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凡一个国家出钱援助另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不会没有政治目的而仅仅是因为同情而施舍。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银行家陈光甫折冲于中美之间，洽商美国的白银贷款和锡、钨贷款，历经甘苦，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国际间无慈善事业。”的确如此，在那个年代，慷慨解囊的仗义言辞后面，掩盖着的是国与国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在30年代对美国贷给中国的美麦贷款和棉麦贷款那么如临大敌，惴惴不安；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美国的对华贷款那么蹑手蹑脚，生怕触犯了“天羽声明”。原来这些贷款虽然都是财政行为，却牵动了中、日、美三国的利害关系，而可能导致国际关系失衡，爆发危机。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贷款虽始于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之际，但从规模和品种来讲都远远落在当时苏联援华的后面。这是因为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使苏联感到它的安全受到更直接的威胁。一直到日本与德、意结成三国同盟，南进太平洋的攻势日益露骨，美国的利益受到明显的威胁时，也只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才逐渐进入高潮。但是它的进展速度和时断时续的过程又与二战的战场态势及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假使把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画成一根曲线，它的起落变化，往往是与中国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变动的曲线相一致的，因为这些变动的后果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关，而美援是受美国国家利益所支配的。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美援的变动（数量、品种、时间）就成为观察中美关系及其相关的国际因素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标志。这个标志不但印证了我们已知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可以从它的起伏升降和停顿与继续中看出中美双方和中美各自内部的各方或各派势力之间一些内在的矛盾与统一。这就把历史研究引向更深一层。任东来同志抓住美援这个综合标志来论述和分析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美关系，确是别具一格，很有意义。
这本书给我们一个总的印象是，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在那严峻年代的关键时刻，对抗击日本侵略是起了作用的，但这种援助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杠杆，抑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武器，支援国外朋友集团的筹码，它服从于美国近期或远期的国家利益。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结论，值得人们深刻玩味。
1993年2月于复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