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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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走上中心舞台

那个时代当地几乎所有的主要士绅都留下了自己的政治文集,以及典籍注释、哲学和历史著述、百科全书、地方志和游记,其中许多颇有价值,被收入《四库全书》。后来的县志附有晚明时期当地人的诗作,不仅包括在外乡享有持久声誉的诗人(像刘侗和曹胤昌),还收录了其他人创作的许多诗文,例如梅国桢,他真正的地位来自各类文武事务。刘承禧等当地文人成了著名的藏书家,甚至有学者从江南赶来欣赏他们的珍本收藏。刘宏:《<一捧雪>·<金瓶梅>·麻城》。事实上,麻城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变成了一处圣地,吸引了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学士。16世纪90年代,被齐皎瀚(Jonathan Chaves)誉为“明代最伟大诗人”的湖南人袁宏道(1568—1610),曾多次与兄弟宗道、中道一同访问麻城,写下了许多赞美当地风光的诗篇,后来由麻城本地的杰出士绅李长庚编辑刊印。袁宏道:《潇碧堂集》,李长庚编(1608);周群,40~43页;Chaves,23。关于袁诗歌革新的简要描述,见Nienhauser, ed.,955-956。【译者按,袁氏兄弟当为湖北公安人。】历史学家焦竑(1541—1620)也在同一时期定居于此。Tu Lien-che, “焦竑”,见《清代名人传》,145~146页。焦在1589年的殿试中夺得第一名,他曾是麻城人耿定向的学生,关于耿我们在下文还会提到。我们还看到,伟大的小说家冯梦龙在20年后旅居此地。最有名的例子是,颠覆偶像的泰州学派思想家李贽,正是在麻城写出了他最有争议的著作,对思想界发起了最尖锐的攻击。

这些名士,以及渴望仿效他们优雅情致的人,聚集在该县山间的凉亭里,娱情山水,茗茶品酒,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已有的精英社交中心如万松书院、麻姑石窟、东山的定慧寺等重新焕发了生机,又有新建的中心加入其间,例如白果的兴福寺、梅国桢建造的碧云寺以及县城的三老堂。这里渐渐形成了当地名人和访客公认的聚会胜地,即所谓“三台八景”。其中一些更因过去的文坛健将而备受尊崇。宋埠镇外的杏花村就是其中之一,以唐代的杜甫和宋代的苏东坡曾经来访而自豪,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曾忠实效仿。《麻城县志前编》,1:29~30页,2:27页;《麻城县简志》,37~39页。晚明时最受人喜爱的景致是龙湖湖畔新老寺庙的交相辉映,位于县城东约25里的中心平地上。龙湖为权势显赫的周家所有,由山间奔流而出的溪水汇聚而成,深邃而清澈,吸引了大批知名的访客,他们动情于钓鱼台的迷人景致而写下优美的诗文。袁中道,《龙湖》及其他诗歌,见潘曾纮,3:1页,3:13页;1882年《麻城县志》,卷3。麻城的名士们有意通过这些场景显示自己文化上的优雅,进而表明他们对当地社会的绝对支配地位是相称的。

佛教在晚明的麻城繁荣起来,它的集大成者是出身于当地一个显赫家族的学者僧人道一(本名叫周明明)。按照一种近乎完美的说辞(当时大部分文人退出日益恶化的公共生活时都会如此),周在去武昌参加乡试的路上,对其他考生在渡船上为争座位而大打出手的粗鲁行为非常厌恶,愤然回乡并剃度出家,终日流连于家乡的崇山峻岭,探寻人生的真谛。《麻城县志前编》,15:11~12页。另一些优秀的当地精英尽管没有出家,却也痴迷于佛教的奥义和伦理探索。

与此同时,这些名士远没有脱离政治。事实上,至少从周宏祖和周宏钥那代人起,也就是16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麻城人就不仅持续跻身于帝国官僚阶梯的高层,而且在晚明激烈的派系斗争中扮演了活跃而复杂的角色。他们一直是批评皇帝、宦官和宗室的中坚。他们在16世纪末与属于新儒家“左翼”的泰州学派过从甚密,但在17世纪初同样与该学派学术上保守而政治上激进的反对者交往,起先是东林党,后来是复社运动。

彭遵古的故事很有象征意义。1586年,已在十年前因罢官而名震天下的直言者海瑞,被朝廷召回出任南京都御使。显而易见,海的第一把火就是要严惩那些哪怕有最轻微腐败行为的官员。这激起了提学御史房寰的弹劾,称海瑞虚伪而傲慢,应该再次免职,万历皇帝准奏。然而,时任南京佥都御史的麻城人彭遵古,组织了数位同科进士联名上疏,请求让海瑞官复原职。他们攻击房寰诡计多端,赞扬海瑞是当代伟人。朝廷袒护房,并勒令放肆的彭及其同伴去职还乡,从此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彭确实作为一个多产的学者度过了余生,并在1620年代的天启年间因其英勇谏举而获得谥封。《麻城县简志》,24~25页;Ray Huang,154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