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研究

继承与突破：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前景及其可能

王文光 朱映占

摘要 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历史十分悠久，成果颇丰。但是到了今天却依然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研究，与相关学科联系甚少，所以研究空间变得狭小，发展缓慢。因此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在方法论上除了历史学原有的方法之外，最有建设性意义的就是对中国西南民族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唯此，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才有可能突破，取得更大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历史人类学；学科融合

DOI:10.13835/b. eayn.25.01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已经职业化了的西方历史学家们开始关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学革新问题。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布洛赫和费弗尔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布洛赫和费弗尔两位教授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发刊词》当中说道：“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材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显然，年鉴学派一开始就强调两个问题，第一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陈旧”；第二是学科之间没有相互联系，没有“打通”。那么，目前关于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甚至是整个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就十分明显地存在着这些问题，因此如何“打通”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认识是：在学科关系上要继承和突破，在方法论上除了历史学原有的方法之外，最有建设性意义的就是对中国西南民族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唯此，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才有可能突破，取得更大的发展。

一 继承：关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轨迹

基于上述的理论认识，我们认为对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甚至是对中国民族历史的研究，虽然从古代就开始进行，但是越到后来，研究的空间越狭小，进度越缓慢，就是没有在方法论上得到突破。为了让这个问题说得更加清楚，在此仍然有必要对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进行简要的学术史回顾。

（一）中国古代的西南民族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西南民族对多民族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因此自古以来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当中就有关于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记述。

对中国西南民族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就有关于夷、羌的零星记载。其他如《左传》《淮南子》《国语》《尚书》《诗经》《世本》《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对西南民族的记载日增且渐详。

多民族汉朝建立之后，出现了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个强大的帝国却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国家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司马迁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国家史《史记》。在《史记》中司马迁以汉族为中心，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称为“四裔”，写了《四裔传》，而且在《史记》以后的绝大多数“正史”中都有关于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记载。但是各朝的“正史”对于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记载详略不均，《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于中国西南民族的记载最为详细；《三国志》没有关于西南民族历史的列传，但是与中国西南民族历史有关的材料却在《诸葛亮传》《霍峻传》《吕凯传》《李恢传》中可以见到；《旧唐书》的《吐蕃传》《南蛮西南夷传》和《新唐书》的《吐蕃传》《南蛮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唐代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宋史》的《蛮夷传》有对于中国西南历史的记载；由于元代西南各民族基本已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政权系统，所以《元史》中没有民族列传，西南民族相关的历史都写入《地理志》中；《明史》则将西南民族历史写入《四川土司传》《云南土司传》《贵州土司传》中。

在上述所有的“正史”中，历史学家们从多民族王朝国家建设的角度，突出王朝国家与西南各民族的政治关系，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意义，是先秦以来“大一统”思想的实践，但是民族的政治关系多数都是表现为对抗性的，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考虑民族关系的文化属性；而民族观基本都是“华夷有别”，特别是汉族历史学家写的“正史”更是充满大民族主义的色彩，因此在记述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猎奇，或者是歪曲的文字来表述，以描写落后的“蛮夷”习俗为多，认识上有片面性。

除上述各朝正史中有西南民族的专传外，历代官家编纂或私人著述的各种类书、丛书、方志、游记、笔记中，也有大量关于西南民族的记载，较为重要的如常璩的《华阳国志》，樊绰的《蛮书》，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田雯的《黔书》，李京的《云南志略》，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李心衡的《金川琐记》，姚莹的《康輶纪行》，陈浩作的《黔苗图说》，无名氏的《土官底簿》，郭松年的《大理行记》，龚柴的《云南考略》，肖石斋的《乌蒙纪年》，无名氏的《乌蒙秘闻》，刘彬的《永昌土司论》，赵翼的《平定金川述略》，魏源的《西南夷改流记》，无名氏的《招捕总录》，蒋彬的《南诏源流纪要》，余庆远的《维西见闻记》等。前述文献大多根据作者调查所成，学术价值很大。总的来说，这些文献的作者基本都是汉族学者，都有维护王朝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大民族主义的意识仍然是突出的，但与“正史”相比较这些文献的文化价值大于政治价值，值得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文化阐释。

（二）中国近现代的西南民族研究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边疆危机、民族危机凸显，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对中国西南民族进行研究，在近代中国著名学者中，较早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史的人是梁启超。他先后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三苗九黎蚩尤考》《春秋蛮夷戎狄考》《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在上述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梁启超花了很大篇幅来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历史，对族属源流的研究颇有见地。从此开始进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时期。

民国时期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发生巨大变化，部分成果是在实地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如1914年，丁文江在对云南和四川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后，在《独立》杂志上发表了《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论文；1928年夏天，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杨成志到云南进行了为期一年零八个月的民族调查，回广州后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其他还有曲木藏尧的《西南夷族考察记》。

当然，由于中国史学的特定学术传统，更多的西南民族研究还是以文献为主要依据，兼及实地调查。其主要论著有：夏光南的《云南文化史》，凌纯声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陶云逵的《云南的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马长寿的《川康民族分类》，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和《旅边杂著》，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范义田的《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彭桂萼的《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张潜华的《西南民族问题》，吴泽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丁文江的《爨文丛刻》，李佛一的《车里》及他翻译的《泐史》。

在此期间，许多学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完成了许多高质量的成果。1941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馆合作组成了川康民族考察团，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下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著；其后，马长寿又深入大、小凉山调查，写下了《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凉山罗夷的宗谱》。任乃强在西康调查后，发表了《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论著。1943年，林耀华在大凉山调查后写成了《凉山夷家》，1944年又对康北藏族深入调查，写成了调查报告《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江应樑在对四川、云南的彝族进行调查后，写成了《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

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也结合自己的专业，通过调查研究，完成了多学科综合的民族史研究论文，如罗常培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又如闻宥发表了《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么些象形文字之初步研究》，这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对研究西南民族史颇有价值，弥补了历史学家常常忽视的问题。

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与古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可以从以下几点表现出来。

第一，从民族史观上看，大部分研究者虽然没有完全杜绝华夏中心论和民族歧视心理，但也注意到重视各民族的平等，强调研究要为各民族的团结与合作服务。产生这种思想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阴影之下，中国各民族平等的思想有利于反对列强，这是民族史观的重大进步。因此，学者们不再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不再侧重于政治统治，而是站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进行学术研究。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已开始超越旧有的民族源流、民族分布研究，向经济、文化等领域渗透，研究更加专门化，学术研究开始规范，许多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学术观点、学术概念被吸收到民族研究中来。出现了许多专论和专著，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有所提高。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已开始注重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同时也开始利用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之丰富西南民族的研究。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方国瑜教授、江应樑教授的一些田野调查就是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四，与古代相比，西南民族研究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参加研究的人多为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学者，因此，研究的面宽且有一定深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规划草案》，规划草案对少数民族历史格外重视，提出要编纂少数民族通史、简史、古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在此背景下，1959年云南大学历史系设立了中国民族史专业“西南民族史专门化”（专业方向），稍后又改为“云南民族史专门化”，同时又建立了云南民族史研究室。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有了新进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南古代民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云南大学的方国瑜教授，在他的领导下整理出版了《云南史料丛刊》，收录了史料四百余部（篇），上起汉代，下迄清代，每篇史料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方国瑜教授的考证，次为正文，最后是后记，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是西南民族基础研究的里程碑。

第二，地区性民族历史的撰写，有江应樑的《傣族史》、尤中的《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罗二虎的《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邓少琴的《巴蜀史稿》《巴蜀史迹探索》，董其祥的《巴史新考》，段渝主编的《四川通史》，蒙默等人的《四川古代史稿》，祁庆富的《西南夷》，张增祺的《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文化》等。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学者王明珂教授开始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西南民族，出版了《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蛮子、汉人与羌族》《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等专著。

第三，出版了中国西南各民族的简史，发表西南古代民族研究的诸多论文，例如关于巴人、蜀人、夜郎、僰人、叟人、昆明人、白蛮、乌蛮研究的大量论文。

第四，如果从学科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出现了一个职业化的研究者群体，把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历史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以蒙文通、方国瑜、江应樑、尤中、蒙默、李绍明、木芹等教授最有代表性，他们奠定了现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基础，引领着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的发展。

从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大的特征，这就是研究者认为历史客体是隐藏在史料当中的，只要学者们认真探究，是可以去发现历史的真实的，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常常是以王朝国家历史作为研究的中心，所以对于问题和人关注不够。布洛赫认为科学实践需要两件东西——论题和人，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因此对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需要特别关注历史当中的人或者是人群，要把他们作为研究的主体，而且还要进行分析与阐释，建构可能在史料当中没有的历史客体，而提出“问题”是建构历史客体最基本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民族史学就应该是“问题民族史学”，也就是说，历史的客体不一定在文献当中，通过分析与阐释是可以建构历史的；以“问题民族历史”作为起点，可以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最后服务于理解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

二 突破：中国西南民族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可能

（一）突破的动力与方向

综观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历史，尽管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方法仍然比较传统，仍然是在对基本文献进行考证、考释，导致研究的视角相对狭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较慢。这就有必要革新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因此我们选择了历史人类学方法，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历史进行研究。

从学理上讲，历史人类学的概念反映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创新，或者可以认为是年鉴学派理想的一种发展，历史人类学涉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三个传统的学科，但历史人类学既不是这三个学科中的某一个，也不是这三个学科的综合，它是基于年鉴学派理论的新的历史思维，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历史人类学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分支学科，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研究方法，它的基本目的是要去修复现代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化当中出现的学科研究缺失，与此同时也去主动弥合所有人文学科在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鸿沟。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呼声的高涨绝非偶然，因为历史人类学追求学科综合，认为任何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无论是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方法，还是历史学的情节叙事方法，都可以解答历史人类学为了认识人类而提出的问题，所以有必要进行学科综合。

从方法论上讲，历史人类学成为一种研究方法、一种理论分析范式。1949年，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关于历史发展的“时段”理论，直接奠定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1958年，布罗代尔出版了《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希望经济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要共同关注历史研究。与此同时，历史人类学也绝不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简单的综合，而是一种认识历史、阐释历史的方法，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和回答了人类学提出的问题，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发展而来的一种方法论。

我们认为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宗旨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强调研究中的整体观与适应性变化，重视探讨研究对象内部的文化要素及其变化过程。而历史学家主要是根据史料复原史实，而较少关注深藏其内的文化及其变化机制。如果我们采用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将会使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研究状态，相关的研究将会由表及里，有助于探究西南民族历史发展的内因与深层关联。我们认为这就是突破的动力与方向。

（二）关于西南民族历史人类学研究已有的实践

虽然在西方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但是历史人类学思想方法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时间晚了十余年。20世纪7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以科大卫教授为首的研究者开始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华南区域史，20世纪9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教授进一步推动了华南区域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中山大学成立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继续研究华南，但是他们都没有关注西南民族。其他的学者真正直接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成果很少，即使有一些相关的成果，但也不是直接研究西南民族历史的，例如宋蜀华的《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朱艳英的《历史人类学方法与西南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张原的《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研究范式的构建》等。

对中国西南民族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而且成果显著的学者是台湾的王明珂教授。王明珂教授1979年、1983年先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接受的是比较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教育，奠定了他的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中国民族史的基础；1992年他在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博士学位，在这个过程当中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一些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于是把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方法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民族历史，这就有了比中国人研究中国民族历史更多的优势，即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优势。这从他研究的问题可以看出来，即在研究中国民族历史的基础上研究族群问题、历史记忆、社会记忆等这些具有西方学术范式的学术问题，这是他能够发表出一些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成果的关键。

王明珂教授先后出版了《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蛮子、汉人与羌族》《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人类学著作。以他的《羌在汉藏之间》为例，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和传统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相比有了变化，即他主要是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历史。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首先进行突破的人，应该就是王明珂教授。

云南大学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团队近期也开始尝试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从事民族历史研究，发表了《国家权力与历史记忆：东汉时期中南各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札记——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史记·匈奴列传〉与匈奴社会——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等。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与匈奴社会——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一文中，他们对匈奴社会“贵壮贱老”习俗的阐释就具有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味：“匈奴一直以来都在北方草原从事游牧活动，‘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这与华夏族敬老爱老的文化习俗完全相反，例如华夏族的颍考叔遗肉于母、孔融让梨等汉民族中儒家敬老、畏老的文化习俗在匈奴社会是没有的。为什么匈奴与华夏（汉族）在对待老人的态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们认为匈奴生存的自然环境相对于华夏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更加恶劣，此其一；其二，由特定自然环境决定的游牧经济使匈奴需要不断迁移，从而产生的社会流动性；其三，在上述条件下决定了壮者能维护社会的发展，能有力地抵御外敌的入侵，而老人却在自然灾害、战争发生的情况下给社会造成负担，即‘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所以匈奴社会贵壮而贱老。而华夏族有较好的自然环境，农耕定居，在农耕定居过程中需要有丰富经验的老人来指导社会的有序发展。故华夏族敬老贵老，老人是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三 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须再向纵深发展

（一）在文献中做“田野”

第一，要从史料当中去找出问题历史和历史过程当中的人来，书写出属于研究者认为的客观历史，目的是让西南民族历史的客体植根于现实之中，因此“西南民族研究”就要成为“问题的西南民族研究”，所有研究的归属都要服务于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而不仅仅是认识过去。

第二，反对简单地使用史料，关注局部的问题，而是要提倡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整体，用“多元一统”的学术思想来凸显中国西南民族在多民族中国发展中的贡献。“多元一统”格局是从民族发展历史与国家发展历史的互动关系着眼，强调的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经过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实践，“多元一统”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国家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第三，我们将从文化冲突、文化调适与适应的研究角度来看待民族关系，中国历史上当多民族国家政权的力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民族地区时，双方首先在文化上表现出一种差异性，在政治层面就可能产生民族的矛盾冲突，所以这种矛盾冲突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冲突；而随着王朝国家治理的深入，被治理的边疆民族渐渐出现了文化调适与适应，因此多民族中国得以发展，边疆得以扩展，多民族的格局更加明显。

第四，我们可能的突破就是在方法论上，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中国西南民族的源流史研究，即对中国西南古代民族进行民族识别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把民族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关系进行研究，同时也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阐释相关历史文献当中的民族志，力求做到与古代民族志文本书写者对话，并且尽最大努力阐释出其文化意义。

（二）用时段理论指导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历史人类学的“时段”理论是我们未来研究中基本的理论工具。布罗代尔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来度量历史，他概括为以千年为单位的“长时段”、以百年为单位的“中时段”、以十年为单位的“短时段”，并且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关联的概念，即“长时段”对应结构、“中时段”对应局势、“短时段”对应事件。

第一，用“长时段”研究方法研究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与中国西南民族发展历史的结构关系，我们认为如果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着眼进行研究，可以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结构理论；如果从中国各民族与多民族中国国家关系着眼，则可以使用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多元一统”结构理论，因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多民族中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多民族共处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国家当中。研究的核心论题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西南民族经历了一个从相对独立发展到融入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过程，需要讨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西南民族的国家认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最终是如何成为多民族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第二，用“中时段”的研究方法研究两汉时期对西南民族的治理；研究南诏国、大理国与唐朝和宋朝的关系；研究元明清时期西南民族与汉族文化的冲突与调适，以及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吸收，核心是研究两汉时期西南民族与汉王朝，南诏国、大理国与唐朝、宋朝政治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文化意义。

第三，利用“短时段”方法研究西南民族发展过程当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庄蹻入滇和滇人文化的变迁与涵化，以及当时的民族融合（即庄蹻的“变其服，从其俗，而长之”），还有唐朝与南诏国的“贞元会盟”，改土归流事件，等等。核心是要研究这些重大“事件”对西南民族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

（三）必须以西南民族文化为中心进行民族志阐释

在二十四史及相关的历史文献中，涉及中国西南民族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民族的源流问题、民族的政治关系、民族志。因此未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要特别关注这三个问题，以民族文化为中心进行研究。

第一，民族的源流研究实际上就是古代民族的识别问题，这必须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西南古代民族进行民族识别，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具有同源关系的民族的识别上来，要尽可能地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西南古代民族进行现代意义的识别，并且能够为解决现代仍然存在的民族识别问题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第二，西南民族以政治为中心的民族关系，必须改变研究的视角，以文化冲突、文化适应、文化融合的角度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民族关系，强调历史上西南民族经过文化冲突之后形成的文化交融是今天西南地区各民族非对抗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历史基础，即民族团结的历史基础，而不再着眼于纯粹政治的民族关系研究，其中要关注个别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对于民族关系发展的意义。这对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也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寻找民族志和民族史研究的结合点，对中国西南民族的民族志描写进行阐释，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源流与行为习俗、物产与饮食习俗、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与宗教信仰等，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把每个民族的集体行为概括出来，再从集体行为当中提炼出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

四 小结

总体而言，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虽然已经有悠久的历史，成果众多，但是学科的鸿沟是存在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进行学科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时代，因此选择历史人类学方法对中国西南民族历史进行研究是一种趋势。一方面我们必须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立足对历史文献的阐释，在对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中，去寻找能够表达多民族中国民族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另一方面还要有所突破，把历史文献作为“田野”材料进行“深描”，在关注宏观历史发展趋势的同时，更要关注微观的文化事项，通过对微观文化事项的研究来反映历史发展的宏观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