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

徒步交手战斗

古希腊人的早期战术体现了最基本的战斗形式。古希腊人徒步以矛和剑进行交手格斗，这种战斗形式叫作突击行动。被称为重装备步兵的希腊士兵，自然是以盾牌、头盔、护胸甲以及其他各种防护装备覆盖其全身各个部分。这些通常是由金属制作的防护装甲，再加上剑和矛，使士兵负载沉重，奔跑困难，同时也赋予了这些士兵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重装步兵。

希腊重装步兵完备的装备及其性质决定了他们是唯一具有专业属性的军队。民兵则由农夫、工匠、商人等组成。他们自备武器装备，参加一些训练，并努力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虽然这些构成了战备的内容，但来自同一社区，参加集体训练，也使他们具有凝聚力、相互依存的感情和团队精神。尽管都装备了短剑，但重装步兵主要还是靠长约7英尺（约2.1米）的长矛进行战斗。希腊人采用的战术队形使其在实际战斗中能够保持士气，长矛兵们肩并肩排成至少4排、通常8排乃至更多排的纵深队形。

这种队形被称为方阵，非常适合于民兵。民兵们虽然只经过很少的训练，但也能够在盾墙后面凭着勇气执矛战斗。参战的人通常是平民生活中的朋友，这能极大增强所有人的信心，而纵深各排的人则使前排的人能感受到来自后方的强有力的支持。这样，战士们由于拥有了数量上的安全感，就能鼓舞士气。他们的身体条件、武器训练以及某些人从以前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都是支持着他们勇敢战斗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通常决定会战的胜负。在战斗之前，重装步兵的指挥官通常要发表演说，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人们冲锋时也要大声叫喊，以此互相激励。

只有前排士兵战斗，第二排士兵则等待接替前排倒下和疲劳的士兵。由于队形具有纵深性，那些在后面的人很少参战，如果前排的人发出撤退信号，他们很少犹豫不决。希腊民兵经常是凭技能和勇猛战斗，他们对承认失败并没有愧疚感；只要第二天没有战斗，那么他们就会继续过平民的生活。

希腊小城邦之间的战争通常目标有限，因而让他们承认失败比较容易；尽管被征服者的伤亡通常大于胜利者，但战斗失利的后果并不十分严重。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队形的深浅所具有的价值对比并不明显。对于老兵来说，4排可能就足够了，而对缺乏经验的民兵来说，8排似乎也已足够；但某些场合，部队会排成12、16、32甚至是50排的纵深队形。有一个学派认为，队形的纵深越大，具有的力量也就越大。后排额外的人所提供的动力，使纵深排列的一方能够压倒装备相似而队形较浅的敌人。对此持反对观点的人则坚持说，只有前排的人才战斗；第二排是前排的即时预备队，用于接替前排伤亡的或疲惫不堪的士兵；后面的各排只是第二排的预备队。支持浅纵深队形的人将多于4排的队形视为多余。纵深队形的反对者还认为，后面的人仅仅是站立等待，因为从后面推挤只会冲撞前面的人，对帮助前排几乎毫无益处。

支持大纵深队形的人坚持认为，后面有大量的人员可能会增强前排人的士气，恐吓敌人，并为补充前排战斗力提供了充足的替代力量；而且，如果有些队列较薄弱的话，那么较大纵深的队形也具有优势，比如，在前往战斗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填补进军所造成的缺口。由于人们在战前和战斗期间很难保持始终如一的队列纵深，因此有更多的排列将更加保险，当某些位置太薄弱，或者连绵不断的前排损失惨重而可能出现缺口时，就可以及时地增强薄弱部位或堵塞缺口。纵深较大的队形还能够提供物质动力，特别是当最后一排由精心挑选的人员组成时更是如此。这些后排人员不仅能够防止士兵掉队，使中间各排士兵保持适当的位置，而且还能通过后排前推合力将强大的动力传给前排。如果像希腊人作战时发生的那样，双方前排面对面地持盾相向推挤，那么后面的推动就能使己方逼迫对方后退乃至促成对方的溃败。

不过，统帅兼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曾经问道：“当一个方队的纵深过大，以致人们所持的武器不能触及敌人时，那么你想，他们能对敌人造成什么伤害而对自己人又有什么益处呢？”虽然如此，希腊人发现至少在某些场合，位于纵深的后面各排还是有用处的。也许仅仅是因为存在着推挤竞赛的可能性，所以才有理由不计代价地根据战线宽度摆成大纵深队形。

在多山的希腊，双方长矛兵一般寻找平地进行战斗。比如，防御一方通常希望能够选择斜坡区域，以使进攻者不得不上坡进军和战斗，从而获得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坡上位置的优势太大，以至于进攻者拒绝正面交战，而是避开敌人的军队，去毁坏其庄稼。这样，防御者也就得不到多大的好处，战斗只好在双方都同意的开阔平地上进行。

纵深密集的队形实际上没有机动能力，只能前进或者后退。早期的重装步兵方阵没有细分，因此只能实施简单的运动，比如，允许位于翼侧的人根据命令面向不同的方向。这种协同缺陷是由队形的性质以及民兵是业余战士的特点所决定的。要对方阵细分并进行战斗中有用的训练，就需要编组，以便在下级军官领导下经常一起训练。但是希腊民兵缺乏这种实践。

斯巴达城邦的重装步兵部队在对其方队细分的基础上，确实具有了机动的能力。作为希腊唯一的职业军队，斯巴达人按音乐行进，并根据所有方阵在前进时都向右偏移的倾向，进行了战场训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向右偏移的倾向，是因为士兵都是左手举着巨大的盾牌，掩护其邻兵的右侧，因此，每一个士兵都会不自觉地向右运动。这就意味着，每个方阵的右翼通常与对方的左翼相遇，并在此一侧赢得战斗。斯巴达人利用了这一倾向，将其方阵右侧向左转，攻击对方方阵没有防护的翼侧，从而击败敌人。

这样，斯巴达人就运用其有限却高人一筹的灵活性，在战争中实施了最基本的战术运动，利用了翼侧的弱点。斯巴达人经常利用这种方式，攻击敌人士兵薄弱的翼侧，或者绕过翼侧到达并攻击敌人的后方，这种运动被称作包围。任何一种机动形式，都给进攻者以巨大的优势；因为尽管他不能指望防御者将翼侧和后方完全暴露给攻击者，但防御者的翼侧和后方受到围攻，显然会使其在战斗中遇到严重麻烦。其原因在于，防御者所排列的队形本来是面向一个方向战斗，而现在却突然必须面向另一个方向战斗。这一不利条件或许还不是面对进攻者的迂回包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更严重的是，士兵们的信心和士气可能受到更严重的打击，从而可能不会继续待在新的位置上进行战斗。当然，纪律严明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做得好一些；同样，区分较细的部队也具有及时转向面对来自翼侧和后方威胁的灵活性。

但是两翼队形对付翼侧攻击的能力有限，也没有机动到敌人后方的能力。这样，昼间作战战术留给将军的机会很少，因为战斗一旦开始，领导者便失去了作用，将军通常在排列内战斗，以便鼓舞自己的士兵。战术创新包括增强通常与敌相遇的左侧，隐蔽比较薄弱的右侧。但是这种改革不需要很强的机动能力，因为战术创新仅仅停留在进军中制订战斗计划上，而它不过是反映军队最初列队的方案。方阵，这种防御正面攻击的优良队形，除了在正面战斗中交战以外，缺乏任何实施进攻行动的能力。

当战争艺术变得更加复杂，专业士兵开始取代民兵时，方阵也变得训练更好，机动能力更强了。斯巴达人系统利用右倾趋势打击敌人左侧的技术日趋成熟。战斗开始之前，战士列队之后，右侧部分训练有素的斯巴达人行列将面向右方并向前行进，这样，这些行列就从主力分离出去，但与战斗行列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一个纵队向右短距离行进之后，此部分将向左转朝向敌人，并继续前进，直至他们到达与敌军阵列的平行之处。然后，这部分斯巴达人分遣队停止前进，而后保持战斗队列向左前进，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图解1.1）

然后，该部从这种几何学意义上正确的翼侧位置向前运动，并击败纪律性稍逊一筹的敌人方阵，从而完全弥补了自己因左翼重叠而形成的缺陷。与此同时，经常被击败的底比斯人（Theban）也在改进自己的战术，通过增大纵深而增强其左翼。斯巴达人的这种队形在两次重要的会战中打败了纪律性较差和经验较少的底比斯人，而底比斯人也为其一次小胜而高兴。在此期间，底比斯人通过建立“神圣分队”（Sacred Band）改善战术，这支精选部队由300名人员组成，能够离开自己的方阵实施机动。

底比斯人和斯巴达人的系统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会战（Battle of Leuctra）中相遇。双方都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斯巴达人知道会遇到底比斯人的大纵深队形，而底比斯人也知道斯巴达人会使用翼侧攻击的队形。斯巴达人坚信他们标准的机动，但底比斯人聪明的指挥官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已制订了反击这种机动的计划和方法。他将大多数重装步兵排成50排，纵深等于正面的一半，形成了坚固的集群。他以这样的队形面对斯巴达人的右翼，致使他自己的右翼和斯巴达人的左翼都犹豫不前，在战斗中很少参战。在预备力量方面，他将“神圣分队”置于重型步兵主力之后，准备执行与令人生畏的斯巴达人作战的任务。伊巴密浓达早已展示了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对其后期战役所概括的特点：“精明与大胆的独特结合。”

当斯巴达人开始实施其向右进军，并对底比斯人行列形成右角队形时，伊巴密浓达就已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了。于是他带领自己纵深排列的重型步兵沿对角线横过战场，攻击斯巴达人行列的最右翼，同时，他让位于方阵之后“神圣分队”的精兵强将由其位置开始，在战场上实施独立机动。“神圣分队”执行其预先计划好的独立机动，进攻列队准备攻击底比斯重型步兵翼侧的斯巴达人分遣队。这两种机动结合运用，其效能大大超过了斯巴达人的右翼进攻能力，使斯巴达人遭受了极大的伤亡，从而赢得了此次会战，斯巴达国王也在此役中丧生。

这两支重型步兵部队之间的竞争表明，希腊人已经认识到集中兵力的价值，底比斯人正是通过加大其队形的纵深寻找集中兵力之道的。同样，希腊人也认识到攻击弱点的价值，斯巴达人正是运用他们的机动，将其方阵的一部分部署到右角，去攻击敌人薄弱翼侧的。但是，战场上的运动也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底比斯人与斯巴达人作战的无树平原上，机动中的步兵也确实困难重重。

如果不列阵，步兵就变成了既不能进行有组织运动，也不能进行有组织战斗的散兵游勇。但如果组织起来，特别是列阵之后，实施机动的困难则是巨大的。即使是一列士兵在平原上前进，保持队形和防止出现间隙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斯巴达人如果能够使他们的行列比底比斯人向右运动更远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将其行列的末端向左旋转，直至与底比斯人的行列形成T形，从而实现其包围企图——但前提是一个步兵行列能够实施旋转运动。然而，这种运动要求位于旋转外圈的士兵比靠近轴心的士兵运动得更远、更快。要实施旋转，使部队成行成列地到达指定位置并形成战斗队形，几乎是不可能的。长矛兵行列之间一旦出现间隙就可能意味着失败，因为这就把士兵脆弱的一边暴露给了敌人整齐的战斗队列。即使是在战场上进行对角线横向运动，也很艰难。底比斯人之所以能够毫无困难地实施这种机动，是因为他们巨大的纵深意味着其正面很窄。底比斯人的“神圣分队”能够实施离队机动，也是由于他们只有300人，而且是训练有素的精选士兵，执行的是预先周密计划或许还经过预演的任务。

斯巴达人这种预先计划好的以呆板为特点的包围运动，也戏剧性地表现出机动步兵在战场上的困难。指挥官希望能够包围，或许还希望会战中能够改变部署或实施机动，但方阵中的步兵缺乏执行所需机动的能力。哪怕是在行列中战斗以鼓舞士气的伊巴密浓达也不能更好地完成其任务，因为战斗开始后，他就再也不能影响战斗的过程了。

使用投射武器的徒步战斗

排列成密集队形的重型步兵非常适合在希腊的地形上作战。希腊是个多山国家，没有多少大块平地，而使用投射武器战斗却需要更大的空间。不过，希腊人确实起用了装备投射武器的人员，只是最通常的用法是为其重型步兵助战。

希腊人编组了三种投射步兵，其中最有效的是弓箭手。他们能够在80—100码（约73至91米）的距离上射出15—20支箭。对重型步兵的盾牌和胸甲来说，这些箭缺乏穿透力，但是箭的数量众多，且能在重型步兵未加防护的部位造成重伤，使得弓箭手成为一种潜在的可怕的武器系统。

尽管一把好弓和手工制造的箭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投资，但弓箭手的装备与重型步兵的盔甲、长矛和短剑相比，其花费还是少得多。可是，因为弓箭手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迅速而准确射箭的技能，这本身就意味着非常珍贵了。另外，由于弓箭手必须作为个体而不是集体中的一员进行战斗，所以要求他们比那些与战友并肩战斗的重装步兵具有更熟练的技能、更大的主动性和更高的士气。

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经济处于几乎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水平，因而时间成为难得的资源。同样是由于经济原因，他们只能供养很少的正规士兵，而希腊又没有很多的公民拥有空闲时间进行成为合格弓箭手所必需的连续训练。因此，除了相对昂贵的武器以外，这些有生力量在希腊被当作相当珍贵的资源保留着。只有海战例外，因为在海战中，弓箭的射程赋予其极端重要性。

由于弓箭手不能运用重型步兵所采用的战术队形，所以大多以个体作战为主。如果弓箭手全副武装地排成密集队形，那么重型步兵就可以通过与之靠近的方法将弓箭置于无用武之地，从而逐个地屠杀弓箭手。弓箭手不穿盔甲，能很容易跑离负担沉重的重型步兵；由于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避开重型步兵的突击行动，并发挥其投射武器的效能。由于单个行动比在队形之中更便于奔跑和射箭，所以希腊弓箭手通常不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编组协同战斗。因为没有重型盔甲，所以他们被称为轻型步兵，无论在行进还是战术行动中，他们的行动速度都比较快。他们依靠弓箭，并比编组行动更多地依靠个体作战的方法，一直被称为轻型步兵战术。

轻型步兵的另一种武器是投石器。虽然投石器花费很小，而且经常是以石头作为弹药，但由于精确发射非常困难，所以能够胜任的投石手非常缺乏。要在准确的时机射出石头，并确保将投射到正确的方向，毫不夸张地说，需要终身的训练。大多数投石手来自罗得岛。那里的居民一直以投石器作为武器，甚至对儿童也进行使用投石器的训练。投石器还有另一个弊病：投石手之间需要较大的间隔，这样，在一个地方就很难配置较多的投石手以形成较强的投射力。投石器在射程上比弓箭略占优势，如果投石手以铅丸代替石头，那么他们能够携带50枚铅丸，其数量是弓箭手所带箭支的2—3倍。

第三种轻型步兵由装备标枪的人员组成。投掷标枪所需技能比使用弓箭或投石器要简单得多，而且几支标枪也比一张弓和一袋箭的费用少。不过，标枪的缺陷是投射距离近，很少能大于20码（约18米），而且一个人只能携带很少的标枪。但是，士兵可以重复使用其标枪。因为这种耐用的大型武器远比那些小且易折的羽箭或微小的投射弹丸要容易回收得多。由于标枪费用低廉，较易学习和使用，适合在狭小地域作战，因此装备标枪的步兵成为希腊强有力的轻型步兵武器系统。

尽管重型步兵方阵缺乏灵活性且翼侧脆弱，但由于适合于希腊地形和社会组织，实践证明了它是一种有效的武器系统。费用昂贵的盔甲在近战中保护着士兵，其基本要求是能够抗住长矛、短剑的刺击和砍击。费用昂贵但经久耐用、投资有效期长的装备与战术系统相结合，使得使用费用低廉的民兵成为可能。装备良好的业余士兵能够在排成8—16排纵深的方阵中卓有成效地战斗，这适应了当时的武器，支撑着士兵的士气，而且只需要最少的技能。

骑马战斗

希腊人也骑马作战，但最初的骑马战斗与步兵战斗的特点并无明显区别——都是突击和投射行动。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骑兵必须骑在没有马镫的光背马上作战，因此非常困难。那时，所有的古代文明，无论是中国人、印度人、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均尚未发明马镫；而没有马镫，骑手就不得不依靠两膝夹马以使自己保持在马背上。这种坐法对士兵特别是未经训练的骑手来说，骑马战斗就太笨拙了。投掷标枪，非常费劲；而以短剑砍击敌人，如果未能砍中，就可能导致骑手从马上跌落下来。尽管如此，希腊骑兵还是以各种方法战斗：在较远距离上投掷标枪、在近距离上以长矛刺击乃至下马徒步战斗等。骑手通常身着盔甲，有时战马也有防护。

以这种方式骑马战斗的人与步兵相比，显然是较差的武器系统，不能指望他们向重型步兵进行成功的冲锋，因为徒步战斗的步兵拥有较好的武器用于突击行动，并且其作战平台——大地——更加安全。骑马战斗的人在与使用投射武器的轻型步兵交战时也同样存在不利条件。徒步战斗的人员由于其优越的作战平台而具有显著优势。徒步战斗人员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战斗；而骑马战斗的人除了战斗之外，还必须控制他们的战马。所以，徒步战斗人员能够打败骑马战斗的人。

但是，骑兵因其优越的机动能力而使其比步兵拥有一个强大的优势。虽然一队骑兵可能缺乏具体编组和任何协同，但是它能够运用其机动能力攻击步兵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在战斗中，无镫骑兵这种带有突击行动的攻击对重装步兵还真是一个小小的威胁，迫使徒步作战的步兵不得不面向进攻者。重型步兵不能反击来自马背上的标枪攻击，因此他们极力设法在后方遭到标枪攻击之前结束战斗。因为，这种攻击有很大机会影响战斗结果。

不过，这种考虑对于那些冒着可能遭到骑兵标枪攻击风险的士兵来说，并不能获得多少安慰。这类翼侧或后方攻击具有极大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当这种攻击来自意料之外的方向，对尚未列阵准备迎敌的部队来说，更是如此。战马也是影响士气的另一个因素，因为它们看上去巨大而有威胁。一位希腊将军曾寻找克服对骑兵恐惧的方法，他对他的步兵说：“谁也不会因为被马咬着或踢着而死亡。步兵可以更努力地作战，并拥有比骑兵更可靠的帮助。骑兵在战马上不能保持平衡，因此就像害怕敌人一样害怕从马上跌下来。”

由于骑兵拥有优越的机动和不必下马即可投入行动的能力，以及攻击敌人薄弱翼侧和后方的能力，因此，与运动缓慢的步兵相比，将其称为进攻型部队可能更为合适。但是，由于战马费用高，使得骑兵成为昂贵的武器系统；又由于骑术需要大量训练，因此希腊人的骑兵很少。再说，希腊牧场不多，骑兵在希腊崎岖起伏的地形上作战也确有困难。

要塞与攻城技巧

希腊人以城墙、构筑工事的小山和隘路保护他们的城市。这些要塞通常以石头建造，并充分利用各种地形的有利因素，因而非常难以攻击。此外，民兵武装常常既缺乏攻击要塞所需要的技能，又不能长期离开他们本身平民的职业去实施坚守防御。但是，亚洲帝国却拥有职业军队，能够在长期的作战中发展围攻城墙和塔楼的方法，当然亚洲的筑垒经常是在平坦地形上以泥砖建造的，比较薄弱。

要塞在防御中有效地取代了许多士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替换下来许多重要的劳动力，从效益上来讲，这是一种很好的置换。相比于士兵，它们既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饲料，因而极大地缓解了防御者的补给问题。此外，它们有效地将轻型和重型步兵的优点结合了起来。城墙与沟渠提供了比盾墙强大得多的障碍，位于城墙上的防御者通常在交手战斗中比进攻者具有优势。并且，防御者能够像轻型步兵那样直接向进攻者投射武器，同时还能依靠城墙提供的防护，使自己免受进攻者投射武器的伤害，更有甚者，位于高墙之上的防御者由于居高临下，其投射武器无论在射程还是速度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要塞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具有机动性，如果以较少的力量用于防御，那么以同等的投资用于士兵，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变化。当然，要塞有助于节约防御所需兵力从而集中强大的兵力用于进攻。由于高墙便于防御，因此以城墙保护城市是明智之举，在当时非常普遍；而且，城中的居民能够为防御提供即时的预备队，这些人尽管没有战斗技能，却也管用。

要塞从原始年代即已存在，而且由于其早就具有的两个基本特点而一直保持到现在：（1）它们通常都要设置阻碍进攻者的障碍，最简单的是荆棘障碍。（2）要塞还要能为防御者提供保护，比如位于沟渠之后的土质堤坝或壁垒。设置于沟内或堤上的木栅增强了障碍作用。由于从沟渠中挖取的泥土为筑堤提供了原料，士兵或劳工便能很快地建成要塞；又因为士兵们能够很快地将要塞建立起来，所以它们又被称为野战要塞，以区别于那些精心设计、建造的永久性要塞。永久性要塞通常用砖石建筑。

古代即已建造了以砖石城墙为主要形式的要塞。城墙除了高度以外，还需要足够的厚度，以保证不易被攻破，并能为防御者在城墙上作战提供战斗平台。为了降低造价，建筑者一般以砖石建造内外层，而以土石填充其间；通常还要铺设墙顶，作为战斗平台。他们通常把外墙建得高出平台，并将其建成雉堞型，为那些与进攻者格斗和向进攻者射箭或投射其他武器的防御者提供保护。

军事工程师们一般先以沟渠作为城墙的补充。这样，从沟渠中挖出的泥土可用做城墙的填充物。同时，构筑沟渠等于加大了城墙的高度，有助于形成阻止摧毁城墙行动的障碍。不久，建筑者们又开始在城墙上按一定间隔建造塔楼，用以增强城墙的防御。这是增大防御者力量的重要措施：由于塔楼突出于墙面，那么防御者从塔楼这个作战平台上就可以向进攻者实施侧射；同样，进攻塔楼者也要面临城墙防御者的侧射。由于向士兵的翼侧射击效果较好，向攻击邻近塔楼或城墙的敌人投射武器比直接向当面之敌投射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所以这种相互支援的原则从古代就一直作为设计和防守要塞的基本原则保留了下来。

亚洲人在希腊人之前很久就能建设复杂的要塞。据说（可能有很大的夸张），早在公元前2000年，住在底格里斯河畔上的尼尼微人（Nineveh）就已经据守在周长50英里（约80公里）、高120英尺（约37米）、厚30英尺（约9米），有1500座塔楼支持的城墙内了。这样坚固的要塞必然迫使进攻系统走向成熟，亚洲军队在此方面也发展到了一个完美的高水平。

在其攻城方法中，亚洲人运用两种方式去克服城墙。第一种是越过城墙，包括用梯子或机动塔楼越墙而过，这在平坦地形上比较有效。比梯子要好用得多的机动塔楼必须高于要攻击的城墙。

这种塔楼中最大的木质轮子就达直径12英尺（约3.7米）、厚4英尺（约1.2米）。为了防止被对方火攻，塔楼的外面覆盖着生皮，塔楼内甚至存储着救火用的水。首先，位于塔楼顶上的弓箭手由上向下射箭，清除城墙上的敌人；而后，放下塔楼内的吊桥，进攻的士兵冲上城墙，占领城头。实际上，进攻者成功的时候并不多，他们只能控制相邻两个城墙塔楼之间的墙顶，而位于塔楼上的防御者利用雉堞的掩护，用弓箭射击攻上城头的进攻者，从而控制被占领的城墙。并且，进攻者没有下城的楼梯，因为只有在防御者的塔楼内才有楼梯。机动塔楼用于瞰制城上的防御者更实用一些，这样就可以为更从容地采取其他手段攻城创造条件。

克服城墙的第二种方法是在城墙下面开挖隧道，或者从下面破坏城墙。这是摧毁城墙的两种基本方法之一。这一技术包括从城墙下面开挖通道，进攻者通常要用支柱支撑。当通道或深井达到相当的深度之后，进攻者便烧毁支柱，从而由通道坍塌引起城墙的坍塌。防御者也要进行反挖掘，要么挖洞进入进攻者尚未完成的地下通道，要么进入进攻者的隧道，将挖掘工们驱赶出去。

破城槌为摧毁城墙提供了另一种方法。进攻者将破城槌配置在一个坚固的机动篷车下，待填平护城壕沟后，将破城槌运上去。然后，使用吊物机或辊轴推动破城槌，把城墙撞塌。这种方法对付砖墙要比对付石墙有效。这种行动就像在靠近城墙处开掘坑道入口一样，需要壕沟、壁垒以及头顶保护物的掩护。以机动塔楼瞰制威胁墙段，有利于槌城或开挖坑道工作的进展。还有一种效果不太好而要求很高的攻城形式是直接挖墙，挖掉墙上的石头或砖头，而不是以槌城的方法破坏城墙的整体结构使其倒塌。

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有炮兵。这些炮是依靠动物筋腱张力、平衡力，或绳索、动物筋腱的扭力所提供的抛射力投射弹药。由于其射程和威力，炮兵在攻城中有许多用处。一些机械的投射距离达600码（约549米），而且真能以重达600磅（约272公斤）的抛射物摧毁墙壁。进攻者和防御者均使用炮兵抛射一些燃烧物质或者有害物体，比如动物或人员的死尸。

以上只是在筑垒地域作战中所使用的众多进攻与防御装备和方法的一部分。很明显，在攻城战中，防御者即使面对装备精良且具有经验的进攻者，也占有优势。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人力和物资上的巨大优势，并采取恰当的手段，围攻者的进攻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围攻者有时也建造自己的城墙，通常是围绕所攻城市而建的土质野战要塞。这些被称为对垒线的城墙有助于抵御被围攻者的突围，或用于彻底切断城内与城外的通信联络。攻城者常常不得不与被攻城市的解围部队作战，有时还要利用筑垒营地保护自己甚至是整个围城战线，因此，攻城者还要修第二圈向外的野战要塞，以对付解围敌军。

如果攻城者能够完全封锁城市，而且足够长的时间内保障自己军队的补给，就能把城内守军逐渐困死。即使攻城方法运用老练的军队，要取得攻城的胜利，也需要拥有足以克服守军巨大的优势、足够且能确保的补给流，并能够击败或抗住任何救援之敌。

希腊重型步兵对抗波斯轻型步兵和骑兵

当希腊人与强大的波斯帝国相遇时，所面对的不仅是要塞方面的专家，而且是经过数千年发展，高度发达的军事系统的大师。最初，由于缺乏含铁金属制造优良的短剑，而主要依靠矛、斧和钉头锤，所以埃及和西亚军队与希腊军队的发展不同。比如，他们创造了合成材料制作的弓，其有效发射距离达数百码，成为支配其战争的主要武器。这充分说明，他们拥有制造这些弓的技术知识、大量制造的资源，并能提供具有射箭技能和力气的弓箭手。

由于有很多平坦地形，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亚洲人强调机动。因为，他们能够使驴驾驭两轮战车，并将它们作为作战平台。战车上先是配备一名标枪手，然后是配备一名弓箭手。两轮战车载一名驭手和至少一名弓箭手。由于驭手通常装备一支长矛，所以两轮战车上至少有一名长矛手再加上那名弓箭手。战车在战斗中还可以进行近距离交战，车上的长矛手既能乘车战斗，也能下车战斗。

当驭马执行长时间战斗任务时，亚洲人不仅以两匹马拉两轮战车，而且开始直接骑马战斗。终于，随着马鞍的发明，具有技能的骑手学习了比较困难的课程，那就是在控制战马的同时，以两手射箭。由于一名骑手比一辆战车便宜，而且骑兵还能通过战车无法通行的地形，所以骑兵逐渐取代了车兵。骑兵也进行近距离交战，通常是使用长矛。尽管重型步兵在攻城战斗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弓箭手在步兵中继续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要在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中进行长期作战，所以亚洲君主国都拥有常备军。这些军队与民众联系很少，由具有专业分工的人员组成，他们均能熟练掌握一部分武器系统，经过长期的训练，并且能很好地综合运用作战方法。这些全时士兵构成了具有该地区特色的巨大帝国的基础。

为了建立这些最新、最大的无边君主国，波斯人曾将他们的统治扩大到从印度到地中海的所有地区，包括埃及和小亚细亚。他们还保持着一支由大量徒步弓箭手、骑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在战斗中，他们合成使用这些部队，将轻型步兵配置在战线的中央，而将骑兵配置在两翼。由于射箭不需要其他人帮助，所以波斯人的战术不像希腊人那样依赖编组内的协同。在与其他轻型步兵交战时，这些技能熟练的波斯正规弓箭手排成几排纵深的队形，依靠其快速而准确的密集箭雨将进攻者阻止于弓箭射程之外。这里，队形的纵深不像突击行动那样有利。当方阵与方阵作战时，后面各排不能直接参战，他们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给前排提供精神支持和代替倒下的人。但是，波斯人的第二排却能够在一定距离上有效地实施超越射箭，只要抬高射角，后面各排的箭就能越过前排的头顶，将箭超越敌人前排直接射中其后排的人员。因此，波斯人将其轻型步兵编成纵深较浅的队形，这些人装备有大号柳条盾，用以抵挡对方射来的箭，有时，由助手携带和举盾。他们都不穿盔甲，常常只装备匕首而没有真正用于近战的武器。

波斯步兵站在射箭距离上，以箭打乱敌人的队形。装备着短矛、匕首、弓箭或标枪的波斯骑兵则离开其阵地，在两翼准备并向敌人的翼侧发起冲击，击败敌人。希腊人的作战方式正好与之相反。波斯人的战术依靠两种武器系统的结合，而希腊人则仅依靠一种武器系统。波斯人依靠骑兵和轻型步兵，而希腊人的这两个兵种都不过是辅助系统，对重型步兵起不到多大作用。

在与重型步兵作战中，波斯人的战术并不是依靠与敌保持距离，以轻型步兵弓箭手射杀敌人，同时利用速度优势躲避重型步兵的冲击；而是依靠其职业骑兵进攻敌人的翼侧，迫使敌重型步兵停止前进。面对骑兵的冲击，重型步兵队形的翼侧势必停下来抗击进攻，从而使整个冲锋滞留在波斯人弓箭的射程之内。波斯步兵阵线的投射武器如冰雹一般射出，而位于翼侧的骑兵将击败停滞不前的重型步兵。

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战术系统的第一次冲突于公元前490年发生在马拉松。当时，波斯人所处的条件相当不利。他们渡海来到希腊，缺少许多决定性的进攻部队——骑兵。交战发生在海边的一块平原上，事实上是处于无助状态的波斯轻型步兵与希腊的重型步兵对抗。希腊民兵有小山掩护其翼侧，并以人工障碍将波斯人的少量骑兵阻止于附近地区。

当两条步兵线进至弓箭射程之内时，波斯人开始万箭齐发，而希腊人则以慢跑冲锋。他们的盔甲并不妨碍短距离奔跑，反而能够防护身体，免遭波斯人的箭伤。他们跑过落箭地带，与停止间的波斯弓箭手展开肉搏战。

由于加强了方阵的翼侧，希腊人战线两端的士兵与波斯人首先接触并交手；而中间较薄弱各排的冲锋却经不住箭雨的射击，未能抵达波斯人的战线。但是，一旦翼侧进入近战，全副武装手持长矛、短剑的希腊人就击败了没有突击行动装备和训练的波斯人。波斯人逃跑了，希腊人追击了一英里（约1.6公里）。此时，希腊人重整自己的组织，然后又前进了两英里（约3.2公里），逼近波斯人的船队。大多数波斯人上了船，希腊人只俘获了七条船。马拉松会战充分暴露了抢先占领阵地的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作战时的无能。对弓箭手来说，在没有骑兵制止重型步兵冲锋的情况下，打了就跑似乎才有效。

后来的希波战争提供了这两种系统的较好实验。马拉松会战之后十年，波斯人强大的步、骑兵部队又来到希腊，这是一支能够准确反映巨大帝国正规军队军事能力的部队。除了骑兵和大量徒步弓箭手以外，波斯人还有一些希腊盟友的重型步兵。但是，波斯人没有暴露其装备着弓箭、标枪和长矛的大量的出色骑兵。希腊人缺乏任何骑兵，只是依靠其重型步兵和一些轻型步兵。

在普拉蒂亚，两支军队以几乎相等的兵力相遇。从这两支指挥卓越的军队的最初部署看，希腊典型的起伏地形保护着希腊人的翼侧，使其免遭波斯骑兵的攻击。但是，当双方军队都在等待对方首先进攻时，一支暴露的重型步兵分遣队遭到波斯骑兵投射武器的打击。这种骑兵就像轻型步兵一样，在一定的距离上以弓箭、标枪射击对方。由于希腊长矛兵无法对骑兵发起成功的冲击，因此只能在没有防御的情况下挨打。于是，希腊人便在暴露的位置配置了300名雅典娜重型步兵，并以一些弓箭手给予支援。这些弓箭手是以航海为业的雅典娜人所喜欢的一种轻型步兵。为与希腊人两种武器系统的合同作战对抗，波斯骑兵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他们成群跑过来，射箭或投掷标枪；然后，一组撤走，另一组接替。如此轮番作战，不断以投射武器攻击希腊人。重型步兵则坚守阵地抗击波斯骑兵，而没有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希腊人的弓箭手重创波斯人。徒步弓箭手与骑马弓箭手相比占有优势，因为他们能够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拉弓射箭，所以无论射箭的准确性和发射羽箭的数量均占上风。

经验丰富的波斯骑兵指挥官也暴露出了驭马的窘迫。据当时历史学家描写，指挥官冲在其他骑兵的前面，他的马“侧面中箭，因剧痛而暴跳起来，将他甩下马”。希腊重型步兵蜂拥而至，杀死了波斯指挥官。波斯人“狂呼乱叫”，以突击行动发起冲锋，掩护其指挥官的尸体。但是，尽管徒步士兵的人数较少，却展示了与骑马波斯正规军进行决定性肉搏战时所具有的优势。随着增援重型步兵的挺进，波斯骑兵终于败下阵来。

然后，希腊人继续前进，直至与波斯人隔一条小溪对峙。两军步兵隔河列阵，但都不冒险进攻，担心小溪会打乱自己的队形。指挥希腊军队的斯巴达国王、聪明而谨慎的保萨尼阿斯很难束缚其迫不及待发起进攻的盟军。而波斯正规军精明而老练的指挥官马多尼奥斯在等待更有利于发起进攻的时机方面，困难却要少得多。

甚至在向前运动之后，大部分希腊重型步兵仍由地形保护其免遭波斯骑兵投射武器的直接进攻。不过，在某些位置上，波斯骑兵“用他们的标枪和弓箭——对骑兵用弓箭——使希腊部队因为不能将其拖入近距离交战而不胜其烦”。

在开始向前运动之后不久，希腊人决定撤至一个有接近小溪通路的位置，从那里可以更有效地掩护其交通线。他们在夜间开始后撤行动，以免遭到敌人骑兵的骚扰。但是，一个希腊指挥官延误了时间，因为他认为撤退有损其名誉，而且一些部队迷了路。其结果是，早晨时希腊人发现其军队部署一片混乱。波斯骑兵迅速利用这种有利态势，骚扰正在后撤的斯巴达人分遣队，使得希腊人不得不停下来实施防御。取得成功的波斯骑兵指挥官确信，希腊人正在溃退，于是派遣其步兵向前越过小溪，伺机利用敌人的混乱发起进攻。但是，斯巴达人既非撤退，亦非混乱，而波斯人却以自己的轻型步兵去面对希腊人的重型步兵。

来到射箭距离之内，波斯人在跨骑白马之上的马多尼奥斯的带领下，“用他们的柳条盾围成一个防卫圈，由后面发出如雨箭矢，使斯巴达人不胜其扰”。当波斯人靠得更近时，斯巴达人开始冲锋。就像在马拉松一样，希腊重型步兵由地形掩护其翼侧，使其免受波斯骑兵的进攻。由于没有骑兵迫使斯巴达人停止冲锋，他们便迅速地贴近波斯人。轻型步兵拥有机动性优势，但波斯人过于集中，尽管火力较强，却不能很快后撤，因为后面的部队不断拥来，他们被自己众多的兵力包围了。除了与斯巴达人交战，他们别无选择。“战斗首先在柳条盾圈开始，接着当这些柳条盾被扫光后”，继之而来的就是“交手搏斗”。在搏斗中，波斯人“很多时间是抓住希腊人的长矛，将其弄断，由于其勇敢和好战精神，波斯人比希腊人一点儿也不差；但是他们毕竟缺乏防护和训练，并且在突击行动的技能上比希腊人确实差得太远”。在突击行动方面，希腊人训练有素，拥有相应的武器装备和盔甲。英勇善战的马多尼奥斯在战斗中丧生，波斯步兵撤退了。这次在普拉蒂亚的失败结束了他们对希腊的入侵。

虽然希腊人赢得了战争，而且后来波斯人也在其军队中组建了自己的重型步兵，但希腊人的战术系统并没有显示其任何真正的优越性。尽管波斯弓箭手失败了，但很明显，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避开突击战斗，注意保持距离，充分运用投射武器的话，轻型步兵是能够打败重型步兵的。不过，马拉松和普拉蒂亚两次使用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进行正面战斗的尝试说明，当轻型步兵缺乏骑兵帮助，不能利用其机动优势避开重型步兵冲锋时，他们是很脆弱的。

波斯骑兵展现了利用较大机动性避开重型步兵和有效使用投射武器的能力。但当骑兵试图以突击行动对抗重型步兵时，步兵则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队形中的徒步士兵在交手搏斗中比无镫骑兵占据优势，因为地面提供了更好的作战平台，他可以集中精力战斗而不必分心。希腊徒步弓箭手与波斯骑马弓箭手作战的成功也有力地说明，在运用相同战术方面，轻型步兵同样比骑兵拥有明显的优越性。

与希腊重型步兵战斗的希腊轻型步兵

在与波斯人的战争结束一个世纪之后，希腊的战争系统一直保持未变。重型步兵仍是希腊人有力的武器系统，虽然在一些场合轻型和重型步兵各自显示了他们的相对价值。一个例子是，雅典娜人的重型步兵入侵埃托利亚人（Aetolian）起伏不平的国家。埃托利亚民兵通常装备标枪，这些标枪兵被称为皮尔塔斯特（peltast）。由于他们不穿盔甲，便可以利用其快速机动避免直接交战，摆脱雅典娜人的重型步兵。埃托利亚人与波斯弓箭手不同，他们不进行交战，而是以标枪攻击敌人之后迅速撤退，以避免与向标枪投手冲锋的重型步兵交战。

一开始，有弓箭手分遣队伴随的雅典娜人很容易在海湾抓住埃托利亚人。但是，脆弱而没有盔甲的埃托利亚标枪兵在对方弓箭手羽箭耗尽之前，始终与其保持弓箭的最大射程距离。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描写了埃托利亚接着是怎样实施他们的标枪攻击的：“当雅典娜军队前进时，他们就后撤，而雅典娜人后撤时，他们又跟上去。持续很长时间的战斗除了一系列的追击和撤退以外，什么都没干；而在这两种行动中，雅典娜人均处于劣势。”最后，雅典娜人“对这种漫长而沉闷的战斗厌倦了。埃托利亚人则越来越靠近，同时一刻不停地向他们投掷飞镖。最后，他们转身溃逃……埃托利亚人轻装徒步，紧随其后，投掷飞镖，雅典娜人很多被飞镖投中、杀死”。

另一位历史学家阐释了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作战的效能，他说：“阿卡迪亚人（Arcadian）的重型步兵绝对拒绝在战场上面对轻型步兵，这是他们从这些轻型步兵部队那里所得到的极深的恐惧。可以作为补偿的是，轻型部队本身对雷斯戴芒人（Lacedaemonian）也怀有深深的恐惧，从不敢冒险进至他们重型步兵标枪的射程之内。这一教训来自他们曾在此距离内遭到一些年轻重型步兵的冲撞，被抓住并死于短剑之下。”雷斯戴芒人对其对付轻型步兵皮尔塔斯特的能力充满自信，对那些害怕轻型步兵的人充满蔑视，认为他们“对这些皮尔塔斯特的敬畏，就像那些将其保姆视为怪物的孩子”。

这些自信的雷斯戴芒人很快就与装备标枪的皮尔塔斯特相遇了。皮尔塔斯特打算在雷斯戴芒人开进的路上抓住他们，在那里，“他们将被如雨的标枪歼灭”；并且，如果雷斯戴芒人“冒险发起攻击的话，那么所有轻型步兵中最灵敏的皮尔塔斯特将很容易溜走，避免被抓住”。当皮尔塔斯特实施攻击时，“这里一个人受伤，那里一个被杀”。接着，斯巴达人指挥官吹起了冲锋的号角，“命令年轻人发起冲锋，赶走进攻者。但是，冲锋除了得到痛苦以外，毫无所获——在标枪射程之内，他们一个人也追不到。当重型步兵面对轻型部队时，在其接近敌人之前，就听到敌人指挥官一声令下：‘后撤！'”抓不到任何皮尔塔斯特，雷斯戴芒人的重型步兵便开始“以各人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撤退，此时队形因刚才的全速冲锋而陷入分散状态。于是，皮尔塔斯特便“立即返回来，重新开始标枪攻击”。在首次攻击中，皮尔塔斯特“已经射倒了九或十个人，而这些成果鼓舞了他们，激起了他们进攻的勇气。据说，这些进攻是如此猛烈，以致重型步兵不得不再次命令（这次用的年轻人更多）冲锋。此命令被迅速执行，但在后撤时，他们损失了比第一次更多的人……一次又一次，除了他们的队列越来越单薄、士气越来越低落以外，这种单调的过程一再重复着，而进攻者的士气却越来越高涨，人数也越来越多”。

如果能够不在道路上交战，轻型步兵比重型步兵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广阔无垠台球桌似的地形上，如果拥有足够的投射武器和耐心，并坚持其避开突击行动（重型步兵的特长）的战术，轻型步兵是能够击败重型步兵的。大多数希腊小国继续依靠重型步兵，但是，如上所述轻型步兵的胜利，使得重型步兵承认了轻型步兵的存在，并开始以皮革或硬布取代金属盔甲，有时还使用毛毡代替金属做头盔。这样，重型步兵既削弱了轻型步兵在速度上的优势，又保持了相当充分的与其他重型步兵作战所必需的盔甲，当然，在与轻型步兵进行近战时也拥有足够的防护。

希腊人也发展了一些骑兵部队，虽然这种武器系统昂贵而又受到地形的限制，但是，骑兵从来也没有成为作战主力，一直处于辅助系统的地位。在战斗中，主要重型步兵倾向于与其他重型步兵交战，而辅助的轻型步兵和骑兵则在分离的战场上相互作战。不过，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击败斯巴达人，就是把较好的骑兵部队的行动与其纵深排列的步兵以及“神圣分队”的翼侧攻击结合起来运用的。骑兵虽未证明其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击败处于次等地位的斯巴达人骑兵之后，它的攻击对破坏斯巴达人的翼侧机动起到了作用。并且，骑兵的行动也有助于“神圣分队”对斯巴达人实施翼侧攻击分队的翼侧攻击。

亚历山大以完全合成的军队所进行的征服

希腊人既没有进一步发展步兵机动，也没有继续发挥在留克特拉被证明了的骑兵的作用。但其他国家在军事上却有了发展，创造了合成军队的作战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过了老希腊人，也超过了最初波斯人的战争方式。马其顿人北希腊王国的菲利普王喜好这种系统，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则运用这种系统征服了希腊和波斯帝国。抽象地说，马其顿人的战术方法综合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系统，非常依靠骑兵，但以希腊人的重型步兵代替了波斯人的轻型步兵。马其顿人信赖骑兵，不仅是因为有波斯人的实践，而且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适合养马的国家，具有看重骑兵的传统。

菲利普给亚历山大留下了一支重型骑兵部队。与希腊和波斯人骑兵使用标枪、弓箭和随时准备投掷标枪或轻矛的做法相反，一些马其顿骑兵主要依靠突击行动。就像重型步兵一样，这些骑兵也穿着盔甲，携带盾牌和短矛（一种骑兵用的矛）。这种短矛长约9英尺（约2.7米），重约4磅（约1.8公斤），两头都有利刃。虽然骑兵没有马镫，但由于训练有素，使他们能够在近战中相当稳固地骑在马背上。当骑兵用短矛刺击时，在刺中敌人之时或之前即放手，以避开刺中敌人所产生的冲力影响自己。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被摔下马来的危险。

与希腊骑兵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马其顿骑兵纪律严明，经过在编组内协同作战的训练，并且服从指挥。因此，除了主要依靠突击行动之外，他们具有更好的协同、训练和技能。骑兵依靠标枪，很少靠近敌人，这一原则使得他们在突击战斗中，具有与希腊重型步兵在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拥有的相同优势。骑兵不准备进行决定性的突击行动，因此不能抵抗冲锋；而重型骑兵却同样拥有重型步兵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压倒优势，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轻型步兵难以逃脱。只有身着盔甲、手持长矛的重型步兵队形，才能抵御重型骑兵的冲锋，并在交手战斗中击败他们。

马其顿重型骑兵是一支规模较小的精锐之师，被称为禁卫军。马其顿军队还有人数更多的传统的混合或普通骑兵，他们主要依靠投射行动作战，主要是投掷标枪。而马其顿军队的大多数仍然是步兵。其中轻型步兵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战斗中，他们部署于重型步兵的前面，运用其投掷石头、射箭和投掷标枪等传统战术打击敌人，同时防范他们的重型步兵对手。在重型步兵交战之前，这些轻型步兵便撤至危险距离之外，至此，其作用就结束了。这种战术是最早发挥了以轻型步兵掩护重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内在优势的战术。

马其顿人也改变了重型步兵。他们把所用长矛加长了两倍，即后排的长矛至少是前排所用长矛的两倍。较长的长矛使后面若干排的矛能够超过前排，从而使后面更多排的人发挥了作用，这样其使方阵的进军确实更强有力了。如果前排使用短矛，而后排人的矛逐次加长，那么若干排的长矛就能同时刺击敌人，因此几乎总是能够逼迫对手后退。加长的长矛还使护身盔甲的重要性减小，后排则可以完全不需要，从而节省了装备的费用。更多地依靠编组战斗，也降低了对士兵个人技能的要求。由于马其顿人进行了加长长矛、将方阵训练成职业士兵等战术改革，所以他们的方阵就具有了部队的功能。此外，他们将军队细分，使原本笨拙的队形具有了一定的协同和机动能力。不过，较长的长矛反映出一种精巧的变化，战斗中更多的是依靠“矛墙”的进军，而较少地依靠前排士兵的个人努力。

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机敏的菲利普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把四种武器系统结合起来，组成了一支相互支持的战斗部队。重型和轻型步兵、重型和轻型骑兵各有其自己的作用，禁卫军的突击行动用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没有一种武器系统独占鳌头，也没有一种武器系统仅仅充当配角，所有武器系统都在这支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人，以这样一支按照马其顿模式组织起来的职业军队入侵亚洲。他们拥有先进的战术理论和亚历山大这样无可比拟的天才领导人。除了这位年轻国王具有与生俱来的高超能力以外，通过训练，士兵们也具有一定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其中许多老兵都是在年轻国王的父亲麾下战斗过的。在他的组织下，合成军队与波斯人对阵了。但亚历山大所面对的波斯战术系统也已经过改进。波斯人不仅有骑兵和轻型步兵合成的军队，也有了重型步兵，而且大多数都是希腊雇佣兵。虽然他们习惯于将轻型步兵配置于坚固的重型步兵战线之前，但他们对这支较强步兵基础的运用并没有改变依靠骑兵攻击实施决定性战斗的传统。

但是，波斯人没有能与亚历山大禁卫军相匹敌的重型骑兵。虽然波斯骑兵也穿了盔甲内衣，携带短剑，但他们仍主要依靠弓箭、标枪战斗，并没有与亚历山大挥舞长矛实施突击行动的禁卫军交战的准备。第一次会战发生在格拉尼卡斯河。作为决策者的年轻国王并没有畏惧波斯人强大的阵容，命令其禁卫军越河向波斯人实施防御的骑兵发起冲锋，迎接他们的是“可怕的如蝗飞镖；但马其顿人以长矛战斗……尽管他们是在马背上作战，却更像步兵战斗。由于他们为征服而战，马与马贴在一起，人与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由于力量占有优势，军队纪律严明，亚历山大军队开始占据了上风。之所以如此，还因为希腊人使用山茱萸木制造的长矛战斗，而波斯人仅仅使用标枪做短矛”。

波斯骑兵由于装备落后、缺乏突击行动的训练，在马其顿人的冲击面前，终于难以坚守其阵地。“投掷标枪或熟练地驾驭马匹”，一直是波斯“骑兵战斗中的共同技能”，以它对付突击战术没有优势。亚历山大的重型骑兵打垮了波斯骑兵后，他将重型骑兵投入了下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迅速带领取胜的重型骑兵去支援正在进攻波斯重型步兵的步兵方阵。他命令“重型骑兵从四面八方掩杀过去”。他满意地看到骑兵们“不久就完成了包围，开始砍杀敌人。最后，除了藏匿于尸体之中的人以外，竟无一人逃脱被杀的下场”。重型步兵虽然能够抵御重型骑兵从正面发起的直接冲击，但当身披盔甲的骑兵对其毫无防护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以长矛进行近距离交手战斗时，重型步兵只能任人宰割。

这次辉煌的胜利显示了亚历山大及其父亲为王位和战争所做的充分准备。亚历山大自幼年时代便得到了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悉心教导，从而磨砺了君主的智慧，培养了对科学和文学的兴趣。除了良好的精神素质和王者风范以外，这位风度翩翩、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还表现出敏锐的判断力以及身体和精神上的勇气。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合成军队和重型骑兵禁卫军也表明，它们确实为其实现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在伊苏斯，亚历山大面对的是波斯人能干的国王大流士三世指挥的军队。波斯人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实施防御，该地位于一条浅河入海口之后。马其顿人将其骑兵用于两翼，步兵方阵“排成紧密的队形，迈着谨慎的步伐”缓慢地向敌人靠近，“以免轻率的进军导致方阵的任何部分偏离战线，与方阵的其余部分分离”。当到达波斯人的战线时，以方阵越过浅河，向波斯人雇用的希腊重型步兵占据的对岸攻击。由于大家都希望以相似武器系统对抗，因此，占据精心选择阵地的防御者获胜。“马其顿人发现，河岸的许多部分水深岸陡”，或者有波斯人的栅栏防护，因此“在同样的战线上，马其顿人根本无法对自己方阵的前方进行保护。于是，这里的战斗陷入绝望”，而无组织的进攻只能归于失败。但在内地，也就是波斯军队的左翼，亚历山大已经率领其重型骑兵跨过了同一条河，发起冲锋并打垮了据守河岸的轻型步兵，“并转向大流士的雇佣兵”。被称为“西帕斯皮斯特”的马其顿重型步兵可能身穿盔甲，手执传统长度的长矛，紧随骑兵前进，不久就加入到向大流士一直成功地坚守河岸的重型步兵翼侧和后方进攻的行列之中。波斯人的重型步兵开始动摇后退，看到战斗失败不可避免，波斯国王也不得不撤退了。

精锐骑兵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密切协同，以及西帕斯皮斯特的良好训练和协同，使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可以不必依靠预先计划的列队机动（像斯巴达人所做的那样），就能实施包围行动。包围，需要压倒优势的兵力，或者能够绕过敌人的翼侧，并在翼侧和后方攻击其战线的其余部分。由于实施比较困难，所以要求要么能够实施成功的正面进攻，突破对方的战线，要么能够迂回绕过敌人的翼侧。在突破波斯人左翼薄弱的延伸阵地时，亚历山大在包围行动中同时运用了这两种手段。迂回敌人翼侧的行动耗时颇多，除非骑兵能够按时完成包围行动，否则决定性战斗难以取胜。骑兵优越的机动速度，使之成为实施这种运动的理想部队。

包围行动，还需要有由行军队形快速转为战斗队形的能力。骑兵能够很容易地完成这种转换，因为无论组织得如何好，骑兵仍然是依靠个体战斗，而不像队形中的步兵那样依赖战友的行动。骑兵依靠其较快的机动速度，可以很快地由行军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而且其战斗队形没有步兵那样紧密、整体性那样强，使得队形转换更加简便。骑兵依靠其较高的机动和快速展开能力，可以在行军至很近的距离时投入战斗，而且是如此具有进攻性的部队，因此人们发现，骑兵用于实施包围行动是最佳部队。

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是使重型步兵适应执行包围任务的成功代表。较轻的装备提高了他们行军的速度，而高水平的个人技能训练，使得这些正规军能够较少地依赖队形。同样，他们进行了更细的兵力区分和战斗编组，因而执行命令更灵便，展开部署更容易。通过减少精心整理队形的必要性，改进了协同和机动能力，马其顿人拥有了一支适于战场机动和执行包围任务的新型重型步兵。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能够包围希腊方阵，并能进行近距离突击行动，帮助骑兵确保击败敌人，说明战争艺术自希腊人的方阵和伊巴密浓达笨拙的一翼排成50排的阵列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艾贝拉，亚历山大进行了他与波斯人的第三次主要会战。此次，又是与大流士相遇。大流士这次集中了一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庞大军队，甚至包括战车和几头大象。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帝国，大流士在会战中迎战希腊入侵者。他聪明地选择了平坦的地形，以便于其骑兵和战车作战。由于其军队虽然力量强大，但缺少较多的重型步兵，所以他把乘车马的部队部署在步兵阵列的前面。亚历山大在右翼的先头，指挥其军队向前运动，攻击波斯军队。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大流士位于中央，“引人注目地站在卫队中间一辆高耸的战车上。他是一个高大而漂亮的人，由最好的骑兵保护。这些骑兵排成密集有序的队形，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当两军开始近距离交战时，亚历山大率领他的禁卫军和重型步兵方阵直逼敌人的中央，禁卫军“直扑波斯骑兵，以长矛刺击波斯人的脸面”，终于击败了波斯骑兵，打垮了波斯军队的中央。大流士看到“一切全完了，那些部署在前面保卫他的部队崩溃了，向后直向他退过来。他的战车既不能转弯，也不能轻易摆脱，因为在成堆的尸体中战车的车轮受到羁绊。这些死人堆积成山，不仅难以移动，而且几乎覆盖了马匹，因而使战马暴跳起来，越来越难以控制，以致惊恐万状的驭手再也无法驾驭它们了”。被打败的波斯统治者骑马逃跑了。亚历山大率领他的人转向去支援受到很大压力的左翼，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胜利。

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希腊人就不可能征服波斯帝国；但是，亚历山大对突击骑兵的出色运用，对征服行动所依靠的战术成功做出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贡献。通过出色运用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亚历山大击败了强大的波斯人，而波斯人久经考验的战术系统所欠缺的就是重型骑兵。马其顿人这一重要的创新，完成了对持续许多世纪的基本战术系统的发展。亚历山大还以他的灵活性发展了战争艺术，他既不依赖单一的军队战斗部署，也不依赖精心制订的计划，而是使计划和部署适应条件。此外，在破城槌、机动塔楼和对攻城技术的掌握及有效运用等方面，他也使希腊人的战争艺术达到了亚洲人的水平。

但在战斗中，亚历山大依然遵循亲自参与的陈规，带领他的骑兵战斗，在关键性的地点实施指挥。事实上，战斗一旦开始后，这种做法妨碍了他对部队的控制。虽然在艾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指挥其骑兵实施了由右至左的运动，但实际上，会战的初始部署通常决定了会战的整个战法。因此，在亚历山大的各次会战中，对变化做出反应主要是依靠其下级的主动性，而不是依靠亚历山大的全局指导。这样，能够在作战过程中指导会战，并重新部署军队的指挥官还有待以后出现。甚至在拥有了四种武器系统的灵活性并大大减少了战斗的刻板性之后，控制上的困难仍然使像亚历山大这样技能娴熟的指挥官也不能驾驭整个战斗。

指挥官们还缺乏等待战机或保留部分军队用于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的观念。部队并没有全部投入交战，完全可以将他们在战斗中重新部署或者组成预备队。但是，当时的指挥官既不知道何时何地，也不知道是否将有足够的未交战部队去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不过，战前建立一支预备队，用于在战斗中执行非预定任务，将为指挥官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一种确有保障的资源。亚历山大大帝既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部队的价值，也没有能够实行之；同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产生过指挥官不要亲自参加战斗的想法。

罗马人的战争艺术

在马其顿人正以他们的方式完善战争艺术的同时，罗马（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小国）军队则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自己的战争艺术。像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以重型步兵方阵在轻型步兵和多用途骑兵的辅助下作战。但是，罗马人早就不以长矛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而采用了多用途进攻性装备。为了防御，他们极为倚重一种宽2.5英尺（约0.76米）、高4英尺（约1.2米）的大型凸盾。这种木制盾牌先是用布，后又用小牛皮覆盖，并在盾的中央以铁加固，可以“挡开所有较有威胁的石块、长矛和重型羽箭的打击”。当时的人解释说：“它的上部和下部边沿以铁边加固，放在地上时，可以防止由下方袭来的打击和伤害。”由于罗马人进行了许多攻城战，需面临希腊人的长矛或短矛的袭击，并要与善于使用双手砍剑的凯尔特人作战，因此最终设计出一种能够有效抵御所有对手的盾牌。他们的全套防护装备包括头盔、铜制胸甲，或者大多数人所穿戴的锁子甲。

为了进攻，罗马人依靠短剑实施突击战斗，“由于剑刃非常坚硬，这种短剑用于刺击相当优异，而且剑的两面均可有效砍击”。这种短剑在与双手砍剑或长矛能被盾牌挡开的对手进行近战时，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多数步兵还携带两支叫作“皮留姆”的标枪。这种标枪的尖在碰到坚硬物体时会弯曲或破碎，因此“敌人不能将其再投回来。如果这种武器不能奏效，还可以从两边射箭”。这与罗马人的战术相适应。其战术是，首先向敌人投掷标枪，而后快速接近敌人，以短剑和盾牌与敌人近战。

实践证明，罗马人使其独特的组织走向成熟，要比他们使用短剑更具基础性。他们把军队分为三条战线，每条战线有6排纵深；他们还把这些战线细分为支队，每个支队有两个由60人组成的百人团。这种较细的区分编组提供了基本的协同，并保证了一定的机动性。罗马人通过在每条战线各支队之间保持间隙的方法来运用这种组织；第二条战线的支队错开位置，从而弥补了第一条战线的间隙。第三条战线与前两条不同，因为它的支队只有前面两条战线的一半，只有60人而不是120人。第三条战线的士兵都是比较老的公民，仍然使用长矛作为其主要武器。第三条战线的支队配置在第二条的间隙后面，使得整个队形有些像一个棋盘。这是基本队形，罗马人就是以这种队形前进并投入战斗。由于每条战线在进军中几乎必然产生间隙，所以罗马人索性有系统地安排其间隔。战斗中，在罗马人的战线靠近敌人之前，第二条战线以百人团或整个支队为单位，补进第一条战线的空隙。第三条战线则靠上前去，填补第二条战线的空白，与第二条战线剩余人员一起，如果不必去帮助补充第一条战线的大缺口的话，就作为预备队。这种组织赋予罗马人战线一种方阵所缺乏的灵活性和反应性。

行政组织是罗马人系统得以增强的另一个要素。10个第一和第二战线的120人的支队，和10个第三战线60人的支队组成一个称为军团的行政组织。加上一定比例的传令兵、支援兵、搬运工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兼做轻型步兵，也有一小部分骑兵），军团总人数超过4000人。当罗马人扩充其军队时，就增设军团，这样就为大型野战军队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和组织。

罗马人军事实践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们构筑堑壕的狂热。没有一支罗马野战部队在行军宿营时不按标准计划的规定首先构筑堑壕的。每天夜晚，部队都要掘壕筑堤，并以栅栏防护。由于其正规部队已经习惯于这种作业，所以罗马军队把这件对其他任何军事组织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负担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掘壕筑堤的行为意味着，罗马军队随时准备应付意外，并准备在战斗中一旦失利，能有一个筑垒地域作为避难所。

罗马人从马其顿人那里学到了关于挖掘堑壕的知识；马其顿人则是从希腊人那里衍生出自己的掘壕实践，但希腊人只有在一地驻扎一段时间时才构筑营垒地域；而亚洲人则更是一贯地在营地挖掘堑壕。比如，波斯人在普拉塔亚失败后，就是退居一个精心构筑的营地的。罗马人对挖掘堑壕的革新包括以正规军挖掘他们的营地，以及按标准计划构筑，以确保每个士兵和分队在营地中总是有相同的关系位置。

罗马士兵必须是有经验的行军者，因为，除了盔甲、短剑和标枪以外，他们还要携带铲子、斧子和架设营地栅栏的木桩。但是，每天都要很早停止行军，以便有时间在营地挖壕。

像他们的行军宿营一样，罗马人实践了一种缓慢但可靠的战略，罗马人逐步统治了意大利的大部分。由于政治上的精明再加上军事上的技巧，所以他们与其控制地区结成了坚定而又心甘情愿的盟友，并将罗马人的组织和作战方式扩展到了这些盟友之中。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罗马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做好了与其他地中海国家进行军事接触的准备。

罗马人面对皮洛士和汉尼拔的亚历山大系统

马其顿系统被亚历山大运用后，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和古老波斯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马其顿系统与罗马系统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的不是在于罗马人用剑，而马其顿人用矛，其区别是更加微妙的。罗马军队依靠他们的剑术，以及重型步兵与充当配角的轻型步兵和骑兵之间的部分协同。在由方阵向步兵中队阵列变革的过程中，他们改善了步兵，但没有沿着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系统方向发展。马其顿系统依靠的是所有兵种的协同作战，包括受过实施真正突击战斗训练的骑兵部队。

在罗马人与马其顿或亚历山大系统的第一次主要作战中，后者的合成军队取得了胜利。关于这些与伊庇鲁斯（Epirus）希腊王国的皮洛士（Pyrrhus）国王战斗的描述晦涩难懂，但有一点是明白的，罗马人所面对的皮洛士，绝非仅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亲戚和弟子，而是一位在很多会战中赢得最尊贵声誉的将军。罗马人把皮洛士的胜利大部分归因于使用了大象。这位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于亚历山大在印度迎战大象之后，就把大象引进了马其顿系统。其实，大象经常不可靠，当遭到标枪和其他投射武器攻击时，它们会突然在自己的步兵队形中惊跑起来；实践证明，大象对付骑兵最有效，因为它们可以吓唬敌人的战马。其实，皮洛士战胜罗马人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大象之上的，他是依靠骑兵（大象可能起到了辅助作用）打败了罗马人的骑兵，并由翼侧和后方攻击了罗马人的步兵。不过，在击败罗马人的战斗中，皮洛士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伤亡代价，以至于他评论说，如果再多几个这样的胜利，他就不得不只身返回希腊了。

在与罗马人的第一次作战中，非洲强国迦太基照搬了马其顿人的战争系统，甚至还保留了一位希腊将军在会战中指挥其军队，将入侵非洲的罗马人赶了回去。像通常那样，迦太基人将比较强有力的重型骑兵配置在翼侧，击败了位于翼侧的罗马骑兵，并向罗马步兵的后方攻击。罗马人三线系统所固有的协同意味着，他们后面的支队可以转身挡开对方的进攻，但这种有效的防御战术并没有挽救罗马人，迦太基人赢得了突尼斯会战，并俘虏了罗马指挥官。

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中，罗马人面对的是汉尼拔（Hannibal）。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在入侵意大利的战争中，年轻的汉尼拔仅有30岁，所依赖的也是马其顿系统。防御中的罗马人继续将其步兵作为合成军队的主角。在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亚的第一次会战中，汉尼拔使罗马人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在数量上，两支军队旗鼓相当，但汉尼拔在骑兵兵力上占有5:2的优势。一支胜利之师席卷了罗马军队的两翼，并在轻型步兵的辅助下，攻击罗马人步兵的后方。虽然后面的支队转身迎击进攻，但汉尼拔仍然打败了被包围而且不能机动的罗马军队。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Battle of Cannae），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军事战例，而且展示了马其顿战争艺术在一位大师手中的最后发展。出于对汉尼拔的恐惧，罗马人以超过8万人与汉尼拔的5万人作战。但是，汉尼拔有1万骑兵，而罗马人只有6000。迦太基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罗马指挥官太伦提乌斯·瓦罗不仅缺乏军事经验和技巧，而且刚愎自用和好斗成性。瓦罗计划采取加大队形纵深的方法，利用其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他虽然仍保持三线部署，但让每个支队缩小正面，直至每条战线的纵深达到通常纵深的3—4倍，企图以此压倒迦太基人的步兵。

同样出于对会战的担心，汉尼拔运用其所精通的久经考验的马其顿合成军战术系统，并对该系统做了重要改进，以保障其战斗必胜和进攻性。除了像通常那样将重型步兵排列在中央、骑兵配置在两翼之外，他留下了部分重型步兵，然后将其成纵队部署在重型步兵战线的翼侧。这样，这些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的重型步兵浅薄战线中抽调出来的部队，就可以用于增强中央部分的稳定性。

这样，汉尼拔就拥有了一支能够支配的真正预备队。但是，如果步兵坚持住了，他打算将这两支由最好的步兵组成的纵队用于实施包围。汉尼拔自己与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可能首当其冲的浅薄步兵战线的士兵们站在一起，以此来增强该防线。然而，与亚历山大大帝不同的是，悟性极高的汉尼拔在战斗中并不是带领部队作战，而是以自己的存在增强其薄弱步兵战线的信心。而且由他所在的位置，仍可以观察整个战斗，并控制其预备队。

正像在他先前的会战中一样，他的轻型步兵在双方战线相遇之前，在重型步兵的前面起到了前哨战的作用。汉尼拔计划将其轻型步兵后撤至两翼，以便能够用于他计划之中的包围行动。他可以肯定，通过集中全部重型骑兵于一翼的方法，一定能够取胜。

交战开始后，一切均按汉尼拔的计划发展。虽然罗马重型步兵迫使纵深较浅的迦太基人持剑步兵的阵列后退，但汉尼拔的重型骑兵却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迅速绕过罗马军队，在相对的一侧向罗马骑兵的后方发起了冲锋。接着，轻型步兵也从两翼发起冲击，迦太基人的轻型和重型骑兵则向罗马人步兵的后方攻击。与此同时，按照计划，汉尼拔使用他的预备队步兵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预备队排成纵队，在其战线的两端通过罗马人的翼侧，然后，面向敌人，向罗马人的两翼进攻。他的这种方法很像斯巴达人，使纵队与敌人的战线垂直，然后面向敌人发起攻击。

遭到全方位围攻的罗马军队被挤压在一起，其巨大的数量此时除了使迦太基人的投射武器随便一射便能射中一个目标以外，任何用处也没有。罗马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灾难—3/4的兵力被杀或被俘；同时，也有40%的迦太基人伤亡。要想使罗马军队遭到永远难以翻身的失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后14年，罗马人一直避免与汉尼拔作战。当他们再一次与他对阵时，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统帅——西庇阿（Scipio）。西庇阿是一位精明的将军，虽然刚刚三十出头儿，但已经是久战沙场。在参加特雷比亚和坎尼会战之后，他又在西班牙指挥军队作战，通过4年的战斗，他从迦太基人手中征服了西班牙。战斗的胜利使他赢得了许多西班牙首领的效忠。后来，西庇阿在西西里指挥军队，并在那里建立起一支精锐的军队。尽管生活奢华并具有希腊文化背景，但西庇阿很容易地逐步在其部队中树立起威信。接着，他率军进入非洲，而稳如泰山的汉尼拔此时尚在意大利南部。这次，罗马人不再使用民兵，西庇阿所指挥的是一支斗志旺盛、训练良好、沉着镇定、纪律严明，由参加过许多会战的老兵组成的军队。公元前202年，西庇阿与汉尼拔在非洲的扎马会战中相遇，在那里，他们各自展示自己的天才。这两位大师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战争艺术的发展。

加上盟军努米底亚人的兵力，罗马军队在骑兵兵力上占有决定性优势，而这一优势通常是在汉尼拔一边的。但是，西庇阿并不把骑兵作为胜利的唯一依靠，他以在西班牙发展起来的一种方式运用步兵。他不再让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靠前并掩护第一战线的间隙，而是把他们往后靠，与前一战线保持数百英尺的距离。他正确地相信，当六排纵深的第一战线与敌人步兵交战时，那些老兵后面即使没有更多的排，他们也能措置裕如。一线队形之后各排组成了西庇阿的预备队，在西班牙时，他曾用预备队包围敌人步兵的两翼。

但是，西庇阿还不得不对付迦太基军队的80头大象。因此，他放弃了罗马人通常一开始所要排列的棋盘队形，而是将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直接排列在第一战线支队后面。他以轻型步兵填充第一战线的间隙，“命令他们放开行动，如果被大象的冲锋迫使后撤，那么那些来得及后撤的人就直接后撤至整个军队的后方，而位于两翼的部队则在战线间隙的右翼或左翼打击敌人。”汉尼拔意识到不能依靠骑兵取胜，于是也在步兵战线的后方部署了一支能够使用的预备队。与在坎尼一样，这支预备队仍由最好的部队组成，但是他改变了预备队的配置位置。在坎尼，他把预备队成纵队配置在步兵战线的两翼，随时准备前进，从翼侧攻击罗马人。但是，要与西庇阿对阵，这样做就太明显了；因此他把预备队配置在战线之内、主要步兵战线之后并与之平行的位置。由于步兵占据优势，所以汉尼拔打算通过使用预备队包围罗马步兵战线的方法获胜。

战斗开始后，当两军战线之间的轻型步兵前哨战打响时，“汉尼拔命令大象驭手向敌人发起冲锋。就在刺耳的喇叭和号角在四面八方响起之际，一些大象受惊，并立即转动尾巴拍打迦太基人的后背”。但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和不知危险的牲畜确实直抵罗马人的战线，面对勇敢的罗马轻型步兵所投掷的标枪，“最终，在恐惧的驱使下，从西庇阿深谋远虑设置的罗马人战线的间隙逃了过去”。其他大象则逃往两翼，从而腾出战场，使两军步兵和骑兵进行惨烈的交战。

接着，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重型步兵被迫参加战斗。与此同时，正如汉尼拔准确预见的那样，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的骑兵已经将汉尼拔的骑兵从战场上赶走了。他们不是转而与步兵交战，而是远离战场去追赶敌人的骑兵。这种情况在战斗中经常发生，指挥官不能控制他们的骑兵，骑兵们则自然而然地去追赶被打的敌人。在坎尼，汉尼拔纪律严明、领导坚强的职业骑兵立即转回来攻击罗马步兵的后方，但在扎马，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则缺乏纪律、约束和领导，因而不能实施这种关键性的机动。

所有骑兵全部离开了战场，汉尼拔开始进行纯步兵的战斗。他迅速运动，以利用其步兵数量上的优势和预备队老兵所提供的良好协同条件。他将后方步兵队形运动出来，伸展其战线，准备包围罗马步兵的两翼。但西庇阿及时发现了这一机动，并使用其后方战线的预备队，同样伸展其战线。这样，两军的步兵只得交织在一起，进行结果不可预测的正面交战。后来，当步兵战斗进入决定性阶段之前，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返回战场，并开始攻击迦太基人步兵相对薄弱并正全力进行战斗的战线的后方。这一行动决定了战斗的胜负，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事实上全歼了迦太基人的军队，战场上覆盖着“仍然浸泡在鲜血之中的散落尸体和尸体堆成的小山”。

扎马会战中罗马人骑兵在夺取胜利中的作用，显示出罗马人已经接受了马其顿系统。但是，双方都运用了预备队，并以卓越的协同能力使之得以实现，表明此时的战争艺术已经超过了亚历山大时期。无论汉尼拔还是西庇阿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两人都位于能够指挥整个作战和在关键地点、时间使用预备队的位置。这是超过亚历山大预先计划性战斗的主要进步的标志。同样，专门而不预先赋予任务的预备队的概念，以及改进了的步兵协同，使预备队能够在战场上机动等，也是亚历山大之后的进步。罗马军队优异的协同作战非常重要，它使西庇阿能够指挥战场上的全部军队，而不是像亚历山大那样只能指挥部分军队。

数年以后，当西庇阿在一个亚洲帝王的皇宫拜访流亡在那里的汉尼拔时，他请汉尼拔给大将军们排个序。汉尼拔把亚历山大排第一，皮洛士排第二，自己排第三。对于西庇阿所问，如果汉尼拔在扎马会战中获胜该怎么排序，这位迦太基人的回答是，那么他就应排在亚历山大之前。汉尼拔和西庇阿的伟大以及他们对协同作战的改进、对专门预备队的使用以及将自己位于能够调度整个战斗的位置等，使他们两人均无愧于汉尼拔所排列的位置。这种排序无论是明确表述的也好，暗示的也好，确应如此。

罗马人以亚历山大系统取得的胜利

当罗马人在希腊和亚洲作战时，他们与马其顿战争系统对抗。虽然罗马人也使用合成军队方法，但是他们仍然倚重重型步兵，从未将其骑兵提升到像亚历山大所认为的那样的质量或重要性。但是，他们也从未像亚历山大那样，利用被分割帝国的联军从事战争，他们几乎总是在当地盟友的帮助下作战。在他们与最难忘的对手安条克大帝（Antiochus the Great、叙利亚及其以东的大部分亚洲地区的统治者）所进行的主要作战中，他们就得到了来自盟军的关键性帮助。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内西亚所发生的冲突中，他们面对的是安条克大帝亲自率领、汉尼拔做顾问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这次会战的详情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罗马人的盟友——帕加马（Pergamum）的国王的强大骑兵，在罗马人的胜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马人越来越依靠其盟友提供骑兵。

对罗马人战术系统主宰地位的明显挑战并非来自对手或许会拥有优势骑兵的可能性，而是来自对马其顿方阵的进一步发展。当公元前197年罗马人面对一支马其顿王国的军队时，他们发现方阵所使用的是长度至少为21英尺（约7米）的长矛。很显然，前几排所使用的是较短的矛，大约有9英尺（约3米），士兵用一只手拿着；第五排的人所使用的则是需两只手持的长21英尺（约7米）能够伸过前几排刺击的矛。前几排的士兵持盾；而后排的士兵则用双手持长矛，没有盾，而是将一些非常小的盾片吊在横过胸前的一条皮带上。在方阵前5排的后面，还有另外的11排，这些人始终举着长矛，直至需要使用的时候。

这种队形肩并肩地前进，其作战效能依靠各种长矛的综合作用；个人在队形中除了持矛和保持队形之外，毫无作用。由于罗马人以短剑战斗，兵与兵之间所需要的空间要比位于方阵之中的士兵大，因此，每个罗马人都要面对方阵中的两个士兵、10支长矛。据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Polybius）描述：“单个人员接近方阵根本无法杀入敌阵，也毫无办法拨开对方的长矛。”因此，这种新的方阵好像能够击败所有对手，因其强大的步兵而给予马其顿人以胜利。

但是，协同良好的罗马步兵轻而易举地就击败了看似无敌的战术改革。联系到罗马人在扎马会战中的胜利，波利比奥斯曾经指出，详细区分的罗马战术组织使得“每个人都能以个体为单位行动，也能与其同伴共同形成对任何方向的正面，距离威胁最近的支队只要采取一个运动便能转过身去面对敌人。由于他们装备的盾牌尺寸宽大，短剑坚韧，经受得住连续的砍击，因此使其既得到了防护，也增强了信心”。这样，罗马人可以实施机动，而且如果他们绕开重型步兵的长矛的话，那么他们在近战中就拥有了绝对优势，特别是对付双手持矛的无盾步兵时，更是如此。

在第一次冲突中，罗马人赢得了步兵战斗的胜利。因为他们在对方方阵尚未排好、一些兵力正在向战场开进途中时，便发起了攻击。但即使在有利条件下，方阵也过于依靠队形的保持，因此他们与罗马步兵对阵从未取胜过。波利比奥斯指出：“方阵需要平坦的地形，不能有诸如沟渠、树丛、山脊和水道等障碍，所有这些均能有效阻碍和割裂这种队形。”当然，方阵中的间隙将使罗马的短剑兵能够靠近前来，这对方阵中的重型步兵来说，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即便是在平坦地形上，实践证明方阵也具有脆弱性。因为，波利比奥斯写道，“罗马人绝不将自己的战线展开成与敌同等规模，从而使自己的所有军团暴露在敌人方阵的正面进攻面前，而是以一部分部队作为预备队，其余部队与敌人交战。之后，无论方阵是击败了对手，还是被其对手所击退……在乘胜追击逃敌，或当面之敌快速撤退时，方阵都会将自己的混乱队形暴露在敌人面前”。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方阵就会位于“他们自己军队的其他部分之后，在此态势下”，罗马人的“预备队在方阵原来据守的位置也就有了足够的空间，不再实施正面进攻”，而是“通过在翼侧和后方的侧向运动，出现在方阵的翼侧和后方”，在翼侧用短剑和盾牌以近距离格斗对重型步兵实施屠杀；而此时，重型步兵的队形和武器使他们处于近乎毫无防护的状态。

这样，罗马人改进后的步兵帮助其在地中海盆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罗马人吸收了马其顿系统的所有优点，并从汉尼拔那里学到了步兵预备队的使用以及将军指挥作战的方法。将军应置身于战斗之外，这样他就能控制预备队，并对战斗进行指挥。

罗马军团的完善

不久，罗马人就完善了他们的步兵。其方法是，废除老式“指骨”（phalangeal）组织的残余，并建立了一种十分合理的协同计划。他们消除了传统三条战线之间的区别，剔除了长矛和较小的第三战线队形。他们可以根据条件允许，将军团内同类重型步兵编成或多或少的战线。他们将军团区分为10个各由600人组成的重型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由3个各含200人的支队组成，每个支队包括2个百人团。每支部队都设一名对其下级拥有全权的指挥官。这种安排与现代师的组织大体相似，步兵大队相当于营，支队相当于连。指挥序列也大体相仿，一支军队由独立的军团组成，而每个下级部队直至百人团的指挥官都置于其上级指挥官的权力之下。

这样，罗马人就创建了一支完全协调的军队，有能力实施机动，并能对其指挥官的命令做出迅速反应。所遗留的指挥官的最大难题是了解战场上的情况，更困难的是向下级传递信息。信使、号角和战鼓，只提供了不太可靠的通信手段。尽管如此，罗马人对此还是做了深思熟虑的改进。他们不仅细分了军队的编制体制，而且给各支部队发放了军旗。这就使士兵能够了解他们的位置，并给指挥官提供了了解部队位置的较好机会。直至20世纪便携式电台出现，战术指挥的困难一直与当时罗马人所发现的困难基本相同，并因此而削弱了协同作用。

罗马人细分部队并建立隶属关系确实还带来另一个优点，它给了部属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真正机会。这种对职业军队的改变，使这种组织的功能在实践上达到了与理论上所能达到的程度，而严明的纪律、良好的训练以及经常性的战争实践，确保了罗马军队总是能够心想事成。

军团还拥有一些轻型步兵、弓箭手、投石手以及比例较小的骑兵。但是，步兵的技能和结构增强了对抗骑兵的能力。因为优异的协同能力使军队的一部分，军团或步兵大队，能够以机动保护翼侧，而且良好的细分建制允许指挥官分配一支或若干部队保卫两翼。由于列阵重型步兵能够制止列阵重型骑兵的冲锋，所以罗马指挥官对翼侧的顾虑很小。

罗马军队在每次停留时间较长时都要有掘壕的正规程序，为部队的供应和补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颇有章法而又持续不断的作战，使罗马人能够完全支持这种以职业军队和彻底、稳重的战争方法所进行的战争。

罗马人对抗骑马的安息人

改进了的罗马军队做好了战胜高卢人，即当今法国居民的准备。罗马人把高卢人称为野蛮人。高卢人像罗马人一样，以重型步兵和骑兵作战，但缺少罗马人纪律严明、协同周密的步兵。此外，他们还更缺少罗马人的筑垒术和攻城器具；进一步说，高卢人还缺少像罗马人那样高度发展的政府所提供的财政和补给组织。尽管高卢人具有坚持的决心和抵抗的能力，但罗马人在伟大统帅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指挥下，在7年内征服了高卢人。

但是，罗马人在与安息人（Parthians）的对抗中，却戏剧性地失败了。安息人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而宗教倾向于东方的印度。安息人只骑马进行战斗，这是一种适合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无树地形的方法。他们的重型与轻型骑兵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贵族在训练中提供了榜样，并把他们的仆人训练成骑马弓箭手。重型骑兵及其战马身披盔甲，装备的矛枪又长又重，以致罗马人送给它一个外号，叫作“舢板撑篙”。由于盔甲和沉重的矛枪成为在无镫战马上作战的沉重负担，安息贵族好像几乎不能承担什么任务。但实际上，他们精通此道，而且实践证明安息人的重型骑兵确实令人生畏。沉重矛枪的惯性不仅使刺击非常有力，而且还能减小对持矛骑手的震动。虽然弯弓射箭需要非常高的技巧，甚至在无镫战马上更是困难，但轻型骑兵在战斗中却担负相对容易的任务，他们的战术就是与敌人保持射箭距离，并发射羽箭。

在恺撒征服高卢人的同时，其财大气粗而又野心勃勃的同伴克拉苏（Crassus）以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入侵了安息。罗马军队大约有3.6万人，其中包括4000名骑兵和4000名轻型步兵。尽管自信的克拉苏已经对安息人的战争艺术略有所知，但他认为，他要解决的军事难题“仅仅是沉闷乏味的行军以及英勇追击的士兵不能及时返回参加突击所造成的麻烦”。他忽视了报告中所说的安息人（Parthians）“在战斗中不可能逃跑，而其退却时则不可能追上”，而是像对待诸如他们的盔甲坚不可摧、他们的箭“是一种奇怪的新式飞镖，快若流星”之类的情报一样，半信半疑。据历史学家普卢塔克描写，刚愎自用甚至缺乏智慧的克拉苏拒绝了亚美尼亚国王（他对安息人的战争方式有第一手的了解）建议罗马人经他的王国进军的邀请。因为他的王国群山连绵，“马匹几乎无法通过”。

当克拉苏劳师远征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坦沙质的地形上时，安息人已经在等待与罗马人交战了。当罗马人在卡雷与安息人的军队相遇时，罗马人排列成正方形队形，充满信心，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排列在他们面前的安息人队形比他们预期的要小些。在人数上，他们确实比安息人多1/3，但实际上，安息指挥官将他的一些兵力隐藏在一个小山之后，罗马人首先看到的只是安息人身着盔甲部队的一部分。但是接着，安息人为了挫伤罗马人的士气，开始制造“一种可怕的噪声和巨大的喧闹声。安息人不是用短号和喇叭，而是用半球形铜鼓激励自己的军队作战。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时刻敲击铜鼓。以这些手段，他们制造了一种完全虚幻的噪声，好像野兽的嚎叫与雷声混合在一起……当他们以这种噪声对罗马人起到有效的恐吓作用时”，他们就把自己的全部军队展现出来，并“脱掉盔甲的覆盖物。立刻，好像阳光点亮了他们用马吉安人磨光钢铁制造的胸甲和头盔，及其战马身上披挂的铜、铁制造的饰物”。

罗马人所面对的不仅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且还有一个可怕而又做好充分准备的对手苏雷纳斯（Surenas）——安息指挥官，“他本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人，但其柔美的长相和脂粉气的衣着确实不像其实际所具有的那种男子汉气概；他的脸化了妆，头发分开……而其他的安息人却扮相可怕，蓬松头发在前额梳成一团”。

看到罗马重型步兵纵深而又强大的方阵，精明的苏雷纳斯没有命令其重型骑兵发起冲锋。相反，他展开轻型骑兵，“开始从四面八方射箭，并不需瞄准任何特定的目标（因为，实际上罗马人的序列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只要想射中，就会箭无虚发），只是简单地大力弯弓射箭。这种打击非常猛烈。罗马人的形势一开始就十分不利；如果他们要保持队形，那么他们就会受伤，而如果他们冲锋，那么他们对敌伤害不大，而自己却会伤亡不少。因为安息人会边撤边射箭”。

由于克拉苏的轻型步兵缺少弓箭手或投石手，对敌人的轻型骑兵不会发挥多大作用，因此，他想等待敌人箭矢耗尽。但是，当了解到敌人拥有“无数骆驼驮载箭矢”时，克拉苏就派他的儿子帕利乌斯（Publius）率一支由将近5000重型步兵、1300骑兵和500弓箭手组成的部队攻击敌人。安息人在这支部队面前且战且退，直至这支部队远离主力。虽然总人数占有优势，帕利乌斯率领的罗马部队的弓箭手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徒步弓箭手射箭的速度和准确性都比骑马弓箭手要好；但是，面对使用无疑更强劲的弓箭、数量也更多的骑马弓箭手，他们好像对作战结果丝毫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帕利乌斯的轻型骑兵大部分是在高卢新补充的。他们又遭到了将近200年前波斯通用骑兵与亚历山大禁卫军的重型骑兵作战时的同样命运。安息人以重型骑兵迎战高卢骑兵。安息人的骑兵身穿盔甲，手持“坚硬生皮和铁制做的”盾牌，迎击“虚弱而缺少标枪”的帕利乌斯高卢骑兵，“相反，高卢骑兵仅穿单薄衣物，其身体暴露在敌人强有力的长矛之前”。但是，高卢骑兵也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他们“抓住敌人沉重的长矛，靠近敌人，将其拖下马来，以便利用对方盔甲沉重、不便行动的弱点；许多高卢人放弃自己的马匹，潜行到敌人的马下，刺穿敌人的马腹”。

失去马匹的高卢骑兵幸存者加入罗马重型步兵的队伍，遭到了敌人轻型骑兵的四面围攻。这些轻型骑兵将如雨之箭射向拥挤在一起的罗马人。罗马人“遭到打击和杀害死去，但并不是快速轻易死去，而是在剧痛和痉挛中死去。被射中的罗马人由于带着箭矢在地上翻滚，箭折断在伤口中，当他们用力将带倒钩的断箭拔出时，倒钩则拉断了神经和血管。因此，这样做等于是撕裂和折磨他们自己。许多罗马人都是这样死去的，而那些活着的人也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当帕利乌斯命令他们向装甲骑兵冲锋时，他们让他看到的是，双手固定在盾牌上，双脚插入地里”。在以弓箭击败帕利乌斯的分遣队之后，安息人靠近其残部，“用矛枪屠杀他们，俘虏的人不超过500人。在砍下帕利乌斯的头颅之后，他们直接向克拉苏疾驰而去”。

克拉苏的处境与其儿子相差无几，因为“箭矢有如急风暴雨一般从四面八方射来，立即就有许多人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许多人再也不能进行战斗，而所有的人都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飞来的箭矢戳进他们的眼睛，刺穿他们的双手”。至此，克拉苏的士兵发现“动弹不得也停留不得”。

虽然轻型骑兵的弓箭为安息人的胜利立了大功，但重型骑兵也为其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以长矛驱赶罗马人紧凑在一起，除了那些冲向他们的人……罗马人紧凑在一起和冲向敌人均不奏效，那就只求速死。因为安息人强有力的长矛能造成巨大而致命的创伤，而且经常一击穿透两人”。不仅是因为安息人的重型骑兵使罗马人拥挤在一起，以致安息人箭无虚发，而且也是由于罗马人自己必须一个紧靠一个，以便使用武器并把盾牌连在一起的互相掩护。因此，是罗马人使得自己在重型骑兵面前不堪一击。这些重型骑兵“冲向他们，刺倒一个人就能带倒一大片；而如果他们展开队列避开重型骑兵的冲击，那么就会遭到弓箭的射杀”。

在卡雷附近的开阔平原上，克拉苏的军队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就灰飞烟灭。第一天结束时，安息人的长矛一些“弯曲了，一些折断了，弓弦因连续射击而拉断，箭矢耗尽，短剑卷刃，大多数人也因不停地杀戮而疲惫不堪”。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最后，克拉苏及其大量将士被安息人杀死，大部被俘。

安息人打算乘胜入侵叙利亚。但是，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或其他与之具有相似特点的地方，几乎是战无不胜的”，然而他们缺少攻城的手段，甚至连接近城市的手段都没有。因为“城市邻近地区长满了大片的树林”。由于“他们不敢，甚至也不能使用骑兵突破这种障碍，因此制订了一个砍倒树木，使空间暴露的计划，这样他们或许能够自信而安全地接近城市。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这件事，因为这项任务太艰巨了”。于是，他们改变目标，转向另一个城镇。与此同时，罗马人则“不断袭击安息人广泛分散的部队”。不久，在丛林中损失了一些兵力之后，安息人终于放弃了在叙利亚这个与他们国家特点不同的国度所进行的战役。

克拉苏悲惨的遭遇清楚地说明了，在适于马匹运动的地形上作战时，轻型骑兵武器系统具有压倒重型步兵的优势。重型骑兵对安息人的胜利起到了辅助作用，但如果指挥官能够精心组织箭矢保障，使之数量充足的话，那么轻型骑兵没有帮助也能赢得胜利。希腊重型步兵曾经发现波斯骑马弓箭手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希腊起伏不平的地形使希腊人幸免于难。可是，在安息人自己的国家，罗马重型步兵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关于四种武器系统性能的总结

图解1.2总结了古代的四种基本武器系统。这四种系统都有其特殊的性能和相对的优势。安息人戏剧性地展示了在适于骑兵作战地形上，轻型骑兵对重型步兵的威力。他们还展示了亚历山大曾经展示过的，无论轻型骑兵还是通用骑兵，不经过特殊训练，没有特殊装备，在突击行动中都不能抵抗重型骑兵。但是，安息人的重型骑兵在罗马人列成方队迎战时，没有向罗马步兵发起冲击。同样，亚历山大从不使用其重型骑兵由正面与步兵方阵对抗，因为列成恰当队形的重型步兵能够抗击重型骑兵的冲击。

在与徒步人员的近距离交战中，骑马人员占有几方面的优势，其中包括位置较高，居高临下打击对手所必然具有的势能等。战马通常是骑兵有价值的盟友。这些优点，再加上骑兵先天具有较大机动性，使其成为一种优秀的突击武器系统；当然，如果其经过充分训练，能够克服骑马的不稳定性的话。

为了抵抗骑兵的突击，重型步兵不得不形成集群。与列成6排纵深的方阵，身穿全副盔甲、有巨大而坚硬的盾牌保护的技能熟练的罗马士兵作战，即使是全副盔甲、手持长矛的安息重型骑兵也不能战胜他们。成纵深部署，拥有地面这种较好的作战平台，具有不必分心而集中精力于战斗的能力，聚集成无懈可击的方队，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骑兵不能与这种徒步士兵组成的协同行动集群相抗衡。骑兵虽然也形成集群，并在一个指挥官的指挥下一起行动，但他们仍然必须作为个体战斗。这种属性决定了他们很容易快速投入行动（因为他们可以不必保持队形而全力实施战斗），但这种个体战斗的特点也降低了他们与列阵步兵进行正面战斗的效能。不过，骑兵是用于执行进攻任务的理想武器系统，它可以抵近并快速攻击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

骑马弓箭手与徒步弓箭手相比，具有更多的显著不利条件。徒步弓箭手不必分神而集中精力于射箭，这使得他们拥有更大的发射速度，并且，即使排除稳定平台所带来的好处不说，其射箭的精度也更高。像波斯弓箭手面对希腊人那样，徒步弓箭手还可以使用重量较轻的盾牌保护自己。骑兵无法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因为他们仍然要使用弓箭和驭马。此外，就像波斯人在普拉蒂亚攻击希腊弓箭手时所看到的那样，马匹成了一个巨大而脆弱的目标。但是，徒步弓箭手没有机会对抗重型骑兵。正像希腊重型步兵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击败波斯徒步弓箭手一样，重型骑兵也能快速穿过落箭地带抵近敌人，并以盔甲保护自己，使用矛枪和短剑打败轻型步兵。甚至弓箭手装备的分量轻也不能使其获得逃跑的机会，因为骑兵可以很容易地追上他们。

因此很清楚，如果克拉苏的军队由一半重型步兵和一半老式波斯弓箭手组成，他就能够抵抗住安息人的进攻。重型步兵可以保护弓箭手免受安息人矛枪兵的伤害，而弓箭手可以牵制安息人的骑马弓箭手。不过，这样一支罗马军队也只是具有防御能力，它只能控制其所占的地盘。

但是，地形严重限制了骑马作战方式的明显优越性。骑兵在森林中难以发挥功能，若在密林中，甚至徒步弓箭手也处于劣势，因为其视界和机动均受到限制。这种可怕的限制激发了安息人想要砍倒森林的灵感。多山国家对骑兵限制小一些，但其行动通常局限在山谷之中。正因为如此，安息人在其自己的国家是无敌的，但他们从未征服过罗马人在叙利亚或亚细亚米诺的领地。

地理学关于地域性或民族性战争模式的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希腊人、波斯人、安息人的战争模式等。亚历山大、迦太基人和罗马人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但安息的地形使得安息人重新创造了能够成功对抗罗马人的本民族系统。

骑兵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费用。在古代，一匹马的费用相当于一个人；用保护性覆盖物装备马匹，更增加了花费；而要负载盔甲再加上全副武装的人，则要求健壮的战马。要饲养强壮得足以担负这种任务的战马，更提高了战马的价格。甚至是轻型骑兵使用的较轻、较快牲畜也要求是特殊的品种。此外，骑马作战的人自身也需要更大的投入，因为他们需要比徒步弓箭手更多的训练，以掌握从马背上射箭的技巧；在马上进行近距离战斗也比在地面上需要更强的技能。这样，虽然克拉苏的军队在数量上是他的安息人对手的三倍，但其费用并多不了多少。虽然会战的结果充分证明安息部队每一人的价格确实与罗马步兵不一样，但是价值上的差别也强有力地说明，在政府或指挥官决定以2—3个徒步士兵的代价换取1个骑马士兵之前，必须清楚地形和战术态势对骑兵部队的使用所具有的巨大影响。

骑马作战方式对攻城来说无多大关系，因为马匹对克服沟渠和城墙毫无用处。实施攻城战斗只能用步兵。当然，骑兵可以下马战斗，但作为步兵战斗不仅浪费了他们所受到的训练，而且他们还可能缺乏徒步战斗所必备的某些技能。他们的骑兵背景或许会使其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攻城所必不可少的掘壕和工匠工作。

所以，在地形开阔的国家，重型和轻型步兵恰当合成的军队，可以抵抗轻型和重型骑兵合成的军队；而在多山、多林、断裂地形较多的国家，骑兵则不能很好发挥效能。在这些地形上，步兵占据支配地位，必须以步兵同步兵作战。装备相似的步兵作战，防御的步兵比对方占有优势。停止间的人员射箭或投石精度更高，并能利用自然遮蔽物或类似波斯人盾牌那样的人工措施保护自己。居高临下的阵地将使防御者的投射武器在速度和射程上占据优势。

另一方面，重型步兵在与其他重型步兵作战时，从防御中却得不到特别的好处；实际上，古代人认为迎击冲锋是差劲的战术，而在接触之前就向敌人发起冲击比较得力。但是，他们比较看重居高临下的阵地在近战中的价值。因为能够增强防御力量，所以防御者大多提前仓促构垒野战筑营阵地。大流士三世在伊苏斯曾使用了这种阵地，而胜利者亚历山大也运用了这些阵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罗马人每夜都在营地周围构筑壕沟时，他们的任何作战几乎都是从防御行动开始的。如果第二天他们从事战斗，那么一旦战斗失利，便已经有了事先准备好的退避之所。无论何时，只要时间允许，他们在占领阵地后就要挖壕。虽然重型步兵承担了大部分挖壕任务，但轻型步兵也能从这些野战营垒阵地中受益。

骑兵在防御中与步兵相比就没有什么优势。虽然轻型骑兵或许发现，原地不动有利于发射弓箭，但是他们没有防护。对重型骑兵来说，防御则明显不利，他们在防御中只能要么后撤，要么冲锋。

这种不同的行为是必然的，因为骑兵虽然是以个体战斗员为单位发挥作用的，但他们是两个脑袋而不是一个脑袋，而其最得力的伙伴——战马的脑袋通常受训最少。当战马的脑袋感到的威胁比骑手更大时，它会说“跑，和马群在一起”，于是便不停地跑下去，直至感到威胁消除为止。受惊吓的马匹不管骑手如何控制它们，都会骚动不止，从而使骑手无法使用所携带的任何武器，直至战马又能跑起来。一旦奔跑起来，战马可以提供一个相当平稳的短程武器平台，增大手持武器的速度，变成一个转瞬即逝的目标，并且，在进攻中战马本身也能变为武器，践踏它所碰到的任何防御者。

希腊人之间的战争展示了两类步兵之间战斗的控制因素。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对重型步兵的胜利，预示了安息人骑马弓箭手对克拉俄军团的胜利。但是，由于轻型和重型步兵机动性之间的差别很小，所以皮尔塔斯特在使用其投了就跑的战术时，要冒很大的风险。波斯徒步弓箭手在马拉松和普拉蒂亚的失败，显示了在战斗中使用轻型步兵对付重型步兵的困难，大量波斯弓箭手形成聚集成静止不动的集群，抵消了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相比所具有的微弱优势。但是，减轻重型步兵盔甲的重量，必然能提高其机动性，对阻止标枪投掷轻型步兵基于优越机动性而建立的“飞行”战术的成功大有作用。

在留克特拉会战重型步兵与重型步兵的战斗中，伊巴密浓达应用了集中和包围的思想。汉尼拔在坎尼以重型步兵组成两支预备队，以及西庇阿在扎马对其步兵的使用，都发展了这一思想。步兵应用协同作战的关键在于使用预备队以及集中和包围的思想。罗马人将其纪律严明的职业步兵区分为军团、大队、支队和百人团，从而为建立具有协同和反应能力的预备队提供了条件。指挥官可以在战场上机动这样的预备队，运用它攻击敌人翼侧的弱点，从而实现对敌人的包围。

亚历山大创造了合成军队，使重型步兵对重型步兵战斗时的这种协同方式的实用性黯然失色。他灵活使用四种武器系统的每一种：在以轻型步兵与敌人进行前哨战的同时，依靠重型骑兵击败敌人的骑兵，并攻击敌人步兵的后方，然后运用重型步兵与敌人的步兵进行正面交战，并以轻型骑兵与敌人的某些骑兵作战。即使亚历山大没有创造重型骑兵，毫无麻烦地驱赶了波斯人的通用骑兵，他也拥有优势，因为在突击行动中，防御对骑兵没有什么好处。在对付敌人没有协同的重型步兵时，以骑兵攻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通常能够决定战斗的胜负。一个例外发生在阿贝拉会战，在那次会战中，亚历山大的骑兵突破了波斯人薄弱的中央，但是实践证明，希腊军队重型步兵的中央通常是难以突破的。

在无障碍、无筑垒地形上，亚历山大系统的胜利好像属于骑兵数量较多或质量较好，或同时具有这些因素的军队。坎尼和扎马两次会战支持这一结论，尽管汉尼拔的步兵在坎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双方步兵的密切协同在扎马也起到了作用。罗马人从未完全采用亚历山大依靠骑兵的战术，但他们之所以赢得对亚历山大军队的关键性胜利，是因为其盟友在骑兵方面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在与高卢人作战时，他们自己的骑兵以及运用其步兵掩护翼侧的协同能力，证明足以对付敌人的骑兵。但是他们战胜高卢人，所依靠的基础是其卓越的步兵以及掘壕防御的力量。

在传统的亚历山大式会战中，一个主要的例外战例是一支骑兵占优势的军队反而丧失了确保的胜利。这次偶然事件发生在两个著名对手之间的内战（Civil War）中。其中之一是罗马的统治继承者、军事和政治天才尤利乌斯·恺撒，而另一位则是曾在三大洲取得许多著名的胜利，但缺少政治才能的斗士庞培（Pompey）。这两位超一流统帅于公元前48年在法萨卢斯会战中相遇。当他们相互对阵时，双方各有一翼紧靠河岸。庞培理所当然地将其较强的骑兵并所有的投石手和弓箭手全部配置在暴露的翼侧。看到这种情况，经验丰富而机智过人的指挥官恺撒不仅将所有的骑兵都部署在那里，而且以大约10%的重型步兵组成了预备的第四条战线。他把这支预备队部署在暴露翼侧的后方，与其战线成直角面朝外配置。

正像恺撒和庞培所预期的那样，庞培的骑兵驱赶走了恺撒的骑兵，并表现出良好的纪律性，接着转回来攻击恺撒的翼侧。接着，恺撒命令其担任预备队的步兵大队向前机动，他们“彩旗飞扬地快速前进”并“攻击庞培的骑兵。攻击是如此狂暴，以至于那些骑兵都难以站稳脚跟”。赶走庞培的骑兵之后，恺撒由重型步兵大队组成的预备队与庞培的弓箭手和投石手相遇，这些弓箭手和投石手“毫无防御，孤立无援，被残杀殆尽”。恺撒的预备队在已经返回战场的骑兵支援下继续推进，攻击庞培军团的翼侧。尽管庞培这位杰出将军拥有优秀的骑兵，但由于既没有预备队，又不能及时组建，所以只能导致失败。但是，如果不是对付像罗马军团这样协同良好的步兵的话，骑兵只要能到达恺撒军队的翼侧和后方，几乎可以肯定，庞培会取得胜利的。

虽然亚历山大式会战是轻型步兵前卫与轻型步兵前卫对抗、重型步兵战线与对方的重型步兵战线对抗，而骑兵则在翼侧与敌人的骑兵交战，但最理想的方式仍然是以一个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敌人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希腊重型步兵对毫无机动能力的波斯轻型步兵的胜利、投掷标枪的皮尔塔斯特对机动较慢的重型步兵的胜利，以及安息人对罗马人的胜利等，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战术优势的典型战例。但是，当对方将其轻型步兵放在前面作为前卫，以投射武器对付重型步兵时，那么就必须以相同的武器系统与之战斗；同样，必须以骑兵对付骑兵，因为每一位将军都将其骑兵部署在两翼，以便能够到达对方重型步兵薄弱的翼侧和后方。在法萨卢斯，当恺撒的重型步兵首先击败庞培的骑兵，接着又击败了他的轻型步兵，为其自己的轻型步兵、轻型骑兵以及配置在翼侧的重型步兵部队打开了道路，使之能够攻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从而创造了鲜有的以一个较好的武器系统战胜另一个武器系统的范例。以较强的武器系统对付较弱的武器系统是双方指挥官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当双方军队均由相同的武器系统组成时，要达到这个目标确实是一个困难。

就像在坎尼和扎马的胜利一样，恺撒在法萨卢斯的快速取胜，表明以突击行动进行的战斗结束较快；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皮尔塔斯特以投掷标枪，或安息人在卡雷用弓箭对付克拉苏，见效就要慢得多。但是，与恺撒在法萨卢斯的胜利不同，安息人的胜利是必然的，是建立在战术和武器系统的运用优越无比，并拥有在该种地形上战斗先天优势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优势武器系统的胜利必然性，使得古代人无论何时都有选择的机会。希望大象成为一种优越的武器系统，对古代人寻求优越武器系统的执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可惜大象在战斗中的使用通常都是毫无效用的。最重要的武器系统消除了进攻与防御的所有区别。亚历山大的重型骑兵为他赢得了进攻，但安息人的骑兵，以及击败重型步兵的皮尔塔斯特，都是以攻击来发挥其无上威力的，哪怕他们仅仅是为了达到防御目的。

营垒为防御者提供了一个保障资源。在深沟高墙面前，骑兵毫无用武之地，而据有营垒的防御者在对付步兵时，则能获得轻型和重型步兵的双重好处。长期持续的攻城战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仍不足以剥夺防御者所拥有的优势。

实施进攻的指挥官面对优势武器系统时，如果他已从克拉苏的灾难中接受了一点教训的话，那么就应当放弃他的进攻计划。如果攻防双方所拥有的基本武器系统相同，而防御者也没有营垒作为依托，那么古代人则寻找攻击其对手弱点的其他手段。事实证明，虽然重型步兵在对付同类步兵正面攻击时是强大的，而对付重型骑兵的正面冲锋时则几乎是无敌的，但他们的翼侧和后方是弱点，哪怕是对较弱的重型骑兵武器系统来说也是如此。实施包围进攻，是古代人找到的另一种打击对手弱点的手段。由于方阵容易向右偏移，所以这种包围行动实施起来比较自然，而斯巴达人所具有的较高协同水平，则使其利用这种包围的能力比其对手要更有效。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实施了一种不是建立在首先与敌人战线重叠基础上的包围行动。他还有骑兵的支援，用于掩护其行动，并防止斯巴达人看到他的“神圣分队”，以便使包围实施起来更容易一些。

方阵缺乏协同性，用于包围行动很困难；而亚历山大则显示出，骑兵具有机动能力，将其根据要求精心排列成阵，最适于实施包围运动的进攻战术。这种比步兵机动得更快，以及以与行军队形基本相同的队形直接进入战斗的能力，使骑兵成为理想的进攻部队，用于执行攻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这一最具决定性的任务。虽然在正面战斗中与重型步兵相比较弱一些，但当骑兵攻击敌人非预期翼侧和后方时却具有可怕的威力。

无论是使用一种或多种武器系统，两支成分基本相同的军队交战，都是以旋转的方式实施包围。在这种基本战术的基础上，发展了预备队理论和将军实施指挥而不是参加战斗的实践。罗马人改进了协同作用，使其更容易创建预备队和提供对翼侧及后方的保护，从而能够运用步兵实施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