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来学对儿子的忠告

这些族规融入代代相传的关于家族延续和维持的广泛论述，在数百年来为麻城的宗族精英们所分享。这种论述一个较晚的例子见于程学瀚（1825—1885）的女婿戴阿禄（音）为他撰写的墓志铭。戴开门见山地说，学瀚可以将数量可观且不断增长的财富留给后人，这“并非偶然”——而是学瀚勤俭持家、精于理财的自然结果。戴随后写道：

显而易见，人世的幸福抑或不幸取决于富有抑或贫穷。富人有吃不完的美食，穷人只能以粗粮度日。富人穿着华丽的丝绸，穷人只能以粗陋的衣服蔽体。有人住在温暖、舒适的深府大院，有人只能寄居在茅舍和芦苇棚中。很多人视金钱如粪土，他们的快乐或苦痛却要受金钱左右。一个人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数。在这里老天是公平的。但在此过程中也有道德的因素，财富必须反映这一点。

要牢记，腹中的食物，柜中的衣服，房屋的瓦片、房门和窗户，桌上的用具，都是经农民的血汗、女子的编织和上百次贸易而来。它们是我们舒适生活的源泉。但要是它们没有得到善待，老天就会让它们枯竭而得不到补充，更不用说对它们报以傲慢和蔑视了。鉴于此，要警惕你的骄傲，多为不如自己幸运的人着想。程学瀚先生的为人处世正是基于这样的感悟，因此他能够保住财富并将遗产传给后人。【译者按，本段为意译。】

我说过，这篇墓志铭写于晚清，其中对富人毫不掩饰的颂扬有违那个时代的某些特质。但麻城精英最符合这种保富论述的唯一文献实际上来自15世纪。这就是1445年中进士并长期在城市做官的邹来学所写的《戒子书》。虽然邹氏不像程氏主要以经商为业，但是不容否认，它和晚清程学瀚墓志铭阐述的是相似的道理。这位明代查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书信，值得大段引用：

字寄妻男杨氏邹瀚：

余不及言。自离家之后，将及二载。邹氏各处亲邻朋辈人事之往来，以及家务人口种作屋宇塘池树木头畜等项，二兄家道安否，澍海二子生理，俱不知详悉。尔虽有家信一二次，只开些须略节，岂想父在远方，时时怀念，以此一事观之，尔之平昔为人，苟且简慢，懒惰粗粝，无状可知。其待父母如此，又不知相处内外亲戚邻里何如。每忧尔少读书，识见寡，操历浅，至亲至眷不知尊重，小男小女不知抚字，左邻右舍不知和睦，年老之人不知恭敬，贫难之人不知眷顾，患难之人不知怜悯，为恶之人不知回避，为善之人不知仿效，有恩之人不知报本，有冤之人不知洗雪，与人饮酒不知深浅，醉后之言无天无地无礼无法，醒后诸事不知，与人交钱不知仗义……作揖不知低头，识者莫不耻笑，谁肯劝诫。……至若起家不知要节俭，耕作不知要辛勤，畜养不知要水草，树木不知要栽种，子弟要教训，屋宇要打扫，内外要防闲，出入要谨慎，夜晚防盗贼，丰年防旱干，有日防无日，用人要饱暖，待下要恩爱，我忧尔之不能为人。不止此数者，聊说其大略。尔书每说牛死，比之常人家一牛使数载而不伤者，何也？盖因心痛此牛，牧养得法，水草依时。尔书又说无本钱，比之别人家一般纳钱粮，赶人情，又当相应人夫。凡事量入为出，千思万想，要知何者为起家之计，何者可以纳钱粮，何者可以备荒旱，务要长远，莫顾眼前。我每想自己仕途数年间，必有深过，以致祸恶，上及先母，下及溥儿。自朝至夕，惶惧省责，又惭薄德菲材。劳数次之章奏遭几番之荐拔，诚恐有负朝廷之委托，宁又肯贪污以辱名节，贻后患于子孙乎。

邹以告诫儿子的方式指出，要与有怨仇的邻居和睦相处，要合乎祭祀祖先的礼仪，总之，要使其行为变得节俭、审慎、有社会责任感。

邹来学信中反复强调的提升自己家族的目标，被他的家族很好地实现了。事实上，在麻城或邻近的黄安（该县分出去之后，1535年的一起事件将邹家分到了这两个县），邹氏可能是在当地居于主导地位时间最长的宗族团体。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邹氏是帝制晚期麻城的一个大家族，它在当地的谱系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是14世纪初迁到该县的一位元朝官员的后代。在邹来学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整个明代邹氏共有12人获得了高级功名。我们将看到，他们后来又在17世纪同样精明地转而效忠新的王朝。随着邹士璁（1688年进士）荣升地位显赫的大学士，他们成了清代麻城世家中拥有最多高级功名的家族——共有5个进士和15个举人。来学的告诫显然功不可没。

更有甚者，直到20世纪，邹的书信被执着地重印在以后的县志中，并得到热心读者越来越多的支持。清代知县屈振奇就是其中之一，在他那个时代该信还没有成为麻城文人子弟的必读文献。屈相信这封信自写成以来就对麻城人举业和仕途的惊人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许他是对的。但是被这封信所忽略、实质上也被关于家族和财富的宗族论述所忽略的是，如果没有对劳动者的全面剥削、对其地位的全面贬抑、对这些底层民众的强制压服和对其自由的暴力束缚，上述这些成功都是不可能的。正是这些现象将点燃民众暴力的烈火，邹来学撰写该信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该县将一再经受它带来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