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徭役征银到摊丁入亩：清一条鞭法在苏州府的展开
摘要：自唐后期以降，苏州因其富庶成为国家财赋中心，同时也是赋役繁重之所。明中后期，苏州成为赋役改革的肇始之地，一条鞭法也在苏州得到推行和深入。明一条鞭法处在试行阶段，名为一条鞭，实为多条鞭，未能克服长期以来田赋、差役和丁银三项分征的现象。清代一条鞭法，田赋、差役和丁银逐步合一，一切归于田赋。从明至清，一条鞭法的展开在苏州府有明晰的轨迹。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梳理、考察一条鞭法在苏州府的演进脉络，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税制从实物税到货币税、力役之征归于土地税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一条鞭法 摊丁入亩 实物税 货币税 苏州府
唐代后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州逐渐成为国家财赋中心。迨至明代“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万九千余”,
从苏州征收的税粮，几乎占全国税粮的十分之一，“赢于浙江全省”。与重赋息息相关的是重役问题，苏州民户承担的徭役主要有里甲正役、杂泛差役和岁贡之役。明朝政府实行鱼鳞图册、赋役黄册制度，以保障国家徭役之征收，而随着上述制度的破坏，赋役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税粮“轻重悬殊，相去有十倍者”,并且“田连阡陌者许诸科不兴，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于是从宣德时期（1426～1435）开始，苏州地方官员率先开展了漫长的赋役改革之路。赋役改革以一条鞭法为中心，以摊丁入亩的完全实现为完成标志，一直持续到清雍正时期（1723～1735），时间跨越三个世纪。
前人对明代苏州的赋役改革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笔者亦曾撰写专论，论述了明代苏州府的徭役编银、赋税结构。总体而言，对明代一条鞭法在苏州府的实施情况，现有论著之讨论已较为深入，而对于清代一条鞭法的考察，则相对阙如。实际上，明一条鞭法处在试行阶段，名为一条鞭，实为多条鞭。由于各地执行情况不一，未能克服长期以来田赋、差役和丁银三项分征的现象。而清一条鞭法，将田赋、差役和丁银三项逐步合一，一切出于田赋，真正实现了一条鞭法。
一 明代苏州府一条鞭法的演化脉络
宣德时期，鉴于苏州府赋役繁重的现实，明宣宗任命周忱巡抚江南，会同苏州知府况钟进行赋役改革。首先采取“以粮补丁”的加耗法，将按户丁负担的丁役、杂役问题用田赋加耗来解决。其次采用里甲役折银的方式，进行“以银补丁”。“往周文襄巡抚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唱（倡）‘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三是对于官民田畸轻畸重、逋赋严重的问题，同样以银为媒，实行折征法。凡是科则重的官田，让其承担较轻的折色。而嘉靖以降逐渐推行的一条鞭法，赋役征银，丁身役和人头税摊入田亩是其主要特征，周忱赋役改革之重要性可见一斑。
嘉靖九年（1530），户部尚书梁材提出一条鞭法的最初构想，“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同年，明世宗诏“令各该司府县级审编徭役，先查岁额各项差役若干，该用银若干。黄册实在丁粮，除应免品官监生、生员、吏典、贫难下户外，其应役丁粮若干，以所用役银酌量，每人一丁，由几亩该出银若干，尽数分派”。嘉靖十年三月，御史傅汉臣把这种“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称为“一条编法”。
“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这是一种赋役合一、统一征银的理想状态。一省之内各州县间差别悬殊，殊难一致。因为“一县丁粮，均派一县徭役”，终明世尚难以完成。“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其编审前提是均田，田不均则难以达到均役之目的。嘉靖十六年，苏州知府王仪在进行官民田一则起科的同时，借鉴常州府的改革经验，在苏州进行了归并里甲、均徭，按丁田征收的尝试。
嘉靖十七年，苏州府一州七县里甲、均徭按丁田编银。“明初，惟税粮为正赋”，至此，整个苏州府“以里甲、均徭银编入正赋”。苏州府吴县在成化十五年（1479）即尝试摊丁入亩，嘉靖十七年则在整个苏州府展开。从丁田摊派比重来看，丁的比重在减少，田的比重在增加。
万历清丈之后，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并准确地被谈迁概括为“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万历四十五年（1617），嘉定、崇明完全照田编银，而太仓、吴江、常熟、昆山与嘉靖十七年编银相比，按丁编银的比例均有所提升，则依田编银的比例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致力于明代一条鞭法研究的梁方仲先生指出：
明代嘉靖万历间开始推行的一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以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这里包含的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的本身，其实乃代表一般社会经济状况的各方面。
尽管摊丁入亩总的趋势不容改变，但反复、停滞甚至倒退都是可能发生的。万历后期直至明亡，在苏州，反摊丁入亩的逆流一直存在。如豪强势力之花分、诡寄之嚣张，比嘉、万以前更甚。万历三十八年，应天巡抚徐民式清查出长洲、吴江、常熟三县花诡、当差田160余万亩，为原来当差田的数倍。又比如优免特权的存在。天启五年（1625），昆山一县人丁51365，优免1118丁，实编50247丁。田地1117013亩，优免47258亩，实编1069755亩。这是官方优免数字，实际可能更多。再如国家财政大厦将倾前的疯狂加征。摊入田亩的三饷加派，并非摊丁入亩的深化，实是国家财政崩溃的征象。“苏州则八万三千六百六十余两……其加与他省同也，而原额之重则与他省异。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也”。田亩上的花分、诡寄，赋税上的优免与加派，差役上的增多与滥用，昭示着明代赋役改革深化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了。
二 清初对明代赋税政策的承继
明王朝未能完成一条鞭法的彻底实现，袁良义先生总结了四点原因，一是明一条鞭法推行于农村和一般市镇，而在城市中仍实行两税法；二是除田赋改革外，明一条鞭法解决的是四差银，但没有妥善解决其他差役；三是没有废除里甲制度，里长、大户明罢实存；四是罢大户而设柜守，增加了一项重役而没有使赋役均平。彭雨新则断言：“优免制度不除，一条鞭法基本上停留于赋役统征银两的低级水平，均田均役也不可能达到全部役转于赋的目的。”上述赋役不均问题，因一条鞭法推进不够彻底而产生，其实质在于差役未能尽数折银，丁银又未能尽数与地银合一，即丁银未完全摊入地亩，部分仍征诸人丁。此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只是差役折银的比例、摊丁入亩的程度不同而已。
明人邱濬对此见解颇深，指出田土应是征收赋税的唯一对象：
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由马氏斯言观之，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之意，后世徒以陆贽之言而非之。贽之言，盖不欲苟变当时之法，故极言其法之弊耳。
臣窃以谓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征求耳。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后，至今行之，遂为百世不易之制。
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因其地宜，立为等则。征之以夏者谓之税，征之以秋者谓之粮。岁有定额，家有常数。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随其田之宽狭，取其税之多寡。
万历时江宁人顾起元同样认为：“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明史学者伍丹戈认为“因田定赋”的主张，只有在私有土地权力得到充分承认，生产者的独立人格获得保障，雇佣关系相当发展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这当然是正确的，然不可忽视的是，上述要件完备的前提，即商品货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里甲制度的不断削弱。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过程，即是小农经济衰落和破产的过程。唐文基先生说：“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是里甲制度的经济基础；稳定的小农经济——佃农和自耕农，是里甲制度的社会基础。一旦这两个基础削弱了，里甲制度就要败坏。”
清代建立伊始，“核实天下户口，具载版籍，立编审法，无一定之限。丁增，赋亦随之”。由于赋税政策多沿明代之旧，因而苏州重赋程度有增无减。“考康熙年间会计，合之万历初年全书，其额大增矣。即以苏州平米论，万历初年止二百三万石有零，现今增至二百四十五万……且以折色银论，亦大浮于明季矣。万历四十七年，加过兵饷、辽饷及户部、工部、兵部加编银后，苏府折银止六十六万余两。今查苏府折色银竟至一百十七万有余矣。”彼时，“三吴之田赋十倍于他省，而徭役困苦莫甚于今日”，致使赋税“无一官曾经征足，无一县可以全完，无一岁偶能及额”。故顺治、康熙两朝，主政江南省、苏州府者，解决重赋之道，无不以申请蠲免为务，其中尤以江南巡抚韩世琦奏疏最为恳切：
顺治二年至康熙元年岁岁压欠，积逋之数动盈千万，守令人铨授斯土者，往往席未暇暖，褫削旋加，日怀参奏处分之惧，莫展催科抚字之长。百姓之生于其地者，茕茕仅存皮骨，衣食不谋，惨受追呼敲扑之苦，而无安土乐生之心……伏念我皇上仁覆如天，明见万里，去年察旧欠之难追，闵（悯）民生之困苦，特降谕旨宽免顺治十五年以前逋赋矣。今又因星变，复颁旨尽捐顺治十八年以前钱粮矣。臣之愚昧，窃敢推广计度，与其民力弗胜逃亡莫保，议蠲于催征不得之后，孰若预涣恩纶，施惠于浮赋当减之先，将苏松二府钱粮仿佛元时制赋旧额，兼照各省见征大例，准与酌量，大赐减省。如以目前军国多需势难多减，则亦乞依常州接壤之科则，再若万万不能，亦祈于十分之中稍减其二三。庶皇上子惠元元，率土同观，苏民困而召天庥，永培国本于亿万斯年矣。
康熙二十四年（1685），苏州巡抚汤斌疏曰：“臣惟财赋为国家根本之计，而苏松尤为财赋最重之乡。臣以庸碌谬抚兹土，见钱粮累年逋欠，每当奏销之期，多者尝欠至五十余万，最少者亦不下三四十万。”
明初，对于苏州重赋问题，采取的措施不外乎蠲免和折征。其中宣德时蠲免苏州赋税七十余万石。“从兹以后，主计者但曰东南财赋之乡，减之则国用不足，勿可易也。自万历迄于明末，惟有不时额外之浮征，而无宽省之恩泽矣”。当然，此并非事实。不过，自明中后期以降，解决赋役不均，主要是靠均田均役来推动。“均田役之行，则按年值役之外，俱可自谋身家，以生以养，均田役之法不行，则田不可为恒业，而小民之业田者苦矣”。
清初以蠲免为解决重赋之政策，实与明代立国之初无异。顺治十一年（1654），因江宁等属州县卫所旱涝灾害，“免江宁、安、徽、苏、松、常、镇、庐、凤、淮、徐、滁等属五十州县，江宁等二十六卫所十年分旱涝租赋”。康熙前期，由于“江苏所属各郡县为财赋重地，额征钱粮甲于他省，且累岁输将供亿，效力惟勤，兹用大沛恩膏，除漕项钱粮外，所有康熙二十七年应征地丁各项钱粮，俱令蠲免，二十六年未完钱粮亦悉与豁除”。康熙五十年，清圣祖又恩蠲江苏地区亏空无著钱粮，共十万八千两有奇。据罗仑、范金民计算，顺治朝地丁钱粮蠲免比例为20%，而康熙朝此比例则有25%之多。
除对逋赋进行蠲免外，清政府还继续沿用明代漕粮改折政策，以此来减少百姓负担，也使赋税征收能够顺利进行。虽然清政府多次强调，只许照价改折，但在改折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遇到科索加派、折价过高、劳民伤财的情况。对此，清政府就着令征收本色。如康熙五年，“户部议覆：漕运总督林起龙疏言，江南苏、松、常三府，浙江嘉、湖二府，白粮折征每石二两。今民间谷价止七八钱，民力不堪，请改征本色。得旨：白粮改折既称苦民，俱着征本色”。
另外从征收程序和管理方面，江南苏松巡按秦世祯以江南赋重差烦，征解失宜，提出应从八个方面进行整理：“一、田地令业主自相丈量，明注印册，以清花诡。一、额定粮数俱填易知由单，设有增减，另给小单一纸，则奸胥不得籍口。一、由单详开钱粮总撒数目及花户姓名，先给后征以便磨对。一、催科不许差人，设立滚单以次追比，则法简而事易办。一、收粮听里户自纳，簿柜俱加司府封印，以防奸弊。一、解放先急后缓，勒限掣销完验，不得分毫存留衙役之手。一、民差查田均派排门册对，庶不至苦乐不均。一、备用银两每事节省，额外不得透支。布政司将征解原册按季提查，年终报部，扶同容隐者，按律议处，庶无那（挪）移侵欺。”
上述举措，无论是蠲免、折征，还是征收管理上的修修补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赋役不均，也无助于一条鞭法的实施和深化。
三 苏州府摊丁入亩的实现
顺治十四年（1657），吴江县“通计一县田亩，按图均配，旧五百五十七图半，裁并为五百有七图，每图二千亩，每甲田二百亩”,以通县为单位而重新编制区划。此时，“江南奏销案”尚未发生，官儒户仍享有优免特权，因而规定“今自优免外，无田不役”，特将官户、庠户之田另行列出。吴县“每图田地九百六十亩零，充一图里役”,昆山县七十二区，“田亩分为三百六十图，图分十甲，每甲收田三百二三十亩不等”,均仿照吴江县成例。
顺治十八年二月，“江南奏销案”爆发，先是江宁巡抚朱国治奏称：“吴县钱粮历年逋欠，沿成旧例，稍加严比，便肆毒螫，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有司丧气，催征无心，甘受参罚，苟全所家而已，断不敢再行追比，撄此恶锋，以性命为尝试也”。由于苏州赋税定额最重，逋欠数量最多，若足额征税，既能满足官员钱粮考成之需，同时又能起震慑作用。因而追征税粮之严，对绅衿打击之重，世所罕见。“凡绅衿欠粮者，无论多寡，一概奏请褫革，名曰：奏销”。此后，苏州等府绅衿地主遭到沉重打击，其优免特权已名存实亡。
同年十月，韩世琦继任江宁巡抚，“履任后，即将所属江宁、苏、松、常、镇五府顺治十八年未完钱粮严督催征，仍一面将绅衿三户有无挂欠，责令各道府确查，造册遵例奏销”。说明奏销案后，督征赋税仍作为官员的重要职责而力行不辍。不过，只是一味追征税粮，终非治本之策。
康熙元年，江苏巡抚饬行苏、松等地均田均役，通令如下：
照得三吴田赋十倍于他省，而徭役困苦莫甚于今日，豪强兼并之家，膏腴满野，力能花诡避役，以致富者日富；贫弱无告之民，役累随身，每至流离逋负，将见贫者益贫。近奉旨均编，当亟遵条例，通计合邑田亩，和盘扣算，按图裒益，品搭停匀，务将图外官庠自兑、附户花诡等项，尽行删汰，一惟论田起役，纤毫不许躲闪，俾户无无田之役，田无不役之人，庶几积弊顿除，穷檐稍可苏息。
“通计合邑田亩，和盘打算，按图裒益，品搭停匀”, “即将所属各县统计合邑田亩若干，分配区图，逐里均平”,“每图若干顷亩，编为定制，办粮当差”。在均田的基础上，所有差役，一律按田起派，官绅大户概莫能外。“一惟论田起役，纤毫不许躲闪”，实行均役的地区已不再顾及优免制度，优免特权被否定了。常熟县采取的办法甚是具体，全县共490图，图分十甲，每甲均田337亩。所有差役之经费，“通计合邑田亩”均摊。
康熙十三年，江苏布政使慕天颜行均田均役之法：“苏松等属仿照均编……通计该州县田地总额与里甲之数，将田地均分，每图若干顷，编为定制办粮当差，田地既均，则赋役自平……请敕行嗣后推收编审，悉照均田均役，听民自相品搭，充足里甲之数，不许田多少役，则隐占、诡寄、包揽诸弊可以永清，实有益于人民矣。”
由于“业户之田散在各图，钱粮不能归户，花分弊生”,经过数十年均田均役，仍无法杜绝诡寄、花分等弊端。因而，富户之差徭仍然散派各户，劣衿蠹棍则与不肖官吏沆瀣一气，不仅多勒耗费，而且中饱贴银。可见“俾户无无田之役，田无不役之人”这一目标是难以达到的。
而且就全国范围而言：
国家正赋，田地与人丁并重，今天下州县有丁随田办者，亦有丁田分办者。丁随田办，则计亩分丁，赋均而民易为力，丁田分办，则家无寸土之贫民，亦与田连阡陌者一样照丁科派，未免苦乐不均。查新例五年一编审，核实增减，法非不善，但不肖官吏每以审丁为利薮，富民有钱使用，丁虽多而不增，穷民掯钱不遂，丁虽少而不减，弊有不可胜言者。
“丁随田办”，或曰“计亩分丁”“丁随地起”，其实即是摊丁入亩的不同表述。“昔杨炎并租庸调为两税，而丁口之庸钱并入焉；明嘉靖后行一条鞭，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丁随地起非权舆于今日”。从力役、庸发展而来的丁赋，或曰丁税、丁银是中国古代王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为确保“赋额不亏”，任何放弃丁税银额，皆是不被允许的。因而，废除丁银制度，唯有通过摊丁入亩的方式来进行。成化十五年（1479），王恕于苏州吴县所行徭役编银，是一种摊丁入亩的尝试，此后苏州所行徭役编佥，大多以此为底本。嘉靖十七年（1538）以后，苏州府所行徭役编银，丁银所占比重逐渐减少，甚至个别属县、个别年份丁银全部摊入田亩，计亩征收，但却不能成为定制。
清初“计丁征银”，其所掌握的人丁数，据以征收的丁银额，亦沿袭了明末旧册。清代前期编审的丁数，亦并非全部人丁，只是政府为维持一定的丁税收入，而必须保证的一定“丁额”。由于耕地面积的增加速度，远不及人口的增加速度，随着人口的增加，一条鞭法下的赋税负担不仅有不断加重之势，而且会造成新的不均。因而，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以编审人丁来征收丁银，越来越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颁布诏令：“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不足，故将见征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此之谓“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永不加赋的积极作用在于，不仅减除了民户对续生人丁的丁银负担，而且固定了丁银数目，为摊丁入亩提供了必备条件。“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额之后，滋生者，皆无赋之丁。凡旧时额，丁之开除既难，必本户新添可补，则转移除补易致不公，惟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保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穷免敲扑，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
此后，为使人丁与田地一一对应，又实施版图法。雍正三年（1725），太仓直隶州率先推行，翌年，行于苏州府各州县。版图法的特征是“以户归田，以田归丘，以丘归圩，以圩归图”,自此“按图征粮，里之名遂就湮，都之下不系以里，系以图圩”。版图法的实施，是因为人丁失去了徭役征发的意义。雍正五年，两江总督范时绎题请次年实行“摊丁入地”，苏州府以银或粮作为摊入标准。吴县每平米一石，摊征人丁银二分六厘四毫有奇；太仓州每石摊征人丁银四厘有奇。
江南数府，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钱粮积欠多达一千余万两。雍正五年，朝廷派遣户部侍郎彭维新赴江苏清查。彭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人配合下，只查拖欠，不管催征，“悉心查察，一一得实，俾官侵不混入吏蚀，吏蚀不混入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蚀”。雍正初年大规模清查积欠钱粮后，江南士绅才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加遵守法度，率先输纳。“迨我世宗宪皇帝整纲饬纪，一洗从前积习，绅衿皆知敛迹。非公不至，绝无坐大轿者矣”。
清代一条鞭法，将田赋、差役和丁银三项逐步合一，一切出于田赋。在全国性的摊丁入亩风起云涌之时，苏州府终于完成了完全的摊丁入亩，将差役、丁银完全摊入地亩征收。摊丁入亩的过程，是一条鞭法深化和完成的过程，亦是实物税变成货币税、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过程，意味着数千年来的力役之征，在国家法律层面的消亡。
（作者单位：楚雄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