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方战争艺术》并非传统的战争史，其目的是对史有所载的大多数西方战争中所存在的某些作战可变因素的变化，进行介绍性的和某种高层次的追溯和解释，这也是本书主题，因此它比一般叙事史更侧重解释。本书对大多数重要战役和会战都有相应的关注，只是所用文字较少，而且只侧重于所做解释的论据方面。本书虽然在主题上具有连贯性，但表述却更侧重于对变化的描述，这就必然导致本书与那些以叙事为主要目的的著作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比如，对罗马人战争艺术着墨较少，仅限于展示其与此前希腊人和亚历山大战争艺术模式的区别，而对后两者的战争艺术则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本书视角有所侧重：只考虑所选择的作战可变因素，而省略了这类历史的所有非认识方面，并且不涉及战争的全部情感领域，比如精神和动机，乃至诸如约翰·吉甘（John Keegan）和莫利斯·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等专家在历史学、社会学方面的观点。本书不仅省略了大多数政治因素，也省略了关于武装部队新的军事沿革记录。本书对战略做了较窄的界定，排除了大多数大战略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的结合，乃至海军的结局和手段。这就导致减缩了对海上力量的战略作用的阐述，排除了它在战术方面的零碎支援，从而达到类似于纯陆战时的表述程度。没有包含过多的传统历史和新军事史的内容，并不意味着贬低它们。恰恰相反，对于其他的历史观点我都进行了充分的关注。不过，作战史在当今好像被过于轻视了，为了加深我们对此领域的了解，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本宣布新军事史同时也应是复兴和改善分析式作战史的宣言书。

本书毫不动摇的观点之一是，军事因素足以解释大多数军事事件。对此观点的阐释并非有意轻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不是排除复杂的因果关系，而是希望对军事事件的内因理所当然地给予更多也更显著的注意。在此过程中，我在提出观点以及赋予我的主题以更多的特色和确定性方面，可能有些夸大其词。我这样做，有时是故意设计的，而我确信更经常的是因为对所阐述的观点倾注了太多的热忱。为使读者充分理解本人观点，本书可能存在故意过分强调、过分夸张和重复某一观点的现象，我请求你们予以谅解。

我在提出军事行为的理性和逻辑性时，并不排斥军事领导品质（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影响的重要性；并且，我只是在偶然的场合才提到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无益于达成政治或其他目标，那么军事的效能就会受到削弱。但是，正如所有经济行为的聚合必然趋向需求的理性满足一样，大多数过去的军事方法和组织都趋向军事目标的实现。这种表述部分地强调了战争实施的合理性，因为有时依据现在的知识和条件对过去做出的草率判断并不完全适用于早先存在的条件和制约因素。

本书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的著作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二人曾对拿破仑时代及其之前不久的时期的战争做出了有力的解释。我尊重他们，但是，本书与他们的著作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历史的表述是基于自己的概括，而不是照搬《战争论》和《战争艺术概论》，我仅仅是参考了那些战役的会战，而且相信读者熟悉它们。虽然我确实不知道本书许多论题的具体渊源，但我还是把它们归功于这些大师及其以后的其他专家。比如，我对拿破仑之前战争中迫使对方交战的困难的理解、对新的战斗部署系统的认识，均得益于简·兰博特·阿尔芬斯·柯林（Jean Lambert Alphonse Colin）；关于后勤战略的观点，得益于J. F. C．富勒（Fuller）；而防御的首要性则得益于B. H．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虽然我首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公共出版物上间接了解到这一观点时持怀疑态度。毛泽东对我的游击战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在军事作家的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除了约米尼关于内线和克劳塞维茨关于同时进军外线以及时集中兵力的观点以外，我很难再具体指出受到他们的哪些直接影响。

虽然为了便于那些对欧洲战争或作战基本知识知之不多甚至毫无所知的读者理解，而在书中引述了那么多人们熟悉的大师们的观点，但我还是希望本书读者对上述知识了解得更多一点。不过，为了适应如此广泛的读者，我还是详细阐述和概括了那些专家已经耳熟能详的思想。这些专家读者可能会想首先阅读最后一章，然后利用内容目录、图表目录和索引去阅读他们好像最需要的部分。然而请记住，叙事解释历史进而上升到对历史的概括，根据需要以例证的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应当使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

本书关于西方战争的记录均非第一手资料，而全部来自标准的第二手著作。它除了参考引用语来源，没有注记；除了已经提到的大师们关于这类历史的著作，也没有参考书目。对于那些希望探索欧洲战争这个题目的人来说，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力量追踪》（The Pursuit of Power）就此发表了最高层次的概括。理查德·A．普雷斯顿（Richard A. Preston）和悉尼·F．怀斯（Sydney F. Wise）的《武装之人》（Men in Arms）使本书置于其续篇的地位，而迪奥多尔·罗普（Theodore Ropp）的《现代世界的战争》（War in the Modern World）对现代时期的战争提出了高明而深刻的见解。所有这些著作以及诸如小约翰·E．杰萨普（John E. Jessup Jr）和罗勃特·W．寇克雷（Robert W. Coakley）的《军事史研究与应用指南》（Guide to the Study and Use of Military History）等有价值的书都是很好的参考书目。

我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她不顾自己对军事毫无爱好，却一直鼓励我发展自己的兴趣，并在我漫长的研究期间支持我。我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感谢她对我的鼓励以及在我写作上所给予的编辑和导师式的帮助。感谢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允许我在1982—1983年离开两年从事大量的写作；感谢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激励。

当我逐步投入此书的著述时，我的朋友和同事安德鲁·克奥夫多年来一直给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批评和鼓励。我还要感谢那些阅读了原稿并提出批评建议的朋友：罗勃特·A．道蒂、杰弗里·A．冈斯勃格、马尔科姆·缪尔、迪奥多尔·罗普和T. R．杨。我非常感谢指挥与参谋学院历史委员会的全体教员，他们在1976—1977年期间教给我大量的战争和军事历史知识。在这些教员中，我特别要感谢道蒂上校、迪奥尔多·克拉克尔、L. D. F．弗拉斯奇和哈罗德·W．纳尔逊，他们都分别给予我具有特殊价值的帮助。苏珊·L．帕特森对我的著作做了极好的编辑，我对此深表谢意。我还得益于包括约翰·W．阿尔杰茨、D. K．克利夫、欧文·S．科奈利、E. W．盖尔、约翰·海尔兰德、盖尔·霍肯森和迈克尔·莱昂斯在内的其他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大大减少了本书论述和事实上的错误；至于依然存在的错误，那当然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