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博斯曼斯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某些片断，这些片断并不连贯，全都突然中止，出现了一张张无名的脸，以及短暂的相遇。这一切都是在遥远的过去，但这些短暂的片断，不能跟他一生中的其他岁月衔接起来，就依然悬浮在这漫长的现时之中。他会不断对它们提出问题，但永远不会得到解答。对他来说，这些片断将永远是个谜。他开始把它们一一列出，仍然想找到一些坐标：一个日期，一个确切的地点，一个他无法拼写出来的名字。他买了一本黑色仿皮漆布面记事本，放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这样在白天任何时候想起一件忘却的往事，他就可以随时记下来。他感到自己如同在打通关。但他在不断追忆往事时，有时会感到后悔：他的思想为何顺着这条思路，而不是顺着另一条思路？他为何让某一张脸或某个头戴奇特皮帽并牵着一条小狗的身影消失在陌生的地方？他想到可能发生却并未发生过的事，不禁感到晕头转向。
这些破碎的往事跟你在生活中处于十字路口的那些年份相对应，当时你面前有许多条路可走，因此你很难作出选择。他在记事本上写下的话，使他想起他曾把一篇关于“暗物质”
的文章寄给一本天文学杂志。他清楚地感到，在确切的事件和熟悉的面孔后面，存在着所有已变成暗物质的东西：短暂的相遇，没有赴约的约会，丢失的信件，记在以前一本通讯录里但你已忘记的人名和电话号码，以及你以前曾迎面相遇的男男女女，但你却不知道有过这回事。如同在天文学上那样，这种暗物质比你生活中的可见部分更多。这种物质多得无穷无尽。而他只是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记下这暗物质中的几个微弱闪光。他见这些闪光极其微弱，就闭目思索，寻找能产生联想的细节，使他能再现整体，但整体并未出现，只有一些片断，一些星尘。他真想投身于这暗物质之中，把断掉的线索一根根接好，是的，要回到过去，抓住一个个影子，了解其来龙去脉。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只有找到那些姓。或者名字。它们能起到磁铁的作用，能再现你难以弄清的模糊印象。它们存在于梦中，还是在现实之中？
梅罗韦？是名字还是绰号？别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这个上面，否则闪光就会消失。能把它记在记事本上就已不错。梅罗韦。装作在想别的事情，是使回忆变得清晰的唯一办法，当然不能勉强。梅罗韦。
他沿着歌剧院大街走着，时间大约是晚上七点。这街区靠近林荫大道和证券交易所，现在是否是时候了？梅罗韦的脸现已浮现在他的眼前。是个青年，金发拳曲，穿着背心。他甚至看到他身穿青年侍者的工作服——就是饭馆门口或大饭店总台的侍者，样子像未老先衰的孩子。这个梅罗韦也是这样，他虽然年轻，但脸已憔悴。他的声音显然已被人遗忘。然而，梅罗韦声音的音色，是一种金属质感的音色，一种珍贵的音色，依然清晰可辨，他可以说出蛮横无理的话，就像调皮的孩子或纨袴子弟那样。接着，突然响起老人的笑声。是在证券交易所那边，大约在晚上七点，办公室下班的时候。职员们一群群蜂拥而出，他们人数众多，会在人行道上撞到你，把你卷入人流中带走。这个梅罗韦和人群里的两三个人一起从大楼里走出来。一个肥胖的小伙子皮肤洁白，跟梅罗韦形影不离，一直在听他说话，显出既害怕又欣赏的样子。一个金发男子面孔瘦削，戴着浅色眼镜和镌有姓氏首字母的戒指，往往保持沉默。他们中年纪最大的约有三十五岁。他的脸在博斯曼斯的记忆中要比梅罗韦的脸来得清晰，他的脸臃肿，鼻子很小，而棕发又往后梳，使他的脑袋活像斗牛犬。他总是面无笑容，显出蛮横的样子。博斯曼斯已看出他是他们的办公室主任。他跟他们说话时一本正经，仿佛他在教训他们，其他人听他说话，就像听话的学生。梅罗韦只是偶尔插上一句不礼貌的话。这群人中的其他人，博斯曼斯已经记不清了。他们只是些影子。梅罗韦这个名字使他感到不舒服，那是在他想起“欢乐帮”这三个字的时候。
一天晚上，博斯曼斯像平时那样在这座大楼前等候玛格丽特·勒科兹，梅罗韦、办公室主任和戴浅色眼镜的金发男子首先走出大楼，并朝他走了过来。办公室主任突然问他：
“您是否想加入欢乐帮？”
梅罗韦发出老人般的笑声。博斯曼斯不知该怎么回答。欢乐帮？对方的脸仍像平时那样严肃，目光冷峻地对他说：“欢乐帮，就是我们。”博斯曼斯听到他凄凉的声音，反倒觉得这事滑稽可笑。他在那天晚上对他们三人仔细端量，觉得他们仿佛手拿粗棍，沿着林荫大道走着，不时突袭一个行人。每打一次，仿佛都能听到梅罗韦的尖细笑声。他对他们说：
“欢乐帮嘛……让我考虑一下。”
他们三人显得失望。其实，他跟他们才刚刚认识。他跟他们单独见面也只有五六次。他们跟玛格丽特·勒科兹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是她介绍他跟他们认识的。脑袋像斗牛犬的棕发男子是她的上司，她必须对他显得殷勤。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在嘉布遣会修女大道遇到他们三人，就是梅罗韦、办公室主任和戴浅色眼镜的金发男子。他们刚从一家健身房出来。梅罗韦非要请他跟他们一起“喝一杯茶，吃一块杏仁饼干”。他在大道另一边的塞维尼侯爵夫人茶馆里坐了下来。梅罗韦把他们带到这家茶馆，似乎非常得意。他像茶馆的常客那样把一个女服务员叫来，用刺耳的声音要了“茶和杏仁饼干”。其他二人看着他，显出宽容的样子，办公室主任持这种态度，使博斯曼斯感到惊讶，因为他平时极其严肃。
“那么，对我们欢乐帮……您是否已作出决定？”
梅罗韦口气生硬地对博斯曼斯提出这个问题，博斯曼斯则在寻找起身离开的借口。譬如对他们说他要去打电话。他就可以跟他们不辞而别。但他想到玛格丽特·勒科兹和他们是办公室的同事。他每天晚上要去接她，还会遇到他们。
“那么，您是否有兴趣参加我们的欢乐帮？”
梅罗韦不断提问，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仿佛想跟博斯曼斯决斗。其他二人像是准备观看一场拳击比赛，脑袋像斗牛犬的棕发男子，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而戴浅色眼镜的金发男子，脸上毫无表情。
“您要知道，”博斯曼斯用平静的声音说，“在寄宿学校和军营生活之后，我对帮派不是十分喜欢。”
梅罗韦听到这个回答感到尴尬，发出老人般的笑声。他们就谈起别的事情。办公室主任声音低沉地对博斯曼斯解释说，他们一星期去两次健身房。他们在那里进行各种训练，其中有法式拳术和柔道。那里还有练剑室和击剑教师。每星期六，可以报名参加在万塞讷树林举行的越野障碍赛跑或在铺煤渣的跑道上赛跑。
“您应该跟我们一起参加运动……”
博斯曼斯感到主任是在对他下达命令。
“我可以肯定，您参加运动不够多……”
他直瞪瞪地望着他，博斯曼斯难以忍受这种目光。
“那么，您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运动？”
他那张斗牛犬般的胖脸露出了微笑。
“就在下个星期挑一天，好吗？我给您在科马坦街报名？”
这一次，博斯曼斯不知该如何回答。是的，这种坚持己见，使他不由想起在寄宿学校和军营生活的遥远年代。
“刚才您对我说，您不喜欢帮派？”梅罗韦尖声问他。“您也许更喜欢跟勒科兹小姐做伴？”
其他二人听到这话一脸尴尬。梅罗韦仍然挂着微笑，但他似乎还是害怕博斯曼斯会作出反应。
“是的，确实如此。您显然说对了。”博斯曼斯温和地回答说。
他在人行道上跟他们三人分手。他们在人群中渐渐走远，办公室主任和戴浅色眼镜的金发男子并排走着，梅罗韦稍稍落在后面，回过头来跟他挥手告别。他是否记错了？这也许是在另一天，晚上七点，他在大楼门口等玛格丽特出来。
几年后，大约在凌晨两点，他乘坐的出租车要穿过科利泽街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司机见红灯停车。就在马路对面人行道边上，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身子挺直，披着黑披风，赤脚穿着凉鞋。博斯曼斯认出是梅罗韦。他的脸瘦了，头发剃成板刷头。他站在那里守候着，在稀少的车辆开过时，他每次都露出微笑。但不如说是在怪笑。他如同皮条客，专为坟墓里出来的客人找姑娘。那是在一月份的一天夜里，天气特别寒冷。博斯曼斯想要走到他跟前和他说话，但心里又想，对方是不会认出他的。他透过后窗仍然看到他，直到车子在圆形广场拐弯。他无法把目光从这身披黑披风、一动不动的身影上移开，他突然想起那皮肤洁白的胖胖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常常跟梅罗韦一起走，似乎对梅罗韦十分欣赏。这小子后来怎样了？
这样的影子有几十个之多。不可能说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于是，他只好在记事本上记下模糊的迹象。脸上带瘢痕的棕发姑娘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奥尔良门到克利尼昂库尔门这条地铁线上……往往是一条街、一个地铁站、一个咖啡馆使他们从往事中再现。他想起穿华达呢衣服的流浪女子，走路的样子像以前当过模特儿，他曾多次在不同的街区跟她迎面相遇：寻南街、阿尔博尼街、科维扎尔街……
他感到惊讶的是，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的几百万居民之中，竟会在很长时间之后又遇到同一个人，而每次遇到的地点又跟前一次遇到的地点相距甚远。他的一位朋友看了最近二十年的《巴黎赛马报》，以研究概率论，他在赌马时曾向这位朋友请教过。不，对此无法回答。于是，博斯曼斯在想，有时命中注定如此。你就会跟同一个人迎面相遇两三次。你要是不跟这个人说话，那就是你的损失。
那公司的名称？大概是“黎塞留代理行”。是的，就当是黎塞留代理行吧。在九四街的一幢大楼里，以前是一家报社的社址。底楼有一家快餐店，他有两三次在那里等候玛格丽特·勒科兹，因为那年冬天很冷。但他更喜欢在外面等她。
第一次来，他还上楼去找她。有个巨大的电梯，用浅色木料制成。他是从楼梯上去的。每层楼的双扉门上都有一块牌子，写着一家公司的名称。他在有黎塞留代理行牌子的门上按了铃。门自动打开。办公室里有个柜台般的家具，上面装有玻璃隔板，在柜台另一边，玛格丽特·勒科兹跟周围其他人一样坐在一张办公桌前。他敲了敲玻璃隔板，她听到后抬起头，对他做了个手势，让他在下面等她。
他总是待在靠后的地方，站在人行道边上，以免在尖厉的铃声响起时被同一时间走出大楼的人流撞到。起初，他怕没能在人流中把她认出，就要她穿红大衣这样醒目的服装，使他一眼就能认出。他感到就像火车到站时在找一个人，想要在你面前走过的旅客中把此人认出。旅客越来越少。在那边，下车晚的旅客从最后一节车厢下来，你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
她已在黎塞留代理行的一家分公司工作了两个星期，分公司不是很远，就在胜利圣母大教堂那边。他也在那里等她，晚上七点，在拉济维乌街街角上。她独自从右边第一幢大楼出来，博斯曼斯看到她朝他走来，就心里在想，玛格丽特·勒科兹不会再消失在人群之中，自从他们第一次相遇之后，他有时会有这种担心。
那天晚上，歌剧院广场的土台上聚集着一批游行者，他们面对着一排共和国保安警察在大道上形成的封锁线，警察显然是为了保护政府官员的车队通过。博斯曼斯从这群人中穿过，在警察执行任务之前一直走到地铁口。他刚走下几级楼梯，后面的游行者就拥了上来，推搡着前面的人。他身体失去了平衡，把前面一个穿雨衣的姑娘挤了过去，两个人一起被挤到墙上。这时响起警车警报器的声音。他们俩将要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时，却觉得挤压的力量小了。那是城市交通的高峰时间。他们一起登上一节地铁车厢。刚才，她被挤到墙上时撞伤了，眉弓上流着血。他们乘了两站就下车，他把她带到一家药房。他们并肩走出药房。她眉弓上贴着橡皮膏，她雨衣的领子上有点血迹。街上一片安静。只有他们两个行人。天黑了。是在蓝街。博斯曼斯觉得这街名并不真实。他心里在想是否是在做梦。许多年后，他偶然又来到这条蓝街，一种想法使他呆立不动：两个人在初次相遇时说的话，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说过，这事是否真的确信无疑？那么，几年来低语的声音、电话里的谈话呢？耳边低声说出的千言万语呢？这些片言只语无关紧要，都注定要被遗忘？
“玛格丽特·勒科兹。LeCoz（勒科兹）是两个词。”
“您住在这个街区？”
“不。是在奥特伊那边。”
这些话是否直到最后仍然悬在空中，是否只要沉默片刻并稍加注意就能听到其回音？
“那么，您在这街区工作？”
“是的，在一家公司。那您呢？”
博斯曼斯感到意外，是因为她说话声音镇静，走路平静而又缓慢，如同在散步，这种表面的安详跟她眉弓上贴的橡皮膏和雨衣上的血迹并不相称。
“哦，我嘛……我在一家书店工作……”
“想必有趣……”
这语气谦恭而又冷淡。
“玛格丽特·勒科兹，是布列塔尼人的名字？”
“是的。”
“那您出生在布列塔尼？”
“不。在柏林。”
她回答问题时彬彬有礼，但博斯曼斯感到她不会说得更多。柏林。两星期后，他在人行道上等候玛格丽特·勒科兹，时间是晚上七点。梅罗韦第一个走出大楼。他身穿节日的盛装，这种西服肩部包紧，由当时一个名叫雷诺马的裁缝制作。
“您今晚跟我们一起去吗？”他用金属质感的声音对博斯曼斯说。“我们出去玩……去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夜总会……名叫欢庆……”
他说出“欢庆”二字，语气毕恭毕敬，仿佛这是巴黎夜生活的一个圣地。博斯曼斯谢绝了邀请。于是，梅罗韦站在他面前：
“依我看……您更喜欢跟德国妞一起出去……”
他有自己的原则，决不对别人的好斗、侮辱和挑衅作出反应。而只是报以沉思般的微笑。他身高体壮，要是打起来，对方十有八九会不堪一击。另外，不管怎样，这些人也没有这样坏。
这第一天晚上，他和玛格丽特·勒科兹仍然这样走着。他们走到特律代纳大街，有人说这条大街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也许是因为它形成了一个私密空间，那里很少有车辆经过。他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您在公司里做些什么事？”
“秘书工作。我翻译德文信件。”
“啊，不错……您生在柏林……”
他很想知道，这个布列塔尼姑娘为何生在柏林，但她仍默不作声。她看了看手表。
“我等过了高峰时间再去乘地铁……”
他们就这样等着，等在一家咖啡馆里，对面是罗兰高级中学。博斯曼斯有两三年时间曾在这所中学里寄宿，就像在巴黎和外省的其他许多寄宿学校那样。夜里，他从宿舍里逃出来，在这条安静的大街上走着，一直走到灯火通明的皮加尔广场。
“您是否读过大学？”
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是因为罗兰高级中学就在眼前？
“没有。没读过。”
“我也没读过。”
在特律代纳大街的这家咖啡馆里，跟她面对面坐着，是多么有趣的巧合……稍远处，就在这条人行道上，是“商业学校”。罗兰中学的一个同学，名字他已忘记，是个脸蛋胖胖的男孩，总是穿一双滑雪后穿的软皮靴，这个同学说服他去报考这所“商业学校”。博斯曼斯听从了他的建议，只是为了延长他缓征兵役的时间，但他只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
“您看这橡皮膏我是否还要贴着？”
她用手指擦着眉弓以及眉弓上的橡皮膏。博斯曼斯认为这橡皮膏要贴到明天。他问她是否疼。她耸了耸肩。
“不，不是很疼……刚才我觉得快要闷死了……”
地铁口那群人，那些拥挤的车厢，每天在同样的时间里……博斯曼斯曾在什么书里读到过，两个人首次相遇，如同各自感到身受轻伤，会把两人都从孤独和麻木中唤醒。后来，他想到首次跟玛格丽特·勒科兹相遇，心里就想，这次相遇只能是这样：在那个地铁口，两人被挤在一起。而在另一天晚上，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在同样的人群之中，从同一个楼梯下去，又乘上同一节车厢，却并未看到对方……但是否真的可以这样肯定？
“我还是想把橡皮膏拉掉……”
她想用拇指和食指揭开橡皮膏的边缘，但揭不开。博斯曼斯走到她跟前。
“等一下……我来帮您……”
他慢慢拉着橡皮膏，一毫米一毫米地拉开。玛格丽特·勒科兹的脸跟他的脸靠得很近。她竭力露出笑容。最后，他一下子把橡皮膏拉下来。她眉弓上有血肿痕迹。
他左手仍搭在她肩膀上。她那明亮的眼睛盯着他看。
“明天早上到办公室，他们会以为我打过架……”
博斯曼斯问她，出了这“意外事故”，她能否请几天假。她对他微微一笑，显然被这种幼稚的话感动。在黎塞留代理行，一天不上班就会丢掉饭碗。
他们一直走到皮加尔广场，博斯曼斯以前从罗兰中学宿舍里逃出来，就是走这条路。在地铁口前，他提出要送她回家。她伤口是否很疼。不疼。另外，在这个时候，楼梯上、走廊里和车厢里都是空荡荡的，她不会再有任何危险。
“您哪天晚上七点下班时来接我。”她声音平静地对他说，仿佛从此之后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在九四街25号。”
他们俩都没带笔和纸，不能记下这地址，但博斯曼斯叫她放心：他决不会忘记那些大楼所在的街名和门牌号码。这是他跟大城市的冷漠和千篇一律斗争的方法，可能也是跟游移不定的生活斗争的方法。
他看着她走下一级级楼梯。要是他晚上在她下班时等她是白等呢？他想到有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就感到焦虑不安。他试图回忆起哪本书里写过首次相遇都是一种受伤，但只是徒劳。他想必是在罗兰中学时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