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毋庸置疑，徐志摩是今日最广为人知的民国文人之一。但是，除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之外，徐志摩是否可称为经典作家，他的作品是否具有经典性，一直是存有争议的。有人誉之为“天才”，有人则断言日后文学史中不会有他的位置。
出现如此泾渭分明的判断，原因是多样的。相对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作家，徐志摩被研究得并不很充分，他的经典化进程似乎一直凝滞着。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过去对徐志摩的意识形态拒斥又悄悄地转化为娱乐主义的消费。他的私生活被反复书写并改编为影视产品，广为传播，在普罗大众津津乐道的传述中，徐志摩现代“登徒子”的形象被慢慢固化，他和几位女性的关系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他与那个时代有着怎样的关系，反倒少人问津。
徐志摩是复杂的。作为人，他有他的弱点。他出身富商之家，一生无饥寒之虞，不免带些“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的公子哥儿习气；或是由于天性，或是受了布鲁姆斯伯里圈子（the Bloomsbury Group）的影响，他的“感情之浮”、变化之速，给后世红尘中的痴男怨女留下了无尽谈资；他的“思想之杂”、涉猎之广，使他见闻渊博、兴趣多样，也使他心力分散而不能有所专精。但是，徐志摩亦有他的长处。他生活优裕顺遂，使他的作品格调与大多数出身下层的中国现代作家有所不同，少了几分阴郁、惨烈、压抑，多了一些明朗、浪漫、真挚，为现代文学别增一种风致；他的感性多于理智、本能多于技巧，不仅使他的情诗写作独树一帜，而且使他无意中避开了新诗格律化刻意求工、拘泥字句的陷阱，接近了现代白话诗自然活泼的内在节奏；在文化圈，他长袖善舞、交游广泛，这固然使他饱受“攀附名流”之讥，但社交才能的发挥，也使他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桥梁与文学组织者的角色。在中外之间，他是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与中国文化界之间的中介，是泰戈尔、华兹华斯、哈代、威廉·布莱克、曼斯菲尔德、邓南遮等一大批外国作家的热情译介者，是罗素、迪金森等英国思想家的积极鼓吹者；在国内，他先后参与创办新月社、主持创办《晨报副刊·诗镌》、《晨报副刊·剧刊》、开办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联络同道、提携后进，发现并扶植了沈从文、赵家璧、陈梦家等一批青年作家，成为“新月派”的灵魂人物。说到底，除了谈恋爱，徐志摩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才能。
这本选集，也是按照通常的做法，选入了诗歌、散文、小说三种文体。但和其他选本不太一样的是，散文的比重超过了诗歌。这是因为，在编选者看来，徐志摩的散文成就在诗歌之上，应该多多推介。这并非编选者的一己之见，事实上，温源宁、梁实秋等人早就认为散文才代表了徐志摩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在体裁上，本书所选文章类型多样，既有抒情散文，也有游记、剧评、诗论乃至政论，还包括了“访问记”这种按照英国汉学家魏雷（Arthur Waley）的说法“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文体”。通过这些形式不一但都极为个人化的文章，读者大约可以对徐志摩“跑野马”的散文写法有直观的认识。另一方面，编选者认为，这些散文的思想内容更值得读者注意，它代表着一个更严肃、更诚恳地担当起思考责任的知识分子徐志摩。徐志摩确实写过不少热烈的情诗，但人们常常忘记了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的是政治学学位。他关心现代中国的改良与进步，对文化、社会、政治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立场，无论是诗歌、戏剧、美术，还是妇女问题、农村问题、政治问题，他都发表了坦诚、直率的意见。在不幸殒命之前几年，徐志摩甚至已经开始筹划在浙江建立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这些意见和行动是否可行，或许值得商榷，但毫无疑问体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徐志摩的胸襟和抱负，体现了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深厚感情，体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光与热，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天真和执着。
如何认识一位作家？脱离文本固然不可，但完全拘泥于文本也失之褊狭。理解历史人物，还需尽可能地与历史场景联系起来。这一本薄薄的选集，仅是在近年来徐志摩研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对徐志摩作品的又一次新的筛选而已。我们深知，编选文集，既是萃取，亦有遗漏。因此并不敢奢望读者以这本选集的取舍为取舍，而只是希望通过重新编选，改变某些成见，部分呈现作家与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而对重新认识徐志摩有所帮助。当然，是否能实现这一目的，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