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使命，也是时代中人进行理论思考、实践践履以及革新创造的起点和主要任务。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并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怎样回应这一时代命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道德建设领域，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设和研究。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便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公民社会公德规范——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公民职业道德规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公民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这些不同层面的基本道德规范，既包含传统美德、革命道德的内容，又体现了时代精神与时代特色，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科学概括和高度凝练，也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层面的初步探索。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提出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底线和基本原则，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进一步探索。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也是我党在价值领域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基本内容。

此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迅速开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不断深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性。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立国价值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意义。自此，提炼和概括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直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和凝练，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基本内容。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强调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加强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织领导等，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原则要求和具体遵循。2015年4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联合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方案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当今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广泛进行探索实践，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紧密联系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结合各行各业特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日常化、具体化、生活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全社会的群体意识和共同行动。该方案对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步骤，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方案具体化系统化提出了明确要求。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该意见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强化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等方面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对此，宣传教育部门、学术界、理论界也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

在此基础上，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3]这一重大论断回应了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今后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强调了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发挥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凸显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明确了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突破口；“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强调了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优势，坚定文化自信。以上几点，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明确了立足点和着眼点，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是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遵循。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中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4]这次宪法修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是贯彻落实2016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具体举措，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这一举措把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价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思想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是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法律保障和法治遵循。

综观这些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演变，不难发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研究大致经历了从道德规范向理论体系，再从理论体系向观念形态，进而从观念形态向制度形态、实践形态转化的发展历程。目前，经过前期的理论研究、概括凝练、教育宣传、制度建构等全方位、多层面的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发展到了向落细落小落实的自觉实践、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转化的阶段。在这方面，如前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许多有效途径和新任务新要求，比如，主张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举措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观念形态向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转化。这些新任务新要求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要任务。

然而，实现一种价值观从观念形态向人们的情感认同、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转化，是一个极其复杂、漫长的推进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建构，旨在确立一种普遍性的思想形式或价值观念。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同时受个体意志、群体利益、价值观变迁、社会思潮等多种思想意识以及物质因素的影响，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核心价值观建设与人们的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一张力的化解，除了有赖于核心价值观自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共享性等能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的特性之外，更需要一个化解、融通不同价值形式并借以涵养核心价值的现实土壤。日常生活作为个体生存、再生产的基本基地，人类温暖、熟悉的自在家园，无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最好土壤。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虽然本质上属于非日常生活的国家层面的精神建构，但其内容无不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限于非日常生活领域的理论探讨和宣教引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回归日常生活，融入日常生活，才能将其价值立场、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贯彻、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现实，才能赢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和真心实践，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观念形态向人们的自觉行为转化，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才具有真切而实在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本书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问题，希望对此进行尝试性探索与研究。

除此之外，以日常生活为研究视域和思维框架分析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问题，还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看，日常生活比非日常生活具有先在的本体性意义。在由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构成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日常生活是非日常生活生成、建构的本原基础，非日常生活如“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5]。由此，日常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发源地，是无论处于何种领域、承担何种角色、从事何种活动的人都必须倚重的基本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非日常生活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觉建构，亦不例外，同样需要以日常生活为现实根基。

第二，从人类自身的生产看，无论是自在存在的个体还是自为存在的个体，日常生活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再生产的基地，不仅是个体生命延续、发展的基本寓所，而且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日常生活为人们提供了熟识、安全、“在家”的感觉，是人们从事一切日常或非日常活动的基础，自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最终归宿。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夙愿，肩负着“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使命和责任。这一使命和责任只有贯彻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观念形态向人们的日常意识和日常行为习惯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才能最终实现。

第三，从日常生活的基本图式看，日常生活具有自在性、重复性、实用性、模仿、类比、过分一般化等特性，这使其不仅具有抑制日常生活主体自觉性和创造性的倾向，而且具有侵蚀政治、经济、科学、艺术、主流意识形态等非日常生活领域的趋向。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优先建构具有统帅、引领作用的核心价值理念，那么，日常生活便会被传统、习惯、习俗、偏见、人情血缘等因素侵占和主导，甚至会被消极、落后、错误、腐朽的思想意识所影响和侵蚀。因此，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从非日常生活走向日常生活，一方面对日常生活加以纠偏和引领，另一方面为非日常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

二 研究意义

经由以上分析，日常生活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本原基础和逻辑旨归，而且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要想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日用常行，就必须把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原到日常生活中去。基于此，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日常生活为思维框架，分析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问题，对于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方面，以日常生活为研究视域，分析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化育之道，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而言，是一种区别于已有研究视角的独特尝试：其一，以日常生活为思维框架，在系统梳理中、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思想，概括、提炼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研究的理论视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二，以日常生活为思维框架，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向日常生活转化，实际上是对人民主体性的凸显和强调。日常生活作为“人”最直接、最普遍的存在方式，是人民主体性得以彰显的直接领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向日常生活转化，体现了“大众化”的立场与方法，对于凸显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主体性地位，进而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与自觉践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三，通过对日常生活基本结构和一般图式的分析探讨，从中揭示日常生活中价值观生成的一般机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进而向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转化谋求新的切入点，开辟新的研究方法和实践路径，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另一方面，面对新时代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各国价值观较量日益激烈的新态势，以日常生活为研究视域和思维框架，“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向世界，对于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面对新时代国内思想意识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现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对于汇聚社会正能量、提振人民的精气神，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面对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任务新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法治化、行动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意识的能力，对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增强全体人民的“四信”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 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现状

1.国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现状

第一阶段，十八大以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以来，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得到了国家和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设立了很多专项研究课题。这些课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韩震教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中，从时代背景、形成发展、理论根据、结构体系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侯惠勤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梅荣政、杨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思潮评析》中，对当代社会思潮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引领当代社会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陈新汉、邱仁富在《警惕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主体性——关于克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的思考》中，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与建设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研究成果甚为丰硕，在此无法一一列举。除此之外，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的学者们还发表了许多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著作和文章。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展开。

其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容进行多视角解读。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潘维、玛雅等著《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谭培文、肖祥著《从底线伦理到终极关怀：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研究》，何锡蓉、曹泳鑫著《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与价值观研究》，陈新汉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论研究》等，这些著作围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现状、价值观的变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主要特征、价值和意义等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内容的解读，近年来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主要有：秋石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6]我国社会学知名学者郑杭生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为在中国建设和谐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并认为要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搞清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7]中国社科院李慎明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性质和方向。[8]陈新汉从价值哲学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体现社会转型中价值观念变化的基本特点，通过社会评价活动的“有机”和“无机”形式及其相互作用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内化为国民信仰。[9]吴潜涛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激励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维系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10]总体上看，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信仰、意识形态、价值哲学等不同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进行了多层面的解读，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本质规定的认识，为深刻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内容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探讨。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陈延斌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结构：横向结构由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构成，纵向结构由基础层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高等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应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扬弃并超越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11]韩振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四个方面内容既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有机统一的科学体系。[12]田芝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之间具有逻辑一贯性，从顶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到底层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可推导性并排除逻辑矛盾。[13]吴潜涛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居于最高层面，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14]总体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既各有其特有的涵义和实践要求，又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其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进行延伸性探究。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方章东、侯惠勤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整合多元文化，引领社会思潮，在社会各层面产生“共振”的效应。[15]苏振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适应时代潮流，占领网络文化阵地的制高点，引领网络文化建设。[16]陈桂蓉通过对福建省城市贫困群体的实际调查，认为应该从加快改善民生、继续从严治党和把握舆论导向等方面入手，能进一步增强低收入群体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钱广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12期），佘双好、田贵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1期）等都强调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总体上看，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功能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等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其他领域的其他功能分析论证不足。

其四，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有：门忠民、杨新庚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种思路进行了总结和评析，他们认为：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路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思想教育思路、利益驱动思路、制度设计思路、创新模式思路。他们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走发展心智之路，以传统或习惯服人、以信仰服人、以事实服人、以道理服人，使民众相信，进而践行它。[17]李慎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广大民众具有率先垂范的作用。[18]李崇富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键和核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王东虓、张宜海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通过强化知行统一，确立公民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奠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思想基础。[19]胡凯、夏继春等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建设思路，并探讨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的内容与方法、完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及优化客观环境以促进心理和谐的途径等问题。[20]从宏观上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分析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思路、制度设计思路、创新模式思路等方面，研究成果多停留于口号式的理念或者形式化的实践途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建设思路十分少见，这说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的探索还有待深入。

其五，对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在这方面，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存在一定分歧。如侯惠勤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田心铭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21]；焦国成提出以“人本”“公忠”“和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还有学者把“发展”“富裕”“民主”“文明”“公平”“正义”“友爱”“互助”“安定”“和谐”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研究。[22]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包括五个方面：（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是有生命力的，即活生生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2）它应该是大众性的，核心价值必须是普通民众人人奉行的，而且通常是不知不觉地奉行，即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3）它是日常性的，核心价值必须是普通民众时时奉行的；（4）具有崇高性，核心价值必须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5）具有社会主义性质。[23]梅荣政认为，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包括“坚持科学理论，凝聚共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明辨荣辱是非，崇尚集体主义，服务人民群众”等内容；李德顺认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坚持“五宜五不宜”：主体宜显不宜隐、层次宜高不宜低、内容宜实不宜虚、形式宜简不宜繁、用语宜熟不宜生等原则。[24]总体上看，由学者们的分歧可见该问题的难度，所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没有形成统一的被普遍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览上述研究，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专家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一，在理论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存在一定的模糊认知，有的学者将二者直接等同，对此问题有待进一步明晰和厘清。其二，从研究视角看，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理论解释层面，对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实际成效不大。其三，已有研究涉及的领域多集中在非日常生活层面，联系日常生活实际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研究不多。其四，在制度层面，对国家如何掌控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影响，对国家、政府如何采取强有力的法规、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教育和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研究不足。其五，对于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懂、易记、易接受的普及教育之相关研究尚显不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按照知、情、意、信、行规律，从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认知转化为内心认同，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自觉行为的内在机制研究不足。这些问题有待以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第二阶段，十八大以来至十九大召开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高度概括和凝练，即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倡导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基本内容。此后，党中央又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和行动方案，具体包括：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5年4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也专门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原则和意见。这些文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总体部署，制定了具体的建设原则与行动方案。在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对此，宣传教育部门、学术界理论界也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显著提高。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

其一，内涵解读。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郭广银、杨明等主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该丛书对12个核心价值观念的基本内涵、理论渊源等进行了深度挖掘和全景解读；杨耕、吴向东等主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与方法》（上中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思潮的关系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此外，还有各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绘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读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少年读本》等通俗化的读物纷纷面世，这些著作和读本为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提供了理论支撑。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主要有：刘云山在《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文中，重点分析了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及其把握的原则与侧重点。[25]刘奇葆在《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从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原则等不同角度对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深刻解读。[26]梅荣政、郑永廷、黄蓉生等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与特色进行了挖掘与阐释，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凸显其社会主义属性这一根本性质以及民族性、时代性、先进性等具体性质。[27]总体上看，当前学界主要围绕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本质属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与解读，为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提供了学理依据。

其二，价值意义，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学术界、理论界基本上是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展开。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28]总书记这几段话从我国历史、基本国情等方面论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建设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此外，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还指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29]这一论述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地位。围绕上述几点，学术界、理论界展开了深入解读和研究。刘奇葆在《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从适应国内国际大局深刻变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境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等方面深刻论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必要。吉林大学陈秉公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需要，是应对西方价值观冲击和挑战的需要。[30]清华大学吴潜涛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基础，有助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31]此外，学者们还从和谐社会、中国梦、民族凝聚力、党的建设、人类文明等不同角度论述了转型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人们自觉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三，基本原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容易误入歧途，失去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32]这一论述实际上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了三个基本原则：第一，“知道自己是谁”，即明确核心价值观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什么其他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所以，要确保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二，“知道从哪里来”，即明确核心价值观的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33]；“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34]；“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35]。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其如此，方能展现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及其独特魅力。第三，“要到哪里去”，即明确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36]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7]这一方面说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中国当下的实际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又内含了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只有交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汲取丰富营养，才能源远流长，不断发展壮大。围绕以上原则，学者们展开一系列研究和讨论，主要观点有：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分类展开；坚持改进创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打通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等。这些原则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引。

其四，重点群体。归根结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落实到主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抓关键、抓重点的方法。首先是少年儿童。2014年5月，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上强调：“任何一个思想观念，要在全社会树立起来并长期发挥作用，就要从少年儿童抓起”[38]；“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让少年儿童成长得更好”[39]；“少年儿童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应该同成年人不一样，要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和特点。我看，主要是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40]。上述论述说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做好了这一点，就等于打好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其次是广大青年，尤其是青年大学生。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对广大青年提出明确要求：“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41]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再次是广大党员干部。在我国，广大党员是人民的先锋队，党政干部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自然应该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抓好了党政干部这个表率，就等于抓住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42]并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43]广大党员干部应该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最后是先进模范。先进模范是现实生活最鲜活的展示和最生动的教材，最容易成为人们学习效仿的典范。抓好了先进模范的带动作用，就等于抓住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标杆。所以，总书记强调，要“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44]；“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用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不断为中国精神注入新能量，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45]。广大先进模范要身体力行、传播社会正能量，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言人。综合以上几点，总书记主要从青少年、青年大学生、党员干部、先进模范等几个关键群体出发，强调了这几个主要群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与要求。在这方面，学术界、理论界也主要围绕以上几点展开，要求具体群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此不再赘述。

其五，方法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体系转化为观念形态历经多年培育和发展，而今要从观念形态向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转化，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与实践，其中必然离不开行之有效的方法举措，让核心价值观先落地，再入脑入心。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学术界、理论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教育引导占首位。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家风家教的重要性：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均对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提出了要求，将家风建设提到制度高度；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盛赞代表们的事迹“温暖了人心，诠释了文明，传播了正能量，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46]2014年5月，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长要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样，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要善于从点滴小事中教会孩子欣赏真善美、远离假恶丑。要注意观察孩子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变化，随时做好教育引导工作。”[47]重视家风家教对核心价值观的涵育作用，是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一个突出亮点。其次是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在这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方法和建议：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构建融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于一体的新型多位一体育人平台[48]；李建华提出“分层施教”，根据不同特点探寻不同方法[49]；陆树程、杨倩提出了理性认同、情感认同、利益调节、自律转化、榜样示范等多种认同机制[50]。总体上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的总体规划中，贯穿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形成家、校、社综合教育网络，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合力作用，在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二，宣传舆论要抓好。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51]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所以，必须抓好舆论宣传阵地，引导好舆论风向，这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条件。对此，学界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一是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传播的主渠道作用。比如王慧在《我国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建设研究》一书中，通过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的方式，对我国主流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建设，从内容、方式、效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二是系统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传播阵地。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郑洁的《网络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该书立足网络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分析探讨了网络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具体方式、有效机制和加强网络媒体建设和管理的途径等问题。三是充分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在这方面，《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读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等一系列文本，集思想性、通俗性、艺术性于一体，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第三，实践养成是关键。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搭建起沟通思想与行为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5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地、落细、落小、落实，必须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实践，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去感知它、领悟它、认同它、践行它。因此，非常有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以具体实践的方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辛世俊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生活》一文中指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活，就要全面理解生活，把握人民群众对价值观的需求与期待；就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就要在生活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强化价值观的影响，不仅注重人生不同阶段的价值观教育的特殊性，而且要认识到价值观教育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将价值观教育与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群众越有获得感，价值观教育就越有成效。”[53]吴静、颜吾佴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一文中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须把握好如下三个原则：第一，通俗性原则；第二，普及性原则；第三，长效性原则。”[54]总体上看，在这方面，已有研究成果理论分析居多，具体可行的实践操作方案和实践活动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四，制度建设是保障。制度总是由人制定的，而制度的制定也总是为了引导人或规范人。人又总是价值的负载者。所以，制度与价值总是不可分割的。制度总是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价值的实现也总是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同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离不开制度的设置及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55]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从制度的制定、运行、管理等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对此，相关研究有待深化。

综合上述内容，十八大以来至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列重要论述，以及学术界、理论界围绕这些讲话展开的一系列研究，从理论内涵、价值意义、基本原则、践行路径、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方面，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构建了一个多层面、立体化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识图谱，为下一阶段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提供了经验和指导。

第三阶段，十九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主要有两处，一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提到，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来看待，并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56]。二是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提到，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57]这些论述为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重要遵循。

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必须在各民族中大力培育和践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58]“两会”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被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十九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论述、新举措引起学术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吴潜涛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一新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经验，集结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实质的新概括，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9]戴木才指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主要任务”[60]。王学俭认为，“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客观事实与宏观环境。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明确立足点、突出着眼点、强化聚焦点、找准关键点、紧抓推进点和发挥优势点六个层面进行分析和把握”[61]。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主要是从学习十九大精神出发，对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论断进行了分析与解读，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总体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和新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要求，这些构成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指针，为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遵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2.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现状

第一阶段，十八大以前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十八大以前，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中国价值观的直接研究成果较少，但其关于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等价值论或价值哲学的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美国学者罗克奇把价值观分为“终极性价值观”与“工具性价值观”，并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排序，设计了“价值观调查量表”，为人们进行价值观调查提供了重要依据。美国另一学者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一书中对20世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进行了总结，提炼出大致20种对西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价值观。还有学者如Parsons、斯普朗格、斯沃茨等对价值观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类，并提出或制作了新的价值测量表，这些研究成果为人们测查或研究价值观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或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研究不多。从目前的检索看，这一阶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ocialist core values）直接一致的国外研究还甚为有限。通过Google、Yahoo英文搜索引擎，Elsevier英文期刊数据库等检索平台，以socialist core values为题，仅搜索到一篇中国学者介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文章 Build up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62]。除此之外，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主要渗透在中国模式、社会主义价值观评价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体内容的评价等相关领域当中。我国学者陈力祥提出，要了解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现状，“一方面可以通过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评价、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评判视角去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三个层面的内容去把握，即通过外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的把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关键词去掌握国外学术界对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和把握”。[63]这的确不失为一个了解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状况的好办法。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国外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和探讨延伸到对“中国模式”背后所内含的中国价值及其核心价值理念的探索。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价值观层面上主要是“中国并没有充当一个布道者的角色，并没有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正是这种自身的‘不作为’反而使其具有了吸引力，其承载了自身独特意识形态的发展模式正在被很多国家学习和效仿”；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义与儒家开明官僚的独特结合”。[64]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已远远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而夹杂了更多的意识形态性和道德偏见，“总体上看，在这场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的关注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65]。英国《金融时报》有文章指出，“中国的成功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对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66]。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里金钠·艾布拉米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总结，认为无论中国模式是否适合其他国家，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等核心价值理念指导下的中国模式的成功都是对“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以及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等传统理论的颠覆。[67]总体上看，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和评价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虽然一直是褒贬不一，但从发展趋势看，已逐渐从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内涵特征等表面问题向其所包含和负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方面延伸，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向国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契机。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评价。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在国际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一直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直不遗余力地宣扬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普世性和合法性，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最文明的社会制度，是历史的最终形态，以此来整合、终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外一直持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也认为是学习、实践西方普世价值的结果；对中国的宣传一直以负面报道为主；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评价。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也日趋客观和科学。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就不赞成传统意义上因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而否认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后社会主义”，是一种既借鉴资本主义经验又能克服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社会主义。[68]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指出：“中国并非像西方很多人感觉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专制政权，并且近几十年没有发生变化。其实，中国正在迈向一个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69]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相对客观的评价正在逐步改变着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知，这为西方国家了解、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其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评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意蕴。在这方面，国外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相对较多。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国传统儒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有益于现代社会的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曾强调，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70]国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佛教与道教文化中的戒律思想代表着人类行为的道德合法性，是人类行为的指南。此外，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中国在抗震救灾、奥运精神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也得到西方众多媒体的盛赞。“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题为《四川地震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再现》的文章，文章指出：感动世界的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西班牙《世界报》也曾发表题为《一个摧不垮的民族》的文章，称赞中国拥有举国动员的能力、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强大的团结互助的精神，并说这种精神将使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坚不可摧。”[71]国外学术界和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肯定，对于我们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具有积极价值。

除此之外，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了对国外核心价值观建设与认同的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国外对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思考和实践。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国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直接研究不多，而且它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总体评价在某些方面也有失偏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其他研究领域也有许多肯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方面。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广和传播，以期增进国际认同，既存在机遇，也存在一定挑战。

第二阶段，十八大以来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引起国内热议，也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对此，在国内学者的一些国际调查中可以管窥一二。于丹教授主持发布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2015）》研究报告中说：“通过全球在线调研机构Survey Sampling Interna-tional（SSI），调查了十个国家的青年群体对中国文化认知的现状、意愿和渠道，结果发现，从调查对象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程度来看，中国文化符号的接受度和熟悉度越来越被外国人认可；对于英法美这些发达国家来讲，浅表层次的旅游已经不能满足它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需求了，它们对中国的文化产品、文化哲学认知意愿很强，愿意从更抽象、更深刻、门槛更高的文化内容着手认识中国。”[72]另外，根据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的大型民调项目《中美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报告（2016）》，美国公众近年来在“世界大国观念、欧洲观念、亚太和邻国观念、国际关系观念”等方面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价值观念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73]以上调查报告从侧面反映了国外公众对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的认知状况越来越好，认知需求日益增强。

这一阶段，海外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非常关注。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传统渊源的关注；二是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论战的关注；三是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关系的关注，这几点在祝大勇的博士论文《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与《核心价值观成为海外学者观察中国的新视角》等成果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74]总体上看，十八大以来，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不断增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文化符号、文化作品的传播与认知等方面，国外学者们的研究从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自身的参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至此，统观国内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研究状况，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甚为丰硕，其中不乏行之有效的真知灼见。总体看来，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为概括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二个阶段的研究，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形态向观念形态的转化，并从教育引导、舆论宣传、制度建构、文化熏陶等方面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观念形态向现实形态转化提供了重要借鉴。然而，在所有这些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培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宣传教育、制度设计、文化熏陶等方面，其研究视角多集中在非日常生活领域，联系日常生活实际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在实践探索上，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贯穿社会生活全过程”，但在具体的实践养成机制上，尤其是日常生活实践的常态化运行等方面，面向日常生活的、适用于人们日用常行的培育和践行方法的研究相对不足。说到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关键看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契合程度。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核心价值观向人们日用常行的转化，必须让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相结合，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相沟通，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过程相衔接，化无形的核心价值观念于有形的生活实践之中，借“有形”来育“无形”，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观念形态向人们的日常意识和日常行为转化。

（二）国内外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现状

1.国外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现状

从国外看，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研究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西方学者对日常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发现其原初意义”到“确立其本体论地位”再到“彰显其意义和价值”的过程。首先，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原初意义，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75]，由此导致欧洲的科学危机。为消除这种危机，他提出了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解决方法，要求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世界，并从中汲取营养。与胡塞尔把日常生活作为意义和价值的来源不同，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公众意见、卸除存在之责与迎合”等日常共处同在的状态解释为日常生活或日常共在，并通过对此在与日常共在的深刻剖析，揭示了现代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存在与时间》）。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相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日常生活批判之父、法国哲学家列菲伏尔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他看来，“只有在发生革命危机的时候，经济、政治问题才显得重要，除了这些时刻，日常生活就是第一位的问题”[76]。由此，日常生活的本体论地位开始彰显。在此基础上，面对被“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包围的日常生活世界，晚年的卢卡奇开始了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找寻出路的探索。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将更多的关注放在对日常生活的本体论考察上。他指出：“如果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最简单的事实当中去寻找对社会存在进行本体论考察的第一出发点，那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考察。”[77]在卢卡奇的研究中，日常生活的本体论地位逐渐确立。卢卡奇之后，他的继承者们对日常生活的结构和特征、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进一步探索。捷克哲学家科西克在《具体辩证法》中把日常生活看作“伪具体性的世界”，即“充塞着人类生活平日环境和惯常氛围的现象集合，构成伪具体的世界。这些现象以其规则性、直接性和自发性渗透到行动着的个人的意识中，并获得了自主性和自然性的外表”[78]。在科西克看来，未显露本质的现象、人的拜物教实践、日常观念活动、异化的客体等都是伪具体性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建基于自在的功利主义实践和重复性思维基础上的日常生活最能体现伪具体性世界的自在性本质。在这里，科西克实际上揭示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自在性本质特征。在科西克日常生活理论基础上，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勒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79]，并详细阐述了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和基本图式，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自在的、未分化的、类自然的领域，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严重压抑着主体个性的发展，因此，要使日常生活向人道化方向发展，就必须扬弃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质，使日常生活世界由“自在存在”变为“自为存在”和“为我们存在”，使日常生活主体由传统走向现代。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在现象学上把日常生活看作前科学的、可经验的意义和价值的源泉，如胡塞尔；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对现实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进行了深刻揭示和批判，如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和卢卡奇；三是把日常生活看作一个自在的、未分化的、类自然的领域，并对这一自在领域的一般图式、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深刻剖析和揭示，如科西克和赫勒。西方学者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研究为我国学者展开日常生活讨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2.国内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现状

在国内，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哲学领域。在社会学领域内，研究成果主要有：吴亮、高云等主编的《日常中国——5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日常中国——6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日常中国——8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日常中国——90年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等系列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该丛书从现象学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间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翔实的调查与分析，详细描写了50年来我国人民衣、食、住、用、行等日常生活的历史变迁。此外，还有费勇著《先兆：中国人日常生活趋势》，从文化学视角对我国日常生活变迁中的一些新兴现象进行了描写和分析，等等。这些著作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学考察为我们了解日常生活提供了感性的、直观的认知。然而，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描述层面，日常生活不仅仅是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还是一个严格的理性研究和学术探讨课题，需要对其进行哲学的理性观照和价值评判。

在我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只是散见于一些哲学史料的介绍中，如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中关于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介绍。后来，随着对西方学者日常生活理论的翻译和评价的增多，国内哲学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研究逐渐增多，如刘怀玉在《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一书中对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进行了文本学解读；吴宁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对列菲伏尔的异化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国家理论、美学理论、现代性理论和空间理论进行了专题研究；赵司空在《中介与日常生活批判》中，对卢卡奇的文化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等等。在国内众多研究者中，黑龙江大学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先河。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等著作，从日常生活的内涵、图式、历史演进，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结构等诸多方面，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图景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批判；《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一书，对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概念与类型、结构与运行、历史演进、价值及其困境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中，王国有对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的概念、形成基础、结构与特性、运行机制和历史演进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杨威在《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中，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角度对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社会历史演进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哲学批判；李小娟在《走向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中，详细记录了世纪之交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形成轨迹。从以上研究成果看，国内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学者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翻译、研究和评价，并从中汲取有益于中国日常生活改造与重建的积极成分；二是初步形成、构建了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开拓了文化哲学研究的新领地。

综上所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表明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已是20世纪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争事实和发展趋向之一。然而，就我国当前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境遇和文化背景而言，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其一，对现阶段我国日常生活的定性与分析。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过程中，社会转型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转型，这使得我国现阶段的日常生活世界兼具传统日常生活与现代日常生活的复杂特质。转型期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双重性等特性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因此，迫切需要对现阶段我国日常生活的基本特质和活动图式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以准确把握现阶段我国日常生活的演变机理。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鲜有人涉及。如前所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针对的是发达工业社会中现代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主要是围绕以重复性、人情性、血缘性为特质的传统日常生活而展开，基于此，迫切需要对当前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我国日常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有待系统研究和深入挖掘。长期以来，受传统教科书体系和研究视角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多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争取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科学理论”等宏大叙事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日常生活等微观视域的研究相对不足，以致人们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缺乏日常生活向度或日常生活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野的误读，从而阻滞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的关注和研究。而仔细研读文本不难发现，以宏大叙事为表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形成无不是建立在对个体及其日常生活等微观活动的研究基础上。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尤其是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深刻洞察和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资本异化和剩余价值的生成，从而有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的产生；再如，马克思通过对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历史考察和辩证分析，最终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等等。对此，学界相对关注不够，研究不足。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仅有个别学者有所涉猎。在杨楹等著的《马克思生活哲学引论》中，有一节谈到了马克思哲学的日常生活向度问题；学者王福民在《历史唯物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论日常生活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哲学的日常生活维度及其当代价值》等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和探究。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其实蕴含了丰厚的日常生活意蕴，对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研究。

（三）国内外化育思想研究现状

1.国内关于“化育”的研究

化育，是中国古代传统育人、化民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专有名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化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化生长育的意思。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庸》中，《礼记·中庸》有以下几处记载：其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80]。其中的“化育”即化生和养育之意，意思是说，只有天下极端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养育生命；能帮助天地养育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其二，“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81]意思是，只有对天下的百姓真诚，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崇高典范，才能树立天下的根本法则，掌握天地化育万物的深刻道理，这需要什么依靠呢！其三，“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82]。意指孔子遵循尧、舜的传统，模仿文王、武王。上遵从天时变化，下符合地理位置，好像天地没有什么不能负载，没有什么不能覆盖的，又好像四季的更替运行，日月交替光明，万物同时生长发育互不伤害，天地的道同时运行而互不违背。小德如江河流行，大德敦厚化育，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为大的原因。其四，“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83]。意在强调，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处理社会关系，都要适中，这是天地万物的生长发育之道啊。以上几点系统论述了《礼记·中庸》的“参赞化育”思想，这一思想被后世广为传承，如宋代苏轼曾曰：“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84]清朝郑燮也主张：“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缊而出。”[85]等等。皆是强调人要合理地与自然相处，尊重自然万物的化生发育之道。

化育的另一内涵是教化培育之意。中国历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化民”思想与“化民”实践，因此，积累了一定的化育理论和化育经验。《礼记》中记载：“发虑宪，求善良，足以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不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86]意思是说，执政者在发布法律命令的时候，如果能够认真研究思考，发布实施，同时，广求品德高尚、有悲悯忧思的人来辅佐自己，那么，是可以产生一定影响的；但是，不足以激发全体民众的向善愿望。执政者如果能够亲近贤德的君子，关爱贫贱出身的寒士，那么，就足够激发起全体民众的向善愿望；但是，仍然不足以教育好全体民众。执政者如果想让全体民众都能接受教育并且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那么，就只有走兴办学校、施行全民教育这条路了。北宋曾巩也有言：“夫心无蔽，故施之于己则身治而家齐，推之于人则官修而政举，其流及远，则化民成俗，常必繇之。”[87]曾国藩也曾留书：“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礼乐并重。”[88]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明确倡导：“切实讲求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陈毅有诗：“我只望你的遗风长存，化育无数后继之英材。”[89]上述言论说明，我国先人们非常重视“化民”思想与实践，主张通过化民成俗的生活实践来教化、涵养民众，以达到维护现有社会秩序或培育新的精神秩序的目的。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已不常用“化育”这一范畴，而是用“教化”“培育”等概念来代替，但如果细究下来，二者还是有细微区别的。化育，“既包括具有特定主观目标的‘教化’和‘培育’的含义，又有自然生成、缓慢演进、不知不觉变化、氤氲化生的含义”[90]。后者是“教化”“培育”等概念无法涵盖的。本书用“化育”而不是“培育”来特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成，也恰恰意在于此。

2.国外关于化育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化育”思想，实际强调了一个动态的历史生成过程。国外虽然没有直接的化育思想表达，但同样重视“过程”研究。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就有过对“过程论”思想的朴素表达。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无物常在，一切皆流”“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等——这些流传至今的名言清楚地表达了世界万物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朴素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非常重视对“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曾批判过那种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思维和习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91]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的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唯物史观主张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生成过程；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了，过程思维的实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

在国外，真正把“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是现代西方的一个哲学流派，即过程哲学。过程哲学是一种主张世界即是过程，以机体概念取代物质概念的哲学学说，其创始人是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A.N.怀特海。怀特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各种事件的综合统一体构成机体，从原子到星云、从社会到人都是处于不同等级的机体。机体有自己的个性、结构、自我创造能力，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因而，过程就是机体各个因子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活动，它表现为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机体，因而整个世界就表现为一种活动的过程。作为一种崭新的方法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在于“以动力学过程描述代替了那种形态学描述”[92]。这一系统论的过程分析与现象学的具体描述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化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了把事物的生成看作一个动态的发生发展过程来进行剖析的系统思维。以此为切入点，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来推进，这一思维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化育思想无疑是不谋而合的，都为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化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四 研究思路

目标决定思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93]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要目的，即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进而为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助力，为人民生活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指引。这一目的直接决定着本书研究的目标和思路，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化育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

为此，在理论上，需要深入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基础、实质及条件等基本问题，系统梳理、挖掘马克思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中西方日常生活批判思想，深刻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本源于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回归日常生活、融入日常生活，实现全社会的自觉、普遍认同进行理论确证；在实践上，以日常生活为思维框架，研究借鉴中国古代和国外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日常生活相融通或背离的经验和教训，在深刻洞悉日常生活内在结构和一般图式的基础上，探索、创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条件和机制。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书的主要研究思路是：

第一，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缘由。首先，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性、真理性及其与人的内在需求的价值契合性的价值论分析，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育的逻辑前提。其次，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育的探究，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同于一般的价值认同，其实质是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认同的权威模式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理想状况是由理论形态向大众日常意识和行为实践转化。最后，通过日常生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差异性的凸显，说明实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向日常生活转化，日常生活是研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育的重要视域和基础场域。

第二，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寻求理论支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以及中、西方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的梳理和挖掘，一方面，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向日常生活转化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对上述理论的梳理、研究，从中揭示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及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本体论意义。

第三，在实践上，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提供实践借鉴。通过对我国古代传统核心价值观培育以及美国、新加坡、苏联等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比较分析，从中揭示出古今中外大凡成功的核心价值观建设都非常重视核心价值在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转化，而失败的核心价值观建设也与其对日常生活的遮蔽和忽视密切相关。以往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四，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消费符号化的辩证分析，探究上述现象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确立现实依据。

第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的分析为前提和依据，研究探讨面向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现条件：提升主体文化自觉，以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满足人的内在需求为价值支撑，以符合人们日常认知特点的大众话语体系的创制为基本条件，尽量缩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间距；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社会条件的创设、化民成俗的生活实践为基本保障，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提供必要支撑。

第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育是一项长期性、持久性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自然生成，因此，要使上述条件有机整合、协调运转，离不开机制的有效运作。利益激励机制、态势激发机制、传媒引导机制、常识转化机制、制度保障机制等诸机制的协同运转、有机配合是面向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机制保障。

五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主要研究内容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党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和重大战略任务。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已取得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深入人心，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形态向观念形态的转化。然而，要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让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的日用常行”，还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观念形态向制度形态、日常形态转化。这一转化能否实现，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顺利实现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对接和融渗，能否被人民大众真心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入日常生活，并成为广大民众人人奉行、时时奉行但其自身并不自知的日用常行，才能称得上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实现作为“兴国之魂”的立国价值。基于此，本书以日常生活为研究视域和思维框架，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缘由、理论支撑、实践基础、现实课题、实现条件及运行机制的多维分析，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尝试性探究。

其一，分析探讨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缘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合法性基础源于人民群众的根本认同，而人民群众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看其是否符合人的内在需求及其价值许诺能否及时有效兑现，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宣教层面，而是必须向人们的日常生活转化。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根植于日常生活，但毕竟不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或大众意识，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觉建构的必然，这使其不可避免地与日常生活存在一定间距，这一间距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基于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观念形态向日常生活实践转化。

其二，系统梳理、概括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向日常生活转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还是中、西方不同境遇中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都强调和凸显了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和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理支撑；在实践上，通过对不同国家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比较分析，说明核心价值观培育与其在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转化密切相关，由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借鉴。

其三，分析探究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面临的现实课题。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文明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迁。在此过程中，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消费符号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重大影响，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

其四，在理论研究、经验借鉴、现实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实现条件和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尚未真实展现之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创设各种条件以促使其实现的过程。其中，提升人的文化自觉，缩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间距，创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社会条件，大力开展化民易俗的生活实践，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必要条件。而如何将这些条件有机整合起来使之协调运转，则离不开机制的有效运行。利益激励机制、态势激发机制、传媒引导机制、常识转化机制、制度保障机制等化育机制的协同运作、有机配合是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重要制度保障。

（二）研究方法

宏观上讲，本书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整体与系统方法、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进行深入研究。具体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点。

其一，文献资料研究与社会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同时结合大量的实证研究，把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有机结合起来，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状况、日常生活的历史变迁及转型期日常生活的复杂变化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梳理和现象学研究。

其二，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统一的方法。恩格斯曾指出，在理论思维中，“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94]。说明逻辑的方法不过是历史的反映，进行理论研究应该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本书通过对古今中外几种不同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从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抽象出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借鉴。

其三，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等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变化的宏观把握和日常生活层面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观念等具体领域的微观考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时代课题进行系统分析和具体探究，从而使研究更加全面，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四，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研究涉及个体与社会、国内与国外、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因此，需要坚持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