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解论语(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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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八佾篇第三

《八佾篇》主要谈的是有关人与天地、鬼神(祖宗)之间的祭祀礼节的话题。《易经》中的谦卦就强调人与自然鬼神之间的互动,还有“谦以制礼”的概念。这就说明,“礼”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包括人与天地鬼神的互动。这种观念具有整体性,因为它不只是限于消弭人际纷争,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规范,而是认为人跟自然之间也需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现在,尤其是21世纪,最为关注的话题了,即所谓生态保护问题。人不可以对自然太无“礼”,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想开发哪里就开发哪里,最后“礼”一旦失衡,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扑就会很严重。所以,人与天地(自然)之间也要有礼,也要有彼此互动的均衡原则。这就是谦卦的中心思想,人就是根据“谦”的原则来制订种种礼法制度。《八佾篇》大部分谈的是祭礼,其意义是很深远的,祭礼除了祭天地,还有祭鬼神,也就是列祖列宗和诸神。

人的祖先,以及代表以往人类生活的文明状态的诸神,它们赋予了后代子孙生命和文化,所以才值得后代以礼待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祭礼,也就是祭天祭地祭鬼神,一定是全面的,这样才有可能维持最好的现状。谦卦兼顾了这一整体,故被认为是《易经》中唯一尽善尽美的卦。可见,如果只偏重人际或国际的礼,而忽视对自然天地的礼,那就绝对不会有好下场。还有,如果把人类祖先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文明破坏殆尽,不存任何纪念,那么人类的未来将是迷茫的。

在《八佾篇》强调那些看上去很繁琐的礼的时候,有些人就产生误会了,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繁文缛节,而《论语》第四篇就告诉我们,所有“礼”的本质其实都是“仁心仁德”,所以这一篇就叫《里仁篇》。《论语》前四篇是由《学而》到《为政》,再由《为政》落实到关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制度的《八佾》,接着探讨更重要的“礼”的本心,即“仁为礼本”。“礼”只是外在的,里面的“仁”是更重要的,这就是《里仁篇》的主旨。

“仁”,从字形上看就是二人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仁”字还有一种说法,即天地人三才。按中国造字的原理,“仁”字右边的“二”上面的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加上左边的单立人,三才俱备。至于天地人之间的互动,甚至天、地、人、鬼神之间的互动,永远要讲求彼此之间的和谐平衡。强调人在顶天立地之间,要如何尽仁爱之心,发挥其核心的创造力,这就是《里仁篇》的核心内容。

从谈内圣的《学而篇》和谈外王的《为政篇》,到谈具体制度层面的《八佾篇》,再到探讨礼的核心的《里仁篇》,有了这四方面,就可以据此来知人论世了。《论语》里面大量的人事评论的依据都是前四篇,孔子所讲的就是对每个人从内到外进行评价的标准,如弟子能不能把执政理念落实到制度层面,是不是有一颗真挚的爱心和独特的创造力,等等。

《论语》的问答体例,有点编辑经验的人就比较容易看出它一定经过了系统性的编辑。因为有些地方不是尽善尽美,让人感觉资料不太完备——是孔老夫子讲过的话给删掉了?还是遗失了?不清楚。另外,有的篇章里有些莫名其妙的话,可能是记录的学生打瞌睡了,记的东西既无聊,又没有什么道理。《论语》没有讲总编辑是谁,也没有编者序,开了几次编辑会议,花了几年才完成《论语》,这些资料都不是很详细。也就是说,《论语》的编辑统合工作做得不是很好,应该可以更好些。

首先,孔子真的只留下这么一点东西吗?他教书那么多年,肯定不只是这点东西。我们光看《易传》,就知道孔子留下的东西有很多。在他过世之后,学生们一定开了好几次编辑会议,总编辑恐怕都不太好推举,因为大家谁都不服气谁。显然,《论语》的编辑是有瑕疵的,比如有些章节内容重复。按说如果是严谨的编辑,这种瑕疵是不应该出现的。可是因为这些内容都是根据大家的笔记编辑整理的,大概汇整工作做得不够好,也可能存在参与之人的意气相争。最明显的是有若和曾子就互相不服,因为他们俩的弟子众多,就把他们两个人的言论都编到了《学而篇》的前面部分,仅次于孔子,好像有若还稍占上风。这在史书里也是有记载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说,孔门最后分成八派。可见,在编辑先师著作的时候,要想统合八派的意见很不容易。众说纷纭,如果主事者没有足够的威望,就没有办法统合大家的意见,难免影响到编出来的东西。这一点在《子张篇》里表现得最明显,子游跟子夏的互掐尤为激烈。子张人缘极坏,大家都认为他气势太盛,很难为仁,连曾子这种温和的人都有点受不了他,可见同门大弟子之间相处有多不容易。因为老师太杰出了,学生的境界跟老师差距太大,连颜回都认为自己“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望尘莫及,其他的平庸之辈就更不能统众。《子张篇》反映的就是同学之间缺乏互相爱护的赤诚,更多的是互相看不上,彼此不买账,等到了孔门的徒孙辈,见识和襟怀就更差了,门户主义、党同伐异的现象比比皆是。

结合史书的记载和现实,大概可以还原出孔子过世之后同门师兄弟党同伐异的情形,《论语》里面就有蛛丝马迹。关于同门师兄弟的纷争问题,禅宗的历史中有特别详细的记录,连出世的修道团体之间尚且有这么多纷争,遑论学术团体、政治舞台与商业领域?可见做人有多难,人情、人性是多么复杂!这就需要我们有智慧和胆识去面对,去处理,这也是《学而》和《为政》的重点,即内圣外王的根本。

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在谈到季氏的时候说:“一个大夫家用天子的仪仗,像这样僭越无理的事如果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呢?”

这是《八佾篇第三》的首章。“八佾”,舞名,每佾八人,八佾六十四人,为天子所享之礼乐。“八佾”在当时是最高规格,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奏乐行礼时候的阵仗。而诸侯只能“六佾”,每佾六人,就是三十六个人的乐舞。至于卿大夫就是“四佾”,一十六人,规模更小。如果最起码的公务员——士要行乐礼的话,就只能用二佾,即四个人。这就是以前所谓的“礼”。既然“八佾”是周天子的规格,连诸侯国君都不是的鲁国大夫季孙氏竟然在自己的家里使用,显然是过分逾越礼制,太嚣张。大家如果了解那段历史,就会知道,在当时的鲁国,季氏独掌大权,鲁国国君的权力被架空,而季氏又被他的家臣架空,鲁国的国君甚至被逼出国流亡。

“孔子谓季氏”,“谓”就是评判、议论,看不顺眼了就要说,很像现在的舆论监督。“季氏”,指季平子,名为季孙意如,为鲁国当权卿大夫,曾把鲁昭公逐出国境,另立昭公之弟为定公。

“八佾舞于庭”,季孙氏居然享用高他两级的天子规格的乐舞,而且是在自家的庭院里公然演出,孔子觉得实在太过分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本来,这只是孔子一时的愤慨,后来变成中国人在看什么不顺眼的时候最喜欢用的一句成语——“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现在祭孔用的是几佾舞?按照规矩,孔子是王,文宣王,仅次于天子,应该是六佾,如果是“八佾”的话就有问题了。但现代祭孔典礼上,好像用的是天子八佾舞。孔子本来就反对季氏八佾,结果祭孔用八佾舞,估计孔子也不会安宁。

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鲁国三家大夫在祭祖典礼中,冒用天子之礼,唱着《雍》撤除祭品。孔子说:“《雍》诗说‘助祭的是诸侯,天子庄严肃穆地主祭。’这两句话在三家的庙堂中怎么用得上呢?”

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只是鲁国的大夫,他们竟敢在自家的厅堂上行此大礼,也歌《雍》,这哪里符合《雍》的本义?

“三家者以《雍》彻”,古代诸侯有国,大夫有家。鲁国的三家指孟孙、叔孙、季孙,皆为鲁桓公的后代,又称“三桓”。鲁桓公传位于庄公,另有庶子三人,其后代分别称为孟孙、叔孙、季孙。“三桓”完全把鲁国国君的权力架空。《雍》即《诗经·周颂·雍》,《颂》是专门用来祭天、祭地的,只有天子宗庙的祭祀才有资格歌《周颂》,其中的《雍》也是如此。“彻”就是祭完之后把仪仗撤掉。鲁国这三家大夫在祭祖典礼中,竟然冒用天子之礼,唱《雍》诗撤除祭品。

对于三桓的自我膨胀,逾越礼制规矩,孔子当然看不顺眼。他引用《雍》诗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相”是助祭的,“辟公”就是诸侯、国君。“三家之堂”,指桓公之庙。换句话说,这本来是天子的祭祀,诸侯都只能陪祭、助祭,现在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大夫,居然也用!这样肆意妄为,简直岂有此理,天子的庄严肃穆完全被他们给糟蹋了,真是礼坏乐崩。

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礼做什么呢?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能用乐做什么呢?”

孔子说,仁是礼乐的核心,礼乐只是仁的外在表达,两者互为表里,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徒有其表。

《八佾篇》前面两章讲的是三家乱鲁,“八佾舞于庭”、“《雍》彻”,都用了当时的最高规格,诗乐、舞、祭祀,是典型的僭越之举。“礼”只是表面的形式,任何制度的核心还是仁心,如果少了“仁”,“礼”就是虚伪的,成了大家敷衍的客套。不要觉得这个观念是老生常谈,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

“仁”是世间万物创造力的源泉,大家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仁”,而核仁、桃仁、杏仁的“仁”已经不只是人与人相处的关系,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易经》的角度来说,“仁”,左边代表人,右边的“二”字,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仁”就包括了天、地、人三才。《易经》一卦六爻,初爻和二爻为地位,三爻和四爻为人位,五爻和上爻为天位,天位、人位、地位之间有合理的互动关系,才可趋吉避凶。如果缺少仁这一核心,空有繁复的形式,就像没有灵魂的躯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是因为他耳闻目睹了太多的僭越礼制的现象。在季孙氏问孝时,孔子干脆回答说:“无违。”其实人很多时候强调外在,是因为内在的缺乏,外表越夸张,内心越贫乏。《八佾篇》谈礼,《里仁篇》谈仁,《为政篇》谈治国。齐、治、平跟诚意、正心、修身密切相关,让一个内心匮乏的人去齐家、治国、平天下,绝对会出问题。“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和《易经》是互通的,《系辞传》中忧患九卦前三卦都在谈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履卦,“德之基”就是行礼,已经有那么多的规范、规矩了,你就要照着做,“礼辨上下,君定民志”,但是只照着做还不够,要先来一个“谦”,然后来一个“复”,才抵达了德的根本。“履”的本质就是要根据“复”来行事,所以“复”叫德之本。如果缺乏内在的核心驱动力,外面再怎么装都会穿帮。

4.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问孔子什么是礼的根本。孔子说:“这个问题问得好!一般的礼,与其奢华,不如从简;而丧礼,与其仪式周到,不如内心悲戚。”

林放,是孔子的学生,鲁国人。在别的地方没怎么看到他,但是读过《四书》的人,对他的名字应该熟悉。

“林放问礼之本”,问的是礼的本源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要定这些礼呢?子曰:“大哉问!”孔老夫子随便一句话就能变成中国人的口头禅,“大哉问”一度也很流行,意思是你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性,问得真好。也就是说,好问题才有可能带出好答案,学问,学问,有一半的功夫在问。

“礼,与其奢也,宁俭”,礼,与其讲究外面的好看,铺张浪费讲排场,还不如节俭一点。“丧,与其易也,宁戚。”“易”,仪式周到,但是内心没有真正的哀戚之情。“戚”,哀戚,是丧事中最起码的情感,别人才会感同身受。也就是说,丧事,与其仪式周到,还不如心中哀戚。丧礼是很重要的礼,在古代,死是大事,大家都认真严肃地对待,要有实质性的内涵,而不是仪式繁复铺张,最重要的是要有对逝者的哀戚之感。

奢和俭,大家都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所以,礼的讲究,宁愿不及,也不能太过。而丧礼,正如《易经》既济卦第五爻所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祭拜祖宗、天地,不在于牺牲供奉的讲究,关键是要真心诚意,这样神明才会赐福予你。

另外,“俭”和“戚”在《易经》的小过卦《大象传》中就明确提出:“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这里的意思是恭敬、哀戚、节俭不要太过,适当就行。俭是美德,我们大力提倡,但也不要过分。春秋战国时,墨家反对厚葬、厚祭,主张薄葬,这就是好事。墓葬最奢侈的就是帝王,历代皇帝大修陵幕,有的甚至把国家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财政收入都拿去修陵。孔子主张,对于祭祀,要讲究内心的真诚,这样才能跟你所祭的对象之间有真正的交流,不然的话就是天地与你不交,而不是天地与你交泰。

5.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说:“夷狄尚有君主,不像诸夏这样僭越混乱,完全无上下尊卑之分。”

这一章有不同的解释,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哪种讲法比较合理。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亡”即“无”,古代一般写作“亡”。“诸夏”指中原华夏部族,不一定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大的民族。大家如果读过《春秋》,就知道诸夏是一个专有名词,代表当时文化比较先进的一些国家,夷狄则是周围落后的野蛮民族。华夏包括很多的国家,再细分的话也有一些部族,所以叫“诸夏”。《说文解字》称:“夏,中国之人也。”所以,中国这个名称早就有了,尧的时候就叫夏。“中国”是个文化名词,是“中道之国”;时中之道的“中”,是阴阳和合。任何最有创意的、能产生最好结果的都叫“中”,提倡实践、彰显“时中之道”的国家就叫“中国”。所以,“中国”不是狭义的地理名词,它是用来区分社会的文明程度的。《尚书》里讲的“蛮夷猾夏”,就是文明程度低的野蛮国家侵犯、威胁文化比较先进的华夏部族。我们历史上也有大汉族沙文主义的时候,像元朝和清朝,很多人就觉得很难接受,怎么汉人的政权被蒙古人和满人给搞掉了。实际上夷狄和华夏的观念,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搞种族主义。可见,“中”不是政权名称,而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发展状态,谁做到了谁就是“中国”。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春秋》的作者,他把自己一些很深刻的对时代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都写在这部书里了。这是一本充满了密码的书,就像《易经》一样,如果没有传的解释,你都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孔子正是因为读《易》有得,才开始《春秋》的创作。其中的文辞、笔法,本身也像卦爻一样有错综复杂的体系,这种书靠自修是不太可能懂的。

“夷狄之有君”,那些野蛮民族,他们也都有酋长、君王。“有君”就是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任何组织没有真正发展到世界大同的时候,还是要有领导、有规矩、有上下。夷狄是野蛮落后民族,但他们也知道一个部族要生存,一定要有组织、有纪律才行,也就是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照理说,文明程度较高的诸夏,应该管理得更好,但是在孔子时代,却是礼坏乐崩,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数不胜数,所以孔子才感慨,连人家野蛮人都很有规矩,还挺像个样子的,我们这些文化开明之地却乱七八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连夷狄都不如了。

可见,孔子绝不是说“夷狄虽有领袖,可它们毕竟是夷狄,还不如我们没有领袖呢”,这不是民族偏见吗?

6.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同‘汝’)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旅祭泰山。孔子对冉有说:“季氏这么干,你能阻止他吗?”冉有答:“不能。”孔子说:“呜呼,难道你们认为泰山之神不像林放一样懂得礼吗?”

“季氏旅于泰山”,“旅”,祭祀的名称,即祭祀境内山川,当时只有天子与诸侯可以祭祀境内山川。泰山为五岳之首,古代帝王祭祀泰山是一种很重要的礼,这种祭祀就是“旅”,《诗经》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名山大川,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旅祭,泰山更是如此。而一般诸侯国的国君不能越过自己国境,只能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旅祭山川。秦始皇和汉武帝封禅泰山,他们就有这个资格。

鲁国的季氏只是个大夫,连诸侯祭祀的山川之地都轮不到他,可他竟然僭越两级,用天子的规格到泰山旅祭。在《论语》中,季氏是第二次违礼了,孔子知道后很生气,因为他知道一旦季氏开了先例,接下来其他权臣也会无所顾忌。

“子谓冉有曰”,孔子也没有办法了,只有拿弟子冉求开刀。“女弗能救与?”你不能阻止这件事,挽救一下吗?孔子认为,冉求作为季氏家臣,算是高级幕僚,应该劝自己的老板不要这样干。冉有回答得很干脆:“不能。”这个冉求很有意思,可能是他真的无法阻止,也可能是不愿意。大概他认为这种事不必认真对待,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去泰山旅游一趟吗?

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真的无言了,这个平时器重的弟子竟然如此回答,难道泰山之神不像林放一样懂得礼?也就是说,你们怎么就不想想,泰山之神会接受这样的祭祀?林放曾问过“礼之本”,泰山之神的判断力肯定大大高过林放,季氏骗得过泰山之神吗?

事情已经发生,不能劝阻,被祭的泰山既然是神灵,那么就不会接受这种不合规格的祭祀。这也是孔子自己安慰自己,既然没有办法阻挡季氏浩浩荡荡到泰山去祭拜,相信泰山之神自有其判断力,不接受这种没有规矩的供奉。

我们看《八佾篇》才几章,这个权臣季氏就闹了多少事?大家注意,很多规矩不是说时代变了就是封建糟粕,现在是多元化,自由民主时代,照样也有规矩。像国家之间政要的见面,用什么规格,见面的礼仪,都是有规矩、等级、分寸的。

7.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比赛射箭吧。比赛时,上下台阶与饮酒,都拱手作礼、互相谦让,这样的竞争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是古代六艺的一种,弓箭在古代属于远发兵器,而射箭几乎是每个知识分子立足于社会的重要技艺。故有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六艺是古人在社会上做人做事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艺”不是绘画,也不是文学等,不要拿后代的眼光去看待。“射”排在第三位,可见很重要。

关于“争”,儒、释、道三家基本上都认为无争。因为人心的争太可怕,《易经》中的讼卦、师卦、噬嗑卦,都在警告争的后果。争,小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鸡毛蒜皮的利益之争,稍大一点是战争,再大一点就是人与自然争,严重破坏环境,这些都没有好下场的。所以,古代圣贤历来主张不争,不争,则人跟人、人跟自然、人跟天地鬼神统统都不争。一旦有争,就会造成讼卦所说的你争我抢、唇枪舌剑,师卦的刀光剑影、流血成河,噬嗑卦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比比射箭。射箭虽然也是竞争的形式,可是这个争是君子之争,讲究的是风度。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竞赛性的活动,就是如此。在孔子看来,射这项技艺最能体现君子的风度,因为射箭最讲究的就是心正,除了竞争因子,还有文化训练的含义,就像谈恋爱,大家都对一个女生感兴趣,就得各显神通,但是输了的不能泼硫酸。

“揖让而升”,“揖让”就是先做一个揖,然后说承让承让,“升”是上台射箭。刚开始还是很有风度,但既然要比就一定有高下,当然要上台了。“下而饮”,输了下来是要罚酒的,这时候就要接受比赛结果。“其争也君子”,这就是在竞争中仍不失君子风度,同时也完成了射箭对一个人的人格训练。现在很多人也学会了这种做法,不管心里多么的不愿意,即使内心最痛恨的对手选上了,还是要打电话去祝贺一下。人是不可能没有嫉妒心的,但风度还是要有,要输得起、放得下,才会有下一次的进步,所以君子之争就尤为重要。

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老师:“‘笑眯眯的女孩子真是好看,黑白分明的眼睛真是漂亮,再绚丽的光彩也因有白色的本质’,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时,先以白色打底,再上彩色。”子夏接着说:“礼法规范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呢?”孔子说:“启发我的是商啊,现在我可以同你谈《诗经》了。”

这章是关于子夏的。子夏我们前面介绍过了,《学而篇》里也有子夏的话。子夏对传经有很伟大的贡献,《春秋》、《易经》等最难懂的经典,都是从子夏这一脉传下来的。他算是孔夫子的关门弟子,继承的是孔子晚年时一些更成熟的思想。

“巧笑倩兮”的意思是笑眯眯的女孩子真好看。“美目盼兮”的意思是黑白分明的眼睛真漂亮。这是《诗经·卫风·硕人》里的诗句。“素以为绚”就是“以素为绚”,“绚”就是光彩夺目,“素”就是白。一个是质,本质;一个是文,包装。素是打底的,就像女人化妆,或者我们画画,一定要先打底,然后才能涂色彩。也就是说,要有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再加上丰富的文采。子夏请教老师这句诗的深意是什么。

“绘事后素”,孔子说:“绘画时,先以白色打底。”古时候画画也不是只有黑白两色,也要上彩,我们看到的很多花卉图、仕女图,都是先以白色打底,最后再上彩。人生也是一样,先要有一个很自然、朴素、清新的本质,然后再用学养、文采来衬托质朴,再来讲究形式的美,那样的美才是有底蕴、经得起考验的。如果只有包装,没有任何质朴的底蕴,就很难做到耐人寻味。前面讲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有余力”前面的道德操守的基本实践就是“素”,是人本来就应该做到的,然后再饰以文采。人如果包装超过了实际本领,就很难持久。像很多整过容的人,假鼻子、假眼睛的就很不耐看。绘画是如此,美女也是如此,任何艺术都是如此。

子夏听到老师用绘画来解释《诗经》的诗句,因此受到启示,就问:“礼后乎?”《八佾篇》就是讲“礼”的,子夏的意思是,世间的很多典章制度、礼法规范是不是也是后来才产生的呢?因为“礼”是人定出来的,本质上也是一种包装、一种衬托,是为了使人性的美质能充分展现,在人情、人性的本质上面饰以“礼”这种文,使文与质得以配合。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对此大为赞扬,说“能够启发我的就是商啊!以后可以直接和你讨论《诗经》了”。商是子夏的名,老师叫学生当然直呼其名了。

9.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制我能说明,但其后代杞国没有办法证实。殷朝的礼制我能描述,但其后代宋国没有办法证实。这都是资料与人才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资料与人才,我就能证实了。”

这一章和《为政篇》讲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几乎是姊妹篇。任何一个时代结束了,都有很多值得保留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的重要性。中华民族是个很重视历史的民族,历史资料太丰富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尽可能保存资料的习惯,现在又加上了出土文物之类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史学在中国一直很发达。同样是东方,印度却刚好相反,不知是不是受宗教的影响,他们特别没有历史观念,很多东西在印度就很难查考。

“夏礼吾能言之”,这里的“礼”不是狭义的礼,指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制度。夏朝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相关的社会资料肯定有很多。孔子实在是博闻强识,大家想啊,夏朝离春秋末年有多远?中间隔一个商朝,还有一个西周,光商朝就有六百多年,对孔老夫子来说是多久远的朝代?但是他在文献、典章制度方面下过大功夫,“吾能言之”,所以他有信心能够把握夏朝的文献资料,包括宗庙祭祀制度在内的基本精神,都能说明白。

夏朝灭亡以后,新为天子的商汤没有把夏朝的王族赶尽杀绝,而是把他们圈在一个特殊的保留区里,即杞国。夏朝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就保留在杞国。但是其他地方大部分的夏文化完全被商文化取代。周朝跟商朝一样,在灭商后,把商朝的王族圈在宋这个地方,宋国一直到春秋战国的时候还很有名。也就是说,杞国是夏的后代,宋国是商的后代。

“杞不足征也”,杞保留的夏文化特别多,可是后代子孙对不起他们的祖先,对于文献的保护不到位,那么辉煌灿烂的文化就这样流失了,以至于无法找到第一手的资料来印证夏文化的精神,所以孔子说“不足征”。

“殷礼,吾能言之”,孔老夫子真的是学贯天人,夏、商、周三代下来,距他那个时代有一千多年,但他却能集三代文明之大成,了解整个民族文化沿革,能说得头头是道。“宋不足征也”,同样可惜的是,宋国的祖先保留的殷商文献也严重流失,无资考证。

“文献不足故也”,注意,“文”跟“献”不同,“文”是指典籍、文字,比如金铭文、简帛之类的,是死资料;而“献”是人,通圣贤的“贤”,指那些遗老,是活资料。可不管是文也好,献也好,活资料、死资料都不足了。

“足,则吾能征之矣”,尽管孔子可以用思想去贯穿,可是要看到具体的证据、拿出实在的东西才有说服力,所以孔老夫子很遗憾。那么,在他之后的两千多年,各种天灾人祸破坏文献资料,甚至连个影儿都没有的,不是更多了吗?这种情况下,若想要复原那个时代就很难,这时就得靠考古。西安秦陵的发现纯属偶然,如果没有这个偶然,那就是文献不足。等到被发掘出来,大家发现了那些兵马俑,才会对那段历史有发言权。是不是这样?现在的出土文物,像《帛书易经》、《帛书老子》之类,珍贵得不得了,因为它是第一手的证据。

前些年,我们去过山东临沂的银雀山,那个地方的历史博物馆馆长来过台湾。当地考古发现《孙子兵法》跟《孙膑兵法》是两本书,《史记》里也说得很明白,孙膑和孙武完全是两个人。可是大家以前没有看到过《孙膑兵法》,所以20世纪就有很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都说孙武、孙膑是同一个人,骗了很多博士学位,就是因为文献不足。等到证据一出来,大家才发现,原来司马迁没有乱讲话,因为考古发现有了直接的证据。中国的地下整个就是一座博物馆,随便一挖就是宝,“文”还只是死证据,“献”才是活证据,一个人最多能活一百多岁,可能已经老到不能写了,想把资料留下来,就得做口述历史。活人是活宝,因为很多东西只有他见过,有时候就要抢救这种人。

当今世界开始重视博物馆和各种各样的资料馆,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资料值得保存。现在也在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资料保存技术,像如何防震、防火,防水,等等。可无论人类再怎么努力,沧海桑田,天灾人祸,能留下来的东西还是很少,绝大部分都流失了。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因为他清楚,“言之”跟“征之”不同,“言而有征”才有说服力,光讲讲空话、空理论,老百姓很难接受,这就是《中庸》所谓的“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

10.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孔子说:“禘祭的时候,从灌礼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不想看下去了。”

“禘”为古代的大祭,大概每五年一次,有祭天、祭地与祭祖先之分。天子与诸侯各有祭祖先于宗庙的“禘”,后来周成王感念周公大德,特赐其后代子孙在鲁国为周公举行天子的禘祭。没想到,发展成后来的鲁国国君用禘祭祀其父辈,成了僭越之举。到了孔子那个时代,禘祭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内涵。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祭祀前要洗手或者斋戒、沐浴,把滚滚红尘里的一身俗气洗掉,拜谒上帝需要清净心,必须洗心革面,才能有从俗世进入神圣殿堂的感觉。另一种是说要先把酒洒在地上,相当于对天地的一个致敬礼。“灌”是禘祭的一个步骤,但是自这一步开始,孔夫子不忍心再看下去,因为它已经完全失去了禘祭的真精神,恐怕连形式都有点马马虎虎,大家丝毫没有参与祭祀的真感情、真信念了。

也就是说,把酒洒在地上或者净手,刚开始还值得一看,大家还很专注、虔诚,一派庄严肃穆的样子,但是越到后面,人心就越浮躁,那种神圣的感觉完全都没有了。难怪孔老夫子说,只能看前半截,后半截没法看了。

很多人用《论语》中的这句话去注解《易经》观卦的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认为“吾不欲观之矣”,就是观卦的“观”,就像蒙卦说“初筮告,再三渎”,越来越乱,根本不值得一看了。有人观礼是从头到尾观的,有人是中间就找借口离开了,孔老夫子却是看不下去了。这样的解释对不对?仔细想想,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如果用孔老夫子说的“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来解释观卦的卦辞,肯定不合适,为什么?因为《易经》的卦辞是在孔老夫子讲这句话之前就有的,换句话说,《易经》卦辞不管是谁写的,“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不可能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意思,因为卦辞在前,而《论语》里的这句话是孔老夫子在鲁国看到了太不像样的祭祀,一时所发的感慨,并不是针对观卦讲的。尽管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实际上是先有卦辞,后有孔老夫子的牢骚,我们不能拿后面的东西去解释卦辞。过去很多人读经存在这个方法论上的明显错误,因为《论语》他们很熟,孔子又与《易传》关系密切,所以就认定《论语》是对《易经》的权威解释,因此产生了很多无法定论的说法。比如其中的“不”字,有人就说是“必”字,因为在一些古典文献中,“不”跟“必”常常会搞错的。但是,如果是“盥而必荐”,就有要求人贯彻的意思,那就真达到了“观卦”所要求的深入浅出。“盥”的精神境界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高级的心灵才能感受得到,那么对普通人就一定要“荐”。就像我们把《四书》、《五经》这些高深的东西推荐给一般人一样,必须通俗,但通俗不是媚俗。

那到底是“盥而不荐”,还是“盥而必荐”?以前的解释是“盥而不荐”,完全解释得通,因为是用孔子在《论语》里的话去解释的;可是方法错了,怎么用孔子一时发的牢骚去解释《易经》的经文呢?

11.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孔子真正的禘祭该是什么样的。孔子回答说:“不知道。其实真正懂得禘祭之礼的人,就能缩天下于手掌之中。换句话说,治国就变得像看自己手掌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其手掌。

“或问禘之说”,这是前面那章的后半部分,看来老夫子还在生气,大概当时山东人的脾气一般都不大好。“或问”是有人问,不管他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不能让他借着《论语》出名,可能是听说了孔子“吾不欲观之矣”之言的人,看老夫子发这么大的火,就问:“你一定知道真正的禘祭应该什么样,给我们讲讲吧。”老夫子回答:“不知也。”孔子对于不满意、有所忌讳、不愿回答的问题,经常是这个态度。

“‘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易如反掌”这个词大家懂吧?很多事情做起来很困难,可是手掌这样翻一下很容易。还有,自己掌中的很多东西你自己一看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用到别的地方去找吗?《中庸》里也有类似的词句:“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在古代社会如果没有真正的热忱,要应付那么多礼仪还真是负担。很多人都知道禘之说,它就像手掌一样离我们很近,也很容易搞懂,就是没有人认真去做,真的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

1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孔子说:“主祭者不参加主持祭祀,就像没祭祀一样。”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是儒家很有名的一个观念。“祭”字下面是“示”,其形是三条腿的供桌上面摆一块肉,所有中国字凡是与祭祀有关的,“示”字或者在下面,或者在左边,这样的字不知道有多少,连“礼”也与祭祀有关,还有警察的“察”。与天地人鬼神沟通交流所有的礼,都是由祭祀衍发出来的。祭祀的对象无形无相,不管是耶稣、释迦牟尼、土地神,还是什么,你能确定它在吗?对这个问题,儒家的态度就比较滑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在,我觉得他在就可以了,这就叫“祭如在”。不说他一定不存在,因为要证明他一定不存在很难,跟要证明他一定存在一样难。“祭如在”就是要心存敬意,叫人感恩,不要骄傲,不要嚣张,是不是?

“祭神如神在”,只要认定神存在,祭就很有意义,就能安顿人心,社会因此少很多冲突。至于你要论证、体验,甚至搜查神到底在不在,恐怕还真没有能说服大家的理由。祭祀活动本身就充满了教化意义,所以干脆“如在”就好了。就像佛经里面说的“如来”,他究竟来了没有呢?不知道,好像来了。“祭如在”就很有弹性,空间就很大了,没必要追根究底。

“吾不与祭如不祭”,一般比较通俗的解释是说老夫子还在生气,说我不能参加现在的敬天法祖祭祀活动,因为它们早就一塌糊涂,失去原本的真精神了,跟不祭没有任何差别。这个解释听起来是蛮顺的,但不一定对,前面讲“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祖宗如祖宗在,祭耶稣如耶稣在,祭佛如佛在,祭祖师如祖师在,不都是“如在”吗?所以还有一种解释是这个“吾”不一定是孔老夫子本人,他的意思是,以前祭祀要一级主管,即非常有地位的人来主持,比如天子祭祀的时候,所有重要的诸侯国君都得陪祭。这个“吾”是指主持祭祀的人,可是有的主管常常会说我太忙,其实是不想去,有的时候幕僚准备的祭文领导现场还念错别字,多不好意思。

内地这几年,每一年都有各种祭祀活动,还邀请海外同胞参加,每当这时,当地的一把手就要念祭文,说实话,有的时候真是“吾不忍听之矣”!文理不通,文白夹杂,还有的错别字连篇。这种场合一多,长官们就有点发怵,因为那实在不是他的专长,所以就尽可能推脱。这就是“吾不与祭”。孔老夫子反对主管“不与祭”,而派次要的官员代为主持祭祀,认为这不合礼,诚意不够,就像没祭一样。这个解释应该是最合理的。《易经》讲“王假有庙”,首先是君王亲临主持,才叫“王假有庙”;其次,只有诚心实意才能产生真正的感应。只派一个小角色来,也太没诚意了吧?神一定懒得理你。所以,“吾不与祭,如不祭”应该不是孔老夫子一赌气,什么祭祀都不参加了,那样的话就太消极了。

13.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问孔子:“‘与其讨好尊贵的奥神,不如讨好当令的灶神’,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说得不对。一个人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祷告了。”

王孙贾,复姓王孙,名贾,是卫国的权臣,掌握兵权。在这一章,王孙贾这个人还真是有意思,说话绕弯子。他借助祭祀来敲诈,暗示别人要给他送点礼,才能捞到好处。这段时间孔子周游列国,离开鲁国没多久就到了卫国。任何一个国家国君身边都围着一批人,当时卫国一个是王孙贾,一个叫弥子瑕,还有大美女南子,都是非常能影响卫灵公的人。这些人一看孔子来了,都希望能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到底是走弥子瑕路线、南子路线,还是王孙贾路线呢?

《孟子》云:“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这里弥子瑕对子路说,要孔子走他的门路,一定可以得到高官。换句话说,孔子如果想在卫国参政,先得过他这一关。王孙贾也暗示孔老夫子得走他这条路,大家像是在比赛。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他假装是在向孔老夫子请教:这么一句话可能是俗话,可是我不怎么明白,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吧?“媚”就是谄媚、拍马屁。“灶”跟“奥”不同,“灶”是灶王爷,相当于人的一日三餐,绝对不能断,那是管具体事的;另外一种人是离老板特别近的,亲密得都有点过分了,就是“奥”。“奥”本来泛指房屋及其他深处隐蔽的地方,所以我们常说“深奥”。以前还有方位的意思,专指室内的西南角。古代的官厅很讲究,包括整个布局和各个办公室设计,一定要穿过好几进到才能见到最重要的人物,那叫“奥”。“奥”暗指离老板最近的臣子,就是弥子瑕,他是卫灵公的宠臣,很多人会走他的后门。但是,王孙贾是在前面实际管事的,“与其媚于奥”,意思是你与其去巴结藏在深宫大内的弥子瑕,“宁媚于灶”,还不如更实际一点,走我的路线。他不好意思直接要求“你来贿赂我吧”,就拿这个俗语跟老夫子打哑谜。

孔老夫子一定听懂了,但是他不买账:“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老夫子的意思是,我既不媚于“奥”,也不媚于“灶”。因为谄媚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那样会得罪老天爷,得罪老天爷那是死路一条。孔子生病的时候,子路要帮他祷告吗?孔老夫子说:“祷告病就会好吗?”自己平常的行为已经相当于祷告了,不能临时抱佛脚。“无所祷也”,可谓义正词严,我既不走弥子瑕“奥”的路线,也不拍王孙贾“灶”的马屁。表面上看,孔子并没骂任何人,这也是日常人家交往的辞令,拒绝也要让对方有口难言。可见,古代中国人就算骂人也很文雅,不带脏字;问的人也很艺术,不掉价。这种双方的语言较量,要棋逢对手才精彩。

由上可知,那些手握大权的人,一定希望有人以他为中心,因为他们占有很多的政治资源,任何人想要见君王,先得过他这一关。所以,作为君王一定要注意身边的重臣和宠臣,不要陷入包围而无法得知下情。孔夫子的回答,不仅拒绝了这两个权臣,也间接警告了卫灵公,也就是说,人要是得罪了老天爷,包括卫灵公在内,都将求告无门。

我的牙齿一直有问题,治了几年,花了几十万新台币还是有问题,但又不能不面对,总在想,是装牙套,还是做拆卸式的假牙或固定式的假牙,甚至用贵得吓死人的植牙?到现在还不敢做决定,既舍不得钱,又舍不得牙,陷入困境的时候就占卦,问如果干脆不管它,牙会不会好,意思是说我教了这么久的《易经》,能不能对我客气一点?结果答案是完全不变的蛊卦,一口烂牙!你看,人的弱点就是这样,总觉得自己“祷久矣”,连牙医都可以不要了,竟忘了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是自然规律,反而觉得《易经》真是无情,我天天弘扬,你还不给来个健康的卦,其实,这是自欺欺人。易学大师一口烂牙,气功大师心肌梗死,康复大师得糖尿病,婚姻咨询专家离婚好多次,是不是到处都是?“获罪于天”,“天”就是自然法则,“无所祷也”,没法子投机取巧,还是面对现实吧!

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说:“周朝参考了夏、殷两朝,发展出了多么繁盛灿烂的文化啊!我还是遵从周朝的。”

“周监于二代”,“监”有察看和比较的意思,“二代”就是夏跟商。夏朝、商朝合起来一千多年,这么大的两个朝代,创造了那么多灿烂的文明,最后都不能免于灭亡,所以等到周朝把商朝推翻之后,当然希望能够千秋万代。那就要研究夏朝跟商朝,不能只看他推翻的商朝,还要研究六百多年前、一千多年前夏朝到商朝这一段,因为有很多文献、很多器物、很多文化遗产,周朝创立的时候也需要参考。

“郁郁乎”,茂盛的样子;“文”,礼仪典制方面的文化。“吾从周”,“从”是接受、遵从的意思。有人说孔子愿意跟着周朝走,就没有革命思想了,就没有创新了,就没有与时俱进了,就变成复古了。其实孔子是向往那种礼乐教化和谐的时代。

15.子入大(同“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进入周公庙,对每一项礼制都要发问。有人说:“谁说这一位鄹邑的年轻人懂得礼呢?他在周公庙里什么都要发问。”孔子听到这种批评,就说:“这还是礼吗?”

“子入大庙”,孔子怎么会进太庙呢?按理讲,太庙应该是天子供奉先祖的庙,孔子所处的时代,虽然周朝已经衰落,但周室的庙应该在洛阳,怎么会跑到鲁国去呢?其实这是鲁国享受的一个特殊规格。因为鲁国的祖先是周公,周公没有自己做天子,而是辅佐周成王,有点像摄政王,是大功臣,而且周公并没有真到鲁国就职,只是虚领了那块封地,人一直在中央工作,不像姜子牙到齐国养老,所以当时的周天子就特许鲁国的周公庙也叫太庙。那时的太庙,是以天子之礼祭祀周公,孔老夫子觉得这个地方是活的博物馆,所以可能常去。

“每事问”,孔子在太庙里,凡事都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问得很仔细?孔子难道看上去什么都不懂?有人就说:“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鄹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任鄹邑大夫,一般习称为鄹人,“鄹人之子”是指孔子,就像现在说某某人家的小孩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是“谁说这个鄹人之子懂礼?他明明很无知,什么事都要问”。其实孔子是明知故问,他连夏礼、商礼损益都可知,更不要讲周礼了。问,是因为他觉得荒唐,大吃一惊,祭礼已经没人真懂了,连主管都外行得超乎想象,真是到了礼坏乐崩的程度。

子闻之曰:“是礼也?”意思很清楚:这是礼吗?他之所以要“每事问”,是因为每一处都不对。孔子一定觉得好笑,大家以为他是不知道才问的,其实是他太了解了,只是现实距离原有的规矩差太远了,所以他才反问:这一切还是礼吗?

有的版本在“是礼也”后面用句号或惊叹号做标点,意思是说,我是为了表示谦恭,不管我懂不懂,请教本身就是合乎礼的。哪种标点对呢?我觉得问号对。如果说孔子什么都问,是为了让人家听了有被尊重的感觉,那绝对有问题。“是礼也?”这就和自由民主是真精神还是新特权的道理一样。像美国是最标榜自由民主的,那么美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作为呢?那是礼吗?是尊重,还是霸道?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反问才能刺激人去思考当时的礼是否还是原汁原味。就像很多的经典,《四书》、《五经》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比如有人把《礼记·礼运大同篇》中的“男有分,女有归”,解释成男人都充分就业,有工作,女人生下来都找个好婆家,要有所归,“是礼也?”孔子讲的大同社会真是这个意思吗?

这种情况太多了,《论语》的白话解释让我不胜其扰。像“人之生也直”,你知道是怎么翻译吗?正直的人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正直的人完全不能适应这个社会,歪邪的人才活得很好。对不对?“人之生也直”真是这个意思吗?还有把“学而时习之”解释成我们学任何东西时常要反复温习,那就快乐无比。真是如此的话,谁还学习?所以,我们也得学习孔子,随时反思:“是礼也?”

16.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孔子说:“射箭不只为了射中箭靶,因为大家的力量不是同等级的,这是自古就有的道理。”

“射不主皮”,“皮”是射箭用的皮靶子,“主皮”就是有人开弓的力气大,箭穿透了皮靶。但是有的人力气小,不能射穿靶子。“射不主皮”,就是说射箭这种事不是比蛮力,比的是准确度,心正矢直,能射中就好,射中了是一百分,射穿了也是一百分。能否穿透皮靶子不重要,因为大家“为力不同科”,力量不同,等级也不同。不像拳击要分重量级,射箭不是在比蛮力,比的是艺,目的是要中,而不是透,是否射透不能作为考核标准。

现代有些竞技竞赛,讲起来是不大公平的。像东方人跟西方人的一些竞赛,西方人身材高大,在体力和爆发力上是占便宜的。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很有挫折感,我的文化成绩基本没有问题,操行也不差,可是要求体育成绩至少要多少分。我就觉得当时的体育测验标准实在没有道理,当时我是很小的个儿,推铅球怎么办?而那些身材发育较快、较壮的同学,铅球一掷就甩很远,我们这些小个子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及格不了。唯一办法是什么?要找“王孙贾”——走体育老师的后门,关键是这个时候再去拜托老师已经太晚了,结果真的因此没有直升高中,只好奋发图强、再接再厉才考进去。想想,真是太气人了,推铅球,小个儿跟大个儿怎么比?一点都没道理。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就是通过射礼来纠正人们关于竞争的观念,不要以力服人,要以艺服人。

17.子贡欲去告(gù)朔之饩(xì)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想要废除告朔之礼所供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不舍得那只羊,我不舍得那种礼。”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告朔”,是指古代天子每年颁告诸侯历法,诸侯依其规定每月初一(朔)必须告朔于祖庙,以示尊君与上告祖先,而羊是告朔礼的一部分。“告朔”之礼很有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朔”是阴历每月的第一天,“望”是一个月中月亮最圆的那一天,“告朔”之礼就是在每年的冬末由周天子向诸侯颁布第二年的历书,“治历明时”,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现在也一样,每一年大家都印年历,告诉你什么时候过年,什么时候清明,法定假日是哪几天,好定来年的计划。古代天子就有这样的行事历颁给诸侯,各地诸侯就要接受天子的文书,然后还得藏在诸侯的祖庙里,每个月的月初要专门用一只羊来行礼告庙,这就叫“告朔”,“饩”就是拿活的牲畜来祭祀。刚开始很规范,很严谨,一层一层、环环相扣,绝对盛世气象。可是后来周德日衰,诸侯国国君根本就不亲临主持祭祀,告朔之礼已久不行,只剩下有司仍按礼供羊于祖庙,原来的那套礼制徒有其表。

子贡对这些情况比较了解,他觉得既然鲁君都不出面主持,告朔之礼已成了虚应故事,不如连这头羊也去掉算了,免得浪费。孔子表示反对:“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当然是希望礼的形式和内容(精神)兼备,虽然礼的内容(即鲁君参与告朔之礼)已经流失,也还是要想办法把形式(饩羊)尽可能保留。一代人糊涂,不代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人都糊涂,将来或许还有复兴的机会,要保留一些形式的记忆提醒后人,“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保留了形式,将来有了精神还可以再贯注其中。如果形式和内容全失,那就真完了,谁都不懂了。比如说现在的祭孔,你能确定是以前的祭礼吗?很多东西不是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吗?

“赐”,就是端木赐,子贡的字。“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的意思是,你心疼的是一只羊,我心疼的是整套的礼,如果连这只羊都废了,这个礼就真的彻底废了,恐怕真的很难复兴了。假定秦始皇真的把所有书都烧光了,到汉武帝的时候要重兴就很难,后来才发现很多人都跟孔子一样,虽然书在当时没用了,跟升官发财没关系了,他们还是偷偷地留下来了,等到文化复兴的时候,这些东西还在。内地“文革”的时候破坏的东西也很多,但还是会有人把有价值的东西藏起来。

孔子在此真的是高瞻远瞩,其实就是《易经》中复卦的意象,一个时代到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候,在从“剥”到“复”的过程中,是不是要考虑什么东西要赶快抢救,哪些文化要尽量保留?纪念馆、博物馆的出现就是这个目的。

其实要举例的话还有很多,先说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的。古代的婚礼是怎么办的?没有人知道,那些知道的人都走了,所以文跟献很重要。汉朝的时候读《尚书》就很麻烦,皇帝得派大臣去向九十几岁的伏生请教,他可能话都讲不清楚了,得赶快抢记。还有,现在大家过生日吹蜡烛,像白痴一样唱生日快乐歌,这不是老外的方式吗?古代中国人是怎么过生日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大家都习以为常,看别人都“祝你生日快乐”,自己也“祝你生日快乐”,用英文唱一遍,用汉语再唱一遍,那不很奇怪吗?像我是属于另类了,每次听到这种生日快乐歌就全身起鸡皮疙瘩,所以我过生日你们千万不要唱快乐歌。在没有出现切蛋糕、唱生日快乐歌之前,中国人如何过生日、如何结婚、如何办丧事,没几个人完全知道,很多东西就失传了。

这也不是守旧,因为传承自有一定的道理,那些道理已经丧失了,但是如果连制度、形式都不要了,就很难再恢复。中国人以前穿中山装,现在不都在穿西装吗?正式的场合不穿西装,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了解我的人都清楚,我就很少穿西装。有的话,也就一两次,因为自己感觉也怪怪的,全身不对劲儿,好像有虱子。不穿西装就不能做事吗?为什么阿拉伯世界就不穿西装呢?这种事没有什么对错。我年轻的时候,夏天喜欢穿唐装,那个时候唐装很难买到,台湾没有,内地更没有。只有一些道场、佛堂还可以买到,还不能乱买,有些上面画龙画凤的,穿上别人还以为你是黑道,素白的还真不好找,所以碰上就干脆一次买能穿几年的。可见,人不能随便乱丢传统,平时觉得这个没用,那个没用,到最后发现都有用。

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说:“事君要处处合乎礼的规定,但会被很多人认为是谄媚之举。”

“事君尽礼”,是说事君要合乎礼的规定。这原是为臣的本分,可是当时君弱臣强,很多臣子对国君傲慢无礼,所以“人以为谄也”,很多人会把“事君以礼”的人当成拍马屁。

这一章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还是要有上下尊卑之分,有臣就有君,有父就有子,一定要合乎礼。就像《易经》的履卦《大象传》所说的“辨上下、定民志”。但是,“事君以礼”被当时人认为是拍马屁,可见礼的践行没那么容易。

19.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孔子:“君主使唤臣子,臣子事奉君主,你认为该怎么做才好?”孔子回答:“君主使唤臣子的时候要依礼而行,臣子事奉君主的时候就能尽职尽责。”

鲁定公,接续兄长昭公而即位。他由于季氏支持而得位,对于三家的势力当然无可奈何。《春秋》记载,鲁国有十二公,从后往前推的话,有哀、定、昭、襄、成、宣、文、僖、闵、庄、桓、隐,定公在哀公之前,昭公之后。孔子是鲁哀公十几年过世的,所以鲁定公就是他的实际老板,定公十三年,孔子当时五十五岁,担任大司寇。

“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组织伦理中,国君使唤臣子,是上使下,而臣子事奉国君,是下事上,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鲁定公问孔子是因为当时他自己被权臣架空,所以他想知道要怎么做才好。

君不君、臣不臣,国君已经被架空了,季氏如此嚣张跋扈,鲁定公找孔子商量对策,询问如何才能恢复正常的君臣伦理。孔子的答案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所答不是具体办法,而是一个大原则。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是国君,就很傲慢地差遣臣子,不依礼数,臣子表面应付,实则会敷衍了事或者怀恨于心。如果国君“使臣以礼”,臣子回馈的就是“事君以忠”,对国君的嘱托尽心尽职。这是孔子平等的伦理观,上下级的规矩是要讲,但绝对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霸王条款。如果君使臣无礼,臣“事君以忠”就得打个问号了。可见,愚忠愚孝在当时并不被看重,这种思想发展到孟子时就变得更加旗帜鲜明,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这么大胆的话都讲出来了,难怪朱元璋要把他请出圣庙。这是典型的“你要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你好呢?”

20.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听起来,在其得到的时候,虽乐而不至于淫;在其未得到的时候,虽哀而不至于伤。”

这里讲到了《诗经》中的名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把它摆在第一篇,绝对有其意义。《中庸》里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易经》下经的人间世第一卦就是男女之爱的咸卦,第二卦则是夫妻长久的恒卦,男女之爱不是罪恶,而是一种纯情,绝对值得肯定。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指所有的情绪都合乎中道,不走极端。得不到的话,不会怀恨,也不会报复;得到的话,快乐也不过分。“淫”,不是指淫荡,而是过分的意思。“乐”,是讲少年男女因为爱慕追求而辗转反侧、少男少女之间的异性相吸、夫妇成立家庭的快乐,绝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都不要过分。“哀”,一旦失恋了,也要注意控制情绪,不要沉湎。

《诗经》很注重培养人的性情,可以乐,可以哀,都是人情;但不要乐过头,乐极生悲,也不要哀过头,哀极伤身。这就是《易经》中节卦的概念,要懂得节制。中国人习惯跟逝者家属讲“节哀顺变”,哀当然是对的,可是人走了,整天以泪洗面,三年都没恢复正常,这就有点过分了,估计逝者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

关于“雎”,我稍微提一下。“雎”就是雎鸠鸟,据说跟鸿雁一样,丧偶之后绝不“再婚”。《诗经》以鸟喻人,认为人对爱情也得坚贞,不能人不如鸟。可是《诗经·周南》第一篇是《关雎》,而《召南》的第一篇却是《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鹊巢鸠占,乞丐赶庙公。当然,此处的“鸠”跟“关关雎鸠”的鸠是不是同一种鸟,很难确定。如果是,那么雎鸠鸟对自己的配偶、小鸟那么疼爱、照顾,竟然去抢鹊巢,由此可知,这个社会的人性、人情是“独亲其亲、独子其子”容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难。同样的雎鸠鸟,从《关雎》里看,觉得好美,从《鹊巢》里看,变得好糟糕,根本就是土匪。这两首诗的对比告我们,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对于《关雎》要了解,对《鹊巢》也要了解,两面都要看到。如果你只看到“鹊巢鸠占”,却忘记其忠贞和恩爱,那么你就是丛林法则的人生观;如果只了解关雎的那一面,忘了它摇身一变,会抢人家的巢,那么你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21.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问宰我关于社主用什么树的事。宰我回答:“夏朝时候用的代表植物是松树,商朝的时候就用柏树了,周朝就用栗树,这是要让百姓紧张战栗。”孔子听到了他的话,说:“事情已经成了,就不必再去解说了;已成定局的事情,就不要再劝谏了;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了。”

这一章是在谈礼,《八佾篇》谈的礼绝大部分都是祭祀。祭祀的礼,是人跟天地、祖宗、神明之间的“礼”,这里也讲到了三代的问题,宰我很会讲话,有外交才干,与子贡齐名。鲁哀公是当时鲁国的国君,当然想听听孔门弟子的意见。

“哀公问社于宰我”,“社”是古代祭天、祭地的地方,“社稷”跟土地种什么粮食有关。在古代,建邦立国,一定要立社来祭天地,而且要选一种有代表性的、适合种植的树种在社里。这个很有趣,这种树充满了象征意义,将成为立国的一象征、标杆,这也是一种“礼”。换句话说,在某块土地上建立国家,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植物,它很有寓意,也很能启发人,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鲁哀公问宰我关于社里种什么树的事,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每一朝代都用不同的树,“夏后氏”就是夏朝,夏朝时代表性植物是松树,到商朝的时候就改成柏树。改朝换代时,社的象征也要更换,就像重新纪元一样。周朝不种松树、柏树了,种的是栗树。

本来,宰我的话说到这里就可以了,因为鲁哀公所问之事,宰我都答了,可是他最后又多了一句嘴。当是正值春秋末年,过去的松和柏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夏、商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周朝,周朝为什么要用栗树呢?宰我就做了点发挥,这是典型的画蛇添足,一定会挨老师骂的。“使民战栗”,说周朝种栗树,让老百姓战栗恐惧,官员们作威作福,这就不是王道了。宰我跟正在掌权的鲁哀公说这种话,鲁哀公可能一想,对啊,我也要“使民战栗”!言多必失,本来栗树不是这个意思,宰我能说会道,就想多讲一点,结果糟了,误导了鲁哀公,解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老师就生气了。

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孔子听说了之后,就说事情已完成,就不必再花言词去解说了;已成定局的事情,就不要再去劝谏了;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追究了。

22.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氏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的气量还是狭小啊!”有人问:“管仲是那种俭省的人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府邸,管仲的人都不必兼职工作,他怎么算得上俭省呢?”那人又问:“那么他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在宫廷的大门内设了屏风墙,管仲的府邸也这样设置;国君为宴请外国贵宾,在堂上设有专放酒杯的土台,管仲也安置了这样的东西。管仲这样做如果算懂礼,那么还有谁是不懂礼的?”

管仲,名夷吾,字仲,齐国丞相,曾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被齐桓公尊为仲父。在《八佾篇》中谈管仲这种重要的人物,显然是在说管仲违礼,是很重要的人物评论。

“管仲之器小哉”,“器小”指气势不够足,格局不够大,这里是指管仲的器量狭小。我们都知道,管仲被齐桓公重用之后,很快就当上了齐国的丞相。从一个政治犯变成春秋第一霸的丞相,管仲绝对是既有学问根底,也有事功能力,相当了不起。但是孔子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评价管仲,认为他还可以表现得更好。大多数人一发达就会奢侈、浮华,管仲也不例外。“富贵不能淫”很难,“贫贱不能移”的人一旦富贵之后,可能就会被富贵所淫。人一旦贪图享受权、名、色、财,脑子就不清醒,心里就有“疾”了,开始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去追求那些东西,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管仲本来很有干才,也很有智慧,曾经凭此建功立业,但是到晚年的时候却贪图享乐,没能更上一层楼,孔老夫子在此就对他提出批评了。

我在讲《易经》的时候就说过,“疾”是居高位的人才有的。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即使有一点毛病,也害不了太多人,可是那些居高位的,像一个卦第五爻是君位,第四爻是王公卿相之位,都有“疾”的话,与他们手中的权力结合、放大,就会祸国殃民,是不是这样?人一旦心中有挂碍,私心一重,就很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样的政权就丧失了核心创造力,所以孔子一直强调“仁为礼本”。《易经》的复卦称“出入无疾”,指人的心,出也好,入也好,都是没有毛病的。人一旦有心病,就会有行为上的毛病。如果一个领导人的心犯了病,他的所思所虑就会造成他的判断出问题。因为私心斫丧了其核心的创造力,最后就会贻害众人。孔子就是站在这样的角度上批评管仲,认为他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注意,孔子不是站在一般人的立场上评说管仲。一般人,包括弟子在内,怎么可能一下就明白孔子突然批评起管仲来呢?因为孔子在《论语》其他的一些篇章里,高度称赞过管仲,认为他尊王攘夷,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安定了齐国和天下,可谓功盖华夏。孔子一说“管仲之器小哉”,马上就有人迷糊而且误会了。人们以为孔子是在批评管仲舍不得花钱,于是,就有人问:“管仲俭乎?”是不是管仲太俭省了?其实事实正好相反,因为管仲平时的生活很奢靡,非常注重个人享受。

“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孔子了解到的情况是,管仲有三处私人府邸,而且三处管事的人都是专职人员,各有独立的机构,而不是兼职兼管,排场大到这种地步,怎么称得上节俭呢?

“摄”,是兼管各种事务的意思。像皇太极去世后,群臣推多尔衮为摄政王,“摄”就有代理的意思。因为顺治年纪还小,多尔衮资历深、功劳高,所以在小孩成人之前,让一个重臣去摄政。他只是兼理,是不可能即位的,等到正主长大之后,他就得还政。

“三归”,指管仲的府邸有三处。每一个府邸都很大,仆人都很多。退朝后的管仲总要排今天要去哪里住,明天要去哪里住,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伺候他的人,包括老婆也可能不止一个,可能有大房、二房、三房……当然,以前这种大官三妻四妾算是小事了。可以想象,管仲的个人享乐程度,至少有三处很大的府邸,是他回家时可以选的。

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作为参照,功成名就之后的管仲完全不能比。诸葛亮的节俭、廉洁是有名的,真的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过世后,名下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棵树,真正的两袖清风。古语云:“富润屋,德润身。”自古以来,真正能“德润身”的人很少,大多数人是“富润屋”。一旦大权在握,就不会想太多富国利民的事,本来管仲作为开府丞相,有三处府邸也无所谓,可是他竟然还“官事不摄”,每座府邸都有一整套完备的编制,家臣仆从一大堆。可是他不可能一个晚上跑三个地方,他只能去一个地方,那就是说,每天总有两套人马闲置。这也太奢侈了吧?

“然则管仲知礼乎?”又有人问了,管仲懂得礼吗?问这个问题的人真是蠢到了极点!《论语》中记录了很多这样的糊涂问题和糊涂言论,这些问题和言论都来自糊涂的学生,所以有时候根本就不列其名,只说“或曰”、“或问”,免得让这种人跟着《论语》一起传世。

对于这个没有水准的人问管仲是不是很懂礼,孔子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的回答说明管仲是明摆着的僭越。管仲只是一个辅政的大夫,怎么可以跟国君设置同样品级的官邸呢?按照当时规制,只有齐桓公这样的诸侯国国君,才有资格在官邸的大门内设置屏蔽物,也就是“树塞门”。“塞门”是中国汉族传统建筑特有的部分,很多老宅子,尤其是有地位的人的宅院,一进大门前面会有一堵墙挡着,进门后要绕这个“塞门”,这就是后世的影壁或照壁。管仲地位再高,毕竟还只是个丞相,怎么可以用国君的规格呢?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邦君为两君之好”,就是国际外交,两国的领袖在一起会面,需要宴请贵宾。“反坫”,指设在大堂两根柱子之间的土台,专供宴饮时放置酒杯所用。现在的曲阜和济南,都存有这样的古迹。两国希望展开和谐的外交,那一定就有盛宴,这是很重要的典礼。地位越高的人,饮食起居的细节越需要设想得越周到,像“反坫”就不是一个大臣所能拥有的。但是,当时的管仲被齐桓公尊为仲父,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时期的诸侯首霸,管仲的功劳之大无人能比,齐桓公自己的私生活都乱七八糟,对于管仲的豪华享受和逾越礼制也就无所谓了。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对管仲的逾越礼制非常不满,他说如果说管仲知礼,哪还有谁不知礼的呢?

可见,一旦有影响力的人带头破坏规矩,规矩本来的精神意义就丧失了。如果得不到制约,底下的人一定会竞相模仿。被称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曾经就认为,大人物一定要小心,因为人地位越高,威望越重,旁边就会有越多的人取悦于他,为的是从中得到某些有形、无形的利益。所以,李光耀提醒说,除了秘书之外,一旦发现有人要帮你提公事包了,你就要小心了。公事包有多重?为什么有人要抢着帮你拿?因为做这种事的人必有所图。可见,做人真的很不容易,谁不希望被人家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可是,伺候你的人会白伺候吗?

23.子语鲁大(同“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孔子向鲁国的大乐官说明音乐演奏的原理,说:“音乐的精髓是可以领会的。开始演奏时,各种乐器相配合,接下来,众音调很和谐;节奏清楚、明白,旋律相续不断,然后一个曲子一气呵成。”

鲁大师,鲁国的大乐官,为主乐的官。“语”就是告诉的意思。孔子的身份比大乐官高,据史书的记载,孔子曾跟苌弘学过音乐,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曾有《幽兰操》(又名《猗兰操》)行世。

“礼”跟“乐”是一体的两面,在古代,“乐”非常重要,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修养,当时人的艺术修养主要表现在音乐上。大家会问:为什么不表现在绘画上?因为绘画出现比较晚。人类在什么时候都需要艺术的陶冶,当时,“乐”作为“六艺”之一,一个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做音乐家,但是一定要懂音乐。孔子作为一个大宗师,在音乐上是很下功夫的。

太师是以乐为专职的官员,孔子就主动跟大乐官谈及自己在学习音乐方面的心得:“乐其可知也。”意思是,音乐这门艺术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就是把握音乐的精髓。

音乐就是要给人带来快乐的,音乐能陶冶人的情操,有的音乐很能振奋人心,让人感觉热情奔放。任何音乐的演奏都是循着一个由开始、高潮,再到尾声的过程。孔子对音乐的理解很到位,讲得非常简明扼要,可以说是纲领、心法,我们根据孔子所说,就可以去欣赏音乐了。

“始作,翕如也”,音乐开始演奏,各种乐器互相配合呈现。“翕”是合的意思,这里指各种乐器的配合。孔雀收起羽毛的那个瞬间就叫“翕”,从字形上说就是合羽之意,音乐中也有类似的意向。音乐刚开始演奏的时候,各种乐器可以很好地配合在一起,然后产生交响效果。一首乐曲刚开始的时候能给人很壮观的感觉,就像人的群体生活一样,大家相处得很和乐,觉得很愉快。

“纯如也”,表示音调和谐。虽然是合奏,却能做到纯而不杂。换句话说,乐曲不是杂货铺,不是这个音调蹦一下,那个音调蹦一下,彼此不能配套、呼应,完全格格不入。而是能像人们的团体生活一样,在维护整体关系和谐的前提下,每个人仍能保有自己的特色,既“各正性命”,又“保合太和”,也就是既能彰显每个乐器独特的音色,又能跟别的乐器融为一体,这就是音乐的境界。

“皦如也”,“皦”就是明明白白的意思。虽然是共奏和鸣,但又绝对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每个乐器的特色。

“绎如也”,“绎”是连续不断的意思,说明整部音乐是一气呵成的。我们比喻行人在路上走的状况,常用“络绎不绝”来形容,指的是中间没有空当,不会突然断掉,直到奏完。这一点很不容易。人和人的相处也是一样,刚开始甜如蜜,到后来开始纷争,开始冷战,开始分裂,很难持续到最后。

音乐可以深入生活,深入事业。“始作,翕如也”,刚开始的时候,组织一个团队,大家共同努力,人群关系“纯如也”,可是并不会牺牲你的个性,每个人都可以展现自己的特长。接着是“皦如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是“绎如也,以成”,事情不干完,我们这个组织就不解散。事实上很多团体常常是有始无终,半途而废,中间会出很多意外,坚持到最后很不容易。一套乐曲完全演奏完毕就叫“成”。《易经》中讲音乐的豫卦,最后一爻称“成有渝”,就是曲终人散,不管多么快乐,总有结束的时候。曲终叫“成”,就是“成有渝”,结束得很漂亮、很完美,中间没有任何瑕疵,一个生命的乐章就奏完了。

这一章如果用于描绘人的思想和行动境界就是《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很完美,中间没有纷争。人听到这种音乐感觉如入清凉世界,中正和平,没有浮躁、不安,这就是雅乐的境界。“翕如、纯如、皦如、绎如”是一个行动团体的思想境界,礼乐教化就是要训练人能具备这样的情操,不像一些现代音乐纯粹是刺激人的感官。如果有些音乐听了之后,让人的欲望之火更盛,性格更粗暴了,这肯定不是很好的音乐。

24.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城的守官请求见孔子,说:“有贤德的君子来到这里,我从来没有不拜见的。”随行的学生引导这位守官去拜见了孔子。仪城的守官出来对孔子的弟子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担心老师在鲁国失去了官位呢?天下失却正道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老天将会以你们的老师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

仪是卫国西北角的边境,也是卫国的一个邑。封人就是掌管那里的封疆守官。注意,“人”在当时是指当官的,“民”才是指一般的老百姓,有是很明确的分野。《论语·先进篇》中,孔子曾说没有修好身心不要随便去做事,免得丢人现眼。子路就反对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其中的“民”就是指统治的对象,人是指各级干部。

“仪封人请见”,因为孔子威望很高,到了卫国后,这位封疆官就想求见。当然,这也是一种礼节,有声望的贤能大德大老远来到你的地盘上,当地的主事官员绝不能假装公事忙而不见,出于礼貌也得见见。“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这位封疆官话讲得有水平,有贤德的、有智慧的人到我这个小地方来,我从来都是好好接待,虚心向他们请教的。不能佛菩萨从门前走过你都不认识,一定要供养、请益。

“从者见之”,随行的学生引导仪城的封疆官去拜见了孔子。至于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学生们无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仪封人”见了孔子之后获益良多,出来就对孔子的学生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二三子”,是指年轻人。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担心老师在鲁国失去了官位呢?天下没有正道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老天将来会以你们的老师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

春秋时代,天下很乱,真理正道已经丧失得差不多了,这样的状况令很多有志之士担心,当然,也包括孔子的学生在内。仪城的封疆官说,你们不需要担心,有这么好的老师在,他的思想能实行的话,一定可以拨乱反正。

“木铎”,传道人常被比喻为“木铎”,木铎就是像摇铃一样的东西,金口木舌。古代召开很重要的法会,就要摇“木铎”来通知民众。以前台湾有人把大陆的一些文史哲的书弄到台湾,为出版这些书而成立了一家木铎出版社,还有一家叫里仁书局。很多知识分子读了一点书,喜欢做一点小的文化生意,经常会用这些典故。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上天将赋予孔夫子教化百姓的使命,因为孔子本身就是道统的象征,他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也就是说,孔子是博施教化的传道人,也就是一个活的木铎。仪封人见到孔子以后,打心眼里佩服,就说你们这些学生不用担心,有这样的老师这个文化就不会断,绝不会“天丧斯文”,一定会让这个文化发扬光大,影响深远。

我们读佛经,就会知道佛也有三世诸佛,不管是古佛、今佛、未来佛,都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他要供养、请益所有过去的佛,因为佛法是佛佛相继的。菩萨只要知道有一天可能会成佛,是绝对不会与佛失之交臂的,都会谦虚请益。佛书里面强调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一定要供养前面的那些人,包括释迦牟尼在内,他说在之前就有万亿佛了,供养、请益就是见贤思齐,近朱者赤,这样一来耳濡目染,也就逐渐得到提升了,这叫亲近善知识,也是谦德。不跟前人学,如何知道自己从哪里突破?仪封人的判断昭示着文化传承是不会断的,不用担心。这就是所谓的“剥极而复”,世界乱了叫“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叫“复”,虽然悬于一线,但这条线不会断,因为出现了仁,它是载道之器。这是很深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信念。事功也是一样,乱世出英雄,一定会有人来承天命收拾局面,传道也是如此。

25.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评论《韶》乐说:“美得无以复加,并且善得无以复加。”评论《武》乐说:“美得无以复加,善则未到位。”

这一章为孔子评论《韶》和《武》两种乐。

“谓”就是评论的意思,虞舜一朝反映时代精神的主乐章,就是《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认为《韶》尽美尽善,好到无以复加,令人叹为观止。当然,《韶》我们现在是听不到了。“尽美”是指乐章的音调、旋律极其完美,是从艺术层面去评价的。“尽善”是说这乐章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不会有人因为听了这种音乐而堕落。在《论语》后面的章节里,孔子就说《韶》美到“绕梁三日,余音不绝,三月不知肉味”。

“尽美矣,未尽善也”,歌颂周武王安定天下的《武》就不是尽善尽美了,因为这个时候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尧、舜的时候是禅让制,天下为公;可是周武王的江山是用武力夺来的,君位也开始世袭,所以比尧、舜时差远了!尧、舜是《韶》文化的代表,音乐中完全能反映那个时代尽美尽善的精神。周朝的国乐《武》固然也很威严,却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易经·系辞传》)不就是讲的舜吗?这其中就有微言大义,乐章能充分彰显一个时候的文化精神,从《韶》到《武》有重大变化。

另外,《孟子·公孙丑上》中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在古代社会,一旦把握了一个地方的代表性音乐,就能了解当地政治状况,也就是政风。“闻其乐而知其德”,因为音乐是人的心声,尤其是那些有代表性的音乐更是如此。所以孔子听到《韶》时,感觉美不胜收。《八佾篇》虽说是谈礼的,可是有两段谈音乐,说明在古代礼、乐不分家。

26.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不宽宏大度,行礼的时候不恭恭敬敬,面临丧礼没有真正的哀戚,这种人我要怎么看待他呢?”

这一章所谈的礼,又跟行礼、丧礼有关了。在重大典礼上,人的态度要虔诚肃穆。观礼,也是刺激参与的人反省、反观自己,所以很多重大典礼是承载着教化功能的。

我们认识一个人也要靠观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这都是“观”的概念,对自然的观察是“观”,对人性、人情的观察也是“观”。“观其所感,天地万物之情可见。观其所恒,天地万物之情可见。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易经》中的这一段描述的都是“观”。

“居上不宽”,“居上”指在上位的人,这里专指领袖。居上位的人待人不宽厚,气量不宏阔,就不配坐那个位子。厚德才能载物,没有容人之量,怎能领导别人?

“为礼不敬”,“为”就是行,行礼的时候要恭恭敬敬。制度定了以后不是挂在墙上给人看的,而是要笃行实践的。如果我们行礼的时候嬉皮笑脸,态度不够诚恳,仿佛只是不得已才去三鞠躬的,这个“礼”就流于形式了。

“临丧不哀”,到有丧事的人家去参加告别仪式,要表现出应有的悲哀。如果这些礼仪、仪节都只是做表面功夫,内心没有足够的真诚,肯定不行。因为“礼”的核心是“敬”,是真诚心意的表现。仪式上稍微漏了一两个环节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你没有真诚的心意,完全是在表演,这个“礼”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临丧不哀”这四个字所描写的情形在古代大概很少发生,因为古代人知道居丧的重要,在哀戚的场合就算你的心情没有那么哀戚,也知道要配合一下。可是现代人则不同了,在丧礼的场合中,聊天说笑,如果有人在旁边比较仔细观察你的话,对你这个人的印象就会大打折扣。

“临丧不哀”,很多名人就因此而被批评。好多年前,在美国南部龙卷风的灾难现场,美国媒体就批评那个黑人国务卿在买她的高跟鞋;还有小布什到了灾区连飞机都不下,只是从飞机上浮光掠影地看了看。这些场景让美国人很寒心。可见,“礼”还是合乎同理心的,不光是中国人,外国人也觉得不对头,感觉那样的人没有心肝。当然,“哀”中节就好,不要过度,《易经》的小过卦说“丧过乎哀”就有假,显得比家属都要悲伤,那就是职业孝子的把戏。总之,人的情绪最好“发乎情,止乎礼”,得合乎中道,“临丧不哀”不好,“丧过乎哀”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