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木行的发展及利弊关系

据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统计，民国初年清水江流域杉木每年以外销600万元计算，则锦屏等地木行、木栈全年佣金收入为18万元，一般年景也不下10万元。加上高利贷和向外省木商浮报开支及设赌抽头等收入，全年不下二三十万元，开行之富，可见一斑。与前述“牙口”相对应，“行用”则是针对外省水客的。《黔南利弊问答》说：“盖行户抽水商以作房租、劝盘、工人之费，于每百两毛价内抽银九钱，以四百万两毛价计之，每年抽行用三万六千余两。行户还要抽取纲银，谓作纲绅薪水、巡丁口粮、练军月饷、纳解贴课等费。”即所谓“纲银者，众银也。三江各设纲局一所，随活菩萨轮流抽银。其抽法有二：一于长木每百两毛价内抽山贩银三钱五分；一于卖短椿木桐每百实银抽山贩四两，二宗共抽银一万五千余两”。

《黔南利弊问答》还罗列了三江行户的抽扣等各项获利。其中，“扣称者，三江每百银兑帐必九八五过称，扣到搭称码银一两五钱；扣色者，三江九层（锃）银色作九六四申水，扣色银三两六钱。……若称色二项，昔则扣诸水商以补山贩，今则转扣山贩以补行户。揆其弊端，由三江兑帐专由行户，在水商既行补足称头、水色，而行户仍以九八五之称、九层水之银过付山贩”。也就是说，在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水客向木行交兑九成银色实银，木行在水客一方以“平九六四”进行“扣色”而补足银色，但是以九成银色实银兑付山贩，不补足银色，反而扣色，一百两九成色银要扣三两六钱。可见，木行“通吃”山客和水客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光绪十五年（1889）是三江行户经营的关键节点。如前所述，天柱所属之坌处等寨一直争取当江权利，不断请帖开行，历经数十载，屡被政府驳回不允。直到光绪十五年，坌处等寨乘清廷兴办团练机会，由举人吴鹤书出面，禀请天柱县令余骏年转详镇远知府余渭，请于坌处等地开设木行，“收费养练”。余渭转报到省，批准发牒给坌处、清浪和三门塘开设木行。对此，“内三江”行户立即采取措施，联络省内外木商以“在坌处开行实属不便”为词向政府具禀，并愿按年交纳税款。当时贵州巡抚潘尉、布政使史念祖批准其请求，饬令天柱县收回允许开行之牒，仍由内江开行独占专利。然而，“内三江”行户鉴于坌处等处争江，官司不断，如果不做适当让步，官司还会无止无休，乃与坌处等寨代表协商，议定省内外木商在内江交易，当运输木材出省前只能运到杨角渡（茅坪以下，清浪以上），交与坌处等地的运输工人接运到三门塘扎排，并同意坌处、清浪、三门塘开行歇客，接待“三帮”“五勷”以外的水客，行户以主家身份代水客进入内江收购杉木。至此，“三寨”之名乃有了内外之别，称坌处、清浪、三门塘为“外三江”。于是形成内外江并存的局面，终于开了自由贸易的口子。

宣统年间天柱坌处人佚名所撰《黔南利弊问答》对木行盈利情况算了一笔细账，同时专门点评了木行的利弊。作者是一位非常了解木行内部“规则”的人，应该是一位有文化的木商。坌处人一直对锦屏三寨当江抱有不满情绪，却以局外人的身份撰写这篇文章。文章可能会有夸大成分，但提供了有关木行与山客、水客的大量历史信息，其中提出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开头说：

客有自黔南来者，主人问曰：“客亦知夫两江之情形乎？亦知夫木行之利弊乎？”（黎平属之毛平、王寨、卦治为“三江”，在上流，故曰“两江木行”，相去三十余里）曰“知之”，何为而不言曰难也。夫木植之利过如土药（土药一百两仅值银二两，若木每百两码必值银一千四五百两不等），而行户之弊甲于苛政。溯两江之私充木行也，已历二百年余年矣。相沿已久，流弊滋多，痼习已深，剔除非易。然在昔日之客商尚未深受其困也。

这一段反映出三个问题：①木材利大，胜过鸦片；②三寨私充木行并无执照，木行积弊甚多，历年已久；③在光绪以前水客并未受其困，山客受害颇多。

迄黎平俞府（俞渭）任内，适天柱余（骏年）改私为公，请帖在江外之坌处开行（即同仁和木行），遂亦使王寨之王庆云依照坌处办理（请帖者只王庆云一人，而当行户三江不下五六百家。名虽公行，其实与私行无异），又虑两江口岸利不能专，乃每年认纳天柱公费银六两。遇坌处撤行歇业，让三江独当行户（坌处行户方开半月，时镇黎两府主在毛坪会合商定坌处撤行，三江每年照纳天柱练饷六百两。迄歇行后，竟被黎府饰词上禀，全数骗销），于是三江特揽利权，多方剥削。其所抽扣者，较昔加倍。盖客商之困不在无帖前，而在有帖后也。

这段文字透露了以下信息：①光绪时期提倡自由贸易，“外三江”开行，但“内三江”领取营业执照的仍寥寥无几，而诸姓行户总号只有一个牙牒，所谓“虽各帖只一部，而经营行户逐渐增多”，仍与私行无异；②开设天柱坌处行户后不久被政府撤行歇业，考虑天柱一方利益，“内三江”给予一定的补偿；③真实情况被黎平府篡改上报；④“内三江”仍然特权独揽，多方剥削，抽扣加倍；⑤对水客困扰在有执照之后，而不在此之前。

关于“坌处王庆云开行”，光绪《黎平府志》中说：“兹坌处又复请帖设行，总以三寨系属私抽为词。窃以职生等三寨地方，山多田少，地瘠民贫，沿河数千户苗民，全赖此木植资生。坌处地方亦有伊处自然木利，并不减于三寨，乃更欲一网全收，实属贪心不足，且山贩水客均不愿坌处开行。上年夏秋间，因坌处有设行之说，以致水客不上，山客不下，已属明验。若果如此，是不惟有碍三寨生计，直将断阻木路矣。职生等再四筹议，坌处既以三寨为私行，今职生等亦情愿公举殷实之户，照例请帖纳课，以免借口。查有王庆云家道殷实，可以充当行户，领帖纳课，议以三合德为牙行字号，其抽收行用仍照旧每两二分四厘五毫，不再稍有加增勒派。如此变通办理，既不致三寨贫民失所，而客商等亦均沾便宜，且他处亦无所借口，庶彼此可以相安，不再滋事矣。理合联名禀祈转禀各宪，赏准给帖纳课批示，立案实行。”这条资料印证了坌处开行的经过和地方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黔南利弊问答》接着说：

查三江无帖之时，山贩卖木每一百两毛价（毛价者，虚价也，张大之言也。每一两毛价折银三钱一分三厘，必三百一十九两五钱毛方折银一百两），水商兑出实银三拾一两三钱，山贩收银二十八两八钱五分，行户抽银二两四钱五分。请帖之后，水商兑则照旧规，而山贩收银减至二十六两，行户抽银五两三钱。除纳厘金九钱，加补厘金库平库色一钱，余银四两三钱统归行户，谓为“牙口”，行用纲银扣称扣色扣招经费等项费用，合检每年簿据，卖木共有六百万毛价之多，即生意减色，亦不下四百余万两，以四百万两照抽四两三钱，应得银三十七万余两，而山贩必卖毛价三百一十九两五钱方得银一百两，内除去以上所抽，共去一十七两零八分，只剩银八十二两九钱二分，又再开去行户伙食、雇工、买缆夫脚各色外，则所余之银不过七十余两。此山贩所以困于江内有帖后之加抽也。

这一段文字说的是山客的收入在行户取得营业执照之后降低了。《黔南利弊问答》又说：

若江外行户无有牙帖，专抽水商，而水商买木既于角百毛价内，开去江内行用银九钱，又于每百实银外重出江外行用三两六钱，则买一百实银之木合出行用银六两五钱三分，一买木而两行当。此水商所以困于两江行户之明，同也。江外抽水商约三十万两，合江内抽山贩十七万两，共抽银二十万两有奇，皆系行户陋规以糜费者也……

文中指出了下河木商“一买木而两行当”的问题，就是说水客一次买木要花两次“手续费”，这是因为“外三江”无营业执照经营，只从水商中抽取行用，但他们又必须到“内三江”来采办，还要算上“内三江”行用，对木商来说花费很高，这是行户陋规，所得费用也都被行户糜费掉了。接着《黔南利弊问答》又说：

问：“何为纲银？”……。谓作纲绅薪水、巡丁口粮、练军月饷、纳解帖课等费，不知三江共设守江船一只，巡丁四人，每年发口粮共垸百二十两。毛平缉捕练军十名，每年支月饷银二百四十两。至于帖课，所纳不多，即除去一切应用之费，亦必每年余万二千两，半归纲局花用，半归纲绅瓜分。所以，三江人视为利薮，争当纲绅。或谋夺不遂，抑郁而服毒毙命者有之（如卦治文千层之子毒毙是），或分赃不平因仇隙而酿成讼端者亦有之（如毛平龙春方被控是）。若无故之设筵演戏，有事之行贿公庭，是又三江之鄙习，亦即三江之能技也。现任万府深悉诸弊，委绅设局，于纲银内提抽四分作膏伙，并选三江子弟送入书院，翼望培植人才，以化蛮苗气习。殊被纲绅（文名正、龙秉震）纠集闲亡毁局殴差，并抄允提抽之王森林等八家，旋敛鑫上控万府，官长倘敢抗违，而民商之受其欺侮者无论矣。今年四月会匪縻集王寨，斗杀姓王名牛皋者，继此又连杀四命，而三江纲绅不惟通融，且代贿和苟，不与匪同情，何其纵容乃尔痞徒充斥劫夺之事？时常有之谓纲银皆之属也。谁曰不宜？

文中列举了纲银的用途，纲首们除去工作花费，所剩颇多，所以纲绅被视为肥缺，时人竞相争当，甚至出现官司和人命。纲首们闲来无事便请戏班唱戏、大摆筵席，有麻烦时便上下打点，贿赂公庭。当时的知府让纲绅设立纲局，但纲绅阳奉阴违，纠集闲杂人等毁局殴差，私行抽取本地商户银两，以致酿成官司。这些人连官府的命令都敢违抗，欺压平头百姓更不在话下，甚至一度土匪侵扰王寨，连杀多人，纲绅不仅为其通融，还行贿求和。这些都是纲银惹的祸，纲绅们借财大气粗有恃无恐。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黎平府正堂发布的“出示严禁事”中说：

为此，示仰三江行户上下河客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尔等买木需由上河山贩运至三江售卖，不得越江争买。至各山贩木植到江，所有售卖之价，务须报局纳课，不得短报数目。倘敢不遵，一经查出或告发，定即提案重惩不贷。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木行营业每年必按规定向政府交纳营业税。到民国时期明确规定由政府颁发“执照”后方能营业，按所得金额提取所得税。政府以木行票据为依据，向买卖木植者征收木植税。

木行作为木材交易的中介机构，它的形成及发展取决于木材贸易的状况。这表现在：一是木材贸易状况是由买卖双方决定的，因此木行的发展与交易双方密切联系，可以说买卖双方参与人数越多，双方力量越大，木行规模也就越大；二是清水江木业是外部刺激型的市场经济，当外部市场需要大量木材时清水江林木贸易形势就好，如果外部战乱、内部争江等原因，致使水路不通，木材卖不出去，木行的生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木行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中介可以降低木材交易费用。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欺骗、信誉和机会主义行为有关。比如由于人们注重避免风险，他们宁愿签订长期合约而不是短期合约。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又使长期合约条款更加具有不完全性，这必然增加交易成本，一些企业出现就是要减少这种交易成本，企业的商誉会降低交易成本。早期木材商人不敢深入苗地购买木材，因为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交易费用异常之高，但木行的出现降低了交易成本。在木行形成过程中无数的参与者的行为慢慢形成了一些规则，即以一种习惯或习俗的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这些规则没有用语言加以表达。它们就存在于交易活动中，参与者不自觉地遵守着这些规则，这些自发的规则规范了交易的秩序。清水江木行制度就是这些规则不断积累形成的。木行规则本身是一种有效的制度，要使这种有效的制度产生经济效益又离不开当地人的理性选择，在自发的高效制度与当地人理性选择的双重作用下，清水江木材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木行设立的基础或前提仍然是木材采运活动中最为核心的“三寨轮值当江”制度，这一制度确立后不久便引发了清代中后期邻县天柱坌处等“外三江”与“内三江”木商分享木材商业利润的旷日持久的争端。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以后内外江矛盾才有所缓和，其原因有二：其一是随着木业发展，行户们自行破坏江规，径直引下河木商进山购木，加上前述《黔南利弊问答》中指出的诸多问题，致使江规逐渐减效，慢慢地失去了原来对外江行户的约束性规定；其二是内江行户的牙行已逐渐转化为商人性质。行户在开行提取佣金的过程中，过去多将资金投入购置山林田地，而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商厚利也对行户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由于资金日益增多，不少行户就试着把一部分资金转向木材贸易，特别是转向销木于长江流域的长途贩运，以图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按旧规中禁止行户运往下河的规定，就成全了作为“五勷”之一的天柱商人。因为天柱商人虽无开行的权利，却拥有在下河进行木材交易的资格，所以天柱木商十分活跃。天柱木商在洪江、陬溪（今陬市）、汉阳、常州、南京等地均拥有木坞，三寨行户欲往下河做木材生意，由于一无木坞，二无交易资格，只好求助于天柱木商。得其同意后，冒用其名义，利用其木坞经营木业。由于三江行户得天柱木商之惠，后来天柱人开店接客，锦屏方面并无异议。所以至光绪十五年（1889）当坌处等再向省府请帖开行时，锦屏三江不予反对。旋经黎平、镇远二府委员至坌处面议，认为坌处开行对三江无害，不仅对木商有益，而且又能增加木税，乃批准坌处、清浪、三门塘设店开行。为避免冲突，也对内外三江的经营作了若干规定。除前面提到的“两湖木商”只能住在“外三江”通过主家购木外，永州等外江客商欲进内江买木，必须由外江的主家引进，内江行户不得与外江客商私自开盘议价，违者内江罚行户，外江罚客商；外江引客商进内江成交后，需交纳厘税、佣金等费用，方能放木至外江主家木坞成排；木商需酬劳主家，提取木价总额的3%作佣金；在内江购买木材，便于选择花色品种，按九二折码，外江木源缺乏，选材较差，且按九五折码。由于前者材优价廉，运至下河畅销而利高，后者材次价高，运至下河，质次而利低，故内江仍占利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