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论语》中的德行_中国经学史·周代卷：孔子、《六经》与师承问题-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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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论语》中的德行

《论语》第一篇标题“学而”源于正文首句的头两个字：“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子曰”是程式化的导入语，在它之后才是全书的开场白。在第二篇，孔子就这纲领性的一句自行作了阐释：“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邢昺（932～1010）明确采用《论语》2.11注释《论语》1.1；参阅《论语注疏》，第2卷，第4页左。第一篇的主题蕴含在开场白中也许只是凑巧，关于《论语》各篇的篇目，以及以首句名篇的篇目列表，参阅胡止归《论语篇章组织考征》，见于钱穆等人编《论孟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1981），第83～139页。然而按照邢（932～1010）的观点，第一篇如是安排乃有意为之：因为它包含了人行止的所有重要方面，将其放在诸篇之首是为了“言人必须学”。《论语注疏》第1卷，第1页右。邢昺此处引述了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第24卷第1页右：“以学为首者明人必须学也。” 而该篇及整部《论语》中孔子及其主要门徒所教导的，正是人必须通过学习以掌握的，这包括道德、情感、身体、知识等方面的才能，它们是人成为君子的前提条件。陈澧（1810～1882）: 《东墅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8至9页引用了《论语》第7篇中多个将“学”用作道德术语的例证。

孔子的道德观体现于理想的君子的行为，它是一种“美德”或“规范”伦理。美德伦理关注道德主体和在个人生活中培育美德。加西亚（Jorge L. A. Garcia）将可以追溯到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阿奎那（Aquinas）的美德伦理与现代的道德理论做了如下对比。

美德伦理的信奉者坚称，它相较于现代的学说具有某些优势。他们认为，美德伦理具体而恰当，因为它把道德观建立在人性或特定文化传统的具体发展上，与此相反，现代伦理学说则把道德观建立在主观偏好或抽象的理性原则上。 Robert Audi，编，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841．关于孔子美德伦理学的介绍，参阅Chong Kim Chong,“Confucius's Virtue Ethics: Li, Yi, Wen and Chih in the An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5（1998）: 101-130。

由于伦理标准和道德品质均源于天道，因而不需要审查道德背后的形而上学。道德是既定的，不言而喻的。因此，当它被研究的时候，这种研究是规定如何恰当应用它，而非描述它为何存在。也正因如此，分析礼仪活动而不探索伦理背后的哲学或曲折的思想史，才可能有价值。君子要养成合于伦理的举止与美德，须要一个长期而艰苦的礼仪课程来修身；正如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所说，这种课程是由孔子首先制定的。 Philip J. Ivanhoe, Confucian Moral Self-Cultivation（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00），欲进一步了解相关论述，请参阅Tu Wei-ming和Mary Evelyn Tucker，编Confucian Spirituality（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2003）。君子对其自身、家族、学派和国家有用，是因为他懂得关于礼仪、社交礼节、节制情绪、历史掌故等方面的施行知识，而通过研究文本传承可以获得或培养所有这些知识。

战国时期，相对于礼乐学习，文本研究只是次要的；经书的作用更多是作为记忆的辅助工具和礼乐演习的指导手册，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献研究的对象。因此，记诵比阅读、分析更重要。但是，尽管以文本为基础的经学传统形成于东汉以后，以文本为基础的阐释学却是中国历代经学的主流。在战国和西汉时期，演习礼仪比学习文本更重要。Michael Nylan（戴梅可）在为陆威仪《中国古代的写作和权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一书所作书评中提出了这一议题；参阅“Textual Authority in Pre-Han and Han（Review Article），”Early China 25（2000）:205-258。

《论语》7.25把孔子的课程概括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另有四种才能可以说成是孔子课程中的应用知识；它们在《论语》11.2中有暗示，在那里孔子最杰出的弟子被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进行排序。在别的文献中，这些才能的排序有异；参阅程树德（1877～1944）《论语集释》（《四部要籍注疏丛刊》本），第2册，中华书局，1998，第1796～1800页。尽管我们承认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和柯马丁的观点，这里的“文”指文化才能， Slingerland, Confucian Analects,72; Martin Kern, “Ritual, Tex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anon: Historical Transitions of Wen in Early China, ”T'oung Pao 87（2001）: 43-91. 但是唯有高度熟悉相关古代文献遗存（即儒家经典的原始版本）的训诫，从而将它们内化，才能获得文化技能。熟悉那些训诫的途径，当然是通过文本的阅读和吟咏。

在另外一些地方，孔子很直白地使用“文”字，其意思与著作、文本，或记录相近。

《论语》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论语》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6.27：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文”字有多种意思，这有可能导致混淆。有趣的是，某些早期抄本为了避免混淆，当“文”指文本或著作时，在其顶部加一“口”字；当“文”指文化时，则不加“口”字，例如金文中的“文王”。战国楚简反映出古代的书写惯例，相关讨论请参阅马承源（1927～2004）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26页。另一近似的“文”字异文“彣”见于郭店简，该异文《说文解字》有记录，它用于区别文本的文和华丽文辞的文，参阅章太炎（章炳麟，1869～1936）《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第247～249页，以及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29～230页。

“文”作为孔门四科之一，传统的解释是，它特指经书的“文本”，在本研究中也是如此，因为本研究关注的是孔子的形象和经学的传统，而非最初的实际情形。宋代儒者刘（活跃于1079年前后）的下面这段话代表了“文”的传统诠释：“文，所谓文学也。行，所谓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语主信。” 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4卷，第1540页。朱熹引录程子的话：“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这句话以因果关系把文、行、忠、信这四种要素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朱熹（1130～1200）: 《论语集注》（《四书集注》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第4卷第7页左。古代还有一种类似的课程，最先见于《国语》的记载；该课程乃为楚庄王之子太子箴和其他一些贵族子弟而设，涵盖《春秋》（《楚春秋》）、《诗》《礼》《乐》和《故志》（王朝兴衰史）。另外还包括“令（存档于秘室的宫廷政令）”“语”“训典（五帝之书）”“世”; 《国语》（“国学基本丛书”本）之《楚语》，第17卷，第191页。参阅Fung Yu-lan（冯友兰），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1, The Period of the Philosophers: From the Beginnings to Circa 100 BC），英译本，Derk Bodde，第2版（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46, p.49。

无论《论语》7.25中的“文”是何意思，对孔子而言其课程最着重关注的是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由外在的礼仪行为来表现，而古代文献中有相关范例。关于儒家的教育目标是德行，请参阅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与高大威《孔子德性视域探索》（台北，乐学书局，2006）。事实上，古代对孔子课程的概述重在道德行为而轻于文本阅读。

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赣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王聘珍将“世”释为“时”, “道”释为“言”; 《大戴礼记解诂》，第6卷，第107页。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 同上书。在另一版本中保存有一异文，说孔子首先使用的是“《诗》《书》”；参阅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第1卷，第647页，脚注3。

这门以文、行、忠、信为重点的课程，开始于文，结束于言。这是因为“信”与说话算话有关。童书业（1908～1968）解释说，课程中的“文”指《诗》《书》《礼》《乐》的文本，“信”指“实言”。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第198页。其洞见为《论语》1.7确证：“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另外，《论语》1.4的异文也佐证他的观点。在这一章中孔门弟子曾参，即通常所称的曾子（前505～前436），讲他每日三省其身。至少有六种《论语》版本在“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交”字后面附有宾语“言”字。

《论语》第一篇讲得很明确，教育的目的在于道德。例如《论语》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孔子看来，培养平和的心智，从而能克服饥饿、不适等肉体困扰，是好学者的本色之一。参阅《论语》4.2, 4.9; 7.16。当然，人可以读书或学习其他技能，但这必须是在培养了孝、悌、仁、爱等美德之后，必须是在完成职责之后的闲暇时间（《论语》1.6）。事实上，对孔门课程里礼、乐、射、御、书、数等“艺”的学习，《论语》7.6用漫不经心的“游于艺”来形容。孔门弟子之一子夏（卜商，生于前507年），据传第一个为《诗经》作注，是《诗大序》的作者，他也把道德修养等同于学。“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1.7）” 《论语》11.2根据德行，颜回排在孔门众弟子之首；然而在《论语》11.6，孔子回答谁最好学，他也说是颜回，这似乎在暗示学的终极目的是德行。

这样一种旨在育人使其有益于社会而非只发展才智的教育规划，请参较子夏的观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19.13）。” 令人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校长们加诸可塑性强的学童身上的那种教育。例如拉格比学校的托马斯·阿诺德博士（Dr. Thomas Arnold of Rugby School），当他说“我们追求的，首先是信仰与道德操守，其次是文雅的举止，再次是知识技能”，引自C. O. Brink, English Classical Scholarship: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Bentley, Porson, and Housma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26。简直像是在解释《论语》1.6。在中世纪的经院中还能找到更类似的。研究中世纪阅读活动的专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断言：“12世纪修道院中的学习，对学生情感与理智的要求甚至更甚于对其忍耐力与智力的要求。学习不是指生命中最初的一段光阴，像它在现代通常所指的那样（例如当我们说某人 ‘仍然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学习包括个人每天的甚至一生的例行事务，及其社会地位和符号功能。” Ivan Illich, In the Vineyard of the Text: A Commentary to Hugh's Didascalic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p.14-15. 这类论述可用《中庸》来统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礼记正义》第53卷，第8页左。笔者遵从郑玄的解释，“道”即“由”，朱熹也如此解释，见《论语集注》第25卷，第1页。程树德采纳毛奇龄（1623～1716）对《论语》1.1开场白的见解，总结道：“今之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 这句话也见引于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p.1。

《论语》14.24总结为学的要旨在于修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在诠释这句话时首先引用了它，然后以其特有的直率推论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王先谦（1842～1918），《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第1卷，第8页。荀子暗示修身由内及外，通过合乎道德的举止来展示其修养。如果让我自己来诠释，我宁愿将《论语》这句话解释成：古学关注改善内在，而今学仅关注外在的社会进步——前者旨在完善自我，后者旨在打动他人。我们将会发现，在大多数儒家学者（即便不是所有）身上都有这种追求内化和道德化的基础之学的烙印，而不仅仅局限于宋代的新儒家或晚清的今文派道学家。

第二节 《论语》中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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