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水是生命的基础，也是立国的根本。世界各大城市无不傍水而兴，各个国家无不依水而立。为了生存发展，治水成为各个国家的大政。国家因为治水而形成一套管理运行机制，这套机制又反过来影响了国家的体制和运行。

中华民族在利用水和与水的搏斗中生息繁衍，是由众多江河水系哺育的人群汇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以治水事业为核心而组织运行的。大禹带领百姓治水成功，因而成了万人拥戴的大领袖。以后的数千年，不论何朝何代，水治则国兴，水患则国衰。水与治国的关系密不可分。

为了治水，举国上下倾尽全力。治水成为国家动员力、凝聚力的考验。治水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复杂而严密，治水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国家借助治水有效地实现了大一统，借助治水的机制有效地实现了对国家的管理。天下治乱、国运兴衰、吏治清浊，都与水的治理紧密相关。

中华先民不仅懂得防治水患，还会巧妙地用水，甚至改变自然地理，开挖人工河流。自邗沟、郑国渠到隋唐大运河、明清京杭大运河，这一贯通中华大地的人工水利设施成为一大景观而流淌至今。运河的开挖与管理运行在中国水利事业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是国家治水用水施政的一个重要部分。

治水引导了历代治国者的理念，通过治水，历代治国者也摸索出了一套治国方略。治水就是治国。治水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格，也体现了历代国家的品格。水的宽广包容，水的趣善向下，治水的顺势疏导，无不在历代优秀政治家的身上有所体现。治国者的虚怀纳谏，广纳贤才，体恤民生，乃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理念无不从治水中得到启示。

在治水中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在重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重塑中华人文心理时，中华水文化可以提供宝贵的精神营养。对中华历代水与治国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是继承弘扬这份宝贵财富的必要基础。前辈学者研究水文化的著述不胜枚举，而系统地研究水与治国的作品还不多。本书的写作承蒙“中华水文化专题丛书”丛书主编李宗新先生的盛邀。执笔者的本业都是中国历史研究，对于水利水政则不无隔行之感。但也或许因此而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希望这一跨行之作能不负邀请者的美意，做一个好的开端，以推动进一步的水与治国的研究。

毛佩琦

2015年1月14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