于人口统计学重要性的再强调，他认为需要建立中央统计部来利用人口统计学的知识，由行政区利用列出记录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细节的表格来收集数据，要有出生、死亡、婚姻、收入、教育和商业等方面的统计数据。

进入18世纪，人口统计派在政治算术派中占主导地位，其研究的中心课题则是人口推算。德国著名牧师、统计学家、人口学家约翰·苏斯米尔希（Johann P. Süssmilch, 1707-1767）在1741年出版了被学界认为是人口统计学乃至人口学的开创性著作《由人类之出生、死亡及繁殖证明人类变动中所存在的神的秩序》（Die göttliche Ordnung in den 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 Tod und Fortpflanzung desselben，英文书名为：The Divine Order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Human Sex, Birth, Death and Reproduction）一书，进一步发展了约翰·格兰特的人口研究，并发现了各种人口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约翰·苏斯米尔希是大量观察的倡导者，并为如何将概率论应用于人类生活提供了一个样本。而英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 1656-1742）根据1687～1691年布勒斯劳市（the City of Breslaw）的出生、死亡统计资料编制了有名的哈雷生命表。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皮埃尔 -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de Laplace, 1749-1827）则把概率论应用于人口研究，使人口统计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于1781年发表在正式的科学院院刊上的第一篇名为《论概率》（“Mémoire sur les Probabilités”）的文章是拉普拉斯概率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篇文章标志着拉普拉斯完成了从“机会的理论”到概率论的转变），也是拉普拉斯开始关注人口统计学的重要起点。他尝试利用现时数据，用数学技术求出像生男孩和生女孩这样将来事件发生的概率落在一定范围内的概率（这里包含着概率的频率思想的萌芽）。拉普拉斯在1786年发表了文章《关于巴黎的出生、结婚和死亡问题》（“Sur les Naissances, les Mariages et les Morts à Paris”），在这篇文章中，拉普拉斯开始直接把人口统计作为一个学科来阐述，提出依据法国特定地方的出生率来推算全部人口的问题。而比利时数理学派创始人、人口数理统计学的奠基者L. A．凯特莱（Lambert Adolphe Quételet, 1796-1874）是将统计学引入社会科学的引领者，他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统计学之中，揭示了表面上杂乱无章的、带偶然性的人口现象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在1827年和1832年分别根据荷兰人口出生、死亡、婚姻、性别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犯罪统计资料和比利时人口死亡等资料进行了两国的人口学研究。

从上述内容可看出，约翰·格兰特、威廉·配第等早期的欧洲学者为人口统计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而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的长期过程（邬沧萍，2006a）。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一方面，生产力有了空前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销售的竞争，简单的统计人口总量已经无济于事，社会对人口统计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不仅需要人口总量的统计，还需要人口年龄结构、文化构成、职业分布等人口静态统计，以及人口变动趋势（比如出生、死亡、迁移）等动态统计；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政治上要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就要相应地按人口数分配议员名额，同样在军事上推行义务兵役制、在经济上要确保税收并完善市场竞争，也对人口统计提出了新要求。此外，资本主义的文明也要求建立人口生命登记、迁移及其他变动登记，因此就需要组建专门的统计机构。比如，美国在1790年3月1日就进行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并自此之后开始进行常规化的人口普查。美国分别于1862年成立收入统计部门（Statistics of Income Division）、1867年成立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1884年成立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1903年成立人口普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这些专门统计机构的成立，加之一些历史长河之中不断发生的与人口有关的事件尤其是与人口健康有关的事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对人口统计学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而人口统计学也逐步超越了研究总体（population）、变差（variation）和简化数据（reduction of data）这样一个范畴，相应地作为一门学科率先在北美及欧洲大地逐步发展并壮大起来。

三 人口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在人口统计学发展及在这一期间人口理论出现的基础之上，人口学作为一门学科才得以逐步形成。而关于人口理论的出现，就要回望到18世纪的英国：彼时，工业革命促使经济增长进而导致人口革命，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增长（Transitional Growth）。同样是在英国，其人口出生率大大高于人口死亡率，人口增加，加之自15世纪就开始的“圈地运动”以及到18世纪发展成果已经很显著的工业革命，使得农民被剥夺土地、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大批失业，如此，农民被“圈地”后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这样的相对过剩人口引发了人们从理论上探讨人口学的热潮。而1788年，被称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被其学生亲切地称呼为“人口马尔萨斯”的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或许是世界第一位）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34）匿名发表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该书于1803年正式发表）成为人口理论的开篇之作（该书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前总共六次出版。第三版出版于1806年，第四版出版于1807年，第五版出版于1815年，最后一版出版于1826年。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差异稍大，其他各版之间虽然多少有些不同，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和第一版无根本不同，即第二版虽然同第一版相比，它由一本小册子变成四倍于原篇幅的巨著、由匿名著作变成署著者真实姓名和头衔的著作，但是二者真正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版认为只有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增长，第二版则主张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不过二者的主体思想并无二致。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能够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第一版写得通俗，简单明了），此后由马尔萨斯主义引发了人口理论更持续的发展（更多关于人口理论的内容请见相关专门书籍）。

实际上，人口学（Demography）作为学科名，最先是由比利时统计学家阿契尔·基莱德（Achille Guillard, 1799-1876）于1855年在其出版的《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Éléments de Statistique Humaine, ou Démographie Comparée/Elements of Human Statistics or Comparative Demography）一书中使用的（邬沧萍，2002; Schweber, 2006）。但人口学被国际公认为一门学科却是在27年之后的1882年，当时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此次大会正式确认人口学为一个学科部门。

然而长久以来，在学术界人口学只是承担一种其他学科支持者的角色，甚至几度发生存在性的危机。正如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在《人口通论》（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前言中所做的生动、贴切的描述：“人口学长期以来始终是一门有气无力的科学，不是没有教师就是没有学生，而目前正慢慢得到重视。但是，处在云层当中的一颗水珠不可能想象出云层的形状。同样，人们对于本身的人口问题也仍然是可悲地茫然无知的。”（邬沧萍，2002）从20世纪中叶开始，诸多西方学者为了人口学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奔走疾呼。1959年，美国著名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菲利普·豪瑟（Philip M. Hauser, 1909-1994）和奥蒂斯·邓肯（Otis D.Duncan, 1921-2004）在《人口学研究》（The Study of Population）一书的总结中强调“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并分析了其地位。他们认为人口学在学术上处于边缘地位，要求提高人口学研究的学术性，强调要和过于实际的政策导向研究拉开一定距离。他们也注意到人口学缺乏坚实的理论框架这个问题，鼓励其他学者做更多的研究弥补这个缺陷。也是在这本书中，两位教授给出了后来被人们广为接受的人口学定义，即“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人口构成和人口变迁以及这些变迁的要素，如生育、死亡、迁移和社会流动的研究”。这一经典定义基本上涵盖了人口学者所研究的各个方面。

但是，正如当今美国著名华裔人口学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梁在教授所言：“毕竟这一定义是菲利普·豪瑟和奥蒂斯·邓肯早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而人口学的发展一直随着世界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迅速地向全新的方向拓展着。例如，人口的国际迁移无论是从人口学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影响而言，都已经成为人口学的重要课题。甚至在201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中，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增加了关于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口的问题。这样的变化即使在30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不仅如此，中国的人口现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重要的课题已经从控制新生人口数量转变为估算流动人口数量。人口学已经成为一个交叉学科，并吸取着许多其他相关学科的优势。举个例子来说，随着关于个体、家庭户以及各种社区的地理数据越来越多，人口学的研究正在把地理信息融入传统的人口信息中，使其更加具体。与之类似的是，人口学者近年来也尝试着利用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人口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梁在，2012）。人口学家谢宇对人口学的定义则更加宽泛：“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与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都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与人类相关的问题，而人口学的基本概念（比如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等）和分析方法（比如生命表分析技术）也可应用于其他生物（比如昆虫、动物、植物等）和非生物（比如企业、汽车等），因而可以说，人口学为其他相关学科对人类、动物和非生物的科学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Xie, 2000；曾毅等，201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