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两岸格局与《论语》注疏之断续（1949年前后至2010年前后）

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总体格局1949年前后在大陆已基本成型。往后的70年，只是在受限制的时空里继续发展。

尽管有“两岸四地”的说法，且澳门开埠甚早，但无论澳门还是香港，长期都主要是作为商业城市，传统学术根基甚薄，民国后才有经学断续传入。1949年前后，部分儒者南渡港澳，进入台湾，香港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学术研究。不过，就《论语》注疏而言，香港仅有零星注本，澳门则没有。台湾自明末即有儒学传入，清廷统治后，台湾儒学作为福建儒学的一部分继续发展，并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走向近代。尔后，台湾被割让，儒士纷纷抗争，儒学成为清遗民的抗日武器，同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当中；日本为了顺利统治台湾，在实施“皇民化”政策、清除教育体制内的儒学因素的同时，有策略地部分接受汉化、儒化，对教育体制外的儒学因素管控相对较宽松，儒学因此得以在失去科举制等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有限存在。此时，台湾学界并没有中断跟大陆的关系。孔教会成立后，许多介绍孔教活动和主要思想的刊物、书籍被运到台湾，台湾儒学界刊物大量转载内地学者有关孔教的文章，甚至向内地的孔教人士约稿。另一方面，受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0年前后，台湾亦迈入“新文化运动”，儒学受到了猛烈抨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各个领域都展开充分的“皇民化”政策，台湾儒学发生严重分化，部分士人拒绝与殖民当局往来，部分则主张配合，甚至为之粉饰。台湾儒学这段时间——1870年前后至1949年前后——的发展，就笔者目力所及，虽然跨进了近代门槛，《论语》注本却迟迟未见踪迹，这很可能是由于学者无暇从事吧。1949年，历史立了一块界碑，从此，进入两岸时期。1966年，大陆爆发“文革”，传统文化的命脉悬于一线，《论语》注疏自此凋零。台湾则开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儒学被再度政治化，但传统文化的命脉毕竟借着政治的蛹体延续了下来。此外，从港澳浮海而去的一批儒者，再度传入中原儒学。《论语》注疏开始在台湾出现。

比较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第三、第四阶段，可以看出，就体例而言，在第三阶段，逐字逐句翻译《论语》原文的“就章迻译”基本形成，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各篇旨趣的“依篇疏解”亦开始出现。此后的70年，除了再创发采择先秦两汉典籍以印证《论语》单句意趣的“按句疏证”外，便是对这两种最有价值的新体例的再探索、再实践。就影响《论语》注疏的文化坐标系而言，1949年前，由“东方文化派”、“唯物史观派”、“自由主义派”三大思潮不分伯仲构成的文化坐标系亦大体形成。往后的70年，大陆思想界的“唯物史观派”长期一枝独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述文化坐标系才再次出现，不过此时已是以“唯物史观派”为主导了。要到2010年前后，学界才开始酝酿出新的把握《论语》的理解结构。台湾则主要受到“自由主义派”、 “东方文化派”、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唯物史观派”在台湾的出现，要到20世纪80年代解禁后，而且即便出现了，它也对《论语》注疏影响甚微。可以说，这时期两岸把握《论语》注疏的理解结构不出上述文化坐标系，同时又都趋于单调。这时期，台湾有代表性的注本大概有深受“科学方法派”影响的毛子水的《论语今注今译》，身系“东方文化派”（新传统派）的钱穆的《论语新解》，深受彼岸意识形态影响的陈立夫的《四书道贯》，深受新儒学影响的由王邦雄、曾昭旭、杨祖汉合著的《论语义理疏解》，以及继续走以佛释儒之路的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大陆有代表性的注本大概有受到“唯物史观派”影响的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有受到“自由主义派”影响比较深的李零的《丧家狗》，以及以价值形而上学为致思之哲学背景的黄克剑的《论语疏解》。鉴于这时期的《论语》注疏没有大的格局变化，这里也就略而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