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联系
第1章 导论
本书的主旨在于说明人类世界的面貌是多样的，它是由许多过程彼此联结而构成的整体。因此，任何将这个整体拆散为星星点点，而后又不能加以拼合复原的研究，都是歪曲事实真相。如“民族/国家”、“社会”和“文化”这样的概念，所能指称的内容甚少，却喧宾夺主地想以此来取代我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名词其实反映了一种多重关系的纠结，并且重新将这些抽象名词放在事实脉络中理解，我们才可望避免歪曲的论断而增加对事实真相的了解。
说我们都住在“一个世界”，已是老生常谈。各地区间有生态上的关系：纽约可以感染香港流行性感冒；美洲的蚜虫可以摧毁欧洲的葡萄藤。各地区间有人口学上的关系：牙买加人移居伦敦；中国人移居新加坡。各地区间有经济上的关系：波斯湾油井的关闭造成俄亥俄发电厂的停顿；美国收支失衡，使美金流入法兰克福或横滨的银行户头；意大利人在苏联生产菲亚特牌汽车；日本人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修造水力发电厂。各地区间有政治上的关系：在欧洲开始的战争激起全球回响；美国军队干预亚洲周边地区；芬兰人防守以色列与埃及间的边界。
这个情形不仅是发生在现在，也发生在过去。欧亚大陆的疾病曾经几乎毁灭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梅毒由新世界进入旧世界。欧洲人及其动植物入侵南北美洲。美洲的马铃薯、玉蜀黍和树薯传播到旧世界各地。大量的非洲人硬是被人用船载往新世界。中国和印度的雇佣劳工被运往东南亚和西印度群岛。葡萄牙在中国沿海的澳门建立殖民地。尼德兰人使用孟加拉劳力建造了巴达维亚（Batavia）。爱尔兰儿童被售往西印度群岛做苦工。逃亡的非洲奴隶在苏里南（Surinam）的山中避难。欧洲人学会仿制印度的织物和中国的瓷器，喝原产于美洲的巧克力饮料，抽原产于美洲的烟草，使用阿拉伯数字。
这些大家都熟悉的事实，显示出由接触、联结，进而产生了互动的关系。但是当我们为了了解看到的事实而求教于学者时，他们却往往忽视这些过程。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以个别的国家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社会学仍然将世界分割为相互独立的社会。甚至一度十分注意文化特征在全世界如何传播的人类学，竟也把其研究的主题分为个别的事例。人类学家说，每一个社会有其特殊的文化，这些文化自成一体，彼此有明显的区别与界线。
如果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互离异性是人类的特点，那么我们应该最容易在所谓的原始民族——“没有历史的人”——中找到这个特点；照理说这些民族是孤立于外在世界的，同时他们彼此也孤立。根据这个前提，我们对于早在1570年欧洲商品已出现在尼亚加拉（Niagara）边疆遗址，而到了1670年易洛魁人（Iroquois）的子群奥内达加人（Onondaga）的遗址上除了烟斗以外几乎别无原住民制造品等考古发现，又如何解释？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庞大非洲人口群的组织和取向，都因奴隶贸易而有重大的改变。由于欧洲的奴隶贩子只是将奴隶由非洲海岸运往美洲，奴隶贸易中供应的一方完全操在非洲人手中。英国重商主义者马拉奇·波斯特斯华特（Malachy Postlethwayt）说：正是“非洲基础”而使美洲商业与海军壮丽宏伟的上层结构得以建立。由西非的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到安哥拉（Angola），一个一个人口群被扯进这个贸易，它向内陆远处延伸，就连那些从没见过欧洲商人的民族也受到影响。任何对克鲁人（Kru）、芳蒂人（Fanti）、阿善提人（Asante）、伊乔人（Ijaw）、伊博人（Igbo）、刚果人、卢巴人（Luba）、隆达人（Lunda）或恩哥拉人（Ngola）的记载，如果视这些群体为自给自足的“部落”，便是误导了非洲的过去与现在。再者，与易洛魁人和西非的贸易，反过来又影响到欧洲。1670—1760年，易洛魁人对于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斯特劳德谷（Stroudwater Valley）制造的红蓝染布有需求。这个地区的英国织工乃是最早失去其自主权，而成为受雇者的劳工之一。或许，美洲贸易与斯特劳德谷工业革命的开始，彼此间有互动的关系。相对地，从1658年至1661年短短3年间供应给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5500多支滑膛枪，使得伯明翰（Birmingham）的造枪工人获得了丰厚的收益（Jennings, 1977:99—100; Daaku, 1970:150—151）。
如果各处都互相连接，那么我们为什么坚持要把动态的、互相连接的现象，转化为静止的、互不相干的事物？这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们当初学习自己历史的方式。在课堂上和在课堂外面，都有人教我们说世界上有一个被称为“西方”的存在，我们可以视“西方”为独立并相对于其他社会和文明的一个存在。我们许多人甚至自小认为“西方”有一个谱系——古希腊产生罗马，罗马产生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工业遇上民主政治又产生美国，体现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种发展图式导致误解。因为它将历史转化为一个关于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上的赛跑，每一个奔跑者将自由的火炬传给下一个接力跑者。历史因而被转化为一个有关促进美德的故事，一个关于贤德的人如何战胜恶徒的故事。往往，这又成为胜利者如何因战胜而证明其贤德的故事。如果历史是随着时间最终达成的道德目标，那些主张这个目标的人，便成为历史喜欢描写的作用力量。
这个图式还导致第二种误解。如果历史只是一个不断展示道德目标的故事，那么谱系中的每一个环节、比赛中的每一个奔跑者，都只不过是最终典范的一个先驱，而非在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地方发生作用的社会与文化过程的综合。可是，譬如说，如果我们只把古希腊解释为一个史前的“自由女神”，在蛮荒的黑夜高举道德目标的火炬，那么我们关于古希腊会知道些什么？我们不会了解毁灭希腊城邦的阶级冲突，或自由人与其奴隶之间的关系。我们便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在波斯王麾下作战的希腊人，会多于反抗波斯的希腊联军中的希腊人。我们也不会想知道为什么住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当时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希腊人，比住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更多。我们也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外国军队中的希腊佣兵，不久便比在其城邦的军队中更多。希腊本土以外的希腊定居者、外国军队中的希腊佣兵，以及希腊家庭中所用的来自色雷斯（Thrace）、弗里吉亚（Phrygia）或帕夫拉戈尼亚（Paphalagonia）的奴隶，都意指希腊与希腊本土以外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关系。可是我们的指导图式不鼓励我们问关于这些关系的问题。
这个制造荒诞说法的图式，在有关美国历史的教科书中体现得最明显。教科书竟称颂许多敌对力量复杂的组合为永恒本质的展现。根据这个看法，美国不断变化的疆界与它反复地卷入经过宣战与未经宣战的内外战争，都只是为了得出这个经过压缩了的有目的性地理解出来的结论，那13个位于大陆东部海岸的殖民地，将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把美国国旗插在太平洋沿岸。但是，这个结论本身只不过是许多矛盾关系争战的结果。虽然这13个殖民地的人口（欧洲殖民者、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大多数倾向于保守党（the Tories），但是它们仍宣布独立。新成立的共和国几乎因奴隶制的问题而崩溃。它以一连串有问题的妥协来处理这个问题，因而创造了两个联邦国家，而任它们各自扩张。在这个新大陆上可以占有的土地的确很多，但先要从住在上面的美洲印第安人手中夺过来，而后才能将它们转化为可以炫耀的房地产。杰斐逊总统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路易斯安那这块地，但只有等到海地奴隶反叛其法国奴隶主的革命之后，美国才夺取了法国原来打算作为加勒比海种植园粮食供应地的地区。对佛罗里达的占领关闭了南方奴隶的主要逃脱途径。与墨西哥的战争使得西南部成为奴隶制度和棉花的安全之地。美国在向太平洋推进的时候，受阻于西班牙的地主。这些西班牙地主在抵抗说英语的新来者，想要保卫自己的土地时，便成了土匪。“北方”与“南方”——前者由欧洲进口其劳工，后者由非洲进口其劳工——打了一场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战败的“南方”一度成为战胜的“北方”的殖民地。后来，各区域间的顺序改变，工业地带“东北”的影响式微，“阳光地带”逐渐发达。显然，美利坚合众国既非不可分割，其疆界也非由上帝赐予。
事情的发展也可能与日后的实际情形大不一样。当时也可能出现一个说数种语言的佛罗里达共和国，一个说法语的密西西比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新比斯开湾（New Biscay），一个大湖区共和国，一个哥伦比亚国（包括现在的俄勒冈州〔Oregon〕、华盛顿州和英属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只有假设是上帝在北美大陆上加诸了地缘政治统一的驱动力，才会让这种回溯性的思考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能抛弃这样的假设，我们便能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在每一个关头发生的事情，解释某些关系如何克服了其他的关系。因此，古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主政治，甚至美国，都不是由某个内在的驱动力日益推动的单一目标，而是一组在时空上不断改变和可以改变的关系，或者是许多组关系的关系。
它不只是学术上的问题。把空泛的词汇当成实在的历史，可以创造出错误的模型。如果我们说国家/民族、社会或文化像是一种内部同质而外在特殊和有界限的实体，那么我们所创造的世界的模型，便是一个全球性的撞球场，各个实体像又硬又圆的弹子球一样彼此撞来撞去。这样便很容易把世界分类为不同颜色的球，而宣布“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逢”。这样看来，一个典型的西方便与一个典型的东方对立起来。到后来，当其他地方的许多民族想要有别于西方和东方时，我们称这些想要申请新历史身份的民族为未开发的“第三世界”（弹子球中剩下来的），以别于已开发的西方与开发中的东方。或许无可避免地，这些具体化的类别在冷战时成为思想上的工具。西方是“现代”的世界。东方则沦为“现代化的疾病”的世界（Rostow, 1960）。最后还有一个“第三世界”，它仍然埋首于“传统”，其现代化的努力受到压抑。如果西方有办法破除症结，而使“第三世界”走上现代化之路——通往西方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路。这种世界观导致的可怕后果是“强制拉拔的都市化”理论（Huntington, 1968:655）。这个理论是说，可以用空袭和使乡村成为焦土的办法将越南人赶进城市，以便让他们走向现代化。于是，名称变成了事物，而用“×”标出的事物可以成为战争的目标。
社会科学的兴起
把易洛魁人、希腊、波斯或美国这些被指称的实体，当成固定不变的东西，认为它们有各自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疆界，彼此无涉，这个习惯让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相互间的接触与对抗。把想象中的积木堆砌为所谓“东方”与“西方”或第一、第二及第三世界的金字塔，只是使这层理解难上加难。看起来，我们看待社会与政治现象的各种方式有一些概念上的缺陷，而不只是暂时的偏离。我们似乎在过去的某个关键点上发生了误解，而这个错误的选择则扰乱了我们目前的思路。
这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发生在19世纪中叶，也就是对自然和人类的研究开始分化为几个独立（而且不相等）的专门研究和学科的时候。这种分裂关系重大。它不仅促成对人类的存在做更精深且细密的研究，还用意识形态将这些研究予以合理化。在社会学这门学问上这一点最为明显。在社会学出现以前，我们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的财富”，也就是在各政治实体（以及构成这些实体的许多阶级）以内和彼此之间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18世纪的加速发展，政府和阶级的结构愈来愈受到新兴社会团体的压力，这些团体吵着要政府立法来保障他们的权利，以对抗原先政府所保护及代表的团体。在思想上，这种挑战是针对国家而主张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此时概念化为“社会”）。日益升高的不满情绪，拿“社会”去对抗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终于爆发为骚乱、反叛和革命。骚乱和革命的幽灵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恢复和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最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社会学旨在回答“社会问题”。赫伯尔（Rudolph Heberle）说，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起源……圣西门（Saint Simon）、孔德（Auguste Comte）和斯坦（Lorenz Stein）都视这个新社会科学为社会解体毒素的解毒剂”。（Bramson, 1961:12, n.2）
这些早期的社会学家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将社会关系的领域与政治经济分开。他们指出，个人、群体与团体或机构的成员，彼此之间乃由各种关系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关系是可见的，却尚未经过仔细研究。而后，他们以这个社会关系的领域作为深入研究的主题。这些人及其后继者将这种想法扩大为几种理论假设，好将社会学与政治科学和经济学区别开来。下面是这些共同假设的概述：
一是个人是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产生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可以从它们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脉络中抽取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它们是自主的，构成自己的领域，即社会领域。
二是社会秩序有赖于个人与个人间社会关系的成长与延伸。这些关系密度愈高、范围愈广，则社会也愈秩序井然。因而，若将亲属关系和街坊邻居、群体与机构的关系尽量扩大，社会就愈有秩序，反之，若不能扩到最大，社会秩序便有了问题。发展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可以减少极化为阶级的危险。
三是参与关系的个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信念与习俗。这些关系的形成与维持，与共同信念及习俗的存在与扩散十分有关系。道德共识（尤其是在不需检证地信仰与对习俗无理性地接受的基础上），促使社会纽带的极大化。仅仅预期功利或运用技术，往往会削弱社会关系。
四是社会关系的发展与相关习俗与信念的传播，其创造的社会是个人与个人间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关系构成社会，而社会又是凝聚力的所在地，是产生可预测性以及秩序的单位。如果社会关系井然有序和周而复始，则社会就有稳固的内在结构。这个结构的范围与社会关系的强度和范围相呼应。在社会关系较不强烈、较不频繁发生的地方，社会便到了其边界。
这些假设的缺陷是什么？它们使人容易认为社会关系不仅是自发的，其本身也是由某种原因所引起，且不说它们的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脉络。由于认为社会关系是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间的交互行动成为社会生活最初的原因。由于社会的失序与社会关系的量与质有关，注意力乃从经济学、政治学或意识形态移开，转向在家庭和社群中找寻失序的原因，并试着去建立适当的家庭与社群生活。再者，由于失序是在于习俗与信念和共同的标准脱节，习俗趋同与信仰一致，乃被转化为检验社会是否处于正常运转状态的试金石。最后，这些假设使我们可以识别一般的社会和具体的社会。需求秩序的社会变成要被整顿的特定社会。在目前可见的脉络中，这个待整顿的社会于是很容易被认为与一些已知的民族国家类同，比如加纳（Ghana）、墨西哥或美国。由于社会关系已与其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脉络脱节，我们便容易视国家为由道德共识赋予活力的社会纽带结构，而不是与其他关系相联系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因而，无数的社会关系，而非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力量，成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原动力。由于这些社会关系发生在单一民族国家的小圈子里，民族国家成为重要的历史创造者，每一个民族国家都由其内部的社会关系驱动。每一个社会因而是一个呼应内部规律而运转的事物。
经济学和政治科学
社会关系本蕴藏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脉络之中，并且能够启动这个脉络。社会关系一旦与这个脉络断绝，便造成人类生活的经济和政治方面，也被分割而安置于各自独立的学科。经济学不再注意在社会上组成的人口群如何从事生产以供应其国家。相反，它研究需求如何创造市场。这种新经济学的指导理论如下：
它是一个有关市场和市场相互依存的理论。它是一个有关交换中一般均衡的理论，之后又延伸到生产与分配，有点马后炮的意味。它不是社会制度的理论，更不是经济力量和社会阶级的理论。家庭和企业被认为只是市场代理人，而不属于社会结构。其“最初的资本”（财富、技术和土地）是设定好的。再者，这个理论的目的是在于证实有一股走向均衡的趋势。阶级与行业间的冲突，在一开始设定时就被排除了。（Nell, 1973:77—78）
换句话说，这种新经济学根本与真实世界无关（Lekachman, 1976）。它是许多相互作用的主观的个别选择制定出来的抽象模型。
政治学研究的命运也类似。新的政治科学使政治的领域与经济学断绝关系，而只考虑与政府有关的权力。由于把人类生活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贬低到“环境”的地位，政治学不研究这个环境的组织如何压制和指导政治学；相反，它研究决策。在政治的过程中，需求集结在一起，转化为决策；一如在经济学的市场模型中，需求的相互作用导致供给的生产。也如在市场的模型中一样，这样的研究很容易陷入如下假设：
社会各种有组织的私人力量互相平衡，以至能杜绝不负责任的集中原则……聪明的公共政策当可普及。一只神秘的、类似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解释这个情形。（Engler, 1968:199）
最后，在这样的模型中，是否愿意遵守政治市场的规定，必然不是由市场本身决定，而是由参与者的取向和价值观来决定，政治学家后来将这些方面称为“政治文化”。于是，大量的政治科学一方面研究各种决策，另一方面又研究这些取向，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已知社会的自主政治制度。
这些专门研究的基础是个人聚合的概念。这些人立下契约将社会秩序扩至最大，在市场交易，为制定政治决策提供依据。各种不同的学科表面上是研究人类的“行为”，但事实上只被分配到这个主题的一小部分。每一个学科之后便各自着手建立模型。模型似乎是能解释“确实”、可观察到的事实的工具，可是事实上却是为配合主题的狭窄定义而设计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的图式。由于在专业的讨论会上除了这个模型涵盖的现象以外，其他一切现象均不予理会，因此这样的图式提供的是不证自明的答案。如果这些模型像筛子一样无法盛水，那么他们便说这要么是因为它们不过是抽象的思维结构，不能被期望盛住经验的水，要么就是因为捣蛋的人给它们戳了些洞。各种专业化的社会科学，在放弃了整体性视野以后，便好像古典希腊神话中的达娜厄姐妹（Danae sisters）一样，被惩罚要永远把水倒入她们各自无底的罐子中。
社会学理论的发展
前面已谈到社会学是源自抵制社会失序的企图。为此，它创造了社会秩序的理论，并在社会关系的量与质中找到秩序和失序。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是它造成社会类型的两极化。其中之一，因为社会关系很致密并充满价值共识，故而社会秩序能达到最大化。另外一种，因为社会关系分裂为原子，并因为对于价值观念没有一致的意见而一片混乱，社会失序的力量超过秩序。由描绘这样的两极化一直到想象社会过程由一类社会改变到另一类社会，其间只有极短的差距。这个情形符合一般的看法，也就是说现代生活造成我们祖先那种“美好往昔”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在19世纪的欧洲，古老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双重影响下事实上已经瓦解，这种对社会两极化的现代解释，带着一种对经验的信仰。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认为这是由“共同体”走向“社会”。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说它是由基于身份的社会关系转移到基于契约的社会关系。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说它是由基于所有成员都类似的一种社会团结，转变为基于差异的“有机”互补的社会团结。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认为，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与离散的、异质的、无组织的城市的对比。最后，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提出了一个由“民俗社会”发展到“都市社会”的两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社会关系的量与质又是主要和独立的变项。社会互动的孤立或贫乏，再加上社会纽带的均质或类似，滋生附属性的变项：趋向群体（“集体化”）、支持信仰（“神圣”）和“组织”（人类头脑中各种观念交织）。相反，接触或经常性的接触，再加上社会纽带的异质或不相似，被视为产生“个人化”、“世俗化”和“瓦解”这些附属性的变项。总的说来，社会互动中量与分化的增加，使民俗社会的“道德秩序”为文明社会的“技术秩序”所取代。
因此，社会学是基于社会秩序因共同体的衰颓而饱受威胁而生。不过，随着20世纪慢慢消逝，人们越来越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的规模会愈来愈大，内部会愈来愈分化，因而也会逐渐摆脱神圣和道德的约束，而增长功利主义的技术的关系。社会显然是走向韦伯所谓的法理社会（Vergesellschaftung，用滕尼斯的术语说）。运用这个术语，他表示关系的扩展建立在如下条件之上：
建筑在用理性推动的利害调节或协议上的关系扩张，不论这个合理判断的基础是来自绝对价值观念还是权宜之计。虽不能说所有状况皆属此类，但通常结合性的关系是奠定在因彼此同意而达成的合理协议基础上的。（Weber, 1968:10）
虽然韦伯本人对使用这个词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日后他那一派的学者却热切地接受这个说法。虽然“传统社会”将人们局限在狭窄的由继承而来的位置，而后又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一起，放在独立和排他性的位置，但是“现代社会”却使人们与继承而来的关系一刀两断，并且根据整个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给这些新的流动人口各种专业而分工的角色。这样的一个新生社会，也需要制定社会目标的方法，以及实现这些方法的组织。主张现代化的人认为，目标的制定来自扩大的群众参与。目标的实现（如经济发展），又需要创立官僚制度，也就是可以合理和有效地为了既定的目标而处理资源的组织。最后，公众参与制定和达成目标，需要在心理上重新定位，而确保执行技术与合理的规范。可以做出这种新安排的人，便能进入现代化。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发现其社会便停滞在过渡点上或陷入因循守旧。因此，由韦伯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法理社会”由符号上的简单改变转变成“现代化”。尽管“社会”这个词一度曾遭到人们质疑，20世纪中叶以后，它却被视为可取的和有前瞻性的。到了这个时候，两极现象的负极便归于“传统社会”，它改变迟缓、无伸缩性，缺乏达到合理和世俗成就的精神驱动力。
因此，“现代化理论”逆转了社会学最初对19世纪社会的批评态度。它赞扬现代社会，而认为那些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不可取。美国的政治领袖自称愿意协助第三世界的发展，而“现代化理论”学家对这一点表示支持。可是，“现代化理论”仍对第三世界进行最具意识形态的理解。它使用“现代”一词，但是对它而言这个词是指美国或者一个民主、多元性、理性和世俗的美国理想。它说“传统”，但这是指所有必须先接纳这个概念而后才有资格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这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理论，使人对美国历史有错误的看法，以自满代替分析。它把中国、阿尔巴尼亚（Albania）、巴拉圭（Paraguay）、古巴、坦桑尼亚（Tanzania）这些国家一股脑儿地说成传统社会，因而也排除了对其中重要差异的研究。它说传统就是停滞和缺乏发展，因而不认为任何所谓传统的社会其本身会有什么重要的历史。尤其是，因为它把世界分成现代的、过渡性的和传统的社会，便使人不容易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它又把每一个社会说成是由社会关系自主和有界限的结构构成的，因此阻挠了对社会与社会间或群体与群体间交流的分析，包括内部的社会斗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的依附性。这个理论因而有效排除了许多严肃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反而能显示出那些影响世界的事物究竟为何。
人类学
如果上述社会科学还不能让我们对彼此联结的世界有适当的了解，那么人类学又如何？“人类学”（Anthropology）被热切地冠以“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的名号，它特别着重研究非西方和“原始”的民族。事实上，文化人类学在开始的时候是世界人类学。在主张演化论的阶段，它注意的是全球性文化的演化。在主张传播理论的阶段，它感兴趣的是各种文化形式在全球各地的传播和聚集。传播论者也认为，人群中展现出来的相同文化形式（母系、牙齿染黑、量身定做的衣服）是因民族迁徙或仿效造成群体间沟通的结果。他们不大注意人本身，但他们确实有一种全球各地彼此联结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原始孤立群体”。
可是，当人类学家的注意力由文化形式转移到“活文化”时，也就是转为对当地的特定族群及其生活方式的研究，上述兴趣和了解便被搁置在一旁。田野工作（与当地人直接沟通，观察当地人平日进行的各种活动），成为典型的人类学方法。田野工作在暴露和纠正错误的假设和不正确的描写上成效卓著。它也揭示了在此之前从未发现到的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个方法的成功也使运用它的人过分自信。他们容易将方法上仅仅具有启发性的考虑，转化为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理论设定。
由于进行田野工作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可以进行观察和访问的数目和地点也有限，人类学家必须集中气力于一个可观察的地点和一群特定的“访谈人”，而后，又以如此得到的观察和沟通的结果，来支撑一个未经观察和沟通的广大时空，并建构一个社会与文化的实体模型。这样的模型不过是对“描写性的整合”的一种记述，是一个理论上的折中办法，还谈不上解释。然而，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则希望由单是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得到解释。它视微观世界为假想的孤立体，用每一个特征对维持这个想象中的孤立体的贡献来解释这些特征。因此，方法论上的研究单位借由先验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式。其结果是一连串完全孤立的个案分析。
过去曾经三次有人想超越这些微观世界的局限。其中一次，雷德菲尔德援引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他将“共同体”和“社会”的对立应用到人类学的事例中，以“共同体”代表或例示这些“假设的社会类型”。因此，他以尤卡坦半岛（Yucatan）上的谢查查尔（X-Cacal）和尚考姆（Chan Kom）共同体作为例子。以上两个地点说明了这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说明形塑这些共同体的政治和经济过程：谢查查尔居留地是19世纪种姓战争（Caste Wars）中说玛雅语的起义者建立的；尚考姆的种植者因墨西哥革命而从大庄园制度中解放出来，在尤卡坦族社会主义党（Yucatecan Socialist Party）的支持下，以新来者的身份在边疆地区定居。因此，像一般的“共同体-社会”理论一样，雷德菲尔德的概念只朝一个方向发展，只停留在理论层次而未由理论走下去。
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的观念，是第二个想超越微观世界局限的主要企图。它想创造一个理论架构，以此从大脉络来研究微观世界。这个概念源于“突生进化”的哲学。它是说同一种类的单位在经过整合的过程以后可以产生新的单位；这些新的单位不仅包含较低层次的单位，还在一个较高的新出现的层次表现出在性质上不同的特征。当时有一些以“共同体”为“民族”的小复制品的议论，好像这些是在性质上相同的结构性现象。斯图尔德的概念最初就是用来反驳这样的议论。可是，在他日后设计的概念体系中，家庭层次的单位变成了共同体层次的成分，共同体层次的单位变成了区域层次的成分，而区域层次的单位则变成了民族层次的成分。
虽然“整合”这个词表示一个过程，这个概念却并非过程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是指整体及其各成分的一个结构，这些成分在事后才能被详细说明。这个模型因而是社会组成状态的“虚假”表现，在理论上可以应用到所有复杂的社会文化整体上去。可是，它没有提到产生这个结构的任何过程或者将它整合起来的特征或者它的任一组成部分的内容。从这个模型中不能了解过程，对于过程的了解必须要事后加到这个模型上去。因此，当斯图尔德着手研究“传统社会在当代的变化”时，这个模型对于资本主义的渗透、世界性专业化与分工的成长以及某些人口群主宰另一些人口群的发展均无法解释。斯图尔德怏怏不乐地被迫再去比较研究个别事例，以及令人不满意的传统与现代化概念。
第三个想要超越对特定地点人口群微观研究的尝试，以演化论重新复活的方式出现。19世纪，演化论的思考方式在人类学界盛行。可是，日后因为有人主张“传播的广泛出现……根除了所有历史法则”（Lowie, 1920:434），于是，这个思考方式也失效了。演化论者和传播论者彼此并非意见十分相左，而只是对不同的现象感兴趣。演化论者也承认传播的事实，但是自认为有正当理由可以将这些事实抽象化，以创造其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连续阶段的模型。至于传播论者则规避由不同人口群在工艺技术和组织上重大的不平等造成的问题；相反，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形式由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的传播。演化论者对特殊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不感兴趣。传播论者对文化形式借以传播的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与意识形态的母体不感兴趣。这两个思想学派因而各说各话。而功能学派的学者又完全摒弃传播论者的“臆测性历史”。
当怀特（Leslie White）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重新将演化的看法引入美国人类学时，他所用的方法是重申早期泰勒（Tylor）、摩尔根（Morgan）和斯宾塞（Spencer）提出的模型仍旧有效。针对这个普遍或单线演化的模型，斯图尔德提出了一个多线模型，描写演化为一个不断分支但却连续的过程。随后，萨林斯（Sahlins）和塞维斯（Service）为了统一这两种研究方法，说一般与特定的演化为同一演化过程的两面。他们给“一般演化”的定义是“由消耗较少的能量到消耗较大的能量，由较低层次的整合到较高层次的整合，由较低的适应力到较高的适应力”（Sahlins and Service, 1960:22—23）。他们给“特定演化”的定义是“文化沿其许多路线进行的发展性、分支性和历史性推移，对于特定文化的适应性修正”（1960:38）。他们虽然认为“辐合”是属于文化面的而非生物面的，但是却用旧式的传播学派术语给“辐合”下定义，说它是文化特征的传播，而不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群互动产生的多方面关系。当开始对特定的演化进行详细的分析时，他们便强调“适应是对于环境特殊面予以利用的专精化”（1960:50）。他们了解环境同时包括人类生活的物质与社会文化母体，但是却强调对于不同物质环境的适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特殊生态学“体系”的研究愈来愈复杂、细腻，但却没有超越对单独事例的功能性分析，并且假设这个事例是综合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学整体。因此，演化派人类学虽然在理论上花了许多气力，但却太容易变成对生态适应的研究，使人类学回到对许多单独事例的比较研究。
除了对单独事例做生态学上的集中研究以外，近来人类学家又醉心于研究和阐明具有文化的单独人口群的“想法”。这样的研究不理会功能主义，也不管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也就是人如何应付其生活中的物质与组织问题。他们也不理会连接一群人与群体以外的人的物质关系。相反，他们的兴趣在于探究地方性微观世界的意义，认为它们是自主的体系。
他们之所以转向对意义的研究，是受到语言学发展的影响，尤其是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结构理论。这个理论以为语言是一个语言学形式的超个人社会体系，这种语言学形式在所有言词（utterance）中都是相同的。它将语言学的符号彼此连接在一起，而不理会谁和谁在说话、在什么时候、又说了些什么。洪堡（Humboldt）和沃斯勒（Vossler）等人认为，语言是由个人言词的不断变化形成的历史流构成。索绪尔之所以提出语言结构理论，最初就是为了反驳洪堡等人的看法。他将“语言”和“言词”完全分开，以符号与符号间相互的关系给符号下定义，而不论其外在的脉络。同样地，给意义下定义时是使用其他的意义来做定义，而不管这个意义出现的实际脉络是什么。
50年前，弗拉斯诺夫（Vološinov）便说过，要解决上述两种对立的看法，须有合理的、辩证的看法。他质疑索绪尔静态语言学系统的主张，这个系统是由无面孔而被动的集体所构成。相反，他说事实上这个集体是由有不同“口音”和利害关系的具体说话人所构成，他们借由各种不同的具体脉络的口头言词，因而参与了历史性流动。脉络的内在不是同质的，其外在也与其他脉络分离。弗拉斯诺夫认为脉络构成“不同口音之间的互动，这些口音处于经常紧张的状态，不断地互动和冲突”（1973:80）。如果不搞清楚符号和意义说的是什么，它们在特定状况下的主题是什么，便不能了解符号和意义。而人类学把意义系统当成是完全自主的系统的这种趋势，势将违反这个见解，代之而起的是研究人类思想在与现实脱节的情形下所滋生的自言自语。
虽然有些人类学家将注意的焦点缩小，开始密集研究单独的事例，但另外也有许多人类学家希望将人类学转化为一门科学。他们从大量民族志事例中抽取已编过码的特征记录，做统计学的跨文化比较。他们十分注意如何孤立个别事例以为比较之用和如何说明要加以编码和比较的变项等方法论问题。那些数以百计的爱斯基摩地方群体是个别的事例吗？他们是更大的自我认同族群的例证吗，比如科珀人（Copper）、奈西里尔克人（Netsilik）和伊格卢利克人（Iglulik）？或者他们构成的是一个单一的爱斯基摩事例？还有些问题关于样本的性质。我们能确定这些事例在历史上和地理上是充分孤立的，以至能构成个别的事例吗？或是这个样本因空间或时间的接近以及交流而受到影响吗？不过，所有这些答案都假设最后选出来的事例是自主而有界限的。不论最后选出来的样本是什么，都要将它解释为个别单位的集合体。这些样本不是通过创新而独立产生文化特征，就是通过传播彼此借用特质。我们于是又回到了一个社会文化的弹子球世界，这些球在全球性撞球桌上滚动。
然而，如果认定了超越个别事例的许多过程，并且这些过程一面移动和超越事例，一面将它们转化，那么又会怎样呢？比如北美的毛皮贸易与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的贸易。如原本局限于一地的说阿尔冈昆语（Algonkin）的父系族群在毛皮贸易的过程中迁徙进入大型非亲属的村落，而成为民族志中的奥吉布瓦人（Ojibwa）。又比如有一些奇珀维安人（Chipeweyans）放弃狩猎而成为诱捕动物取毛皮的人，或称“载运者”，而其他奇珀维安人则继续狩猎，被称为“食鹿者”。还有一些人经常在“载运者”和“食鹿者”之间变来变去。又如克里人（Cree）和阿西尼博因人（Assiniboin）使用多种语言、有多种种属、互相通婚，由于毛皮贸易的刺激而在北美洲大平原的极北部成长起来，最后各单位逐渐融合（Sharrock, 1974:96）。亚马孙流域（Amazonia）的穆杜卢库人（Mundurucú），由于变成了捕猎奴隶的人，并向猎奴远征队供应木薯粉，由父居和父系继嗣改变为兼采从母居与父系继嗣的不寻常办法。又如奴隶贸易在非洲造成对奴隶无限制的需求，以致许多互不相关的人口群为了有奴隶售予欧洲人，通过战争、绑架、抵押或司法程序的方式使人们与其亲属断绝关系。在以上各种事例中，想要确定个别的文化整体和明确的界限，只会创造错误的样本。这些事例说明了，由于欧洲的扩张，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了不断变动的关系。如果我们进一步想到这种扩张在近五百年间影响到一个又一个的事例，那么想要找一个不同事例的世界性样本，便是虚幻的想法。
“社会”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成的丛集，可以经由经验检证出来，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论，除非有人用先入为主之见，硬是要质疑社会内部与社会外部之联系是不存在的。我在本书中将继续这么用“社会”一词，而不用其他笨重的字眼。人类的存在创造了文化形式。文化形式的本身基于人类使用符号的能力。否认这种人类学的见解也是错误的。
可是，人类学如果认为社会的文化是自发的、自我调节的、能证明自己为正当的，却又会囿于其本身定义的界限而不能自拔。在科学的殿堂里，观察和思想的范围愈来愈狭窄。可是在科学殿堂的外面，世界上的居民愈来愈进入到各大陆和全球性的改变之中。诚然，是否存在过这样一个时代，有任何人口群可以独立于更大的包容性关系以外，而不受更大力场的影响？社会学家在一个动乱而不断改变的世界追寻令人难以捉摸的社会秩序和整合。同样地，人类学家在资本主义和工业世界的底层和边缘寻找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的原始形象。但是，如果不是欧洲向外扩张攫取其他各洲的资源和人口，欧洲人和美国人便不可能遭遇带有质朴过去的人口群。因此，说人类学是因帝国主义所产生，这话是不错的。没有帝国主义便没有人类学家，也不会有提供研究之用的甸尼人（Dené）、巴卢巴人（Baluba）或马来渔夫。人类学隐隐假设这样的人是没有历史的人。这等于是一笔抹杀了500年的对抗、杀戮、重振和适应。如果社会学以“共同体”和“社会”的神话做研究，那么人类学往往便以其质朴原始人的神话做研究。二者都使虚构持续存在，而否认各种仍不断进行的关系与牵连。
有些人类学家及历史研究者专门研究现在所谓的民族历史（ethnohistory）。这些关系与牵连的事实清楚地在他们的著作中出现。或许可以称之为“民族历史”，为的是与研究所谓文明人的“真正历史”（real history）分开。可是从民族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这两种历史的研究主题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对民族历史所知愈多，便愈明白“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是同一部历史中的某一部分。因而，世上没有所谓独立于“白人历史”的“黑人历史”，这两种历史都是一部共同历史的组成部分。不过，这种历史为了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理由受到传统研究的压抑或被删除。
人类学家莱塞（Alexander Lesser）多年前在一个不同的情形之下曾经说，我们在做研究工作时，应当假设人类有普遍的接触与互动；我们应当认为“人类社会，不论是史前社会、原始社会或现代社会，都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体系”；我们也应该认为它们与远近的其他群体在网状的关系中难分难解（1961:42）。我们在上一段中所说的话正好呼应了莱塞的说法。民族历史学家的业绩，一而再地指出这个说法的正确性。可是在我们由研究个别事例中的各种关系到采取一个较广泛的看法以前，这个说法不过是纲领性的。较广泛的看法，将使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在根据经验的研究中，将各种关系连接在一起。
照这个看法，我们很难把任何已知的文化当作一个有界限的体系或一个自我持续的“生活方案”。因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文化形式理论。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文化形式（也就是事物、行为和构想的“明确次序关系”），在管理人类的互动上的确有可证实的作用。我们未来应该做的，是不要否认这个作用，而要更精确地了解文化形式如何调停各种特殊人口群之间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影响
如果我们姑且承认这些关系的存在，那么应当如何了解它们？我们能把握产生和组织它们的一般过程吗？我们可能一方面想象这样一个一般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又了解它在时空上特殊的伸展——一会儿牵涉和席卷这个人口群，一会儿又牵涉和席卷另一个人口群。
这样的取向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得面对超越专门学科的理论可能性。如果是为了把所有的学科加起来可以产生新的看法，而走上多学科的路子，这是不够的。阻碍发展新看法的大敌是专业化本身。这个事实有一个历史，这个历史的重要性在于若干学科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共同反叛它们的学科母体——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旨在揭示围绕财富生产的定律和规则。它注意的是伴随着阶级在财富创造中的角色以及政府与不同阶级的关系，财富要如何创造的问题。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注意这些事情。（马克思也谈它们，他批评政治经济学家，说他们把他认为是历史上特殊生产制度的特征当成平凡无奇的概念。）可是这些事情已完全由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删除，以致《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甚至不列“政治经济学”和“阶级”这两个词条。今日，一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注意这样的事。不过，马克思本人却曾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Joseph Weydemeyer, March 5，1852）：
我在发现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这些阶级间的斗争上，谈不上有什么功劳。在我之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便曾描写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曾描写过各阶级的经济解剖。（转引自Venable, 1945:6, n.3）
初生的社会科学之所以反对阶级概念，可能是来自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阶级结构的概念。如果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导致了阶级的敌对（这些阶级的产生在于政治经济学结构本身所说的彼此冲突的利害关系和能力），那么对于秩序的追求，永远会为争论的幽灵所困扰。这就是为什么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其口气坚定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说政府的功能是在于管制各敌对阶级间的关系。相反，若干社会科学学科却背弃政治经济学，转而密集研究个人与个人间的互动——在主要和次要群体中、在市场上、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它们因此也不注意关于生产、阶级和权力的性质等重要问题：如果生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那么应当如何了解和分析生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产会引起阶级的兴起？阶级划分对资源的分配与权力的运用有什么关系？国家的性质是什么？
虽然社会科学抛弃了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却持续隐藏在社会科学的议题中。因为马克思最坚持和有系统地提出这些问题，他在社会科学的论述中至今仍是一个隐匿的质问者。有人说得不错，社会科学一直与马克思的幽灵进行着漫长的对话。如果我们要超越目前这些界限和超越专业化学科的限制，便必须回到这些尚未被回答的问题上，重新对它们加以思考。
在若干方面，马克思对这样的再思考是十分重要的。他是最后几个致力于整体论人类科学的学者之一，他可以整合各种不同的专业。往往有人说他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但这是不对的，他绝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他是一个唯物论者，认为物质关系最重要，而“精神”不那么重要。事实上，他的生产概念与黑格尔的精神（Geist）概念是彼此对立的，后者借由精神不断地具体化来展现自我。马克思认为，生产同时包含人类与自然之间不断改变中的关系，以及人在转化自然的过程中所进入的关系，还有人类象征能力因此而发生的转型。因此，严格说来，这个概念不仅是经济性的，还是生态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心理学的。就其本质而言，它与各层面都有所关联。
针对那些想要将“社会”或“市场”或“政治过程”普世化的人，马克思进一步主张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每一种方式代表许多因素的不同组合，对某种方式为真，并不表示对另一种方式就为真，因而并没有所谓的普世历史。马克思是一个十分注重历史的人。他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的构成因素以及其特征组合，都有可以详细说明的起源、发展和解体的过程。他不是写普世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只写个别事件的历史学家，而是研究物质关系的组合与征象的历史学家。当然，他将大半的精力都用在了解资本主义这个特殊方式的历史和作用上，不是为了替资本主义辩护，而是为了将革命的转型推上台面。由于我们的专业化学科讨论，目的是为了化解革命与失序，因此显然这个幽灵般的质问者在学院讲堂中是不受欢迎的。
可是，这个幽灵却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教训。首先，除非追溯世界市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走向，我们将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其次，我们必须有关于资本主义成长与发展的理论。再次，我们必须将这个发展性的历史和理论，与影响和改变当地人口群生活的过程联系起来。这个理论必须能够描述在这些过程中产生作用的重要因素，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所做的系统性组合。同时，它应该细腻到可以解释这种组合与所有其他组合（比如，资本主义与已知的历史上的其他组合）之间重要的差异。最后，有理论支撑的历史与有历史支持的理论，必须合起来解释在时空上可指明的人口群，他们是由重要的过程产生的，也是其承载者。
在那些从理论上支持资本主义促成的世界史的人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引人注目。他们的说明清晰，研究范围也广泛。其中一位是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弗兰克是一位经济学家，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质疑经济发展中的现代化取向。他用清楚的言词，提出异端性的主张，认为发展与低度发展不是分别的现象，而是互相密切关联（1966, 1967）。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间，已由其最初的中心向外扩展到世界各处。所到之处，其他地区都被转化为都市中心的附属性卫星地区。它榨取在卫星地区生产的过剩物质以满足中心地的需要，因而扭曲和阻挠卫星地区为自己的利益而发展。弗兰克称这个现象为“欠发达的发展”。此外，都市中心与卫星地区间的剥削关系在每一个卫星地区重复，其阶级和地区与从其内部榨取剩余价值并扭曲和阻碍其发展的外部大都市，有密切接触。因而，卫星地区的低度发展，不是独特的现象，而是卫星地区与都市中心之间关系的结果。它在剩余物资转移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并因卫星地区对都市中心的依赖而不断加强。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研究方法与弗兰克的研究方法类似。他对“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起源，采取历史性的叙述。这种世界经济体兴起于15世纪晚期与16世纪早期。它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其特色是全球性分工。公司（不论是个人、企业或区域），在这个市场上相遇，交易其生产的货物，希望得到利润。指引一般生产与专业化生产的是对利润的追逐。利润由初级生产者创造，沃勒斯坦称他们为无产阶级，不论他们的劳力是如何被动员的。这些利润由资本家通过法律制裁而被占有。沃勒斯坦将资本家归类为资产阶级（bourgeois），不论其资本由何而来。市场的成长与其造成的全球性分工，使核心国家（弗兰克所谓的都市中心）与边缘地区（弗兰克所谓的卫星地区）之间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这两种地区由“不平等的交换”连接，以核心地区生产的“高工资（但低监管）、高利润、高资本密集”货物，交换在边缘地区生产的“低工资（但高监管）、低利润、低资本密集货物”（Wallerstein, 1974:351）。在核心地区，生产货物的是有工资报酬的“自由”劳力；在边缘地区，生产货物的主要是某种强迫劳力。沃勒斯坦虽然举出各种因素解释这个差异，但基本上仍旧是用一种人口学的解释。他说核心地区自由工资劳力的兴起，是由于人口的高密度使得工人彼此竞争，因而愿意服从市场的纪律，而边缘地区的低人口密度有助于强迫劳力的成长。关于这些说法，下面还会谈到，并加以批评。弗兰克与沃勒斯坦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用一个比较复杂、成熟和以理论为取向的说法，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散，来取代有关现代化徒劳无功的辩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散，是互相缠结但却又各自区别的各种关系的发展与扩散。
弗兰克与沃勒斯坦都集中注意力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以及其各部分的安排。虽然他们都使用了人类学家和区域性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但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却是在于了解核心如何抑制边缘，而不是像人类学家所习于调查的小人口群的反应。这种对于焦点的选择因而使他们不去考虑这些人口群的范围与种类，以及这些人口群在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到来以前的生存方式，还有这些方式是如何先被日益成长的市场，后又被工业资本主义所渗透、控制、毁灭或吸收。然而，如果不做这种考虑，那么“边缘”的概念便仍和“传统社会”一样是一个概括的词语。它比“传统社会”一词好的地方在于其含义：它指出较为广泛的连锁；如果要了解在边缘地区作用的过程，就必须调查这些连锁。可是，如果我们希望了解穆杜卢库人和苗人（Meo）如何被拉进较大的体系，并且受到影响而成为其代理人，则须进一步做研究。
本书便要进行这样的研究。我们希望描写在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中作用的一般过程，同时追踪它对民族历史学家以及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小人口群的影响。我对这些过程及其影响的看法是历史性的，而我认为的历史乃是对物质关系发展做分析性的记载，要在包含一切的体系上以及在微观的层次上同时发展。我因而想细察1400年的世界，那时欧洲尚未主宰全世界。而后我讨论几个可以让我们掌握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以前生产方式决定性特点的想法。接下来，我谈到欧洲商业的扩张以及欧洲各国在延伸势力于全球时所扮演的角色。欧洲扩张的结果进一步促成往美洲淘银并进行毛皮贸易、奴隶贸易，以及在亚洲搜寻新的财富之源。而后，我追踪由工业革命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转折点，检视这个转折对于世界上供应各工业中心资源的地区的影响，并概述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它在各大陆以内和各大陆之间的迁徙。在本书中，那些说历史是他们的人以及没有历史的人，都将成为同一历史轨迹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