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财富是怎样增长起来的 1556~1870年
第一章 从蒙克莱田谈起——300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
——熊彼特
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皇冠,既古老,又新颖。它有2400多年的历史,而今更是百花争艳,盛况空前。经济学之树遮天蔽日,枝叶繁茂,不见其主干。抬头仰望,令人惊叹不已:经济学,这人类智慧的巨大硕果,是如何长成?又为何愈久愈新?
最初的经济学
我们首先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法国人蒙克莱田(1575~1622年)。他是一个金属器具制造业主,一个新教徒,一个积极支持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改革派。他曾向当时的路易王朝上书,极力主张法国国王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积极干预管理国家经济生活。1615年他的上书正式发表,命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他的书名。在经济学史上这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事件,蒙克莱田也因此而载入史册。
以前的经济学,最多只能称为“家政学”或“家庭管理学”,属于微观经济学。根据文字记载,在西方,研究经济问题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公元前四五世纪,有个叫色诺芬的人,他师从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写了许多著作,其中有一本叫《经济论》。书中写的是一个优秀的主人应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他说,一个人是否管理好了自己的财产,主要标志是看他是否使自己的财产得到增加。这大概是最早的经济学著作。
过了不到100年,著名的圣哲亚里士多德也发表了一本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的著作,名叫《政治术》,但说的是“家庭管理”。他把家庭管理分为两个内容,一是研究家庭成员中的关系,即奴隶主和奴隶、夫妇、父子之间的关系,其中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被视为最重要的关系;二是研究家庭如何致富的艺术。
那个时代的经济,是奴隶主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是由奴隶主役使着一大群奴隶,在奴隶主自己所有的土地上劳动。当时的优秀思想家们普遍感兴趣的主要是奴隶主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并使它不断增加的问题。后来,西方进入了封建领主经济时期,虽然小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但为主的仍然是自然经济,一个封建领主独立地经营管理着自己或大或小的领地,经济问题的实质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关心的也还是家庭主人如何管理好他们的庄园,使财产增加,不断延续繁衍。所以,在英语里,“economy”这个词,就是从希腊“家庭管理”那个词演变过来的。千百年来,无数学者、思想家从维护他们时代的自然经济出发,研究如何使家庭财产增加致富,却反对商业资本、货币资本甚至也反对商品货币经济。
这样,蒙克莱田提出“政治经济学”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他的经济学,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而“政治”最初的意义是指“政事得以治理”和“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历代以来总是与国家的管理相联系。蒙克莱田的“政治经济学”,正是推崇国家干预或管理经济的经济学。1767年,詹姆斯·斯图亚特承前启后,为他的教科书式著作取名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并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为政府管家”。他说:“一般而论,经济是精明而节俭地供应全家一切需要的艺术。……在一家为经济,在一国则为政治经济学。”从此“政治经济学”一词四海传播,一直为许多经济学家沿用至今。不过在叫法上还是有些微差别,有的国家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或“国家经济学”。
经济学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萌芽、幼苗期。在这一漫长时期,有这样一些名字为经济学大厦增砖添瓦:他们是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克优斯·贾图、西塞罗和奥古斯丁,西欧封建中世纪时期有托马斯·阿奎那、阿尔诺德等。
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有了正式名称之后,便迅速伸展它的幼嫩枝叶。在法国,柯尔培尔把重商主义发展到极端,由此孕育了既重视商业,但更重视农业的布阿吉尔贝尔,并最后酝酿出了一个以宫廷御医魁奈为首,包括财政部长杜尔阁在内的重要学派,即重农学派。在英国,有著名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有称之为劳动价值论之父的威廉·配第,有“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马克思语)”詹姆斯·斯图亚特,有从资产阶级“自然法”、“自然权利”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地租和利息的著名思想家洛克,还有第一次指出了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量的诺思,以及认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的马西,提出著名货币数量论的休谟等等。
在西方,17、18世纪是旧世界灭亡,新世界诞生的伟大世纪,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殊死搏斗,并相继战胜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开辟道路。启蒙运动,思想的火花不断在碰撞中闪现,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培根等等,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讴歌。这注定是一个要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时代。
1776年,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是年,一位年逾不惑的大学教授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经济学处女作,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犹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一著作震惊了整个世界,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斯密的论点仍在不断地被引用,他的思想仍然光芒四射。
英国100多年前还不敌西班牙和荷兰,克伦威尔在1648年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的财富便以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增加起来,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生产力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斯密躲在他的小楼里潜心研究了10个寒暑,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由放任”,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社会经济:让经济自由,它便会有序地飞速增长。亚当·斯密,这个孤独而又孱弱的教授,凭借上帝之手,拉开了现代经济学的锦绣序幕,为经济学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几乎可与斯密比肩的是大卫·李嘉图。这位交易所的年轻炒股高手,当他25岁就腰缠万贯之后,开始对经济学情有独钟。他认真研读斯密的著作,把斯密左右摇摆、含混不清的观点加以廓清,毫不犹豫地将逻辑贯彻到底,较为前后一贯地以劳动价值论解释所有经济问题,在比较成本学说,地租理论等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有新的进步。他主宰着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主流,形成了后人称之的李嘉图学派。但李嘉图学说以劳动价值论说明一切经济问题,并不能完全自圆其说。首先发难的是马尔萨斯,而起来维护的则是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而当试图把不能解决的矛盾加以辩护的时候,其学说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李嘉图学派也因此而解体。
不知是李嘉图的成就高不可攀,还是确实认识到在斯密学说中占主流的东西并不正确,一些学者开始沿着斯密学说中的非主流路线前进,即马克思所说的避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本质,转而重视经济生活中量的研究。他们首先建立了效用或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其学说的理论基础,进而研究价格、成本、货币、工资和利息利润数量的确定,以及汇率、经济变量关系模型等等。经济数量关系研究领域越来越被拓宽,如同茫茫大海,无边无际。原来在斯密学说中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的东西,日益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并因此造就了近代以来除李嘉图学派以外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流派,不胜枚举。
1870年,经济学上发生了所谓“边际主义革命”。英国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奥国人卡尔·门格尔和瑞士洛桑大学的莱昂·瓦尔拉几乎在同一时期发表“边际效用主义”学说。他们不甘保守的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冷落,奋力地为他们的学说抗争。他们奔走宣扬,带弟子,立门派,几十年后终于在世界掀起了一股边际主义旋风。门格尔创立了以主观效用论为旗帜的奥国学派,成为一代宗师。他的弟子维塞尔、庞巴维克享誉世界。第二代弟子中又出现了像冯·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大师,和熊彼特这样的世界闻名的学者。瓦尔拉则建立了洛桑学派,他的一般均衡论经由著名继承者、意大利人帕累托而发扬光大。他们的学说对于后来著名的瑞典学派的出现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
就在经济学理论呈现一片纷纭繁杂的情景之时,一位老人出现了。他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领域钻研近60年。看他的著作,就像一个长者在唠唠叨叨,思考其内容,又像一个大杂烩,各家之言尽在其中,似乎平淡无奇,无甚可歌可写之处。然而,正是这位老头,把分歧林立的经济学重新整合成一个精美完整的体系,把微观经济学(他放弃“政治经济学”一词而改用“经济学”,似与他的学说侧重微观,而不是蒙克莱田以来一直重视宏观有一定关系)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认为,任何一家经济学新观点,都是人们的认识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都是经济学之树的枝枝叶叶,具有可取之处,并不能一概否认。所以,他处心积虑地要把各家之言糅合在一起,以与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一致起来。人们也因此把他归入古典经济学,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
凯恩斯革命与新自由主义
马歇尔完成了斯密以来经济学的最大整合,大学讲坛上马歇尔教条盛行,他熏陶了近两代经济学家。但这也意味着能对马歇尔学说发难的,必然也是受之长期熏陶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深知它的致命弱点所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他从马歇尔学说(也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两个根本性假定前提的批判入手,对自由市场经济能使经济最好发展的思想予以毁灭性打击,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1936年,凯恩斯的名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这部书并不很厚,一气呵成,却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新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目前的几十年里,凯恩斯学说几乎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对此,人们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极端愤怒的奥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亲赴英国找凯恩斯论战,由此激起的看法观点在他胸中泉涌而出,从而使他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斗士和一代宗师。同时,我们还要提到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大师、费莱堡学派的创始者欧肯,以及他的自由社会市场经济追随者们,他们高举经济自由主义大旗,不倦地为之摇旗呐喊。
曾经盛行于世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导致了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内部也四分五裂,产生了以琼·罗宾逊夫人、斯拉法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和以萨缪尔逊、索罗、托宾等为中心,以正统派自居的所谓凯恩斯主流派,以及由一些名气尚不很大的经济学家组成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大本营;但自从凯恩斯革命以及它在哈佛这样的大学安营扎寨,并在美国取得支配地位,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便被淹没了。但是自由主义学者们是非常顽强的,不甘于沉落到二等学者的地位,他们夹紧尾巴,默默地为自由主义学说开辟新的领域。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们开始显露头角。20年后“经济滞胀”为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带来了机会。首先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向正统的凯恩斯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弗里德曼这位个子矮小,但精力旺盛、智慧超群的学者,以他多年对美国货币发行和消费历史的研究,根据统计资料证明: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即所谓收入增长与消费倾向、储蓄关系的理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从长期看,人们的平均消费水平趋向稳定,较少受暂时收入增加的影响。而且,增发货币到头来并不增加就业和产值,实际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需求有一个一定的量,因而利率在长期内也并不受货币供给量的影响。通货膨胀及其凯恩斯主义的货币财政政策是加剧经济波动的根源,因而也就是必须根治的“恶魔”。这些理论给了凯恩斯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标明凯恩斯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经济学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
以货币主义为旗帜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由于有众多的分支而日益显得声势浩大。20世纪60年代初产生了著名的人力资本学说,其主要代表首推西奥多·舒尔茨。人力资本学说告诉人们,不应该把教育或健康等问题看成是像买一把牙刷或一辆汽车那样简单的问题,而应该看成是包含家庭或个人的投资考虑的经济行为。芝加哥大学的另一著名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推动了家庭经济学的研究,把经济分析的应用范围推广到非商业性的社会关系和活动中去。他宣布说,在人的行为和决策方面,不合理的成分比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或者说比其他社会科学的专家所认为的要少千百倍。著名的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共同开创了“产权经济学”。这一学说使人们大开眼界:人们不应该从某一个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寻找产业革命发生的原因,而应该从制度及所有权体系的漫长缓慢的孕育过程中去探索,是由于制度体系越来越朝有利于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方向演变,保证了把资本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才促使了经济的增长。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学说的势头似乎并没有减弱,市场制度的自由选择原理开始运用于政治领域,这就是所谓“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要提到两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他们思想之大胆,立说之新颖和学识之丰富,足可跻身于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的最前列。这一年代出现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供给学派的出现,它重新打出了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自由主义旗号。供给学者强调:国家的手伸得太长了!需要缩进去,而“看不见的手”要重新加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度被压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因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的经济滞胀,终于得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这是一次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大合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攻倒算”。人们在总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产生时发现,在43位获奖者中有30位来自美国,而其中许多又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或正任职于这所自由主义学说基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的诺贝尔奖,都给予了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这无疑是大大提高了“芝加哥学派”在学术界的声誉。
当然,兴起的自由主义学说并非仅仅说说而已,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英美两国政策的理论支柱。反通货膨胀被提到西方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向精确的、实用的经济科学迈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学,真是群星灿烂,学派林立,一片繁荣盛世的景象。经济学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严密性和可操作性已成为经济学的典型特征。1969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设立,更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之帆鼓起了强劲的东风。
经济学这一历史性转折起因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大萧条给经济学家们长期讴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秀丽田园风景画”涂上了阴暗色彩。它震撼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经济学家们以后研究课题的选择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找到一种可靠的解救危机的“药方”,人们纷纷探寻大萧条的起因,提出防止未来出现类似破坏性社会剧变的有效措施。名牌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们大多变成了实用主义者,所研究的重点从经济行情转向经济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问题。
实用经济学的进展首推经济计量学的创立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荷兰人詹思·丁伯根最先提出检验各种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且应用货币数量、利息率、产量、价格等广泛统计资料和数理统计方法,论证了投资的增减是经济周期变动的主要原因这一凯恩斯理论的主要观点。挪威人雷格纳尔·弗里希在创立测算需求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时,抓着了理论与测定之间的实质;在创立实证性理论时,非常重视理论结构的自律性。他是一位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卓有成效的经济学家。他与丁伯根共同创立了计量经济学。
其后,在计量经济学方面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代表要数美国的劳伦斯·克莱因。他以凯恩斯理论为依据,将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沟通起来,开创了宏观分析结构中从数量上评价经济政策的基础。1946年,很多人认为,战后美国经济将出现大萧条,失业人数将超过600万。而克莱因根据自己的经济模型,却预测说,会出现战后经济繁荣期,被历史所证实。后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预测会出现轻度的经济停滞期,也被历史证实了。自计量经济学问世以来,经济学家编制的各种经济计量模型与日俱增,它们日益为企业和政府预测未来提供某种依据。
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投入—产出经济学,是美籍前苏联人瓦西里·里昂惕夫独自创立的一门经济学。据说,他是受前苏联编制的1923~1924年综合计划平衡表的影响。他应用实际资料,系统地考察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进行投入—产出分析。里昂惕夫的经济学被广泛应用于裁军问题、环境和能源问题,以及对经济形势的预测。
斯密在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中专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取得了迄今为止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成就。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不可能不研究经济增长,但注意的重点在市场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上,或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上,把经济增长当作市场机制可自然而然解决的问题。凯恩斯向新古典经济学发难,提出刺激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这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只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热潮的开始。
接着,另一个英国人威廉·刘易斯创立了发展经济学。还有西奥多·舒尔茨,以及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人阿马蒂亚·森。他们继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之后,研究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经济、追赶发达国家、摆脱贫困。美籍乌克兰人西蒙·库兹涅茨凭借对历史旧资料的统计分析,对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发现了增长过程中的规律性和结构性变动的大量事实,重新证实了行情波动中消费率的变动,并得出平均消费率趋向长期稳定的结论,他阐明了经济“长波”等。美国人罗伯特·索洛运用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研究,提出了资本与劳动可以相互替代的论点。他把经济增长中劳动与资本数量增加的因素同技术变化的因素分开,创立了一种表明不同因素对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理论模型。后来的美国人罗默、英国人斯考特,则干脆把知识作为与劳动、资本同样的因素来建立经济增长模型。而美国人道格拉斯·诺思则从制度结构变迁和产权界定的发展来解释经济增长,取得了惊人成果。
由瓦尔拉首创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新的科学基础上得到了发展。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约翰·希克斯论述了经济体系的静态一般均衡的稳定条件,并且用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包括时间因素描绘经济过程的动态均衡理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肯尼思·阿罗则应用现代数学方法,使一般均衡理论不但用于纯静态均衡分析,也可用于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空间分布分析和不确定分析。另外还有美国人杰格尔·德布鲁、法国人莫里斯·阿莱斯等,由于在一般均衡分析方面的贡献,都获得诺贝尔奖殊荣。
经济管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分支,开始时并不是由经济学家们推动的。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弗·温·泰罗首先在美国掀起了一场科学管理革命。还有经理出身的法国人亨·法约尔在管理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以及德国的大学教授马·韦伯夫妇创立行政组织理论,共同开创了管理科学的繁荣局面。进入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行为科学”理论。到60年代,美国一位名叫梅奥的副教授在霍桑工厂长达10多年的实验,总结出了《人群关系学说》,出现了一个所谓组织行为学理论的时代。现在的管理理论,学派繁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学派、权变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管理过程学派。尤以赫伯特·西蒙的组织内部决策过程的理论最为杰出。
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哈里·马可威茨、威廉·夏普、默顿·米勒,他们对资产选择和证券市场的分析,为人们的证券投资提供了可供遵循的模型;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和德国人哈德·泽尔滕,这三位经济学家把对策论运用于经济分析,成就卓越;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美国人威廉·维克里他们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作出了开拓性和基础性贡献;期货市场的专家布莱克、默顿和斯科尔斯对不可确定的期权交易风险加以计算,一起发明了期权定价公式,使过去靠运气和经验的交易成为可测算的交易,等等。
经济学的触角几乎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经济领域的各个分支到社会的教育、人的社会行为甚至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涌现出大量的杰出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发现,并顺着其开辟的道路向前深入。他们的学说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从而使经济学呈现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翻开经济学的历史,我们为一些默默无闻地为经济科学作贡献的人所感动。像德国边际效用主义创始人戈森,一生被埋没,自费出版著作,虽然他认为自己真的发现了真理,但结果却无人问津,仅卖出了一本,最后不得不自己收回。还有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真心相信自己的信仰,至死不变。当人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欢迎凯恩斯学说时,哈耶克却严厉批评凯恩斯主义药方只是拖延问题的解决。强大的凯恩斯主义压力,使当时的英国自由主义旗手罗宾士都缴械投降,但他一如既往地深化自己所坚信的学说。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赞扬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而是他坚信真理的精神、科学家的铮铮硬骨,确实令人钦佩。
经济学,这一人类智慧的巨大硕果,是无以数计的人无声滋润而成,是一往无前地追求真理的有节气的学者、思想家的精诚所至!正是他们那种或固执、或折中、或愤怒、或平和的自由论证,相互激荡,相互砥砺,促进着经济学的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威武雄浑的历史画面。
面对灿烂的经济学明星,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在学术上为什么会作出如此骄人的成绩?我们从中能够领悟些什么?
就古典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大都不是职业经济学家,而多是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想把自己心中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和生活经历中的经验实事求是地说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当他们这样做了的时候,便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配第是个贪得无厌的政客,魁奈只是个宫廷御医,李嘉图则为股票市场的炒股高手。但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的经验,当他们平静地思考经济问题的时候,便说出了别人没有说出的真理。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增多和研究问题的深入,经济学家日益职业化。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向经济学术活动和经济实践工作。他们忙于著述和教学,大多同时又在学术机构或政府部门、联合国机构担任职务。诚然,也有作出显著成绩的经济学家一生只有一两本著作或仅有几篇论文。但科学的价值不是以字数来衡量的,他们都提出了对后来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
后来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应多数是学文科的,正好相反,与古典经济学家们有某种类似之处,他们多半来自于其他专业,主要是数理专业。开始时,他们对经济学并不很了解,但当他们具备了其他专业的基础知识,已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再转而研究经济学的时候,他们是平静的,没有偏见,而且不受经济学权威的拘束。所以,他们自由地思考,于是便产生出了新颖的观点。当顺着其道路继续下去,便有了他们自己都不敢肯定的发现。当然,即使是数理专业出身的,那些超一流经济学家,同时也都有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如马歇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是一流的作家。在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那些有名的经济学家大都选修了文学,数学当然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必备知识。不过,这对文理渗透的西方大学来说,一个学生文理兼修是既正常又非常容易的事。经济学研究的精确性要求,和经济学日益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开拓,著名经济学家们所具有的知识面日益拓宽。
经济学说的发展和大经济学家的长成,都有其历史继承性。或许是由于传统的压力,也或许是由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只能是渐进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们非常尊重前人的学说。我们看看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继而新古典经济学,再至凯恩斯主义以及最后的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其继承发展线索十分清晰。可以这么说,大的经济学家很少使用“批判”这样的字眼,双方论战中虽然语言可能尖锐,挖苦夸张,以标榜突出自己,但他们对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却都是极为尊重的,都注意从前人、他人中汲取营养。轻率的批判和狭隘的排挤是出不了大成果的。
现代大经济学家多数出自历史根基深厚的名牌大学,如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洛杉矶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瑞典的哥德斯堡大学等。它们都有自己的学说特色,并且大多相传了好几代。许多大经济学家都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不断发扬光大,所以注意遴选继承者,收揽可造人才,招集相同观点的学者。而他们所在大学的体制,确实又为这种中世纪师徒式的关系提供了各方面条件,因而能够在学说、资料、风格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不断累积力量,最终盘根错节,不时孕育出大经济学家。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根基深厚。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体制的伟大进步,中国也会产生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但也要经历一个引进、模仿到累积自己的基础,从而孕育出伟大成果的过程。经济学的中心曾经是在英法,继而扩展到中欧的德奥,最后伸向北欧的瑞典、挪威等整个西欧。那时,美国人在经济学方面显得幼稚,他们不断派人到欧洲留学。但到后来,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美国成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学术的中心是变化的。而关键是要加强与世界先进学术的交流学习,累积自己的基础。中国人的名字载入经济学史册,在体制改革完成后,应该指日可待。
图1 遥望遮天蔽日的经济学之树,令人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