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论语》注疏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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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依篇疏解”施于《论语》的依据、难题

一 从“依章疏解”到“依篇疏解”

以“章”为单位疏解《论语》始于汉代，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则演自近代，从“依章疏解”到“依篇疏解”，《论语》注疏历经了漫长的岁月。

关于《论语》的编纂，学界长期以来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无组织”说。刘宝楠为此说代表，其云：“古人以漆书竹简约当一篇，即为编列，以韦束之。故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当孔子时，诸弟子撰记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语而前后篇再出也。”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1页。二、“以类相从”说。皇侃、邢昺、朱子在一定程度上皆表现出对此说的认同。不过，皇氏、邢氏仅略陈二十篇篇旨及先后编列之故，朱子除了对主旨较为显豁的篇帙之旨趣略有提示外，涉及其他要旨较为隐晦的篇帙时对整篇命意均未置辞。无论哪种观点，都不认为《论语》里尚有一重值得玩味的编者之意。这一信念根深蒂固。自汉儒分章注疏《论语》以来，历代学者无不袭用，“依章疏解”遂演为通行体例。

近代以来，上述观点各有传人，较值得注意的是注家对后者的承继、敷衍。徐英徐英（1902～1980），字澄宇，湖北汉川人。在其《论语会笺》是书初版于1948年7月，出版机构信息不详。至1987年12月其修订本在正中书局已印行十次。（1948）一书指出：“前十篇多说理，后十篇多记事，或因事以陈理。说理者约，记事者丰，虽前十篇，无不然也。纂辑者以简约者归诸前，丰缛者置诸后，以类相从，自有义例。其杂记错简之置于后者，亦犹纂《庄子》者之分内篇、外篇、杂篇，斯又体例之当然者耳。”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 “导言”第24页。在各篇篇首徐氏又概举了该篇旨要及篇第之故。是书罗举各篇篇旨、篇第之故如下。《学而》: “邢《疏》：当弟子撰论之时，以 ‘论语’为此书之大名，‘学而’以下为当篇之小目。篇中所载，各记旧闻，意及则言，不为义例，或亦以类相从。《集注》：此篇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1页）《为政》: “邢《疏》：此篇所论，孝敬信勇，为政之德也。圣贤君子，为政之人也。故以 ‘为政’冠于章首，遂以名篇。”（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15页）《八佾》: “邢《疏》：此篇论礼、乐得失。”（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30页）《里仁》: “英案：此篇说诗礼教义。”（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46页）《公冶长》: “《集注》：此篇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58页）《雍也》: “邢《疏》：此篇亦论贤人君子入仁智中庸之德。”（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73页）《述而》: “邢《疏》：此篇明孔子之志行。”（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90页）《泰伯》: “邢《疏》：此篇论礼让仁孝之德，贤人君子之风。”（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108页）《子罕》: “邢《疏》：此篇皆论孔子之德行也。”（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122页）《乡党》: “邢《疏》：此篇记孔子言行。虽曰一章，其间事义，亦以类相从。《集注》：旧说凡一章，今分节解之。英案：此篇礼教义也。朱氏分节，亦略本邢《疏》。”（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137页）《先进》: “邢《疏》：此篇论弟子贤人之行。”（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151页）《颜渊》: “邢《疏》：此篇论仁政明达君臣父子，辨惑折狱，皆圣贤之格言，仕进之阶路。英案：此篇季康子、齐景公之问，皆称问于孔子，盖后人追忆之之辞。”（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165页）《子路》: “邢《疏》：此篇论善人、君子、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国、修身之大要。与前篇相类。”（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181页）《宪问》: “邢《疏》：此篇论三王二霸之迹，诸侯大夫之行，为仁知耻，修己安民，皆政之大节也。”（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198页）《卫灵公》: “英案：此篇杂记孔子先礼后兵，去乱就治之事，兼明忠信仁知君子之道，事君相师之仪。”（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219页）《季氏》: “英案：此篇论大夫、陪臣之专横，而叹礼乐征伐之不出于天子，因称损益以教人，举诗礼以训子，大氐皆《春秋》之教义也。不称子曰，而称孔子曰，盖七十子后人邹鲁儒生之所记也。”（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238页）《阳货》: “英案：此篇杂论君子小人之事，礼乐诗书之教，有错简，多可疑。”（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250页）《微子》: “《集注》：此篇多记圣贤之出处。英案：此篇多称 ‘孔子曰’及孔子逸事，盖邹鲁诸儒之所记。”（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266页）《子张》: “邢《疏》：此篇皆弟子所言，故差次诸篇之后。”（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276页）《尧曰》: “英案：此篇首约尧舜汤武之言，修德责己之事，次言从政，皆《书》之教也。末言知命、知礼、知言，则《易》教通乎《诗》、《礼》，犹是夫子之所雅言也。”（徐英：《论语会笺》（修订本），台北：中正书局，1987，第287页）除了徐著，王熙元王熙元（1932～1996），字孟远，湖南湘乡人。的《论语通释》是书由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81）等书亦试图步武前人对篇旨、编次的探寻并有所补正。不过这些努力仍笼罩于传统的“依章疏解”体例，还谈不上有何演化。迈出了重要一步的是王向荣作者生卒不详，1935年前后曾任教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论语二十讲》是书最初由中华书局1937年发行。（1937）。该书每讲皆有“篇义”、“章旨”、“通论”，其中“‘篇义’摘采《邢疏》及各家讲解，揭示一篇要义，及先后次第，并附己意”, “‘通论’则取一篇中之同性质、同意义者，类比为论”。王向荣编著《论语二十讲》，上海：中华书局，1937, 2011, “凡例”第1页。与上述注本不同，在讲说章句编排之“以类相从”时，此书的“篇义”、“通论”已由“形式性”说明开始过渡到有所“实质性”的敷释。如其《为政》“篇义”云：


本篇二十四章，其内容要义，依据《邢疏正义》所载，略记如次。《传》曰：“学而后入政，故次前篇，而言孝、敬、信、勇，为政之德也；圣贤君子，为政之人也。故以 ‘为政’冠于篇首，遂以名篇。”余按二十四章中，论治者五，论学者八，论孝者四，论君子者三。论治乃成物，淑世方面之事，而论学、论孝、论君子三者，则成己，淑身方面之事；此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余四章则为观人、观世及其他应世之道。总之，不出成物、淑世范围。儒道之实际，于此亦可窥见其大凡矣。王向荣编著《论语二十讲》，上海：中华书局，1937, 2011，第28页。标点有改动。


又其《为政》“通论”云：


本篇二十四章，言治者五。为一般言者二，为鲁之君臣言者各一，其一则为劝进者言也。“为政”章，论德治之盛，欲为政者知所尚；“道之”章，明治道之浅深，使导民者审所尚；此为一般有政治之责者言也……“哀公”章，是对鲁君言治。服民机括，只在公与明。举直错诸枉，乃人君公明之表见于用人之间者也……“季康”章，为鲁卿言治。康子……性情刚暴，所问“敬”、“忠”、“劝”三者，着一“使”字，是欲齐之以刑也；孔子之言，则是道之以德也……其为劝进言者，则如“或谓”章。此章见正家即为政，乃孔子告或人以“为政”之理……论政而外，论学次之。本篇论学凡八。自述者一，泛论者四，启示及门诸贤者三。“五十”章，自述进学之序，为一般示范……自述而外，观其泛论学事。“诗三”章，论学《诗》之要……“温故”章，论为师素养……“学而”章，论学、思之不可偏废……“异端”章，论学术之当统一尊……其启示及门诸贤者，则如“吾与” “由诲” “干禄”三章。“吾与”章，嘉颜子之学能悟道……“由诲”章，教子路以求知之道……“干禄”章，教子张以为己之学。“多闻”六句，正示以言行之当修，乃为己实功也……论学而外，又次论孝。本篇论孝凡四。有警告鲁卿者，有训示及门诸贤者。警告鲁卿者，则如懿子、武伯父子之问孝；训示及门者，则子游、子夏二子之问孝是也。“孟懿”章，以礼明孝，欲以止三家之僭……“孟武”章，欲武伯体亲心以为孝……“子游”章，示子游以敬亲为孝……“子夏”章，示人子以深爱为孝……孔子伦理思想，最高之原理为仁。其理想中人，有时标准最高原理言之，曰仁者；有时标准实践方面言之，曰君子。此君子，有周于德而又周于材者，“不器”之君子是也。有言行相顾，慥慥堪称者，“先行后言”之君子是也。又有含弘光大，用情无偏者，“周而不比”之君子是也……继此而言观人观世之法。何以观人？曰明。明何在？“视其”章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是也……三者由外而及内，由勉而及安，极人世之变态，而决不能逃我心之灵明……何以观世？曰礼。礼有经，亦有权。“十世”章，孔子于子张问十世，而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最后再论应世之道。信为立身涉世之本。“学而”篇已数至叮咛。本篇“无信”章，又设喻为无信而欲利行者示警……“非其”章，为谄渎鬼神，不务民义者示警。王向荣编著《论语二十讲》，上海：中华书局，1937，第33～52页。标点有改动。


从以上所举《为政》篇义、通论，可以见出《二十讲》一书深受邢氏对篇义之提示的影响，又能对它有所提炼、补充、勘正、疏通，并结合具体章句将新篇义敷衍成篇幅颇具规模又有某种线索的通论。遗憾的是，该书对篇义的萃取还不够精微，对全篇各章的贯串仍然相当外在，“通论”更像是诸多章旨的简单汇总。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性注本。它的意义在于表明，即便固守对《论语》编纂问题的传统看法，亦可能不自觉地尝试着以篇为单位来疏解《论语》。

与《二十讲》相比，黄怀信黄怀信（1951～），陕西岐山人。主撰的《论语汇校集释》是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2008）似乎走得更远些，它在“前言”以一节的篇幅简论了各篇旨义及篇序如，是书论列《学而》、《为政》旨义、篇序如下：“学而第一此篇旧凡十六章，无统一主题，但以言学为主，兼言孝、悌、忠、信、仁、义、礼等修身为人、处世交友之道。篇名‘学而’二字，本取首章 ‘子曰’以下前二字，与他篇同，唯其首篇、首章以 ‘学’字始，当有用心。《礼记·学记》云：‘君子如欲化民，其必由学乎！’看来全书以《学而》始，确是编辑者有意安排，体现以学为先及教人修身的思想。既是有意安排，说明有统一编辑宗旨。皇侃《义疏》云：‘二十篇首末相次无别科，而以《学而》为先者，言降圣以下皆须学成，故《学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明人必须学乃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以学为首，明人必须学也。’邢昺《注疏》曰：‘既以学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须学也。《为政》以下诸篇所次，先儒不无意焉。’皆有道理。看来传统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需要指出，此篇虽以劝学为宗旨，但多有与学无关之章，如第二章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人）之本欤’，第三章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有仁’，第五章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第九章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第十一章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等，说明内容与主旨不完全一致。这一现象，似乎只能说明篇题及主旨为后所定。”（黄怀信主撰，周海生、孔德立参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4～15页）“为政第二此篇共二十四章，皆孔子语或孔子答问之语，所言亦较杂。其中有论《诗》、论孝者，有言生平者，有评论颜回者，有言观人之法者，有论学及为人处世者，似皆与为政无关。真正与政及为政治民有关者，不过十章。篇名 ‘为政’二字固亦取首章 ‘子曰’以下前二字，但与前篇 ‘学而’结合起来，则明显具有先学而后为政的思想。《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曰：‘侨闻学而后入政。’可见春秋以来已有此思想。所以，此篇亦必为编者有意安排。陆德明曰：‘先学而后从政，以《为政》次《学而》也。’皇侃曰：‘所以次前者……是明先学后乃可为政化民，故以《为政》次《学而》也。’说皆不误。总之此篇次前，不仅反映编者先学而后从政的理念，而且反映儒家的出世思想。可以看出，在《论语》编辑者心里，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政，为了治民。可见此篇也有主旨。邢昺曰：‘此篇所论孝、敬、信、勇，为政之德也；圣贤君子，为政之人也。故以“为政”冠于章首，遂以名篇。’则恐未必，因为篇中毕竟多有与德、政无关者。如第九章子曰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是评价颜回；第十七章子曰 ‘由，诲汝，知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论教学。可见确不纯粹。这同样说明，篇题及首章安排有可能是后所为。”（黄怀信主撰，周海生、孔德立参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5页）最后，是书得出以下结论：“以上可知，今本《论语》各篇内容皆有一定的主旨，二十篇自为学修身至治国平天下，是一完整体系，各篇之间，互存一定的逻辑关系。尤其是《卫灵公》篇之取名预贯以下数篇，说明其确为统一命名并编排，全书为一有机整体。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若干断片篇章的简单集合。同时我们也已知道，各篇表面上皆是取首章首句中第一实词为名，但各有取义；取义方法与角度虽不相同，但大部分与内容主旨都有一定的联系，或者与前后篇有一定逻辑关系，说明其篇目命名及首章安排均有一定用义，但又不尽如皇侃等旧说所云。由此可见，今本《论语》二十篇并非杂手所成，而是有统一编辑思想的个人或数人编著。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各篇虽有一定的主旨倾向，但并不严格，二十篇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比较杂，许多章节与主旨无关。前人之所以对各篇内容归纳差异较大，原因正在于此。这种现象，似不是简单的体例不纯所能解释，因为各篇纯与杂的表现并不均衡，尤其是具有明显编辑用义的《学而》、《为政》两篇，真正讲学与为政的章节皆不及其全部内容的一半，说明该二篇内容并不是完全围绕篇题主旨而辑。所以，最好的解释应是：今本《论语》是二次改编增订之本，其篇目命名及编排皆改编增订者所为。也就是说，今本《论语》，是在初辑本基础上改编增订而成。”（黄怀信主撰，周海生、孔德立参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3页）。但事实上，这些只是为了证实“今本《论语》是在初辑本基础上改编增订而成”，论主无意就此以别一种眼光重新审视《论语》。《汇校》对《论语》的注疏，依旧以章为单位。将《论语》世传本的内在有机性关联于《论语》的微旨，这富有开创性的事业召唤的是另一批胆气、慧识兼具的学者。石永楙（1909～1975）认为《论语》世传本“其分篇，无系统；其章次，无甚义理；其辞，每割截不完；其作者，不知何人”，致力于恢复《论语》原貌，撰有《论语正》（天津《大公报》馆1946年发行；中华书局2012年重印）一书。该书首尾一贯，结构谨严，共上下两篇：上篇名《知道篇》，共五章，分别为《知道第一》、《四教第二》、《成章第三》、《雅言第四》、《仁方第五》；下篇名《问王篇》，共四章，分别为《正名第六》、《士耻第七》、《绝四第八》、《问王第九》。石氏可谓另创富于逻辑性的《论语》新文本。因其已改变《论语》文本，不列入本章讨论范围。

从“依章疏解”到“依篇疏解”，另有一种内隐了“依篇疏解”的性向而未有充分展开者，此即戴望戴望（1873～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1837～1873）的《注论语》（1871）。在戴氏看来，拨乱反正以致太平乃《论语》的编纂线索。戴望谓：“《论语》为仲弓、子游、子夏等共<img class='s-pic' src='images/figure_0086_0001.png' alt=''/>微言，故往往具见制作之义。君子拨乱世反诸正，以兴学为首，故首以《学而》，犹《春秋》之始元，正本以理万事也；古者大学明堂同处，明堂天法，礼度德法，学以为政，明堂之政也，故次以《为政》；治起衰乱，莫先于正僭窃之诛，明礼教之本，故次以《八佾》；为礼当帅天下以仁，故次以《里仁》；仁道不立，则刑狱繁兴，虽有贤者，犹不免囹圄囚诸之辱，故次以《公冶长》；仁者宜在高位，南面以兴明堂之治，则贤者进，不肖者退，故次以《雍也》；明堂之法，三代所同，述古昔，称先王，要皆归乎六位时成，终既济定，《易》与《诗》、《礼》、《乐》、《春秋》，皆太平之正经也，故次以《述而》；行王政，致太平，以礼让为本，古之人有禄以天下，不以易让，泰伯是也，故次以《泰伯》；先王崇四术，孔子以设教，性与天道，知其人不待告，故次以《子罕》；德博而化，积渐至于近升平之世，则在朝在乡，皆能文以礼乐而成仁，故次以《乡党》，而居弟十，数始于一，成于十也；因时敝行礼乐，当以质救文，故次以《先进》；能识礼乐之文，德可王天下，颜渊、仲弓是也，故次以《颜渊》；有文事必有武备，行三军之任，则子路可，故次以《子路》；文、武道备，上有贤君，下不耻受禄，故次以《宪问》；积聚师旅，以禁暴除乱，非以玩武，夫佳兵不祥，物或恶之，故次以《卫灵公》；诸侯盗天子礼乐征伐之柄，大夫亦盗诸侯礼乐征伐之柄，灾及戒社，京师于吴、楚，颂声不复作矣，故次以《季氏》；窃柄者大夫，效尤者陪臣，震夷伯之庙，天豫戒之，故次以《阳货》；天下无道，乱臣贼子交政于中国，贤者避世，亦固其职，故次以《微子》；仲尼贤于尧、舜，七十子皆公侯卿相之材，可左右天子，然而皆不当时，故次以《子张》；悲悯孔子身为素王，欲使得如尧、舜、汤、武为天下君，致纯太平，故以《尧曰》终篇，犹《春秋》文成致麟之恉也，明仲尼之道，祖述尧、舜也；其《齐论》有《问王》、《知道》两篇，盖明託王之事，三代改制质文之故，以申《尧曰》之恉，顾其篇佚，无得而纪焉。”（戴望撰，郭晓东疏《戴氏注论语小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89～290页）在近代以来的300多个注本里，实践了“依篇疏解”体例的计有六个，它们分别是唐文治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老人，江苏太仓人。（1865～1954）的《论语新读本》是书最初由上海徐家汇工业专门学校发行。作者后来对此书的注释部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并将书名改为“论语大义定本”, 1924年交施肇曾刊刻。本书“导论”第二、三节对唐氏撰著这两注本时的理解结构有分别讨论。可参看。（1915）、江希张江希张（1907～2004），字慕渠，山东历城人。（1907～2004）的《新注论语白话解说》是书最初由上海书业公所联合全体印行。（1916）、齐树楷齐树楷（1869～1953），自号隐斋，河北蠡县人。（1869～1953）的《论语大义》是书最初由四存学校排印。（1924）、方骥龄方骥龄（1911～?），字云程，江苏江阴人。（1911～?）的《论语新诠》是书最初由台湾环球书局发行。（1971）、由国语四书编审委员会编著而以吴延环吴延环（1900～1998），别号海淀王先生，笔名誓还，河北宛平人。（1909～1998）为总编辑的《国语论语》是书最初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印行。（1998），以及黄克剑黄克剑（1946～），陕西宝鸡人。的《论语疏解》是书最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以“论语解读”为名刊印。旧版于诸篇注疏之末均以篇为单位对该篇要旨及各章关联进行了深入探究，新版在此基础上于“导论”增写了“《论语》一书的篇章结构”一节，并改名“论语疏解”。（2010）。这些注本，除了江本，均明确指出，《论语》章句的编纂并非随意为之，研寻《论语》篇内线索及篇际关系乃注疏者当尽之责。自此，“依篇疏解”体例第一次登上了《论语》注疏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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