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屠呦呦

中医药的传承与骄傲

人物小传

1930年12月30日，屠哟哟出生于浙江宁波。

1951年，考入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

1955年，毕业后接受了2年半的中医培训，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

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抗疟疾药研究任务，屠呦呦任科技组组长。

1972年，和同事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1973年，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以证实其羟（基）氢氧基族的化学结构。

1992年，针对青蒿素成本高、对疟疾难以根治等缺点，发明出双氢青蒿素（抗疟疗效为前者10倍的“升级版”）。

2011年9月，获得拉斯克奖和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

2015年10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引语

2015年10月5日，全国各大媒体、各大网站，几乎都被“屠呦呦”这个名字刷爆了。

2015年10月5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秘书乌尔班·伦达尔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庄严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2名科学家威廉·C·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给出的评语是：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屠呦呦成了中国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呦呦鹿鸣”，一鸣惊人！

作为科学家，屠呦呦的人生因其贡献而闪光。从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经历、非两院院士的“三无教授”，到赢得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项拉斯克奖，再到摘得世界顶级奖项诺贝尔奖，她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1930年12月30日，在浙江宁波的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宅子里，一个小女孩呱呱坠地。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从小她就备受宠爱。为了给自己的掌上明珠取名，她的父亲翻遍了《诗经》，最后《诗经·小雅·鹿鸣》里的一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让他心中一动。于是，这个女孩从此就有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屠呦呦。

这是屠呦呦人生第一次与“青蒿”这种植物发生联系，或许，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她就与这株小草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她的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奇妙的缘分，竟然贯穿了女儿的一生。

屠呦呦的父亲是一位妙手仁心的医生。每天，他的诊所里都有无数病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他们的症状，为他们把脉、开药。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屠呦呦从小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小时候，屠呦呦从来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呼朋引伴到处玩耍，而是喜欢读书。只要一有空闲，她就会捧着一本书读得津津有味。那时，她最喜欢读的不是《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故事书，而是在别人眼中非常枯燥、如同天书一般的医书——《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千金方》《本草纲目》《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

在屠家的楼顶上，有个摆满了各种各样古典医书的小阁间，这片充满书香的小天地，是屠呦呦的天堂。那时的她因为年纪太小，识字不多，读起书来只能一知半解。所幸的是，中医药方面的图书，大多都会配有相应的插画，于是，她就从那些插画中去揣摩文字的意思，倒也能理解个八八九九。这段简单而又快乐的读图岁月，是屠呦呦心中最宝贵的记忆。也正是这一时期，让一个医学梦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渐渐萌芽。

在诊所里，屠呦呦最常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些前来求医问药的病人喝下父亲煎熬的汤药以后，疼痛有所缓解，满脸的忧愁变成了舒心的笑容和一连串的道谢声。

有一次，父亲接诊了一位患重病的老人，为了治病，老人已经去过很多地方、拜访了很多医生，然而，病情一直都没有好转。父亲仔细地对病人的情况进行检查，又问了陪同前来的家属许多问题，但始终都没有找到病因，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让他先回去，第二天再来。那天晚上，父亲一直愁眉不展，吃过晚饭就钻进了小阁楼里，翻阅着那些旧旧的医书。

第二天，病人如约来到了诊所，一进门就焦急地问道：“大夫，我的病到底能不能治？”父亲让他坐下，再次为他问诊，这一次，病因很快就确定了。父亲对症下药，给他开了药方。

几天后，那位病人再次上门拜访，不过，这次他不是来看病，而是特意来为父亲送锦旗的。原来，自从吃了父亲开的药之后，他的身体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这件事给屠呦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她仍然记忆犹新。在她的一篇文章里，她还提到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目睹了这一真实的事件之后，我越发觉得医生这一职业的伟大。治病救人，带给人新生，这样的善举，很让人感动。我看着父亲忙碌的身影，感觉特别崇高。我的眼前好像浮现出自己也穿上白大褂给别人医治的模样。我一定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医生。”

在崇拜父亲的同时，中医和中药也使屠呦呦感到非常神奇。这些看起来来有些神秘的药材，让她充满了好奇，总想去探索其中的奥秘。每次父亲背着竹篓到山上采集中药时，她就会像个跟屁虫一样一路跟着他。就这样，在这个小女孩的心中，治病救人的梦想逐渐清晰起来。在这个梦想的驱使下，1951年屠呦呦考入了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

不过，在选择专业时，屠呦呦却没有选择中医专业，而是出人意料地选了在当时非常冷门的生药学专业。她的父亲对此非常惊讶，但此时的屠呦呦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她认为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一种主要手段，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更加符合她的兴趣和理想。中医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听完她的想法，父亲连连称赞：我原来想，你从小对医学感兴趣，长大了以后一定能当个好医生。没想到，你有更大的理想！

父亲的认同与赞许，给了屠呦呦无穷的力量。后来，她说道：“这个时候，家人给予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巨大动力。事实证明，我确实在未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大学的4年时间里，屠呦呦一直刻苦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专业课程上，她更是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临危受命，进入“523项目”

1955年，屠呦呦毕业了。当时，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在已经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刚刚成立，她被分配到了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从那之后，她一直在这里工作，直到退休。

当时，毛泽东提出了“西学中”的战略思想，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医研究院开办了一个学习班，从全国各地选拔有西医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参加，屠呦呦也被选中了。在“西学中”培训班，屠呦呦一直学习了2年半的时间，这段经历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她对中医药有了系统的了解，得到了很多思路。这些经验，为她以后研究抗疟药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越共军队在湿热的雨林中与美军苦苦作战，很多士兵虽然在枪林弹雨中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但都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瘟疫打倒了。这场瘟疫席卷了整个越南，所到之处，几乎无人幸免，造成了非战斗性减员是战斗性减员的四五倍，其杀伤力远比战场上的子弹、炸药更大，人人闻风丧胆。这种古老而可怕的疾病，正是疟疾。疟原虫是一种真核生物，潜伏在雌蚊的身体里，其长梭形孢子一旦经过雌蚊的口液进入人体中，就会沿着血液侵入肝细胞，然后发育和生殖，最后钻入红血细胞，继续生长和裂殖，使人体产生一系列病变，如高热、贫血、脾肿大，直至死亡。当时治疗疟疾使用的大多是奎宁类药物，然而，在东南亚战场上，疟原虫已经对这类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因此，人们对到处肆虐的疟疾无计可施。

走投无路的越南共产党只好向中国求助，关键时刻，中国向他们伸出了援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1967年5月23日到5月30日，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共同组织召开了一次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会议，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部门等从事疟疾药物研究、试制、生产和现场防治工作的37个单位、88名代表紧急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个研发抗疟药的国家工程正式启动，代号“523”项目。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项目，地方7个省市的医药研发部门、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齐上阵。然而，尽管他们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中草药，但始终没找到有效的抗疟新药。科研人员历尽千辛万苦研发出来的药物，不是疗效不佳，就是毒性太强，根本不能使用。

1969年，“523”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希望中医研究院能够参与这个任务。当时，中医研究院的科研工作已经全部停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的离开，使科研力量极为匮乏，人才断层非常严重，但考虑到国家任务的重要性，院领导当即表示：即便如此，也绝不推辞，会尽最大努力承担工作。

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具有中西医背景，又有长期从事中医药研究经验的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负责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那一年，屠呦呦39岁，在中医药领域已经小有名气：她在防治血吸虫的生药学研究上获得了2项成果，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正是从那时开始，屠呦呦迈出了奔向诺贝尔奖的第一步。

接受如此重要的国家任务，令屠呦呦受宠若惊，她非常感激党和国家的信任与重用。然而，当时的科研条件又使她感到困难重重——没资料，没材料，没像样的实验室，没足够的经费……当时的屠呦呦可以说是“两手空空”，起点低到近乎一片空白，根本不像现在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能够拿到诺贝尔奖的项目，必定会有先进的实验室和有力的资金支持。

但屠呦呦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一进入“523”项目，她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对屠呦呦来说，疟疾并不陌生，她小时候就曾经在家乡宁波感染过一次，是间日疟，疟疾中最轻的一种，但也把她折磨得够呛，差点儿就命丧黄泉。她的亲身体会，让她对那些患者感同身受，更坚定了研发新药的决心。

屠呦呦带领着小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系统搜集整理历代本草，翻遍了建院以来的人民来信、地方经验汇集，埋头于那些已经在岁月的洗礼下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希望从中找到抗疟药物的线索。除此之外，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想从这些老前辈那里得到一些经验和指点。

历时3个月，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从2000多个方药中，精心筛选出了640个，将其整理编撰成《抗疟单验方集》，油印成册，并于1969年4月将其送到了“523”项目办公室，请他们转给承担任务的7大省市各研究所共同发掘。

不过，《抗疟单验方集》送去之后，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再也没有消息。无奈之下，屠呦呦只好自己去实践。她和同事们对这640个方药进行进一步筛选、排除，最终锁定了100多个样本，并用这批方药来做试验，但试过了一批又一批，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屠呦呦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当时她虽然触摸到了成功的大门，但最终失之交臂。原因在于，古籍中只是说青蒿对医治疟疾有疗效，并没有进一步说明青蒿作为药材的有效成分是哪个部位，到底是根、叶还是茎？更没有说明是哪一个区域、哪一个季节的青蒿效果最明显。再加上当时的青蒿很难买，只能靠屠呦呦自己去北京的中药店里买点儿现货，由于样本太少，研发的深度远远没有达到出成果的程度。所以，尽管她曾经不止一次地对青蒿进行实验，但看到的总是疗效不稳和具有毒性。

到1970年年中，屠呦呦和同事们筛选了100多种中药，包括青蒿在内，都未能达到理想的抗疟效果。这时，屠呦呦因为被委派了其他的任务而不得不中断抗疟疾药的研究工作，其他的小组成员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调离中药所的“523”项目，中药研究所的抗疟疾药研究工作进入了停滞状态。

青蒿素的神奇发现

1971年，越南战争进入了生死攸关的关键时期，同时，在我国的南方某些地区，疟疾也开始蔓延。于是，这年年初，全国抗疟工程总指挥部将“523”项目重新启动，并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全国抗疟誓师大会。在会上，周恩来总理发来了一份电报，再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大研制抗疟新药的力度。

会后，中医研究院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抗疟药物的研发，屠呦呦仍然担任组长。她继续提取和筛选方药，然而，一直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这时，她突然又想起了青蒿。此前，青蒿在实验中曾经出现过68%的抑制率，为了验证效果，他们对青蒿进行了复筛，但发现结果仍然不太好，复筛的时候只有40%甚至12%的抑制率，于是再次放弃了青蒿。

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不甘心的屠呦呦再次查阅起那些她曾经翻了无数遍的古代文献，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没想到，这次真的被她找到了。

在东晋葛洪撰写的《肘后备急方》中，有这样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是“水渍”，而不是传统的“水煎”？这个发现令屠呦呦眼前一亮。她马上意识到，之所以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或许是因为“高温破坏药物效果”。于是，她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和酒精来进行青蒿素的提取。这恰好抓住了问题的重点——后来的实验证明，温度正是青蒿素（青蒿素到了1972年才获得命名，此时研究组尚不知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提取的关键，如果温度过高，青蒿素的结构就会被破坏，其抗疟性也会消失无踪。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屠呦呦所提取的第191号青蒿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有100%抑制率。令人惊喜的是，在当年年底的猴疟试验中，也得到了同样的效果。

当年，“523”项目是一个具有浓郁时代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军工研发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研究所遍布全国各地，研究人员更是数以百计，谁也没有想到，屠呦呦，这个当时职称只是“助理研究员”的女性，竟然成了发挥历史性作用的那个人。这怎能不令人惊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屠呦呦的研究之路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她需要面临的是更多的困难与挑战。比如，为了提取出青蒿的精华，屠呦呦希望药厂为她提供一些设备。而当时的药厂连正常的工作都没法开展，不得已之下，屠呦呦只好和同事们亲自动手。他们从农贸市场买来7口大缸，在简陋的实验室里，用一种挥发性非常强、具有一定毒性的溶剂浸泡青蒿。实验室通风条件很差，因此污染极其严重，但屠呦呦仍然咬牙坚持做实验。结果，由于长时间在这种充满挥发性气体的环境下工作，再加上过度疲劳和营养缺乏，屠呦呦不幸染上了中毒性肝炎，肝功能坏到蛋白倒置。

对此，屠呦呦从来都不后悔。她说：“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最后药做出来了，就是一个挺欣慰的事。”正是这样的情怀，始终支撑着她在制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

屠呦呦成功提取青蒿素之后，鉴于各种动物实验都显示出良好的抗疟效果，她决定试试临床，希望以此来对青蒿素的效果进行最终验证。在经历了一番磨难后，当屠呦呦和同事带着青蒿素赶到海南昌江时，已经是这一年的9月，病员所剩无几。屠呦呦抓紧这最后的时间，勉强做完了21例临床实验，结果证明，无论是对间日疟，还是脑疟，青蒿素都取得了良好的诊治结果。

成功了！这时的屠呦呦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意料之中的良好临床结果，指引着屠呦呦研究组再接再厉。在这之后，他们又紧锣密鼓地分离纯化了青蒿的抗疟有效成分。1972年，他们得到了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分子量为282道尔顿的无色晶体，分子式是C15H22O5，熔点在56—157℃。

一种改变人类命运的晶体，横空出世了。

然而，发现青蒿素，只不过是屠呦呦在科研征程上的第一步，接下来，她需要做的是创造，也就是将自然界的分子转化为药物。

比起发现青蒿素，这一步更是难如登天。

屠呦呦和同事们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在菊科蒿属的植物中，只有处于花蕾期的黄花蒿的新鲜叶子中才含有大量的青蒿素。但是，他们所在的北京，几乎找不到黄花蒿。为了尽快生产出药物来，他们把这种情况向“523”项目组进行了汇报，最终，项目组在四川找到了一种符合制药条件的黄花蒿，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屠呦呦和同事们研发的第一种药物剂型是片剂，但是一些病人在服用了这种药物后，产生了一些不适。后来，在进行了仔细检查和再三实验后，他们才发现，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在旧压缩机器上生产出来的药片很难分解。于是，屠呦呦转而使用新的剂型——纯青蒿素胶囊，这次终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临床效果。

后来，屠呦呦回忆道：“原本看似关闭的抗疟新药开发的大门，再次向我们打开。”

这之后，在对青蒿素的各类衍生化合物进行评估时，屠呦呦和同事们又有了新的发现——二氢青蒿素更加稳定，而且，其疗效也比普通青蒿素的疗效好10倍。更重要的是，用二氢青蒿素治疗以后，病人的疟疾复发率更低。

在屠呦呦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青蒿素类药物越来越完善。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我国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从此以后，青蒿素类药物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一种能够在疟疾早期阶段扼杀疟原虫的有效药物。

从拉斯克奖到诺贝尔奖

直到今天，疟疾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杀手，全世界每年大约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有45万人因为疟疾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在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欠发达地区的儿童。

青蒿素的发现，给这些在疟疾的折磨下痛苦挣扎的人们带来了福音。与西方药厂生产的同疗效药物相比，青蒿素类药物不但不良反应轻微、治愈率高且价格便宜，因此，在非洲，有很多人将这种神奇的药物称为“东方神药”。

青蒿素让全球数亿人受益，屠呦呦因此也进入了拉斯克医学奖评委们的视野之中。

2011年9月24日2时，已经是81岁高龄的屠呦呦登上了这一年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赢得了临床医学研究奖，这是当时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如此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

拉斯克医学奖向来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一个中国女人竟然得到了这么高的荣誉，引起了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屠呦呦的名字第一次被推向了幕前。

更令国人惊讶的是，这位获得了医学界世界最高奖项的卓越女科学家，竟然是一位“三无教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学经历，甚至不是两院院士，只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非议和赞美，同时铺天盖地地向屠呦呦扑来。面对这些争议，屠呦呦始终淡然处之，她说：“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她从不贪功，更不骄傲。

然而，她的贡献谁都不能否认。4年后，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奖再次把荣誉给了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屠呦呦。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说：“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她表示，经过现代技术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评审委员会委员扬·安德森则给出了更细致的评价：“得益于屠呦呦的研究，过去10年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50％，感染率降低了40％。”

这个曾经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终于迈出了最后一步。

不过，对屠呦呦来说，获得诺贝尔奖并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她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低调，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不愿意生活在镁光灯下，继续过着平淡的生活。

她的科研征程也始终步履不停，直到今天，这位85岁的“三无科学家”，仍然在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一座小楼里做项目。

智慧启示

人生应该始终保持一颗谦逊之心，这能帮你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欣赏，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你不断成长，自我完善，成为更好的自己。

心中常怀一种大爱，才能拥有精神上的“伊甸园”，获得心灵的满足与人生的圆满。

专注的力量很大，能把一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三心二意的人，是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的。

人物简介

她出生在一个没有多少艺术氛围的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却叛逆地坚持报考文艺院校。她未能逃脱偏科的命运，让父母抓狂的文强理弱的成绩，依然改变不了她对艺术道路的希冀。

她在电视主持这个领域，兢兢业业地耕耘了20余年，藏在包里那本被翻烂的小学字典，恰似她常年磨就的一把锄地工具。梦想一旦被勤奋播散，便不惧风雨吹打。收获的香甜溢于唇齿，她仍不忘把快乐传递。

她曾经获得过两届播音主持行业的最高奖项——金话筒奖，她连续13年站立在央视春晚这个万众瞩目的至高舞台中央，她勇挑重担，以命换声，主持了多达数百场大型晚会。人们把她与倪萍、周涛相提并论，谈论她的智慧、优雅与端庄，探寻她的人生成长轨迹。

耀眼的珍珠源于一粒细小的沙子，美丽的蝴蝶原来是丑陋的毛毛虫所蜕变。董卿，如何演绎精彩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