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个月前拜伦·亨利和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相遇很能说明拜伦的性格。他像是被一阵狂风吹到娜塔丽身边的。
拜伦跟他的父亲很不一样，他做事一向漫无目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步避开海上童子军、塞文海军学院以及其他可能导致他从事海军事业的一切。然而，他也无意从事其他职业。他的学业成绩一般都很差，他很早就学会了一种游手好闲的出色本领。他有时发起狠来，也表现出他有能力考几个“A”，或者装配一台性能很好的收音机，或者从废品店里弄一辆汽车来让它重新开动，或者把一台坏了的机油加热器重新修好。他这种装修机器的才能是他父亲和祖父家传的，但他不久就对这种修补的工作感到厌倦。而他的数学又不好，没法儿考虑学机械工程。
他也有可能当运动员。他身体矫健，比外表看起来要强壮得多，但他不喜欢学校运动员在饮食和集体活动方面的死板规定，他自己虽然喝了不知多少加仑啤酒，腰围却丝毫没有增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之所以能进这个学校，只是因为他赢得了接见他的人的欢心，他智力测验的分数很高，以及他不是纽约人），他只做到没有因成绩太坏而被开除。他喜欢到他所参加的学生联谊会里去散散心，或是玩纸牌赌钱，或是把一些旧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或是谈论姑娘们并跟她们胡闹。他喜欢击剑，觉得这项运动挺适合他的独立精神和强壮体格。他要是受更多的训练，准能成为全国大学生击剑比赛的决赛选手。但训练使他腻烦，不合他懒散的性格。
他在三年级时选修了美术，运动员们一般都选修这门课程，据说从来没有人不及格。但是，拜伦·亨利在期中考试时却没有及格。他从来不做作业，又缺了一半课。尽管这样，他考的劣等成绩还是使他吃了一惊。他谒见了那个教授，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那教授戴着一副绿眼镜，脑袋微微有点儿秃，耳朵上长着毛，原是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迷。他倒挺喜欢拜伦。谈话时，拜伦偶尔提到对莱奥纳多
和波堤切利的一些看法，说明那几节课他没有白上，跟那些在班上打瞌睡的魁伟学生大不一样。他们俩成了朋友。这是拜伦·亨利一生中头一次和知识界人士交朋友。他成了文艺复兴的狂热信徒，像奴隶似的重述着教授的见解，大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很优异，还改掉了喝啤酒的嗜好，一心想在将来教美术。他计划在佛罗伦萨大学当一年研究生，取得艺术硕士的学位。
但在佛罗伦萨待了没几个月，拜伦的热情就冷了下来。十一月的某个雨夜，他忽然对周围的一切厌倦起来：他租住的房间俯视着混浊的阿尔诺河，肮脏不堪；大蒜气味和下水道的臭味使他恶心；在外国人中独居使他烦闷。他写了封信给他的朋友，说意大利绘画太花哨、太伤感，而且画的都是什么圣母、圣婴、圣徒、光轮、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绿色的死了的救主、会飞的有胡子的耶和华，等等；说他宁愿选择像米尔和克里那样的现代画家；又说绘画不过是室内装饰，他对这一行其实并不感兴趣。他潦潦草草地写了好几页，表达了他那种陷入绝境的心情，随即把信发出，自己动身到欧洲去到处游荡，把学业和毕业文凭一股脑儿丢在脑后。
他回到佛罗伦萨后，收到了教授写来的一封鼓舞他的信。
……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成什么样的人，显然艺术不是你真正的爱好。我认为，让你集中全副精力学一门课对你是有好处的。只要你能去掉那种麻木不仁的心情，从事某种真正能使你感兴趣的事业，你还是会有远大前程的。我是一个老交通警，站在这个角落里指挥交通，看见许许多多雪佛兰和福特驶过。偶尔也有一辆凯迪拉克驶过，我见了绝不会认不出来。只不过现在这一辆凯迪拉克的机器发生了严重的故障。
我已经写信给住在锡耶纳郊外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谈起了你的情况。你当然也听说过他。他写了《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弄到不少钱，终于摆脱了悲惨的学院生涯。我们过去在耶鲁大学是朋友，他对年轻人的确循循善诱。去找他谈谈吧，并代我向他问候。
这就是拜伦登门拜访杰斯特罗博士的原委。他乘公共汽车去锡耶纳，路程是三个小时，顺着一条有车辙的险峻山道往上行驶。这个怪诞的小镇他以前去过两次，镇上全都是红色的城楼和雉堞以及弯弯曲曲的狭小街道，中央是一座华丽的、有斑马一样斑纹的大教堂，坐落在小山顶上，周围是一片绿色和棕色的托斯卡纳葡萄园。使这地方著名的，除了他特地来研究的那种仿拜占庭教堂艺术，还有一年一度的赛马，这种赛马据说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拜伦只是道听途说，不曾亲眼看见。
乍看上去，坐在蓝色旧敞篷汽车驾驶座上的姑娘并不怎么惹人注意：鹅蛋脸，肤色很黑（所以起初他以为她是意大利人），深色的头发，戴着一副极大的墨镜，一件敞领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深红色运动衣。她旁边坐着一个金头发男子，穿着一套白条子的黑西服。他正举起一只又长又白的手放到嘴上，盖住一个哈欠。
“嘿！是拜伦·亨利吗？”
“是的。”
“坐到后面去。我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这位是莱斯里·斯鲁特。他在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馆工作，这会儿来看望我的叔父。”
拜伦也不怎么引起这个姑娘注意。娜塔丽·杰斯特罗从墨镜里看见的，是一个瘦长的吊儿郎当的男子，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浓密的棕色头发里夹着几星红色。他背靠着大陆旅馆的墙在晒太阳，抽香烟，两条腿懒洋洋地交叉在一起。浅灰色上装、黑色运动裤和一条栗色领带，看上去略微有点儿像阿飞的样子。头发下面的额头很宽阔，长长的尖下巴很瘦，脸色很苍白。他的模样完全像一个混文凭的大学生，但外貌相当漂亮。这样的人，娜塔丽在少女时代挥手赶走总有十几个了。
汽车弯弯曲曲地穿过两旁有歪歪扭扭的深红色老房子的狭窄峡谷，向郊外驶去。拜伦问起斯鲁特在大使馆里担任什么工作。这个外交人员回答说，他在政治部门工作，目前正在学习俄文和波兰文，希望将来能调到莫斯科或者华沙去。斯鲁特坐在汽车里看上去个子非常高，后来拜伦发现他自己的个子要比斯鲁特高，这个外交官身躯很长，但两条腿不怎么长。斯鲁特厚厚的金发生得很高，显出高高的额角和瘦瘦的棕红色脸庞；无边眼镜后面的一对浅蓝色眼睛很敏锐，炯炯有神；薄薄的嘴唇一直紧闭着，仿佛在下决心似的。一路上，他老是把一只黑色大烟斗捏在手里或者叼在嘴里，但并不抽烟。拜伦忽然觉得，外交工作可能很有趣，使你有机会旅行，冒险，跟一些要人见面。但斯鲁特一提到他是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拜伦就打定主意不再谈这个话题了。
杰斯特罗住在一座黄色的灰泥别墅里，别墅坐落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可以清楚地望见大教堂和锡耶纳红色的城楼和瓦屋顶。从市镇坐汽车到这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拜伦急煎煎地跟在那个姑娘和斯鲁特后面，穿过一个筑有花坛的花园，花园里到处是沾满黑色污渍的塑料雕像。
“呃，你们来啦！”杰斯特罗说话的声音很高、很神气、很不耐烦，发r音的时候略带点儿外国口音。
他们走进一个长长的、有横梁的客厅，拜伦头一眼看到的是两样东西：一幅很大的肖像画，占了一堵墙的极大部分，画的背景是一片金色，画上的圣弗兰西斯穿着红袍，张着两臂。在房间远处的一张红绸卧榻上，坐着一个有胡子的小老头儿，穿着一身浅灰色衣服，看见他们进来，就看了看表，站起来，咳嗽着向他们迎来。
“这是拜伦·亨利，埃伦。”那姑娘说。
杰斯特罗伸出两只又小又干瘪的爪子似的手，握住了拜伦的手，用锐利的、带点儿迟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杰斯特罗的脑袋很大，肩膀很窄；老年人的带斑疤的皮肤，浅色的直头发，一只大鼻子因伤风而变得有点儿红，修剪得很整齐的胡子已经完全花白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三八年毕业，是不是？”
“是的，先生。”
“嗯，请进来。”他先往房间里走，边走边扣上他那件双排扣上装的纽扣。“上这儿来，拜伦。”他拿起一只很重的水晶酒壶，拔掉玻璃盖，小心翼翼地把琥珀色的酒倒在四只玻璃杯里。“喝吧，莱斯里，娜塔丽。我们一般白天不喝酒，拜伦，不过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他举起酒杯，“为拜伦·亨利先生干杯，祝他痛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卓越成就。”
拜伦哈哈大笑：“米兰诺博士信里是这样写的吗？我要干这一杯。”
杰斯特罗呷了一口，放下酒杯，看了看表。拜伦看出这位教授急于吃午饭，就像喝黑麦威士忌似的把杯子里的雪利酒一饮而尽。杰斯特罗高兴地笑着嚷道：“啊！一、二、三，好孩子！来吧，娜塔丽。莱斯里，把你的那杯酒带到饭桌上去吧。”
吃的是便饭：先是蔬菜和白米饭，随后是干酪和水果。餐具是精致的古老瓷器，栗色的和金色的。一个头发花白的矮小意大利妇女递送食物。餐厅里的高大窗子开向花园，可以望见锡耶纳的景色。从窗外泻入苍白的阳光，还吹来阵阵凉风，一直吹到饭桌上。
大家刚坐定，那姑娘就问：“你为什么要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拜伦？”
“说来话长。”
“讲给我们听听。”杰斯特罗用一种像是在教室里讲话的声音说，还把一根拇指搁到微笑着的嘴边。
拜伦犹豫了一下。杰斯特罗和那个拿到罗德奖学金的外交官使他感到不安。那姑娘更使他心烦。她取下墨镜后，露出来的眼睛又大又黑，微微往上倾斜，放射出勇敢和智慧的光芒。她的脸很瘦，嘴巴大而柔和，橘色的唇膏涂得略显浓一点儿。娜塔丽用含讥带讽的神气望着他，仿佛已经断定他是一个傻瓜，而拜伦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这一点。
“也许我研究得过了头，”他说，“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心荡神驰，到最后却像被浇了盆冷水似的，心灰意懒。我看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不少的确是光辉灿烂，但在天才作品中，也掺杂了许多徒有其名的垃圾。我最反对把异教和基督教混在一起。我不相信大卫长得像阿波罗，或者摩西长得像朱庇特，或者圣母马利亚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情妇，膝上放着一个借来的婴儿。也许他们不得不把《圣经》上的犹太人画成当地的意大利人或者假希腊人，可是——”拜伦顿了一下，看大家的样子仿佛都很感兴趣。“瞧，我并不认为我刚才发表的那通意见是什么重要的批评。我揣摩它恰好说明是我自己走错了道路。可是，这一切跟基督精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一点叫我恼火。假定耶稣回到人间，去参观一下乌飞齐宫或者圣彼得大教堂，他会觉得怎样呢？就是您书中描写的那个耶稣，杰斯特罗博士，那个来自山沟沟里的理想主义者、可怜的犹太传教士，我心目中的上帝就是那个样子的。我父亲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我们在家里每天早晨得读一章《圣经》。哼，要是耶稣去参观了，他根本就想不到这类玩意儿跟他自己和他的教义有什么关系。”娜塔丽·杰斯特罗一直瞅着他，露出几乎像母亲一样的慈爱笑容。他猛地对她说：“好啦，你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我已经回答你了。”
“嗯，这是一种观点。”她说。
斯鲁特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他点了烟斗，一边抽烟一边说：“别妥协，拜伦，有人同意过你的观点。它的正式名称叫‘新教’。”
“拜伦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杰斯特罗博士和蔼地说，轻轻地弹着他的几根短小的指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艺术和思想的旺盛时期。拜伦，当时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异教和希伯来精神——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不是彼此敌对，而是在短期内共同繁荣。那是种杂交，不错，可是某些杂种往往比父母更强壮，你知道，骡子就是证明。”
“不错，先生，”拜伦说，“可是骡子不能传宗接代。”
娜塔丽·杰斯特罗脸上闪过一种既觉得好玩儿又觉得吃惊的表情，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向莱斯里·斯鲁特瞟了一下，又回到拜伦身上。
“说得好，正是这样。”杰斯特罗高兴地点了点头，“文艺复兴的确不能生育，它自己衰老死亡了，让异教和希伯来精神各走各的不朽道路。可是这头骡子的尸骨目前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拜伦，不管你目前为了揭露它，对它是多么厌恶。”
拜伦耸耸肩。莱斯里·斯鲁特说：“你父亲是牧师吗？”
“他父亲是海军军官。”杰斯特罗说。
“真的？哪一部门？”
拜伦说：“嗯，他这会儿在作战计划处。”
“老天爷！作战计划处？”杰斯特罗装出一副滑稽的吃惊样子，“我真不知道。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吗？”
“先生，每个国家都在太平时代拟订各种理论上的作战计划。”
“你父亲是不是认为战争快要爆发了？”
“我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他最后一封信的，他没有提起战争。”
另外三个人交换了一下异样的眼色。斯鲁特说：“他在家信中会提起这类事吗？”
“他可能要求我回家。他没有提出这要求。”
“很有意思。”杰斯特罗博士说着，有点儿自鸣得意地向斯鲁特咧嘴一笑，一边搓着他的两只小手。
“事实上，我认为战争快要爆发了。”拜伦说。这句话引起一两秒钟的沉默和更多的眼色。
杰斯特罗说：“真的吗？为什么？”
“嗯，我刚从德国游历回来。你光看见军装、检阅、操练、军乐队。不管你乘车去哪儿，都能遇见满载着兵士的军车，以及装运大炮、坦克的铁路列车。有时一些列车长达两英里。”
“可是，拜伦，希特勒正是靠炫示武力，才赢得奥地利和苏台德的，”杰斯特罗说，“而且不放一枪。”
娜塔丽对拜伦说：“莱斯里认为我叔父应该回家，我们已经争论三天了。”
“我明白。”
杰斯特罗拿了把象牙柄的小刀，用老年人惯用的一本正经的姿势削着梨。“不错，拜伦，我像骡子那样固执。”他用这个词显然出于无意，因为他紧跟着就咧嘴一笑，加了一句：“恐怕是我这个人也有点儿‘杂’的缘故吧，我揣摩。这是一个舒服的住所，也是我现在唯一的家，我的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搬一次家要浪费我半年的时间。我要是想把房子卖掉，肯定每一美元连五美分都收不回来。那班意大利人几百年来一直在跟一些不得不廉价卖掉房地产逃跑的外国人打交道，他们会活活地剥掉我的皮。我买下这所别墅的时候，早把这一切都考虑到了。我打算在这里度过我的余年。”
“我希望不会是今年秋天在纳粹手中度过您的余年。”斯鲁特说。
“嘿，你真浑，斯鲁特，”娜塔丽插嘴说，举起一只手从半空直劈下来。“打什么时候起你们外交人员有了这么了不起的远见？打慕尼黑起？打奥地利起？打莱茵河流域起？你们不是每次都感到吃惊吗？”
这样的对话拜伦听了很感兴趣，其他人似乎忘记有他在饭桌上了。
“希特勒一直在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不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斯鲁特反驳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街上拔出手枪，在警察过来阻止他之前开枪打死四个人。简而言之，这就是直到现在为止希特勒所谓的高明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发了疯的强盗的突然轰击。这套把戏已经行不通了，人们已经有了警惕，他们会在波兰阻止他的。”
杰斯特罗吃了一片梨，开始有节奏地、流畅地谈起话来，有点儿像一个人自言自语，也有点儿像在课堂上讲书。“莱斯里，如果希特勒是德国皇帝或者查理十二世那样的人物，我承认我一定会觉得担心。可是他的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幸亏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推翻了。这班喜欢打扮和装腔作势的、油头粉面的一九一四年的皇族和政客，这班普鲁斯特笔下挂满勋章的色鬼，这班腐败堕落的低能儿，就是他们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旧的礼仪、旧的公文、旧的议定书都会统统完蛋，工业化战争会像一脚踢翻玩偶之家那样轻而易举地粉碎旧制度。于是他们都滚进了垃圾堆，新的领袖从阴沟里出现，提倡现实主义和进行改革。你知道，从前有一些基督教徒也是躲藏在罗马的阴沟和地下陵墓里的。”杰斯特罗对拜伦·亨利说。显然，他对这个新听众颇有好感。
“是的，先生，我听说过。”
“你当然听说过。嗯，希特勒是一个流氓，墨索里尼是一个流氓，斯大林是一个囚徒。这些都是坚强、聪明、能干的新人，都是直接从阴沟里出来的。另一个囚徒列宁，是伟大的革新派，一切都是他创造发明的。希特勒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墨索里尼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大谈什么反共和亲共，都是哄傻瓜和孩子的。”
“哦，看在老天爷面上，埃伦——”
“马上就完！列宁在外交方面是非常谨慎小心的，这就是我的全部论点。荣誉、名声以及诸如此类华而不实的幻想中的玩意儿，旧制度因为它们引起战争，可是在列宁看来，这些都是骗人的假药。希特勒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除非极有把握可以安全脱身，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像一个手里拿着枪、发了疯的强盗，这正是他希望产生的效果。你居然上了当，这倒叫我吃惊。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他准是有把握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在波兰达到目的，要不然他决不会采取行动。至少不会在目前。也许再过十年，等他把德国建设好以后。我只要再活十年，就心满意足了。”
斯鲁特用微微有点儿发抖的细长手指摸摸小胡子。“你真把我弄糊涂了，埃伦。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希特勒是列宁主义者！那是咖啡店里的骗人鬼话，你自己也明明知道。俄国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由于废除了私有财产，一个新的世界创立了。你喜欢也好，憎恨也好，反正它是一个新的世界。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冒牌货，目的是把一伙流氓送上宝座。他使德国的经济停滞，粉碎了工会，延长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工资，让昔日的富人仍旧留在最上层，例如什么克虏伯家族和蒂森家族，就是这班人给他钱让他执行任务的。那些纳粹大人物的生活就像贵族和帝王一样；而那些坚持要在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的人，却一个个给关进了集中营。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一九三四年的大清洗是纳粹党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将军们及有钱的保守派之间的一次摊牌。希特勒像杀鸡似的把他党内的一些老朋友都杀掉了。你居然把你自己的安全和娜塔丽的安全寄托在这个人的小心谨慎上，我觉得真是太荒唐可笑了。”
“是吗？”杰斯特罗看了看表，叹了口气，“我很抱歉。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希特勒有本事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社会主义空谈，随后又把它扔在一边。他利用主义就像利用钱一样，为了把事情办成。它们都是一种手段。他利用种族主义，因为它纯粹是从德国人的浪漫个人主义中提炼出来的蒸馏液，就像列宁利用空想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投合俄国人爱当救世主的脾性。希特勒想要铸造一个统一的欧洲。种族主义空话、社会主义前景、军乐队、游行、军装、悲哀的歌曲——只要这一串无聊的玩意儿能把德国人焊接成一件笨重的武器，希特勒当然会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们。德国人一般都沉着、聪明、残暴、听话，你只要把声音提得高一些，他们就会雄赳赳地执行你发出的任何命令。希特勒理解他们，因此他很可能成功。一个统一的欧洲一定会出现。中世纪割据已经过时，均势政策在工业化时代是危险而又愚蠢的。这一切都得彻底废除。必须有一个冷酷无情的铁腕人物担当起这项任务，因为靠那班痛恨新事物的老顽固是什么也完不成的。这本是拿破仑的独到见解，可惜他早生了一百年。那班老顽固还有足够的力量逮住他，把他关起来，让他死在笼子里。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人能把希特勒关到笼子里了。”
拜伦脱口而出：“杰斯特罗博士，我在德国的时候，不论是在公园的长凳上还是在电车上，都看见过反对犹太人的标语。我还看见过一些被烧掉的犹太会堂。”
“是吗？”
大家都拿眼望着他。他继续说：“您谈到希特勒的时候居然这么冷静，我听了很是吃惊。我的意思是说，您自己是犹太人。”
杰斯特罗博士慢腾腾、酸溜溜地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小黄牙。他摸了摸胡子，用课堂里讲课的声调一本正经地讲起来。“嗯，你的吃惊并不使我吃惊。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美国人——并不懂得，欧洲容忍犹太人只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历史，而且谈不上深度。例如我出生的故乡波兰，就不曾容忍过犹太人。甚至在西方——你们还记得德雷福斯案件吗？不，不。在这方面，希特勒只是使欧洲恢复正常——欧洲在短期内放射出自由主义的光芒之后，现在又要恢复正常了。只是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已经从教会转移到排犹主义的政党，因为法国大革命早已使欧洲从宗教大陆转变成政治大陆。要是希特勒取得胜利，犹太人就会回到旧时代的二等社会地位；过去在国王和教皇统治下，他们就一向处在这个地位。嗯，像这样经过十七个世纪，我们也都活下来了。我们对付这类事情有许多办法和原则。”
斯鲁特摇摇头：“我知道您喜欢像这样瞎扯，不过我还是希望您乘下一班轮船回家，到船上瞎扯去。”
“可我说的都是正经话，莱斯里。”杰斯特罗说，露出一个略带点儿调皮样子的微笑，“墨索里尼通过反犹太法的时候，你们也都大惊小怪过一阵。结果呢，证明是一个玩笑。”
“它们已经成了正式法律，只要德国人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就可能实施。”
“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又恨又怕。万一不幸发生战争，意大利也不会作战，锡耶纳可能跟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安全。”
“我很怀疑娜塔丽的父母是否也这么想。”
“她可以明天就回家。或许她觉得锡耶纳要比迈阿密海滩更可爱些。”
“我倒是想回去，”那姑娘说，“不过并不是因为我害怕战争或者害怕希特勒，有些东西比它们更叫我心烦。”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杰斯特罗说。
斯鲁特的脸变得通红。他的烟斗在烟灰缸上冒烟，他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黄铅笔来，捏在手里转着玩。他手里的铅笔一下子停止转动。
杰斯特罗站起来：“拜伦，跟我来。”
他们让那姑娘和涨红了脸的男子留在桌边，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在一间装有护墙板的小图书室里，书架上放满了书，书桌上和地板上也堆满了书。白色大理石炉架上面挂着一张死板的锡耶纳圣母圣子像，用天蓝和淡红两色画在金色底子上。这是一张很小的画像，装在一个华丽的镀金大镜框里。“贝伦森说这是杜乔的作品，”杰斯特罗说着，朝那画像微微一挥手，“这样的画对我来说已经够好的了，但究竟是真品还是赝品，还没经过鉴定。现在你坐到那儿有阳光的地方，好让我看得见你。把那些杂志放在地板上好了。好，这把椅子坐着舒服吗？好极了。”他叹了口气，用一根拇指顶着下唇。“嗯，拜伦，你干吗不进海军学院？你难道不为你的父亲感到自豪？”
拜伦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我想我父亲有朝一日可能会当海军作战部部长。”
“难道他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
“我哥哥华伦在学。我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米兰诺博士在信里说，你学过海军预备役课程，还得到了军官委任状。”
“这样做可以让我父亲高兴。”
“你重新考虑过进海军没有？现在还不算太晚。”
拜伦微笑着摇了摇头。杰斯特罗点了支香烟，端详着拜伦的脸。那年轻人说：“您真的喜欢住在意大利吗，先生？”
“嗯，医生叫我住在气候温和的地方。我试过不少地方，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南加利福尼亚，还有法国的里维埃拉。”教授说这些地名的时候，用一种含讥带讽的口气，仿佛觉得它们不是很可笑便是很讨厌，他正拿笔把它们一个一个勾掉似的。“意大利美丽，安静，物价便宜。”
“您不在乎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安家吗？”
杰斯特罗露出慈爱的笑容：“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您是怎么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您是在这儿写的吗？”
“哦，不是，可是这本书把我送到了这儿。”杰斯特罗说的时候有点儿沾沾自喜。“你瞧，我从前教古代史的时候曾讲到《圣经》。年轻的时候，我在波兰也学过犹太教法典，因此在教《新约全书》时，我有点儿强调耶稣和保罗所传布的教义怎样受犹太教法典的影响。这种新玩意儿似乎很合耶鲁低年级学生的胃口。我拿它写成一本书，开始时用的书名是《早期基督教里的犹太教法典题材》，直到最后一分钟我才想起《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个书名。这本书被‘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了，”杰斯特罗微笑着，用两只手朝整个房间轻轻比画一下，“结果我就到了这儿。我用读书会给我的稿费买了这地方。你呢，拜伦，你有什么计划？你打算回美国吗？”
“我不知道，我这会儿一点儿也拿不定主意。”
“你想找工作做吗？”
拜伦愣了一下：“嗯，我揣摩找个工作做也不错，先生。”
杰斯特罗不慌不忙地走到书桌旁边，在一大堆书里寻找什么，还取下眼镜把书举得离脸非常近，仔细地看书名。“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生，一个耶鲁毕业的小伙子，不过他父母害怕战争爆发，把他叫回家去了——啊，在这儿呢。我每星期给你二十美元，能不能使你对君士坦丁大帝感兴趣？这是本写得很好的一般传记，你可以从它开始。”
“先生，我历史课考不及格的次数比哪门课都多——”
“我明白了，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年轻人接过那本厚书，犹豫不决地翻阅着。“不，我想试试，谢谢您。”
“哦，你想试试，是不是？虽然你说你并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为什么？”
“嗯，为了钱，也为了待在您身边。”这倒是实话，只是他隐瞒了第三个主要原因：为了娜塔丽·杰斯特罗。
杰斯特罗装出很严肃的样子，随后扑哧笑了出来：“咱们试试吧。”
他父母后来收到的那封信——他在信里谈到那个姑娘，结果引起维克多·亨利写了那封颇有分量的回信——的确很容易使人误解，虽说这并非写信人的本意。倒是有人在恋爱，但娜塔丽的情人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每星期来两三封信，都是外交部那种又长又厚的白信封，信封上是棕色墨水写的细长字体，印着“免费递送”字样的地方贴着邮票。拜伦一看到这些信封就觉得讨厌。
他每天有好几个钟头和娜塔丽一起待在二层楼的大房间里，那是杰斯特罗的主要图书室，她的办公桌就放在那里。她回复信件，用打字机抄打原稿，跟意大利女人一起管理家务。拜伦坐在图书室的长桌旁边工作，阅读有关君士坦丁的材料，核对事实，画几张关于君士坦丁大帝领导下的重要战役的地图。只要他一抬起眼睛，就可以看到那张伏案工作的光滑的脸，美丽的颧骨上照射着阳光，如果是在阴雨天，就照射着灯光。他也可以经常看到那双穿着丝袜的美丽的长腿。娜塔丽身穿深褐色的羊毛衣服，跟他打交道时总是一本正经。斯鲁特离开以后，她几乎不擦脂粉，把头发往后梳成一个大髻，跟拜伦谈话时态度直率而冷淡。可是他的痴情反而扎了根，而且与日俱增。
他在遇见她之前，有好几个月没跟美国姑娘交往了，现在他们天天见面，这个四壁是书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一连好几个小时待在一起。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倾心于她了，但她另有使他动心的地方。娜塔丽·杰斯特罗跟她有名望的叔父讲起话来态度自然，就好像他们两个在智力上没有什么差异似的。她学识的广博使拜伦自惭形秽，然而她没有一点点书腐气。根据他过去的经验，年轻姑娘都是轻骨头、傻瓜蛋，经不起微微一笑和几句恭维话。在大学里，后来在佛罗伦萨也一样，她们都对他很溺爱。拜伦有点儿像阿多尼斯，懒散而没有热烈的爱情。他跟华伦不一样，有点儿受他父亲的影响，生活上比较严肃。他认为娜塔丽又聪明又可爱，是一块光芒不外露的美玉，被弃置在山野，不受人注意。至于她对他冷淡，他认为是正常现象，他一点儿不想消除这现象。
他干了一些他从来不曾干过的事。他偷了她的一块浅蓝色小手绢，晚上坐在镇上的旅馆房间里拿着它拼命地闻。有一次，他把她留在桌上的半块饼吃了，因为饼上印着她的齿痕。后来她找不到那半块饼，他却面不改色地撒着谎。整个说来他的举止有点儿失常，但娜塔丽·杰斯特罗似乎一点儿没觉察到。拜伦有一层深不可测的硬壳，从孩提时就已长成，保护他不让他苛刻的父亲看出他的懒惰和极差的学业成绩。
他们经常聊天，当然啦，有时候也一起乘车出去在深山里野餐。她几杯酒下肚，就会稍稍对他热情一些，态度有点儿像姐姐对待弟弟，不久他就打听出她爱情故事中的一些重要事实。她曾在巴黎大学研究社会学，斯鲁特是杰斯特罗的学生，教授写信向他介绍了娜塔丽。他们之间爆发了爱情，后来娜塔丽在盛怒之下离开了巴黎，跟她父母在佛罗里达住了一阵。随后她又回到欧洲，在她叔父手下工作。据拜伦猜测，她来欧洲也是为了离斯鲁特近一点儿，做另一次尝试。斯鲁特这时已经接到调任华沙的命令，娜塔丽正计划在七月间到华沙去看他，因为那时候杰斯特罗要到希腊的岛上去避暑。
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野餐，拜伦把酒瓶里最后几滴酒倒在她杯子里的时候，奓着胆子直截了当地刺探了她一下。“娜塔丽，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她坐在一条毯子上，把两腿裹在格子花裙子里，眺望着山谷那边棕色的冬天葡萄园。她把头一歪，露出调皮的询问神气，答道：“哦，工作就是工作。怎么啦？”
“我好像觉得你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嗯，我来告诉你，拜伦。你在恋爱的时候，就会做出奇怪的事来。”他的反应很冷淡，脸上毫无表情。她接下去说：“这是一个方面。此外，坦白地说，我觉得埃伦相当了不起。你说呢？尽管他老想出一些非常奇怪的念头，也非常喜欢自我陶醉，还有种种诸如此类的毛病，但这本关于君士坦丁的书的确写得很好。我父亲是一个慈爱、聪明、善良的人，但他只是一个会堂负责人，也是一个运动衣制造商。埃伦是一个著名作家，也是我叔父，我揣摩自己很沾他的光。那有什么不对呢？当然，我也喜欢替他打字，从新写的原稿里看他的头脑怎样工作。那是卓越的头脑，他的风格也值得赞美。”她又带着询问的神气看了他一眼。“那么你干吗要做这工作呢？我倒真是不太明白。”
“我吗？”拜伦说，“我身上没有钱了。”
早在三月里，杰斯特罗接受了一家美国杂志的约稿，准备为即将举行的赛马写一篇特稿，这样他就必须放弃去希腊旅行的计划，因为赛马是在七月和八月举行。这笔稿费优厚到近于荒谬的程度，因此他说他舍不得拒绝。他跟娜塔丽说，她要是肯去观看赛马，代他做调查研究工作，他就给她一半稿费。娜塔丽立刻答应了，没想到——拜伦是这样看的——她叔父是要阻止，至少是要延迟她去华沙的旅行。杰斯特罗有一次毫不含糊地说，娜塔丽那么追斯鲁特不是有身份的女子应有的举动，也不是好的策略。拜伦琢磨斯鲁特并不想跟娜塔丽结婚，也明白是为什么。对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在这样的时候娶一个犹太女子做妻子是灾难性的，虽然拜伦觉得，要是他处于斯鲁特的地位，他会为了她高高兴兴地离开外交界。
娜塔丽当天就写信给斯鲁特，通知他说要把去华沙的日期延迟到八月赛完马以后。拜伦看着她在打字机上打出那封信，竭力不让心底的喜悦露到脸上。他心想，她也许去得成，也许去不成。也许在这期间会爆发战争，阻止她前去。拜伦希望，希特勒如果真要进攻波兰，那么最好快点儿动手。
她写完信，他就用同一台打字机给他父母写了那封难得的长信。他本来只想写一页，结果写了七页。这是好几个月里他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他一点儿没想到他已在信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坠入情网的年轻人。他还以为自己只是在描写他的工作、他的雇主，还有那个跟他一起工作的可爱姑娘。因此帕格·亨利白操了一番心，写了那么严肃的回信。拜伦接到信时，感到又是吃惊又是好笑。他根本没想到要跟娜塔丽结婚，就好像他根本没想到要改信伊斯兰教一样。他只是被爱情迷住了心窍，那个年轻女子简直可以说近在身旁，远在天边。他觉得现在只要能跟她厮守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他又写了封信向他父亲解释明白，可是这封信到达华盛顿时，亨利夫妇已经启程去德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