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和性别平等】

“空房子”：身体社会学视角下的女性身体叙事与性别认同

张宇莲 王丽虹

摘要 相较于医学中的病体与治愈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空房子”身体，关注经历子宫全切术后女性主体的身体叙事与性别认同，展现了女性在治疗中身体机能与心理想象的转变历程，通过身体叙事（身体缺场、身体治疗与认同、亲密关系构建、身体休养与人际互动、身体管理与重构），表达了女性身体从病体转入社会个体时，从“女人”到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女人再到正常化女人的这一身体想象与叙事的阶段性特征，及女性主体“假女人”性别价值观所表现的身体与性别认同，以促进性别平等、社会公平与发展。

关键词 身体社会学 身体叙事 性别认同　“空房子”

一 身体观：问题意识及框架设计

（一）身体：社会学的想象力

18世纪末，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与心理相对的身体，身体问题逐渐在学术界处于社会理论的重要地位。福柯将身体置于政治之上，一方面，身体是生命的有机体，是一种人们日常共同认可的社会存在，贯穿出生、发育、衰弱、死亡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身体是社会所阐释的一个符号结果，我们的身体被建构、被规范、被叙述，是实践世界“有意义”的一个物件儿（佟新，2005）。

安东尼·吉登斯从自我的角度分析了现代身体、自我认同和死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中的核心要素。特纳在身体应当成为社会学组织原则的基础上，提出“身体性社会”（Somatic Society）术语，描述身体如何成为“政治和文化活动”的重要领域。戈夫曼认为，从日常的身体接触、社会互动和关系来说，身体的管理至关重要且成为一种资源，以便建构特定版本的自我（希林，2010）。

社会化的身体意识形态、性器官的社会符号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存在。如果说乳房被定义为性器官，那么其存在直接与男性的性欲望相关，但也有研究表明，在某些原始部落，女人们一直裸露上身，裸露的乳房并没有让男性产生性冲动。而在把“母亲”视为女性天职的父权制社会文化生活中，女性的生育器官子宫则是至关重要的女性标志。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无论家庭制度以何种形式出现，女性的生育功能从原始社会具有社会价值发展到父权制社会背景下具有私人领域（家庭）的生育价值从未改变。

（二）疾病：对子宫恶性肿瘤的想象

身体，在病态时方显其“在场性”（Drew, 1990），身体逐渐老化、衰朽、死亡都是让人悲哀的事情（希林，2010）。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变得非常关注身体而凸显自我认同的重要性，身体不仅成为生命意义的基础，更是一切社会互动与关系的核心。近年来，随着对子宫恶性肿瘤的重视与女性健康防护发展，国内学者不仅从医学角度研究子宫恶性肿瘤的临床病症及治疗方案，也开始从患者家庭功能、人际关系方面研究女性患者的境遇。正如诺贝特·艾利亚斯所说，这时候我们的语言能力与意识能力更加寄寓于身体，从属于身体，并且受限于身体（艾利亚斯，1998）。

子宫恶性肿瘤在全国的医治方案可能因医院和医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就笔者深度访谈的医院来说，对子宫恶性肿瘤的保守治疗是为生育年龄阶段未生育患者而准备的手术与放化疗综合治疗方案，而子宫全切术或放化疗方案是为已生育的女性患者所采用的方案。“恶性肿瘤”是多么让人想要逃离的字眼，它像一颗随时可以终结生命的定时炸弹一样加在患者的心头，她们开始思索为什么噩耗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就像笛卡儿所描述的“我们的身体会使我们趋向于非理性的情感与冲动之中”（笛卡儿，2016）。

（三）“空房子”与“假女人”概念的提出

然而，患者不仅需要面对身体上“空房子”的残酷现实，在保全生命长度之后，还需要对其充斥着社会意义的身体充满现实想象。布迪厄指出：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也与男女生殖器相联系，阴道作为倒挂男性生殖器的形状的存在，是玛丽-普沙勒在中世纪的一个外科医生那里发现的，这样的形状和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中的阴与阳、天与地、夫和妻的平衡相同，同样遵从基本的对立与和谐原则（布迪厄，2002）。以男性原则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被提出之后，女性在社会传统性别观中的美不仅是外形曲线的美，更是女性母性的美，而“空房子”与“假女人”是患者在生理上对自己性别身体的最大质疑。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女性母性光环和具身性，青春焕发的女性代表着良好的生育能力和活力，而子宫恶性肿瘤的女性患者从接到化验报告单被告知需要手术切除的那一刻起，她需要与无数个残缺的自我做斗争。代表女性的孕育生命的子宫和自己的生命相比较，挽救生命是脑海里冲出来的第一个价值观；而在保障生命的前提下，随之便是“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的自我身体认同扑面而来。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子宫就意味着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像对于一个厨师来说，失去了味觉；而不同的是，女人是生物本质属性，而厨师仅仅是职业罢了。

当女性抚摸着自己腹部的“空房子”时，性别身体观崩塌了。从个人本身来讲，她难以面对身为一个女人没有子宫的事实；从亲密关系来说，爱人又将如何看待自己，两性关系能否如初？从人际关系来说，单位的同事、社区的邻居、亲朋好友又将如何看待自己？此时的患者，并不能被单纯地看作前来医院找医生就诊的恶性肿瘤病人，她发出的求救信号及所获得的帮助更加需要从“身体社会学”角度予以探索。

二 研究方法与主体

在本文研究调查过程中，笔者深入某三甲医院妇科住院部对10名子宫恶性肿瘤患者进行深度访谈，其中包含进行子宫全切术的被访者3名和进行全切术及放化疗综合治疗的患者7名，以深度访谈为主，以参与观察为辅。

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患者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安慰情况、家庭经济条件、患者自身受教育情况和个人对待事情的乐观状况、生活工作的人际环境都影响着患者对自身身体的想象与重构。本文以身体叙事这一身体想象与重构的过程为主线，保持中立态度，在被访者叙说过程中尊重其差异性，力求完整叙述女性患者主体经验图式，表达女性身体这一社会性别符号的价值多重性与重要性，以及为这一受难群体带去经验借鉴与慰藉。

但是在访问的最初，身心俱痛的患者并不愿意进行过多的交流，其家人也不希望打扰她们。但在笔者充分运用社会工作方法与案主进行交谈，并给予其倾听、移情、同理心、积极能量的传递和大量的理解与生命意义引导后，患者愿意沟通交流并渴望得到帮助和慰藉。患者具体情况见表1。

三 从患病到治愈：自身人设管理过程的身体叙事

对于患者而言，她们拿到诊断单准备入院的阶段是病症空白期，因对子宫恶性肿瘤一无所知而发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自己会不会死”。“恶性肿瘤”并不是一个友好的名词，它像一把刀扎在患者的心上；手术过后，在清除恶性组织的同时，也清除掉了身为女人的标志物“子宫”，患者心理的矛盾迎面而来；放化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俱疼让患者有口难言；治疗结束回到家里，面对爱人，哪怕对方的一个皱眉都让患者内心掀起一层波浪。然而，生活总要继续，亲密关系的重建、休养与人际关系的回归，适应“不完美”的自己与身体管理是必要的过程。

（一）诊断单：身体缺场与生命意义

人类日常生活意识与身体机能相分离，在无病痛的时间内，除了为了审美而照镜子与减肥，几乎很少有人注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感知自己，这便是我们所要关注的身体在场与缺场状态叙事。每一份病痛出场的方式都格外不同，有在单位组织身体检查中“无病无痛”住进医院的，有在经历几天的疼痛难耐后检查入院的，有在家人患病后医生告诫其进行同类病症检查下入院治疗的，还有在伺候住院的家人后自己为求安心而检查入院治疗的。无论哪种方式，被访者在拿到检查单的瞬间都是呆滞而懵傻的状态，她们不是专业人士，看不懂报告单，只是看着“CA系列”的肿瘤标记物值的爆破性升高，知道大事不妙了。

我女儿单位有体检指标，就让我也去检查检查，当时拿着医生让我检查的单子我就去了，拿着报告单我也看不懂，就是箭头向上，老高老高的值，一千多了，正常的范围最高也（就）42，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但还是乐观一点，想着说应该还好吧！医生给我讲解了病情，让我住院接受治疗，但没有细说，就说需要做手术。坦白说，我当时还是存着一丝侥幸，想着即使手术，切掉就切掉，能保命就行。但是从那一刻我开始明白，我的身体不行了，也有毛病了，还不小。

——被访者W06

被访者W06是一位劳动女性，父母家里兄弟姐妹多，身为老大的她初中便辍学开始去工厂工作；结婚后孕育了三个子女，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为了给儿子娶媳妇，退休后一直做工直到住院前一天，从来没有休息过。在诸多的被访者里，W06是一名较为乐观的女性，与众多的普通人一样，只有当“身体出问题”了，才真正意识到应该休息了。她才会笑着发出感悟：“钱是赚不完哒，等出了院我就不硬干了，娶媳妇儿多少是个够啊，行了，也够了！”人的意识一直理所当然地支配着身体，女性只有在面对报告单上诊断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并且很可能危及生命。面对生命与身体，女性已然无暇顾及自己身体的其他意义，只是在意识到生命的长短问题的同时认识到了身体在场的重要性。

医生给我讲解时我都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家里还有两个儿子，还小，我男人在8年前因为工伤腰一直不好，干不了重活儿，家里大大小小都是我，如果我不在了，他们可怎么办？我还这么年轻，身体一直有小毛病，但突然这么一重击，我该怎么办？

——被访者W07

与W06处理身体缺场性的方式不同，被访者W07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表现出焦虑、弱势。W07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由于身体不好退养在家，家里的大小事宜全部由她承担，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9岁，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从小作业都得我来抄”。对于她来说，身体的缺位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更是家庭的，所以她一直在强调，如果没有她家里可怎么办！由此可见，女性在面对身体缺场甚至危及生命的境遇时略显不同。W07在面对诊断单身体缺场的情境中思考的是生命对于家庭的意义，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两个孩子变成心头大患，如果自己身体缺场不慎离去，家庭将不能支持原有的分工，身体的缺场就意味着生命将不再为原有家庭服务。而对于W06而言，身体的缺场意味着对生命的重新审视，意味着自身对身体不关注的悔过和重新看待女性对于家庭的生命意义。传统上女性在婚姻中承担着生育子女的责任，现代社会女性还要承担家庭经济功能，当身体缺场危及生命时，她们开始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而善待身体。

（二）手术恢复期：从“女人”到不是“真正的女人”的身体性别认同

子宫恶性肿瘤全切术意味着将女性的生殖器官及孕育生命的子宫一起切掉，这意味着除了乳房，被访女性再无其他女性生理特质的符号。社会文化性别是在生理性别基础上构建的，除了生育子女与性是生理上女性与男性最本质的差异外，并不影响日常生活。然而，在经历过生死之后，手术恢复期的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上的生理变化，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一性别意识本身就造成了患者群体的心理创伤，正如被访者W06所说，手术只是简单地“切掉就好了”，但是医生不能把心理的创伤也一同切掉。

这样的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完美的我了，现在看着肚子上的一条长长的刀疤，我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被访者W02

女性在医生保护患者生命的治疗使命下挽救身体之后，才开始真正了解病理及自身身体机能和疼痛的缘由。为避免恶性肿瘤的扩散危及生命，医生在手术中采取全切术之后，意味着患者在心理上可能生病了。手术留给女性的不仅仅是一条长长的刀疤，更是心理的应激创伤。女性身体是大自然所赋予的健康完整的、符合社会规范的身体，手术意味着孕育生命的希望破灭，对生育适龄的女性更是严重打击。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主动选择是否生育是一种境遇，而被动不能生育是另一种境遇；我们有选择不生育的权利，但我们不能被剥夺生育的权利。对于女性而言，除了身体上的不完整，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不完整，即“不完整”女人的心声。

虽然考虑到我的生育问题采取了保守治疗，可是心里还是很难受。莫名其妙得这么严重的病，如果我行为有什么不检点也就算了，问题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老天为什么这么对我！不管我怎么坚强，在别人眼里我都是一个有病史的人，写简历有一栏“病史”，当我写下来的时候，如果不幸就会碰到一些人因为自己的知识受限产生出无数个对我的想象！而我自己也很难受，我和常人总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被访者W09

古典身体社会学对女性身体所谓“正常”所赋予的价值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生育能力和母性功能的身体，身体的界限会不自觉由“自然身体”转向“社会身体”，现代性已经成功削弱了身体是自然而然的人的生命的基础，只有在身体与死亡对立的命题中才会将敬畏之心摆到至高地位，这便是整个社会环境绑架下的女性身体，从而产生的女性被访者的困境。这个困境，一方面是自我对身体认知的“不正常”，另一方面便是社会环境戴着有色眼镜看其身体的“不正常”，是女性身体的多重性和重要性的表现。

没想到啊，80岁了还要经历这么一回，不过对于我来说，也无所谓了，老了身体器官总会出问题的，不出问题是庆幸，出问题也没什么不正常的。

——被访者W05

艾利亚斯和布迪厄在著述中强调了第三种思路，即死亡对于自我认同与身体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老年意味着身体的符号价值的下降。人类很容易接受一个患有重大疾病的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但很难接受一个患有重大疾病的十岁的孩子，其中最核心的社会事实就是人的生命周期的本质属性。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富有活力而健康的，而老弱的生命身体机能注定要衰败，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健康与死亡的价值意识，因此，这可能是被访者W05对自身“女人与假女人”的感受并没有其他被访者深刻的原因。

（三）呕吐与掉发：从心痛到身痛的身体感知

对于这类女性患者群体来说，整个治疗过程最残酷的时刻便是化疗所带来的身体痛苦对精神的打击，身体的感知是那么实实在在且强烈的存在。对突如其来的病痛还没有完全接受，放化疗的疼痛无形中又加筑了一道吞噬坚强的符咒，在绝望与希望的风向中飘摇。

不同于自然主义身体社会学对于身体经济、政治功能的重视，也不同于福柯强调身体话语与建构的身体社会学观，在疾病与身体缺场的境遇下，我们很难沿着福柯寻找身体快乐和欲望而忽略身体的具象性。特纳指出，所谓对于我的身体的理解，它包含女性个体对于具身感官的直接体验，然而，个人化的身体并不被社会所重视，对于自身身体的感受与体验被权威和外部调控所控制，身体在场这种性质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Turner, 1984）。

化疗后第十五天，头发开始大把大把掉，就像广告里的一样，一个星期就掉光了。每天最难受的一件事就是捡头发，地上、床上、沙发上，哪里都是我的头发，我对着镜子哭了，那个光秃秃的我，我甚至会埋怨自己为什么得病，让身边的家人跟着我痛苦。

——被访者W08

头发是被访者继身上的刀疤之后第二个重要身体特征叙事。头发是女性爱美的标志之一，自古美人长发飘飘是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即便是现代社会中精英女性的干练短发也是女性区别于男性的重要性别特征。换句话来说，社会可以接受一个光头的男性，却很难接受一个光头的女性，被访者对着镜子难受，在认识到身体在场对于病体的重要性后，头发的脱落更是身体感知对“正常”自我认同的阻碍。女性由头发刺激到个体，在心理变化上对自我的埋怨和生病的宿命的质疑开始出现，身体感知的不良情绪开始渐渐喷发。

每天笑着哭、哭着笑，怕自己不够坚强，让爸爸妈妈看着我难过，可是当化疗的药物进入身体后，整个胃都在翻腾，头晕目眩，呕吐物从饭到胃液，从胃液到白沫，我第一次知道人真的可以吐白沫，就这么持续了六个月，多么心酸的故事。有一次拔掉液之后，我看着医院的大理石的地板，满地板的长长的虫子在爬，我知道我产生幻觉了。

——被访者W09

对于女性来说，化疗是整个治疗过程身体痛苦感最强的阶段，对女性身体的折磨是医学治疗过程预期内的表现，但女性心理上的疾病是医生无法一并医治的。女性由最初感知身体缺场、感知身体掉发变化，继而感受到身体器官的刺激、心酸的感情变化和幻觉的产生，这些是女性意志薄弱的体现。女性在承受身体痛苦的过程内，经常对食物和周围的事物产生厌恶，比如，在吐了一天后想要吃一些酸奶，却在吃过后反吐，在此之后，女性在闻到酸奶的味道后内心就会产生厌恶情绪和不愉快的呕吐生理反应，身体的痛苦使心理承受着更沉重的打击。W09经过自己专业的社会工作课程的重复自我调节，最终度过情感最脆弱的时刻。

（四）完整与缺失：亲密关系的困苦与重建

一般认为，全切术对生育有影响，对夫妻生活则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时候，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价值认同，特别是丈夫对妻子的认同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正检验了戈夫曼所强调的身体扮演的重要角色价值，人体具有双重定位，身体充当人的自我认同与其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中介（希林，2010），即所谓其创设的“互动秩序”。

很痛苦，你生病的时候大家对你是同情，你好了之后很多人开始对你攻击，说我老公怎么这么命苦，我以后怎么给他做女人。我老公有时候让我特别伤心，我都这样了，他还有时候不冷不热的。有一次我们大吵一架，他明明很在意却不承认，不说了，真的很痛苦。

——被访者W07

在参与观察被访者W07的丈夫时，笔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对患者“有礼貌的不关注”。身体沟通与亲密关系的表达困难其实很值得研究，但是被访者很抗拒，拒绝详细说明，不愿意寻找问题，另外又很担心离婚后孩子怎么办。

虽然老公没有说什么，还是和以前一样对我好，可是我好担心他会嫌弃我，这样的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了，现在看着肚子上的一条长长的刀疤，何况我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被访者W02

被访者W02是一名出身于政治家庭的女性，个体经营；丈夫出身于医学世家，也是一名外科医生。两人生有一个女儿，在天津读大学。据笔者的观察，夫妻俩相敬如宾，但被访者自身带有严重的“男高女低”婚姻观，手术前便嘱咐女儿，术后的尿袋一定不能让爸爸倒，并且认为妇科同产科一样，是一个污秽的地方，所以来探望她的亲友及老公、女儿身上都戴有赋有“辟邪”作用的红色和绿色两条布条。如此，笔者认为女性的亲密关系困苦与重建的关键点在于丈夫的支持与鼓励，其次在于主体自身对女性身体的想象与认知。笔者发挥专业所长，将女性与其丈夫作为个案深入调解，帮助被访者知晓丈夫的想法，了解亲密关系重建的可行性方法及推荐阅读书籍以纠正其错误的性价值观，强化其正确的亲密关系认知。

（五）休养与回归：人际互动的心理挑战与抗争

“人在环境中”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当被访者走出医院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便意味着她们将正常步入工作学习环境，面对同事、同辈群体，处理业缘、趣缘、地缘关系所带来的人际交往。而在沟通与交往的过程中，他人所体现出来的评价与态度会影响被访者对自身的认同，甚至影响与伴侣的亲密关系。

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特别害怕别人对我同情的眼神，我还活着，不需要别人可怜的目光，特别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爱我的家人和朋友会照顾到我恢复中的身体，她们怕我劳累，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可是我不需要那些无关紧要人的眼神，还有看似表达同情实则说三道四的，庆幸她们是健康的，我只需要别人把我看作正常人即可。

——被访者W04

一开始我特别有激情，想要和曾经的朋友一如往常，我把自己看作回归以前的生活，我还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有很多平时（关系）一般般的人一改我生病时期的同情怜悯关怀之心，又开始露出她们自私的嘴脸来，我之前还单纯地以为我生病她们变好了。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这辈子除了工作，生活只和爱我的人打交道就可以了。

——被访者W01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普遍的欲望，即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把自己呈现为“真正的女人”（Burns, 1992），是与变性人不同的真正的女人，而如今患者自己同变性人这样的“假女人”没什么分别。被访者W04和W01持不同的态度，得出几近相同的人际交往态度，即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对不相关的人的伤害则反映出的是社会对于他人的冷漠，特别是同为女性却还要为难女性。笔者认为，从性别社会学的层面考究，人在某种范围内被污名化，被贴标签，大多数人认为人际互动应当与“正常人”交流和发展，但正是如此，一方面被污名化的女性被访者缺失了那份人与人交流最初的热忱，这些人的虚拟社会认同与实际社会认同（Goffman, 1990）之间存在差距，迫使其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之间的缝隙变成了某种威胁；而另一方面他人群体对被污名化的群体的认同是充满特别的伤害的。不仅如此，就像鲁迅先生在散文《血馒头》中论述的国民的冷漠和看热闹心理，现代社会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遗留与产生的新的冷漠，这对女性内心的强大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女性社会性别的平等与自由。

（六）改变与适应：身体管理与自我重构

身体缺场后，才更加知道去感知身体以及身体在场的重要性。女性对自身身体的管理是应激事件后，对自我身体恢复希望和自我社会关系重构与回归的必要阶段。

一场生病改变了我，以前长辈和我说人要保养，我觉得是句无所谓的话，我还年轻，应该多拼搏才对。当我切身感受到她们嘴里说的“走走就累了，熬夜根本熬不动，坐着都累”之后，我开始明白身体对我有多重要！现在我按时睡觉、吃饭、爬山、锻炼，把时间规划好，累了就休息，想娱乐就去娱乐，工作学习很重要，但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

——被访者W09

身体的缺场主体性经验与想象的过程对于女性来说，犹如上天给予的第二次生命。女性通过身体叙事感知的整体过程加深对身体在场重要性的认知，在身体的阶段性变化中不断改变自我的身体认同，在恢复与回归中重新认识人际交往与亲密关系的构建，在身体康复后改变与适应身体，进入自我管理与构建的新阶段。身体的管理不仅表现在对身体本身健康性的管理，还有心理上对身体的认知和尊重。

没有什么比我还活着，我的身体更重要！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女人，我虽失去了一部分，但我要做一个快乐的人。其他人怎么看待不重要，老公和我当作一个新的开始，我接受新的我，他接纳新的我，我们寻找适合我们新生活的方式，重新建立我们的亲密关系，如果有一天他放弃我了，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不能放弃我自己，我还是要努力开心地活着。

——被访者W10

被访者W10是一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学教师，其丈夫也是一名大学教师，他们相互理解与认同的程度较高，且女性本身就是独立而自信的，相比于女性身体价值的传统束缚，她更在乎生命的意义和身体的管理与重构，在心理上对身体的认知和自我的尊重更加明显，对身体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构更富有信心。对女性而言，身体的在场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行、生命意义得以实现的基础，虽然失去主动选择生育的机会，有可能被动承受“空房子”所带来的社会规范的“标签或污名化”，但悦纳与快乐的心理境界变成女性自我重构的身体意义所在。

四 “空房子”与“假女人”：女性主体经验下的性别认同

无论是古典主义身体社会学对身体自然的关注，还是自然主义对身体政治、经济、社会功能的强调，我们都不可忽视的是身体在疾病层面体现的最基础的“在场与缺场”的重要性对主体身体想象的作用。特纳的“身体秩序”理论受到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影响，探讨从身体视角关注身体治理本身与社会系统治理之间的问题，包括社会性别、权利压迫等（Turner, 1984），女性被访者在人际互动回归与亲密关系的建构中，自身虚拟认同与实际社会认同、夫妻关系的性别价值观等都需考虑到身体秩序的影响。不仅如此，女性主体在接纳自己的过程中，“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呈现表达“正常”的欲望作为对身体的管理与心理重建的重要支柱，而笔者在访谈的过程中希望与被访者建立的是“沟通态身体”，通过充分呈现身体叙事共享来增进承认的能力，以达到寻找问题、形成健康的生活能力的目的。

相比于其他正常的女性身体来说，“空房子”不仅是疾病所带来的结果，更是引发女性生存与生命历程一系列事件的重要源头。笔者将疾病与女性主体身体想象与重构、疾病应对联系起来；以身体想象为框架起点，以女性对疾病的想象为过渡，以“空房子”的身体管理与重构为落笔，从始至终交给身体来叙事。在身体叙事的过程中，关注到女性患者对自我身体的认同，特别是“空房子”这一涉及女性标志特征的疾病结果，涉及夫妻亲密关系、人际关系、社会性别规范等诸多携带社会性别价值的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丈夫对妻子的角色认同、人际交往对“真女人”的角色认同及社会对一个“好女人”的角色定位等。

概而言之，女性主体在身体叙事中展现自我心路历程与阶段性特征，通过对自身身体的想象看清有关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身体如何在社会性别观和在多重性与重要性的社会符号价值意义之中发挥自我功能，使女性主体在历经这一身体病症之后回归社会互动，建立亲密关系，获得自身身体管理与价值，感知与倾听身体的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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