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温斯顿·丘吉尔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温斯顿·丘吉尔年轻时跟他的一个朋友谈到过生命的意义。他的想法富于哲理，恰到好处；坦白直率，堪称典型。他说：“我们大家都是虫子。”他接着又补充说，“不过，我的确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丘吉尔认识到自己的命运所向，而且对此深信不疑，这成了他毕生的动力。这一点使有些人愤怒，又使许多人振奋。他在追求自己决心要得到的某种东西时，从不知道什么叫“不行”，尽管他经常听到别人这么说。每当他投身于军事战斗或政治竞选时，他就把“失败”这个词从他的词汇中抹掉。
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1954年6月。丘吉尔作为首相到华盛顿作正式访问，我率领欢迎队伍去迎接他。我至今还记得当他的飞机出现在上空时，我那种激动期盼的心情。在此以前，我到过国外很多地方旅行过，见过许多国家和国际上的领导人，以及许多著名人物。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能与高于现实生活的传奇人物丘吉尔相匹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太平洋地区服役时，他的演说比罗斯福总统的演说更使我感动。自从我进入政界以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在那最最需要勇气和耐心的年代里，由他来领导英国对全世界是有多么大的意义。即使用最高级的形容词也难以充分地评价他。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人物之一。
根据当时的礼宾规定，来访的国家元首由总统去机场迎接，但政府首脑与总统的第一次会晤则是在白宫，因此，去迎接女王的是艾森豪威尔，而迎接这位首相的任务便落到了我的头上，这是我的幸运。
头一天晚上，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准备了一篇历时一分半钟的欢迎词。他的飞机进入视野以后，我在脑子里迅速地把欢迎词复习了一遍。
四引擎的波音377飞机着陆了，它从跑道上滑行过来，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下。舱门打开了。过了一会儿，丘吉尔独自出现在舷梯顶部，头上戴着一顶珍珠灰的软毡帽。他看起来那么矮小，使我相当吃惊。这也许是因为他是溜肩膀，肩膀上扛着个硕大的脑袋，好像根本没有头颈似的。实际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寸（约1.73米）。正如你不会把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西奥多·罗斯福说成是“矮个子”一样，你也完全不会把丘吉尔说成是“矮个子”。
他的助手们在他身前身后手忙脚乱地搀扶他走下舷梯。他迅速地向下面扫视了一眼，当他看到欢迎的人群和许多照相机镜头时，便立即拒绝了任何帮助。他拄着一根带有金顶的手杖，开始缓慢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得过一次中风，如今他每迈一步都显得犹豫不决，显然缺乏信心。大约走到梯子中间时，他发现有四个空军士兵在向他致敬，于是他稍停片刻，向他们还礼。
我们互相握手，他表示第一次和我见面非常高兴。像许多英国人一样，他握手时只轻轻地碰一下而不使劲。与国务卿杜勒斯寒暄之后，他径直向着照相机镜头和话筒走去。不等我致欢迎词，他就开始发表抵达演说。他说，他从自己祖国来到母亲的国家感到高兴(当然，这是指他的母亲①曾经是美国人这个事实)。演讲结束，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做了他那表示胜利的著名的V字形手势，然后大步走向那辆黑色林肯牌敞篷汽车，我们将乘着它驶往白宫。我煞费苦心准备的欢迎词根本没用上。尽管如此，却并不显得缺少了什么。
当我翻阅那天经我口授的日记时，我大为惊奇地发现，这位不久前患了中风，刚刚从横渡大西洋飞了一夜的飞机上下来的79岁老人，竟然能在我们去白宫途中的30分钟内津津有味地谈了那么多问题。他一边说，一边还不断地回过头去向大街两侧的人群挥手致意。
他首先告诉我，他曾关切过几个月以前我对东南亚的访问。他特别欣赏我顺访马来西亚时，到农村去看望正与叛乱分子作战的英国军队。我告诉他，我十分钦佩杰拉尔德·坦普尔将军和其他官员在使马来西亚这块英属殖民地平稳过渡为独立国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立即说：“我只是希望在马来西亚人准备好担负起管理政府的职责时才让他们独立。”四年以后我在伦敦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再次对此表示担心。
然后他又谈论到印度支那，那也是我亚洲之行访问过的地方。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人本来应该作出决定，究竟是真正准备，还是只想半心半意地去拯救印度支那。他一边用一只胳膊向人群挥动，一边盯着我说，“结果，他们决定介入，但又不全力以赴，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他对着人群微笑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脸来对我说：“副总统先生，这个世界目前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十分重要。我们之间存在分歧，这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相形之下它们毕竟是些小问题，而报界却老是加以夸大。”
这些表面上看来不关痛痒的交谈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很清楚，他是在向我，也是通过我向政府发出信号，试图平息两个月以前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伦敦时掀起的风波。雷德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与丘吉尔进行了一场令人不安的会谈，事后报界又对此散布了谣言，使英美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雷德福曾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显然感到恼火。丘吉尔粗暴地问，英国自己都不愿为保住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并不是那种外交里手，他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会对英国人感到不高兴的。
丘吉尔接着很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丘吉尔不大愿意对印度支那的越共采取行动，因为他担心中国会干预。他认为，这可能导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战争又会把苏联牵扯进去，从而使欧洲成为战场，英国成为目标。但是，当雷德福向艾森豪威尔汇报这次会谈的情况时，总统显然感到奇怪，甚至吃惊，因为丘吉尔在二次大战中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善于应付局面的象征，但在东南亚问题上，他似乎自甘失败束手无策了。
丘吉尔一边继续向人群挥手，一边表达他对原子弹的严重关切。他说，我们谈论用这种“可怕的武器”进行报复是可以的，但是，与核武器有关的“饱和轰炸”理论使他感到担心。
我告诉他我刚读完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他评论说，在罗斯福去世前的四个月中，丘吉尔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他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杜鲁门总统突然入主庞大的总统办公室时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他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又一次不顾欢迎他的人群而转过脸来对着我说，“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一个统帅知道自己有病在身，在位的日子已经不多时，就必须随时让他的接班人知道”。
这时，我们的汽车已驶近白宫。我说，读了他的回忆录以后，我经常想，如果同盟国接受了他的建议，向南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发动进攻，而不是集中兵力于D日②在诺曼底登陆，结果将会怎样呢?在我们进入西北门时，他淡淡地回答说：“嗯，本来可以轻取维也纳的。”
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的私人日记透露了这位英国首相在这次访问华盛顿期间的身体状况。他不时感到剧烈疼痛，但只要一出场，凡见到他的人没有人会想到他身上的病痛。只要有大型活动，他总能“站起来”。
尽管在访问期间正式会谈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丘吉尔对为他举行的晚宴却似乎总是满怀兴趣，而这些宴会往往时间拖得很长，有时甚至是枯燥乏味的。看来他是既爱谈论震惊世界的问题又爱唠家常的少数伟大领袖之一。他习惯于下午小睡片刻，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没有中断，因此晚上他的精力最充沛。
在白宫国宴上，艾森豪威尔夫人看到丘吉尔用餐刀切肉似乎有困难，就悄悄地帮助他把肉切开。她还礼貌周到地说，白宫餐桌上的刀子不太锋利。席间，侍者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斟的不是葡萄酒，而是他常喝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我的夫人问丘吉尔是否也要一杯。他不要，他说，他一般在早晨八点半喝第一杯威士忌，晚上喜欢喝一杯香槟酒。
在晚宴席上，丘吉尔又大讲自己的往事，成为席间交谈的主角。虽然他无意让别人参与交谈，但并不显得粗鲁无礼。像麦克阿瑟一样，丘吉尔的独白是那样吸引人，以至当他独占舞台不肯让位给任何人时却没有人感到愤慨。我的夫人后来告诉我，丘吉尔是她在宴会桌上所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人之一。当他讲述他在英布尔战争③中富有戏剧性的冒险经历时，我的夫人和艾森豪威尔夫人都听得出了神。
在丘吉尔访问的最后一天，英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完全由男士参加的宴会，那是我观察这位了不起的客人的最好机会。礼宾规格再一次把艾森豪威尔排除在外，因而我成了最高一级的美国客人。
丘吉尔大约晚到了15分钟。他向所有的客人表示问候，并且站着交谈了一会儿。但是当国防部长查理斯·威尔逊显然准备长谈时，他特意向放着几把椅子的地方走去并坐了下来。我跟着他一起走了过去。他抬起头来看看我，咧嘴一笑说：“我感到坐着要比站着舒服一点。”
我在宴会席上问他三天来繁忙的会谈日程对他的身体是否有影响。他说除了有几次眩晕以外，在这次会谈期间他的感觉比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好。他以习惯的夸大的语言补充说：“每当我与你们这块从大西洋中冒出来的新奇土地一接触，我似乎总是能得到灵感和新的活力。”
后来，话题转入讨论休假计划，他说他准备走海路去摩洛哥休假。我说我经常乘飞机旅行，因为我容易晕船。他相当严峻但又饶有兴趣地注视着我说，“年轻人，不要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习惯的”。那时我41岁。
丘吉尔不光以历史的创造者闻名，也以历史的写作者闻名。他的著作很多，我几乎全读了，发现他在描绘与本人无直接关联的历史事件时写得更好。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好得多，因为在第二部书中，他的叙述经常受他本人思想和评论的影响。他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得最好的是关于凡尔赛和平会议的《战后》和《东战线》，这是他完成其他五卷两年以后写的。这两本书中所谈的事，丘吉尔都不是主要的参与者。然而，在这两套多卷本的历史书中，他都非常成功地实践了他著名的格言：“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丘吉尔每次对华盛顿的访问都能重新引起他对美国内战的兴趣。这一次也不例外。在那次男士宴会上，他评论说，他认为罗伯特·E李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说：“李拒绝当联盟军队的统帅，回到南方，在归途中骑马通过波托马克河，应当有人把这一难忘的情景织一条壁毯或绘成一幅画。”
他说，那次战争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发生在战争末期的阿波马托克斯地方。李向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提出，他的军官们的马匹是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并请求允许他们保留马匹。格兰特说：“不管是士兵还是军官都可以保留自己的马匹，他们将来耕地的时候会用得着的。”丘吉尔的眼睛闪闪发亮，他环顾了一下听得着了迷的人们，说：“在生活和战争的悲惨时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举动。”
我询问他对于与苏联斯大林的接班人会谈有何看法。他说，西方必须执行实力政策，决不可在软弱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人打交道。他告诉我，他期待着去访问苏联，但他无意做出任何可能对美国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他提到，除了在战时与苏联结盟以外，他一生都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说他“确信美国人民会相信我是个了解共产党的人并且是位反共斗士”。他最后说，“我想我为反对共产党人所做的事与麦卡锡为他们效劳所做的事一样多”。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他就笑一笑，朝我这边凑过来说：“当然，这是私下的议论。我从来不主张干涉别国的内政!”
丘吉尔对我说，他对于激进挑拨者安奈林·比万的恶毒言辞极为愤慨。1947年，身为工党政府卫生部长的比万说，保守党人“比害虫还低下”，这甚至使他的一些同事都感到难堪。我不禁想，尽管比万的讲话非常有失优雅或巧妙，但是丘吉尔自己在使用尖刻的咒骂语言方面没有几个人可以同他匹敌。
丘吉尔在谴责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④在政治上缺乏坚忍不拔的精神时，编了下面这段故事：
我记得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有人带我去看著名的巴纳姆马戏团的演出。那里有个畸形生物和可怕怪物的展览。但在展览中我最想看的是一种被描绘成“无骨怪物”的东西。我的父母断言，因为我年纪还小，那种怪物样子太令人生厌，太使人丧气，看不得，因而不让我看。我一直等了50年才看到那个坐在下院政府大臣席上的无骨怪物。
他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描绘为“我认识的唯一随身携带瓷器柜的鲁莽汉⑤”。
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女士有一次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我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丘吉尔反驳说，“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会喝下那杯咖啡的”。
当拉博拉特·克莱门特·艾德礼有一次在议会发表讲话以后，丘吉尔说，“他是一个谦逊的人，在许多事情上他不谦逊是不行的”。
乔治·萧伯纳曾送给他两张戏票和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来看我的戏吧。如果你有朋友，就请带一个来。”丘吉尔回复一个便条，上面写着：“首场演出我没有空去，但我愿意第二天晚上去看，如果你的戏还演第二场的话。”
丘吉尔有一次谈到安奈林·比万时说，“战争年代那张好恶作剧的嘴巴铸成了和平时期最触目惊心的劣政，真是天公地道，罪有应得”。
丘吉尔在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受到了攻击，必定要反击。
丘吉尔在男士宴会上对自己的生活作风做了充分的评论。当谈到英国的原子专家普洛登勋爵时，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给世界作的贡献那么多，向世界索取的又那么少。他不吃肉，不喝酒，没有结婚”。丘吉尔自己喜欢优裕的生活。我相信他会承认，一方面他对世界的贡献很多，另一方面向世界索取的也不少。
他对于生活有一定的鉴赏力，因而有一位传记作家称他为“政治上的彼得·潘”⑥。他晚年放弃打马球以后，绘画成了他最喜爱的消遣。那刚劲挺拔的线条和绚丽鲜艳的色彩似乎是为了发泄他那被压抑的活力。有一次他说，“如果不作画，我就活不下去，我不能忍受生活的紧张”。
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我们比较了各自的写作习惯。我告诉他，我发现使用听写机器时工作效率最高。他脸上露出愉快的孩子般的嬉笑，说：“与其使用一架冷冰冰的、没有人性的机器，我更希望让一个漂亮的秘书听写。”他又说，他有两个“非常漂亮的”秘书。
许多年以后，即1972年，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期间，我将这件事描述给勃列日涅夫听。那位苏联领导人说，他同意丘吉尔选择秘书而不要机器的说法。接着他眨了一下眼睛并且咧着大嘴笑起来，补充说：“此外，当你半夜里醒过来想要记下某件事时，秘书就特别有用。”
丘吉尔离不开物质文明带来的舒适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总是带着一只锡制的澡盆上前线。禁酒时期他在美国作演讲旅行时，都在合同上写明，每次演说以前必须拿到一瓶香槟酒。
1969年我就职后不久，白宫的一位老管家告诉我另一件事。丘吉尔来访期间，罗斯福总统总是邀请他在白宫下榻，并让他住在那间王后卧室内，室内装饰典雅，有一张十分舒适的床。有一次，罗斯福坚持让客人住在林肯卧室，以便客人事后有资格说他曾经在林肯的床上睡过。林肯卧室是根据美国19世纪中叶极其简朴的风格布置的，里面那张床毫无疑问是白宫中最不舒适的一张。
管家说，丘吉尔进卧室过夜，大约半小时后，他看到丘吉尔身穿一件老式睡衣，手中提着衣箱，踮着脚从林肯卧室穿过大厅走到王后卧室中去。丘吉尔不愿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睡上整整一夜，尽管这是件颇有历史意义的事。听完这个故事，我想起1954年艾森豪威尔夫人曾请丘吉尔在王后卧室和林肯卧室之间任选一室时，他立即挑选了前者，而把后者让给了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丘吉尔也是美酒的鉴赏家。最近我访问了拉菲特·罗特希尔德堡，那里出产着许多人认为是法国最好的酒。主人告诉我丘吉尔曾访问过该地，人们专门为他打开了一瓶1870年的拉菲特·罗特希尔德酒，那种酒是19世纪美酒之最。宴会结束后，丘吉尔在宾客签名簿中写道，“1870——它不是法国兵器的好年头，却是法国美酒的好年头”。
我在华盛顿观察丘吉尔的三天内，经常追溯我自己最早注意他的年代，那是1936年我来到东部进入法律学校以后。他已经是相当知名又有争议的人物，这部分原因是在国王退位的危机中他支持了爱德华国王和辛普森夫人，但主要原因是他极力主张英国必须重新武装和民主国家应当团结起来抵制希特勒。
在那个年代里，美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并且奉行着孤立主义。今天，我认识的一些人会因为协和式客机晚起飞20分钟而不耐烦。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欧洲去的最快的办法是乘坐需要航行好几天的远洋轮船。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熟人中没有一个喜欢希特勒，却很少有人愿意为了除掉他而去打仗。我想，他那滑稽可笑的外表和歇斯底里的发作使得人们不大愿意认真对待他。我们也知道，即使是在英国，人们也普遍地把丘吉尔看作好战的牛虻一类的人。他喜欢夸大其词、过分吹嘘。而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内维尔·张伯伦想要避免战争的众所周知的决心抱同情态度，并且欣赏他以耐心和尊严去忍受希特勒的辱骂。我记得当张伯伦开完慕尼黑会议回去，宣布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只有当希特勒于1939年终于清楚地表明不征服欧洲决不会甘心时，我们才开始懂得丘吉尔一直以来是多么聪明，多么有远见。在欧洲令人震惊地突然瘫痪时，丘吉尔多彩的人格和富于戏剧性的演说立即变成了传奇的题材。当丘吉尔讲下面这句话时，他是完全抓住了自己扮演的角色的：“具有雄狮之心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遍居全球的民族和种族。⑦我应召出来大吼一声，这是我的荣幸。”
战争一开始他就特别注意美国的动静。他知道，只有赢得我们这个“民主国家的弹药库”的支持——最好是我们的干预——英国才能生存下去。他的气质特别适合于这个角色，这是因为他母亲珍妮·杰罗姆是出生在布鲁克林⑧的美国人。他甚至骄傲地、不无几分夸张地声称，杰罗姆家族这棵树上有着易洛魁印第安人⑨的树杈。
他于1874年生于布伦厄姆宫，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夫人的长子。父母对幼年的丘吉尔影响甚大，他爱他们，崇拜他们。但令人伤心的是他们都没有很多时间跟他待在一起，对他也没有多少帮助。
伦道夫勋爵是个聪明过人但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他将其整个生涯孤注一掷，并且输光了：为反对一项政府政策而请求辞职，同时相信首相会拒绝接受他的辞呈。然而，辞呈被接受了，伦道夫勋爵从此未能再进内阁。此时，他因为几年前染上了性病，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真是祸不单行。由于自身难保，伦道夫勋爵对其儿子缺乏兴趣，并且认为他讨嫌，因为他的学业成绩差，对家里已经拮据的经济也是个负担。
对温斯顿来说，政治比学校的课程更使他神往。他渴望能与父亲谈论当时的政治事件和人物，但是伦道夫勋爵每次都拒绝。温斯顿后来写道，“每当我表露出与他是同行的念头，他便立即生气。有一次，我提议帮助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写几封信，他对我大发雷霆”。伦道夫勋爵在他46岁那年过早地去世，这就排除了在他们之间建立密切关系的任何可能性。
温斯顿写道，他的母亲“像晚间的星星那样照耀我，我很爱她——但是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事实上，伦道夫夫人是个生性轻浮的美人，对她来说，结婚丝毫未能改变她那种喜欢男人的陪伴和阿谀奉承的习惯。尽管那个时代很讲究谨慎小心，但她的社会关系却广为人知，其中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便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我偶然想到所谓传统心理学的新“科学”大都是纯粹骗人的鬼话。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与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本书中认为，伍德鲁·威尔逊崇拜父亲，但又下意识地恨他，这种憎恨使威尔逊与那些不赞同其外交政策的人打交道时武断生硬。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甚至觉得是愚蠢。
然而我倒认为，要了解一个成年人的想法和感情，根据常识，应当从其家庭背景和幼年生活中去寻找线索。
从丘吉尔的情况看来，他早年生活中缺乏感情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对他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为父亲感到极其骄傲，并且捍卫父亲的名声以及他为之奋斗的许多事业。伦道夫夫人很长寿，因而看到了她的儿子成长为一个著名的军人、作家和政治家。她像麦克阿瑟的母亲一样，利用她与握有大权的男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来开拓其儿子的事业。她在晚年真的喜欢起温斯顿来了，并且相当依赖他。
众所周知，丘吉尔跟爱因斯坦一样，年轻时的学习成绩一般。他的一位指导老师说，“那个年轻人不可能考取哈罗公学⑩，他肯定名落孙山”。如果在中国或苏联，他就不可能被作为精英的一分子挑选出来接受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在政府或工业部门中被委以重任。有一次我在北京访问时，中国一位教育家骄傲地告诉我，中国所有的儿童都能免费接受初级教育。他接着说，他们读完初级中学以后，要参加综合性的考试，只有合格的学生才能继续学习，不及格的就去工厂或农村劳动。他若有所思地补充说，“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给人民大众以较好的教育，但也会失掉我们的丘吉尔们”。
一位敏感的学者能发现丘吉尔独特的才能，而一次大规模的考试是做不到的。他在英语方面是个天才。他讨厌拉丁语和自然科学。由于他这些学科的分数低，平均分数就不及格了。在哈罗公学里，他的分数使他屈居最差的学生之列，而那个学校是强调英语写作的。他后来写道，“这样，我把日常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铭记在心——这是件高尚的事情”。他很快爱上了英语，这种爱好丰富了他自己的生活，也丰富了说英语国家中许多代人的生活。
由于丘吉尔不可能按照正常途径，即通过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开始其政治生涯，于是他家里决定把他送进桑赫斯特军校——英国的西点军校，当一名骑兵士官生。他为自己所受到的军事训练感到高兴，他的成绩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毕业时，他在班上接近于前列。
年轻的丘吉尔现在放眼世界舞台，寻找着任何可提供冒险的地方。他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跑到古巴，去报导该岛叛军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的游击战争。他后来写道，当他在地平线上看到古巴的海岸轮廓时，不禁产生一种“甜蜜而又怯生生的感觉”。“这是个正在动真刀真枪的地方，这是个大动干戈的场院，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里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在此抛下自己的尸骨。”
他不久就回到英国去准备接受第一个军事任务：去印度服役八九年。他对这一前景感到害怕，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您想象不出我是多么愿意几天以后就航行到充满冒险和欢乐的地方去……我不想到枯燥乏味的印度去——在那里，我既不会有享受和平的乐趣，也不会有参加战争的机会。”
在班加罗尔的岗位上，丘吉尔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决心好好利用它。他往往连续打几小时马球，最后成了一名优秀的马球手。他还开始给自己补上在学校中未能学到的那些知识。他的学习方式是典型的广泛接触并讲究方法。他请母亲寄给他一整套年鉴，那是些有关英国政治和全世界情况的年鉴。他认真阅读，认真记笔记，逐渐掌握了其中的大量材料和知识。他读重要的议会辩论摘要时，总是先仔细地理一下自己对那个问题的看法，然后将自己的意见和分析与实际参加辩论的人作对比。
他也请母亲给他寄几位伟大的英语散文家——尤其是历史学家麦考利和吉本的著作。当他的同僚们在印度那灼热的午后沉沉睡去时，他则在吸收着这些书中的词汇和韵律。
不久以后，他开始向伦敦一家报社投寄有关战争的报道文章。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军官来说是超乎寻常的，他的许多同事和大多数上司都表示反对。当他把关于西北边疆省份的战事报道汇编成书时，有人嘲讽地提议应给这本书取名为《一个陆军中尉给将军们的暗示》。人们以类似的态度盯了他一辈子——而他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丘吉尔从不遵守压抑其个性的陈规陋习。他鄙视那些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扼杀他人创造力的人。他被那种拘泥于小节的官僚主义心理逼得要发疯，因为它把生活降到最低的公共标准，在那里画一条线，不准任何人逾越。他鄙视被吉卜林⑪称作“小市民”——小官吏的心理，他们“渺小得既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他们会“把国家拖垮”。当丘吉尔碰上“小市民”的事例时，他甚至常常高声朗诵吉卜林的诗。
近几十年来在美国，我们在这个老问题上加进了新的麻烦。一方面，在我们臃肿的官僚机构中有许多通常是死气沉沉，只关心如何保住饭碗的小市民；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为自由派事业积极活动的人。因此，要使官僚机构去办成任何事情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而保守派的内阁部长、局长，甚至总统自己要推动这个官僚机构去做它政治上不同意的事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为了办成某件事，丘吉尔通常直接去找最高层领导，免得在那些不敢越过正常渠道作出决定的下层领导人身上浪费时间，这就激怒了不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伦敦流传过一则关于克列孟梭⑫、劳埃德·乔治⑬和丘吉尔的故事。这三个人死后，先后来到天国之门。克列孟梭第一个到达，他敲门要求进去。圣彼得走过来要他通报姓名，以便去查阅档案，确定应该给他什么样的永久奖赏。劳埃德·乔治到达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最后，丘吉尔来了。他也敲了门。圣彼得跑来开门，并让丘吉尔通报姓名以便查阅档案，确定得什么奖。丘吉尔回答说，“你算老几?叫上帝来”。
当丘吉尔还在印度服役时，他利用自己和母亲的所有关系去说服基钦纳勋爵，以使自己能跟随英国军队去苏丹追击伊斯兰苦行僧的军队。因此，他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恩图曼战役，那是历史上最后的几次骑兵进攻战之一。
1899年，丘吉尔退役并参加曼彻斯特奥德姆选区议员的竞选——这是他父亲的选区。他竞选失败，这失败对于他是个打击。在这第一次政治失败之后，他写道，他有一种“像一瓶倒了一半而又整夜没盖瓶塞的香槟酒或苏打水那样泄气的感觉”。但是他年轻，而且不久就遇到了新的冒险机会。
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南部非洲采访英布战争。到那里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在一次与布尔人交战、英勇保卫火车的战斗中被抓获当了俘虏。他从抓住他的布尔人那里逃脱，他们悬赏二十五英镑要逮捕他——活捉或打死都行。多年以后，他把一份要抓他的告示装在镜框里挂在书房中。他喜欢对来访者说：“我只值那么几个钱吗?才二十五英镑?”
当他还在非洲时，他的一部浪漫小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三个月以后，他出版了那本写了他自己战绩的关于英布战争的书，各方评价良好，销路也不错。
两个月后他回到英国时，已经成了民族英雄。有十一个选区询问是否有幸请他代表他们去当议员。但是，他选定再次为奥德姆选区竞选。这一次，他当选了。
人们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喜爱的程度，很少能比得上温斯顿·丘吉尔对下院的热爱。自从他1901年第一次坐上下院的席位后，下院就深深地成了他精神上的寄托。由于父亲的门第以及他本人对历史的浪漫主义见解，使他感到自己与下院及其传统已经连成一体。他关于重建议会大厦的那些演讲是引人入胜的，他决心完全按照原样，重建被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炸毁的议会大厦。我们听到他讲的不是关于建筑物的故事，而是他本人与历史之间充满激情的关系。
他受到了议会里新同事们的欢迎，其中有许多人曾与他父亲共过事，他们对小丘吉尔几乎带有一种保护的感情。丘吉尔后来写道，他对在议会的初次发言曾一再推敲并加以练习，直到能信口从随便哪一段讲起，而且讲得十分流利。
他是一位非凡的公众演说家，他的讲演，在会堂里能使几千人屏息，通过广播扩音器可让几百万人入迷。他善于把对英语的精通与天赋的翩翩风度结合起来，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演讲之所以激动人心是由于其本人也被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所激励。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曾指出，丘吉尔的战时讲演仍然像过去那样扣人心弦，其原因是他“懂得了一个伟大真理，这就是，讲演者或领导人要想打动别人，首先得打动自己，他脑海中的一切都应该是栩栩如生的”。
但对他来说学会演讲并非轻而易举。开始的时候他写出并熟记每一篇讲稿，对着镜子研究说话时的手势，甚至试验以各种方法使用咬舌音，以增强效果。
我曾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第一次遇见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我告诉他，他父亲精彩的即席演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何等的深刻。他笑着说：“那些讲演精彩是应该的，他用了平生中最好的时间写讲稿并记熟它们。”在与伦道夫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伟人的儿子是很不好当的。我发现他聪明过人、讨人喜欢并很有才智，但与丘吉尔一比较，任何人都会相形见绌的，这对于恰巧又是他儿子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作为一名才华出众而又出身名门的青年议员，丘吉尔是世界上的顶级人物，他的前途似乎不可限量。
于是，他突然抨击起党内领导人的某些立场来了。他主张采取自由贸易方针，这就直接违背了保守党设置关税保护英国货的正式立场，结果造成了一次重大危机。这种青年议员各行其是的现象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如果这些议员抱有升入内阁的企图则尤其不可容忍。
1904年，丘吉尔迈出了果敢的一步。他在下院“倒戈”，从保守党转到自由党。在政治生涯中有时就得冒很大的风险，下的赌注要多高就能有多高，而结局也是一清二楚、毫不留情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政坛以外人士或政界新手们往往对冒政治风险的特殊性不甚了解。在商业活动中冒风险固然令人神经紧张，但至少还可用科学手段来预测可能出现的结果。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冒风险意味着纯粹凭勇气、直观以及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的能力。
今天，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整场辩论看来已经是遥远和毫无生气的事了。人们不禁会问，丘吉尔为了这一事业而冒那么大的风险是不是一个错误?但丘吉尔是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贸易问题的，包括它与英国国内就业及生活水准的直接关系。当时许多英国人的生活条件跟狄更斯小说里所描述的凄凉景象差不多，然而他们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丘吉尔却意识到，英国普遍公民的生活水准如何，是本世纪英国政府将要面临的主要课题。
使丘吉尔感到震惊的不只是英国社会在经济上的不公平，而且还包括这种不公平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精神创伤。有一天他走过自己的曼彻斯特选区时，对助手说：“想想吧，在这样一条街上生活，从来见不着什么漂亮的东西，尝不到任何美味的佳肴，吐不出半句妙语，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年轻人常常问我，若要成功地踏上仕进之途，需具备哪些条件?一听到这个问题，人们立即会想到聪明才智，反应灵敏、个人品德以及对一项伟大事业具有信念等。然而，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很多，而具备为获得政治上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品质，即为取得重大成就甘冒一切风险的品质的人却很少。你绝不应害怕失去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鲁莽从事，但你必须得“敢”字当头。如果一位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对我说，除非党组织保证从经费和政治上支持他，同时民意测验又表明他准会获胜，否则他就不参加竞选，那我会断然告诉他，“别竞选啦，你准是个差劲透了的候选人”。总的来说，丘吉尔在其整个生涯中是敢作敢为的，虽然他有时也有点鲁莽，但从来不怕失败。
丘吉尔改变党属关系所造成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公开指责他是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他利用别人往上爬，尔后又反戈一击，加入了一个企图颠覆英国社会整个阶级结构的政党。这些朋友主张谨慎和少量地扩大参加治理国家的人选，大力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但丘吉尔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丘吉尔加入了准备打开大众民主的闸门，让平民百姓得以涌入的队伍。
人们对丘吉尔的反感是强烈的。他后来写道：“我以前的行为举止未必能使人们对我产生经久不衰的热爱。”他这样说，充分表现了英国式的轻描淡写。不久前在许多圈子里，丘吉尔曾被捧为潜力巨大、前途无量的青年人，现在却成了弃儿，他被人称作“布伦海姆⑭的变节分子”，并且突然发觉，在伦敦许多最时髦的住宅里，他已不再受到欢迎。早期产生的这些愤懑情绪并非很快就能消除，直至十一年后，保守党人还提出将丘吉尔排除于内阁之外，企图以此作为他们加入战时联合政府的一个条件。
与其说敌对情绪最后消失了，不如说对他怀有敌意的人终于寿终正寝了。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活得好就是最好的报复。”这在政治舞台上可理解为：“比谁都活得长就是最终的报仇雪耻!”
丘吉尔所受到的社会排斥要是落在其他政治家身上，许多人必定早就被压垮了。不少人是因为沽名钓誉而踏进政界的。一个人在成为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后会失去众望、满怀辛酸、论战不休，要甘愿忍受这一切就必须具有另一种气质——尽管这种气质不一定更好。
在三十六年的公职生涯中，我见过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男女，由于不愿意使自己或他们的家庭——受到因公开争议而造成的压力和孤立，宁愿放弃他们的政治生涯，回到民间。在这点上，“水门事件”前的政治和水门事件后的政治有着惊人的区别。今天，因政绩而备受赞许与尊敬的希望是很小的，而私生活遭到明显侵犯的危险性则大大增加了。进入政界后首先要准备做出种种牺牲，准备被人揭老底，这就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这必定会严重影响到有意投身于公职男女们的数量和质量。
1906年，32岁的丘吉尔进入首届自由党政府的内阁。在随后的数年间，他担任过六种内阁职务，他带着无穷的兴致与巨大的活力来对待每一项任职。作为商务大臣，丘吉尔带头提出一系列倡议，为现代英国社会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任内务大臣期间，他改革制度，规定煤矿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提出井下应装置安全设备。他禁止秘密雇用14岁以下的童工；规定店员有权享受工间休息；设定最低工资线；在全国设立劳工介绍所以减少失业，并对监狱制度做了重大改革。
这些成绩实际上就是今日英国福利社会的雏形。但丘吉尔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就已明白无误地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在他自己认为是最精彩的一次演讲中，丘吉尔说：“社会主义试图把富人往下拉，自由主义则试图把穷人往上提。社会主义要扼杀企业，自由主义则要将企业从特权和优先权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称颂的是控制，自由主义称颂的则是人。社会主义打击资本，自由主义则打击垄断。”
他在立法方面成绩卓著。他富有创造精神、循循善诱，喜欢争论，但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常常显得粗鲁和不够圆滑。在需要朋友的地方却往往树敌。在有些情况下，假如人们对他了解得深些，造成的损害本来是可以补救的。然而，初次印象往往是难以消除的。正像他最好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第一次与温斯顿见面你看到的是他的所有缺点，然后你一生中所剩的岁月看到的则全是他的美德”。
像丘吉尔那样性情敏感、易于激动的人在政界里本来是很常见的。1947年我刚进入众议院的时候，就有许多满身带刺的人物，还有一些人行为极其古怪。但从此以后，电视的普及把人们的政治个性都均同化了。全脂牛奶中的奶油是浮不到表层上来的，政治上均同化的结果也是这样。
过去，我们倾向于钦佩那些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风格上都敢于独树一格的政治领袖。然而在今天，许多政治家为避免因过度曝光而减色，或避免显得过火或失却检点，不是不得已就是假装地采取一种十分温和和不触犯别人的态度。“不要惹是生非”似乎是大部分新一代政治家的行为准则。
我这并不是说在政府里需要有怪人或狂人，但我们可以多容纳一些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敢冒风险的人。我们的年轻一代政治领导者们有必要懂得，对于想要取得成功的人来说，比错误还要坏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迟钝呆笨。我有时在想，像丘吉尔和戴高乐这样富于独创精神的伟人们，如果也像今天的政界领袖那样备受新闻界在枝节问题上的不停轰击，不知还能否得以幸存?
丘吉尔为其高压手腕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没几个亲近的朋友，而敌人却不少。据C.P.斯诺说，甚至连对丘吉尔怀有十分好感的劳埃德·乔治也认为他“有点蠢”。他成功时一切都好，但是，当他为早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提出派进攻部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利波利登陆这一大胆——我相信也是卓越的计划在实施中被笨手笨脚地搞糟后，政敌们就得到了打击他威望的武器，他被撇在一旁，只给一个名誉职务。
这使他无法忍受——不是因为他计较这次论战，也不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了创伤，当然也不会是由于对达达尼尔远征计划产生怀疑，如果按他的方案行动的话本来是会成功的。真正击中他要害的是失去了筹划大事的能力。他的助手这样说：“事情越是糟糕，他就越变得勇敢和从容——可怕地折磨着他的是一种被判定为无所作为的沮丧心理。”
就在这一时期，丘吉尔开始得了一种他称之为“忧郁症”的病——使他身心衰竭的沮丧心理每隔一段时间发作一次，每次发作可有几星期丧失活力。虽然英国的另一名散文大师、第一本英语词典的作者塞缪尔·约翰逊也曾遭受过同样的折磨，但丘吉尔并不因此而感到宽慰。这种间发性沮丧心情必定给他带来了莫大痛苦，但也许这能使他本来就是乐观并充满活力的心灵重新充满热情，为今后的战斗作准备。
使他感到安宁和满足的一个无穷源泉乃是他的婚姻。他于1918年与克莱门蒂·霍齐尔结婚。就像后来他写的那样，他们“从此以后生活得很幸福”。但婚后生活的幸福并不意味着事情都那么简单。丘吉尔夫人是她丈夫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坚定的同路人，但她从不喜欢把政治作为职业。对丘吉尔的许多政界朋友和世交她也无法容忍。既然丘吉尔不能放弃其政治生涯，那就只好找出一项解决办法。他们长期两地生活，他忙于公务，她到法国度假或住在伦敦郊外他们自己的房子里。丘吉尔从未表露过有意于其他妇人，他们常常通信，并写得很长，这些信件极好地表明，他们之间的爱情与相互信任都是很深的。
到20年代初期，看来丘吉尔已失去了多次机会。他当时只有47岁，但有不少新一代的政客已开始把他当老人对待。他曾经有一个虽然历经波折却又颇为高贵的职业，但上升的希望看来不大。因他改变党籍而对他不十分信任的现象仍旧存在，而且也躲不掉因达达尼尔远征而对他进行的尖锐指责。
1922年，他处于低潮中的最低点，急性阑尾切除手术使他无法为再次当选进行演说。由于未能施展其对选民进行个别游说的非凡能力，他被击败了，这是他二十二年来第一次不当下院议员。他诙谐地说，“转瞬之间发现自己丢了官，丢了议席，丢了党籍，甚至连阑尾也丢了”，但情绪非常低落。劳埃德·乔治的一位前助手看到过这时的丘吉尔，他报告说，“温斯顿意志如此消沉，乃至整晚默默无言，感到他的一切均已告终——至少可以说政治前途业已告终”。
塔列朗⑮曾说过，“一个人在战场上只能死一次，而在政治上下野则意味着东山再起”。丘吉尔的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看法的正确性。格言虽好，但对刚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人来说，是无可安慰的。我本人曾在选举中输掉过几回，知道失败的滋味。朋友们会对你说，“无官一身轻，这下子你随时都可以去旅行、钓鱼、打高尔夫球，难道不好吗?”我的回答是，“是的——大约在一周内是这样的”。然后就会有一种只有曾亲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的极度空虚感。
你在竞选中搞得筋疲力尽，脑子里空空的，一时还没有恢复过来，而神经却仍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因此开始时还不会感到太难受。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你会认识到自己被人击败，已经覆水难收，你再也无法挽回败局了。要是你不富裕的话，为付清账单可能得另找职业，因为不管你心情如何，每个星期的账单是照样源源而来的。
丘吉尔确实就是这样，他恢复为报纸撰文以取得收入。他想返回议会，但争取了两次未能成功。他让全世界看到的是一张勇敢并恢复精神的面孔。但我敢肯定，每次失败都会带来剧烈的挫折感、失望与耻辱。不过，只要你不是放弃不干，政治生活中的失败倒也不是致命的。而丘吉尔是不知道“放弃”二字为何意的。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党已几乎完全吞并了自由党，剩下的少数几名自由党人则加入了保守党。丘吉尔以一名再生的保守党人身份参加竞选，终于在1924年重返议会。
一个月之后丘吉尔有点时来运转，但后来证明是桩倒霉的差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突然当上了财政大臣，在内阁里仅次于首相本人，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意外事件是由内维尔·张伯伦引起的。
斯坦利·鲍德温首相计划让张伯伦当财政大臣，任命丘吉尔为卫生大臣。但意想不到的是，张伯伦在最后一分钟提出要当卫生大臣。鉴于其他职位均已分配完毕，而丘吉尔还在客厅等候，鲍德温把他们的职务对调了一下，冷不防地问丘吉尔愿不愿意当财政大臣，丘吉尔欣然接受。
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的四年，至今仍常常引起争论。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工作是无法做好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国的经济仍显得疲软。所有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极力主张进一步紧缩财政，以使经济能在坚实基础上真正得到复苏。军方则要求大幅度增加三军的开支，使其能弥补战争中的损失，恢复英国的军事优势。
对丘吉尔决心制订的开支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例如全国性退休金制度及对寡妇与儿童的保险制度——支持者为数不多。他提出了由雇主和职工共同出资设立退休金这一大胆方案，运用税收法规的某些新变动减轻中产阶级纳税人的负担，并通过刺激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来增加就业。
我认为，丘吉尔作为财政大臣名誉受损害的原因可能与赫伯特·胡佛形象受诋毁的原因如出一辙。当1929年大萧条袭击全球时，不幸他俩都在台上。除当权者外，谁该为这一灾难承担责任呢?胡佛与丘吉尔不同，他缺乏感人的魅力与热情的性格，无法使人们了解他对他们的困境是何等的焦虑!数十年后当我结识胡佛时，我发现他外表虽然十分生硬、冷漠，其实是一位腼腆、敏感和富于同情心的人。在他就任总统期间，他谈起失业者遭受的痛苦时，是含着眼泪的，但这情况只有他最亲近的朋友和他的家人才能见到。
一次意外的运气使丘吉尔青云直上，现在，无法控制的力量又把他打翻在地。政治荒野中的另一次漫长的寂寞、受挫时期开始了，忧郁的心情时常产生，他沮丧地写道，“我现在成了一名被抛弃、被排斥、被流放、被拒绝和被人讨厌的人物”。
这期间丘吉尔写过几本书，包括长达六卷的《马尔巴勒》和《当代伟人》，并为杂志撰写了不少文章。今天，不少文学评论家嘲笑丘吉尔的文体，认为辞藻华而不实，甚至过于夸张。然而我觉得，他的著作只是稍稍次于他战时的统帅能力，是他最伟大的遗产。
他采取的一系列立场并没有带来好处，反而使人人都知道他自行其是，很不可靠。他强烈反对政府关于让印度独立的计划，并为此退出斯坦利·鲍德温的影子内阁，从而在他本人与重新掌权的可能性之间布下了一条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国王爱德华八世试图找到一种既能使自己保住王位，又能与离婚过两次的辛普森夫人结婚的办法。丘吉尔又一次离开了党的队伍，站到了国王一边。同时他还开始发起运动，提醒国会警惕德国急速进行重新武装的危险。
不管他在印度和国王退位问题上的立场功过如何，就他在德国问题上提出的警告而言，他在这块自欺欺人达到危险境地的土地上成了真理的预言家。丘吉尔之所以能够卓有成效地扮演卡珊德拉⑯的角色，是由于他时常从军方的文职人员中得到内部消息，他们对其上司闭目塞听的情况感到忧虑。这一小批文职人员的身份直至不久前才为人所知。准确地说，丘吉尔的作用是由于有了他们才得以发挥的。假如没有他们提供的事实和数字，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丘吉尔视作好战的牛皮大王而不予置理。
只要人类的本性不变，人们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泄露机密。在多数情况下，其目的是为了能使自己往上爬。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却是由于人们对某项政策的危险性表示担忧，因为他们认为这项政策是错误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一方面对在30年代透露德国进行重新武装情报的人们表示敬重，另一方面却对那些在60年代和70年代把关于越南战争的文件泄露给报界的人们进行谴责，这是前后矛盾的。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案例。就后一个案例来说，当时战争正在进行。在《纽约时报》开始发表五角大楼的文件之时，死于越南的美国人已超过四万五千人，而且每星期还有几十人阵亡。为争取结束战争，我们正进行着高度敏感的谈判。大量的泄露事件——除五角大楼文件外还有其他许多例子——有损于我们的谈判地位，不但没有缩短反而延长了战争。我确信这不是文件泄露者们的本意，然而这却是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透露给丘吉尔的情报是经过选择的，这些情报使他在国会辩论中得以就政府的方针进行有力的争论。向丘吉尔提供消息的人决不会想到把原始情报交给记者去发表。我相信丘吉尔会认为，在战争期间泄露五角大楼文件是一种叛国行为。
1939年夏，纳粹铁蹄踏入波兰，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证明丘吉尔的警告是对的。张伯伦立即把丘吉尔召回任海军大臣——还是他二十五年前担任的那个职务。伦敦的这一著名信息传遍整个英国舰队：“温斯顿又回来了。”
很显然，威信扫地的张伯伦当首相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但不管是他还是国王，都不愿意让丘吉尔接任，他们更倾向于让哈利法克斯勋爵接任。只是在勉强作出不宜从贵族院产生首相的决定后，才于1940年5月10日提议让65岁的丘吉尔担任这一职务。丘吉尔写道：“当我凌晨三时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取得了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力。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这一时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假如丘吉尔被忽视而未当上首相，仍旧干他的海军大臣，指挥海上作战，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对此进行推测，就像是在豪华客厅里做游戏那样趣味无穷，但我还没听说过哪位领导人曾花很多时间去对此左思右想的。为生活中的“倘使……将会怎样”费神，就会捆住你的手脚。
就美国来说，假如1952年是罗伯特·塔夫脱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竞选后十个月，塔夫脱便死于癌症。假使丘吉尔在1939年去世了，那又会怎样呢?人们会把他当成英国历史上许多极为突出的失败者之一，他的墓志铭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然而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丘吉尔又一次得益于他的运气、坚忍、能力和长寿。
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下院演讲中，丘吉尔说，“除了鲜血、劳苦、眼泪和汗水外，我无可奉献”。他完全可以将领导能力也加进去，如果不是由于他的领导，英国可能无法幸存，西欧可能失去自由，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美国现在可能成了遍地设防的孤岛。我想借用他战时一句很值得纪念的话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为如此众多的人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是前所未见的”。
丘吉尔在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地位突然对调之后对待张伯伦极其宽厚。他坚持将张伯伦挽留在政府内，继续让他参加所有的会议。丘吉尔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而且总是与人为善地谈起他的前任本意如何崇高。这种高尚风格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最优政治的典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总统时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宽宏大量，在他任期的十三年内，从未邀请胡佛夫妇进白宫参加过任何活动。哈里·杜鲁门就任总统后最先办的事情之一，就是邀请胡佛到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一次会议，使胡佛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丘吉尔的非凡能力和出众人格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高超的领导才能看来只有在战争的可怕环境中才显得格外清楚，这似乎是生活中的可悲事实。
罗伯特·皮尔爵士是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他作出了废除谷物法这一难于作出的决定，但他并没有像在战争期间居住在唐宁街十号的迪斯雷利或其他首相那样广泛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美国，可以说詹姆斯·皮尔克也是这类人，从能力和政绩上看，也许他可排入前四五名总统之列。此外还有艾森豪威尔，他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使和平维持了八年。但许多人认为他不如杜鲁门总统那样坚强有力或富于决断。出于历史的偶然，杜鲁门于1945年8月下令扔原子弹。在大多数历史学家们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的尺度看来仍然是进行战争，而不是结束或避免战争。
尽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彻底战败，但战争的结局对丘吉尔来说，很难说是胜利。
C.P.斯诺注意到，丘吉尔的著名讲话是富有奇妙的戏剧性的，那就是：“我当国王陛下首席部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主持解散大英帝国。”但这话至少有点不够真诚。很清楚，这正是任何一位在1940年当上首相的人不得不做的。即使在英国无人像罗斯福那样决心让所有的殖民地人民在战后获得自由，大英帝国内部要求取得独立的力量也已兴起，而且其势锐不可当。丘吉尔要想阻拦，无异于卡奴特王在海潮越来越往上涨时，拍击他的双腿命令潮水不要上涨一样。
对英国来说，甚至德国战败的后果也颇带讽刺性。丘吉尔懂得，要想抗衡苏联这块巨石，要在大陆上保持稳定局势，必须重建德国。他还懂得，德国必须从一片废墟中复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重建德国竟比医治英国的半瘫痪状态更好办。重建后的德国，现代化工厂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老厂。而英国呢，虽是取胜了，却只好对付着使用那些早在战前就大部分已经过时了的工业基础设施。结果，战败国比战胜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
英国人民还不得不备尝限量配给的困苦，不得不懊恼地认识到，不管他们作过多少努力，承受过多少痛苦和牺牲，英国再也不能像从前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了。
在战争开始之前很久，丘吉尔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英美的联合。在战后的年代里，这一联合成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事。30年代，他追求这种联合，为的是促进两国的繁荣；40年代，这种联合是英国得以生存的先决条件；到50年代末，他把英美联合视为抵抗苏联在欧洲和世界扩张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而到了60年代，我猜想他会将这种联合看成是使英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影响的唯一途径。
在战后年代里，丘吉尔为维护英美两国的团结，不得不吞下许多苦药丸。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与了战争，但在这之前英国以十分高昂的代价守住了反希特勒的防线，度过了艰难的两年。美国的伤亡很大，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远远高于美国。英国对美国的作用是深为感激的，因为如果没有美国，英国将无法幸存。但英国也必须意识到，要是没有英国的话，面对一个为希特勒完全控制的欧洲，美国可能也无法幸存。现在，英国感到有必要与美国的态度及看法持不同见解了。
担当领导的这把火炬已传给我们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才能比别人强，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更大些。我这并不是暗示丘吉尔明显地表示过妒忌或不满。但在心灵深处，英国人会有一种恼怒的想法：“以我们在外交政策及国际重大事务中长达数百年的全部经验，难道不比这些美国人更懂得怎样来领导吗?”我从1945年的一些会晤与交谈中觉察到，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英国领导人似乎都抱有一种相当消沉甚至是绝望的态度。
虽然美国有不少外交人才，但在我们到过的一些受英国影响较深的国家里，我发现，他们的外交官的知识往往比我们渊博得多，他们往往比我们更能胜任这种工作。我相信，今日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如能先征求其欧洲同行们的意见，而不是仅仅进行“磋商”或事后通知的话，定能从中得到教益。我们应时刻牢记，那些力量最强大的人不一定经验最丰富，智力最发达，眼光最敏锐或直觉最可靠。
丘吉尔觉得，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的对苏政策特别幼稚。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把事情推向破裂的边缘。相反，他在力图对我们进行教育的同时继续奉承我们。许多人已经忘记，他那关于铁幕的著名演讲的中心点就是力促英美联合，以此作为抵制苏联扩张的最佳手段。这一预见性发言在当时曾引起激烈争议。埃莉诺·罗斯福说，她认为这种看法是危险的。议会里有一百名议员将其贬为废话。
30年代，当丘吉尔就纳粹德国的威胁向世界发出警告时，许多人拒绝正视现实。随着战争结束后联合国的建立，许多人希望从此出现一个不同国家和人民间和平与亲善的新时代，并为其祈祷。当这些人在40年代后期听到丘吉尔对苏联扩张的危险发出警告时，许多人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但事实又一次说明他是正确的。他再次走在时代的前面，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做舆论的尾巴。
大战期间，为了打败希特勒，丘吉尔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必要的帮助。当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丘吉尔欢迎斯大林加入反法西斯阵营，许多批评者指责他对斯大林的态度转了180度的大弯。他回答道，“假如希特勒侵犯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阎王讲好话的”。
丘吉尔与其另一主要结盟者罗斯福相处融洽。这位美国总统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与你同处在一个年代里真是件快事。”而丘吉尔曾这样提到过罗斯福，“与他进行会晤有如打开第一瓶香槟酒时那么高兴”。
但这两人在政策方面常常有严重分歧。丘吉尔认为，罗斯福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并认为，主张将战后德国改造为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是荒唐可笑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对苏联应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至少在1940年的卡廷屠杀案⑰发生之后——当时得知有一万名波兰的反共军官遭谋杀——丘吉尔认识到战后斯大林贪得无厌的野心可能与战前的希特勒完全一样。与此同时，罗斯福似乎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比对俄国的帝国主义更抱戒心。有一次他说，“温斯顿，一个国家即使有可能从某处获得领土，但可能不想要它，这恰恰是你无法明白的”。
正像亨利·格伦沃尔德在1965年所写的：
罗斯福不愿美英两国联合起来对付“乔大叔”⑱，相反，他尽量在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起调解人的作用。丘吉尔发现自己与罗斯福的隔阂越来越深。罗斯福的政策导致了一系列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协议，其中包括失去波兰，并使之投入共产党的怀抱。为换取俄国参与对日作战……在亚洲对俄国人实行领土和经济让步。而中国之所以沦入赤色分子之手与此有关。
假如丘吉尔当时能够说服罗斯福的话，事态发展的结局就会大不一样。
他对罗斯福越来越愿意信任斯大林感到忧虑，认为这是因为总统的健康日益衰退所造成的。罗斯福去世后他又担心，以前很少能从前总统那里了解到情况的杜鲁门正受到幼稚无知的亲俄国务院的影响。
丘吉尔坚信，防止俄国占领整个东欧很重要。因为他担心，他们一旦占领就决不会放弃。1945年4月初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极力主张向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派遣美国部队。他写道，“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与俄国人握手的地点越往东越好”。然而当俄国人向西推进时，艾森豪威尔却按兵不动。
两个月之后，丘吉尔在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发出另一个警告，敦促他尽早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份电报里，丘吉尔初次写出了在后来冷战时代成为典型的一句话：“我对美军撤退到我们在中部地段的占领线深感不安，这样一来就把苏联的势力引进了西欧腹地，在我们与东边的一切之间降下了一道铁幕。”
丘吉尔认为，艾森豪威尔应对听任苏联人占领东欧一事负主要责任。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是属不同类型的将军。在丘吉尔看来，这位盟军司令官的坚定但又朴素无华的指挥作风及其随和的性格可能是盟军内部异常和睦的原因，这种和睦是盟军司令部内协作精神的具体表现。仅此一项就为赢得战争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丘吉尔后来估计，如果麦克阿瑟当时任欧洲最高统帅的话，美国就不会无动于衷地看着东欧屈从于苏联的统治。
艾森豪威尔把丘吉尔看做是伟大的领导人。丘吉尔去世后不久，他写道，“通过战时与他的交往，我发现，对他来说整个地球就像一位智者的操练场地，这位智者可以力图解决海陆空部队部署这样的紧迫问题，而几乎在同一瞬间，又能探索到遥远的未来，仔细考虑参战国在今后和平时期的作用，为他的听众设计着世界的命运”。
这一评论说明他由衷地尊敬丘吉尔。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也有分歧，不过他很少在我们白宫的会议上提到丘吉尔。偶尔有一次提及时，他对我说，他感到丘吉尔是最难打交道的人之一，因为他对所做的一切都很容易动感情。“你可知道，迪克，他在为自己的看法争辩时甚至会哭起来。”我能想象得出艾森豪威尔坐在老泪纵横的丘吉尔对面时的那副很不自在的模样！
在领袖人物中具有这一特点的并非绝无仅有。例如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有时为了试图在某一点上说服我，简直连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过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有多少是出自真情实感，又有多少是为了表演给我看的。
丘吉尔有本事在关键时刻挤出几滴眼泪，或被自己的演说弄得忘乎所以，对此我并不怀疑。但他确是一位容易动感情的人。莫兰勋爵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当丘吉尔得知他可能因为中风而不能继续处于领导地位时，激动得几乎流泪。据他的秘书透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岁月中，当他口授一篇最著名演讲的结尾部分时，如同小孩一样地抽噎着：“我们不能消沉，不能失败，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在法国战斗，在大海大洋上战斗，以不断增强的信心和力量在空中战斗。我们要保卫自己的海岛，不管代价会有多大。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在登陆点战斗，在田野里战斗，在大街上战斗，在山地里战斗。我们永不投降。”
丘吉尔越来越认识到，大战的结束将给英国带来许多新问题，对此他一定是极其焦虑的。但最严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1945年7月25日，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后告别斯大林和杜鲁门，飞回伦敦等候战后首次大选的开票结果。他半夜醒来，觉得肚子一阵刀刺般的剧痛，这是不祥的预兆。选举的结果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丘吉尔，也震撼了整个世界。工党以绝对优势取胜，保守党被撵出了政府。克莱门特·艾德礼当上了英国的新首相。
一旦和平有了保证，有成就的战时领袖便遭到抛弃，这并不罕见。戴高乐的遭遇也是如此。其原因之一是，造就战时伟大领袖所需要具备的那些品质在和平时期并不一定是人民所需要的。惠灵顿、华盛顿以及艾森豪威尔是有成就的军人兼国务活动家，但这只是例外，并不带规律性。
这怎么可能啊?当丘吉尔挨了这一闷棍坐在椅子上思考选举结果的时候，想必要问问自己。他不仅允诺而且带来了胜利，难道这就是他应该得到的报答吗?和以往一样，他用一句俏皮话来掩盖自己的痛楚。当妻子对他说，“这也许会因祸得福呢”，他答道，“这会儿福运看来是全被掩盖住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好是十年之前，正是丘吉尔本人在其著作《当代伟人》一书中曾经指出，“最美好的时光消逝得也最快”。
大选带来的耻辱，领悟到大英帝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对美国已取代联合王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一事实的认识，以及在冷战初期维护英美团结的种种困难，所有这一切必定会使丘吉尔在这一时期感到非常不快。有人认为他会就此引退，躺在战时成就的功劳簿上。1947年，当我作为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去英国的时候，同我交谈过的人中没有一个意料到丘吉尔会重新执政。他毕竟已是72岁的人了，而且最近刚得过中风。
但是真正了解丘吉尔的人都不认为他会在屈辱面前低头。相反，他坚持在下院当了六年的反对党领袖，直至1951年10月保守党重新上台，他再次就任首相。像这样重新当权的故事即使放在好莱坞影片里，都像是虚构的。但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虚构的东西，对温斯顿·丘吉尔来说却是真实的生活。
当76岁的丘吉尔再次担任首相职务时，人们普遍推测他会比以前更多地把权力委托给别人，同时还推测，丘吉尔在实现了凯旋归政后，就会把权力移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安东尼·艾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放弃权力是很难的。而对一个老人来说，放弃权力可能就等于放弃生命本身。
1970年我在贝尔格莱德时，曾与铁托总统的夫人谈到这一点。她对我讲了她丈夫和丘吉尔最后一次会面的情形。当铁托走进屋里时，丘吉尔滑稽地对他吼道：“你可知道，在战争期间我是不喜欢你的。但既然你现在已采取了与俄国人相对立的立场，我觉得比以前喜欢你一点了。”实际上，这两位二次大战的老战士是相处得很好的。
丘吉尔当时已80开外，终于退出了政坛。他抽的雪茄和饮的酒都被严格限量。精力仍很旺盛的铁托吞云吐雾似的吸着丘吉尔吸的大雪茄，喝着他自己的那份苏格兰威士忌，把丘吉尔的那份也给喝了。丘吉尔若有所思地望着铁托，问道：“你保养得这么年轻有何奥秘?”任何见过铁托的人都能看出，他之所以看上去如此年轻，部分原因是由于染了头发。还没等铁托回答，丘吉尔便说：“我知道是什么了。就是权力，权力能使人保持年轻。”
年纪较大的政治领袖如果没有任何严重疾患的话，通常都会以其智慧和判断能力来弥补他可能在精力、活力和脑子敏锐性方面的不足。1972年我会见周恩来时，他73岁；1969年的戴高乐是78岁；1959年的阿登纳是83岁。当时他们都在执政，这是因为他们比各自政府中的年轻人更为坚强和能干。
要丘吉尔自愿放弃权力，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再把退休的日期往后推。起初说他要等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接着便说要等到女王从澳大利亚访问归来，然后又说要等到艾登动肠道大手术完全恢复健康之后，后来又说要等到即将到来的日内瓦会议开完之后。几年过去了，而丘吉尔仍稳稳地固守在唐宁街十号。终于，他不能再无视自己羸弱的身体及同事们的呼声了，他自我解嘲地说：“我很快就得退休了，安东尼不会长生不老的。”他于1955年4月5日辞职。
对这位活动家来说，甚至到了80高龄，退休生活也不是愉快的。1955年当艾森豪威尔从日内瓦首脑会议回来时，他向我谈起了丘吉尔给他的一封信。这位引退了的英国领导人写道，他一方面因不再任职而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负担，但当他看到某个重要外交会议竟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照开不误时，有一种被剥夺得“一丝不挂”的感觉。
我最后一次见到丘吉尔是在1958年，当时我去伦敦参加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揭幕式，我知道丘吉尔身体欠佳，对是否要与他会见我有些犹豫。他的助手觉得，让他与别人谈论一些问题，但不涉及他的健康状况，这对他是有好处的。我早就知道，决不能问病人感觉如何，因他可能会如实告诉你的。但有许多人，尤其是领袖人物，喜欢谈论天下大事而不谈他们自己。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身患癌症，生命垂危，住在沃尔特·里德医院里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每次去看望他，总是就当时外交政策问题征求他的意见，而不是对他的感觉情况唠叨个没完。杜勒斯夫人、他的护士以及秘书都对我说，我的访问使他解脱极度的病痛，因而精神大振。
我按预约的时间前往位于海德公园门的丘吉尔住宅。当我进入他屋里时，我震惊地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已极度恶化。他在躺椅上，半闭着眼睛，看上去就像是具还魂尸。他的问候轻得几乎听不到。他虚弱地伸出手，向助手要了一杯白兰地酒。酒到后，便当即一饮而尽，然后便几乎是奇迹般地苏醒过来，眼神也恢复了，说话也变得清楚了，开始关心起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了。
我从晨报中看到一条来自非洲的报道，说加纳正在考虑吞并几内亚。我对丘吉尔提到了这事，并问他对此有何看法。他吼道：“这个，我想即使不吞并几内亚，现有的东西也足够加纳消化一阵子的了。”他又以令人吃惊的有说服力的论证接着评论说，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了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四年前我们初次见面时在驱车前往白宫的路上他也曾提出过同一观点。
我请他对东西方关系作些分析。他仍坚定地认为，自由国家只有力量强大，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维持和平，推广自由。他强调，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看他显得很疲劳。我知道这是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了，因此便试图——但担心有点不合时宜——对他说，美国及全世界千百万人会永远感激他的。我实在无法找到恰当的言词来表达自己当时的感情。
我起身告辞，他坚持要送到门口。他得让人扶着站起来，并且只能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顺着走廊缓步移动。
打开前门时，电视摄像闪光灯的强烈灯光照得我们几乎无法睁眼，但这在丘吉尔身上的反应却犹如电击般地迅速。他挺直身子，推开助手，一个人站在那里。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下巴朝前，目光炯炯，举起手伸出手指呈象征胜利的V字符号。随着摄像机快门的声响，镁光灯一个个引燃爆发。一会儿工夫，大门又关上了。在摄像机前，丘吉尔这颗明星直到最后仍发出最耀眼的光辉。高龄可以征服他的身体，但决不能征服他的气概。
今天，如果丘吉尔还在世的话，他会给自由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
他虽然是一位非凡的战时领袖，但却决心为和平而献身，他准备战争为的是避免战争。他进行战争的目标只有一个：建立一个到处都有公正和平的世界。他赞成和平，但反对为此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一方面，他会坚持认为，保持实力是维护和平的唯一途径。他会继续就苏联扩张的危险向西方提出警告。与目前某些欧洲领导人不同，他会认为，苏联向工业世界的矿产和石油资源供应地推进与隆隆坦克碾过德国中部平原所造成的威胁是同样严重的。
他会对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大加喝彩，因为她对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冒险行动表示担忧。他不会对美国的每一项外交政策都言听计从。但对欧洲人把美国与苏联都看做和平威胁的倾向，他会以其所向披靡的雄辩来加以谴责的。
另一方面对于“决不能因害怕而去谈判，但也决不能害怕谈判”这句用滥了的老生常谈，丘吉尔将恢复它的活力。他会敦促自由世界与其对手们进行谈判，以尽可能减少冲突，缩小最终导致战争冲突的可能性。1953年5月，他曾在下院表示过自己对与苏联人举行谈判的态度：“我觉得，以为与苏俄任何一项协议都要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后才能达成，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尽管丘吉尔意识到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危险，但他内心对自己和对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仍是乐观的。1953年11月3日，他曾在下院作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我相信，他在这次演讲中所表达的满怀希望也会在他给当今世界的信息中得到反映。在对核武器破坏力表示了担忧之后，他说，“我有时会产生这么一种怪念头，我觉得这些东西所具有的致命杀伤力反而可能给人类带来完全无法预见的安全。……毫无疑问，如果人类能够实现他们最宝贵的愿望，摆脱遭受大规模毁灭的恐怖，他们就可以另作选择，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扩大他们以往所不能达到或不能向往的物质福利……在人类历史的此时此刻，我们自己，还有所有的国家，正站在空前浩劫与无限美好这两扇大门的入口处。托上帝的福，我们会选择正确的大门的，这是我的信念”。
莎士比亚曾经写道：“有的人生来就是伟大的，有的人是经过奋斗达到伟大的，还有的人的伟大是别人硬捧出来的。”从温斯顿·丘吉尔漫长的一生和他的事业中，可以看到这三者兼而有之的事例。有的领导人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有的则利用权力自行其是，丘吉尔与他们不一样。他谋求权力，是由于确实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善于掌权。丘吉尔相信，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有这样的能力、品格和气魄去处理当时的重大危机。丘吉尔是对的。
他的判断能力很强，能正确处理自己为之奋斗的大部分事情。而且，当1940年他的祖国终于需要非他莫有的经验与领导时，他幸好由于长寿仍然健在。
在关于丘吉尔生活及其时代的数十本好书中，有一本艾赛亚·伯林所著的三十九页的小册子。在该书的最后一段，有一小节对丘吉尔作了最精辟的描写：“他是一位高于现实生活的人，比普通人伟大，而且更质朴，是他这一时代的历史巨人。他胆略过人，坚强而又富于想象力，是本民族产生的两个最伟大的实践家之一。他的演说才能令人惊叹。他挽救了祖国，使之免于沦亡，他是一位既存在于现实生活，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般的英雄，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①丘吉尔的母亲名珍妮·杰罗姆，是美国纽约金融家伦纳德·杰罗姆之女。]
[②指1944年6月6日。]
[③指1899~1902年英国同荷兰殖民者为争夺对南非的控制权进行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移民的后裔。]
[④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曾两次任英国工党政府的首相。]
[⑤来自英文成语a bull in a China shop，中文意思是瓷器店里的一头牛，意指鲁莽闯祸的人。]
[⑥苏格兰剧作家J.M.巴里所著剧本中的主角，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
[⑦指大英联邦。]
[⑧纽约市的一个区。]
[⑨易洛魁人为北美印第安人，由十几个部落组成。16世纪中叶，其中五个部落曾结成“易洛魁联盟”，是当时北美最强大的部落集团。易洛魁人强悍好战，文化程度较高。]
[⑩英国一家培训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的中学。]
[⑪英国作家(1865~1936)，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⑫法国政治家(1841~1929)，曾于1906~1909年以及1917~1920年担任两届总理。]
[⑬英国政治家(1863~1945），曾于1916~1922年任首相。]
[⑭布伦海姆是丘吉尔的出生地。]
[⑮塔列朗(1754~1838)，拿破仑时期曾任外长，以善于谈判著称。]
[⑯卡珊德拉系希腊神话中能卜吉凶的公主。]
[⑰卡廷是位于波兰东部的森林地，二次大战期间，苏联在此对波兰军官进行集体处决。]
[⑱乔为约瑟夫的爱称，指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