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按马克思的说法，从配第到现在，少说也有三百年历史，追溯源头，可直达古希腊，古希腊的繁荣或许要算上经济学的一份功劳。经济学发展的第一轮高潮，发生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同时，也是西方“精神革命”，特别是其中“科学启蒙运动”的重要结果。思想解放后的社会精英，渴望说明新的经济发展浪潮，并对由此引发的各类问题给予合理性解释，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对策。经济学家们确实做到了，当时的西方主要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在斯密《国富论》所阐述的经济思想指引下，果断地废除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重商主义法典，实行经济自由的政策，把“社会生产力魔术般地呼唤出来”。
经济学发展的第二轮高潮，即所谓经济学的“边际主义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前后。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对以前经济学及其政策的反思和完善。它进一步告诉人们，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者的投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的选择自由。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就是因为它是根据消费者的选择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么生产。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这个时期的旗手人物。
经济学发展的第三轮高潮，发生在世界性大经济危机（1929-1933年）不久，可以看作是对历来提倡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反思，是为解决经济危机寻找对策。经济学发生的所谓“凯恩斯主义革命”，其意义恐怕不是因为凯恩斯学说指出了“自由市场制度失灵”，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它为治理长期使西方痛苦不堪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出了“良方”，这就是调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非常需要这样的“良方”，直到今天，不管人们如何争议，它仍然是政府手中最好的调节经济的工具。
经济学发展的第四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60-80年代。这一轮经济学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反思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也是被无以数计的宏观经济计量和预测模型弄得疲惫不堪、无所适从的反应。虽然，人们把主流的新经济学理论泛称为新自由主义理论，但就其政策需要看，无疑是其中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更具有实践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性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又出现了世界性的严重金融问题，是继续国家出面“救市”的老政策，还是根据新自由主义学说通过改善市场制度，让“市场自己”解决，世界经济好象又走到了“十字路口”。政府选择了救市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选择了反对。
作者是根据这样的脉络来安排《经济学300年》内容结构的。或许，还可阐述更多一些经济学家的学说，但就学说的发展和政策的演变历史看，能重点集中演绎经济思想及政策的广阔画卷已经足够。
但经济学理论及政策含义的分歧比其他任何学科的理论分歧都要大得多。如何对待、处理不同的思想学说？众所周知，马克思采用批判的方法对待不同的学说观点，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推陈出新”，或毛泽东所说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伟大的千年学者，他的伟大学说和方法至今仍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着巨大影响。但我们也知道，批判的方法并非是对待不同学说观点的惟一方法。人类的思想财富，实际上也是不断累积的结果，是在扬弃中发展的。新的学说思想添加在原有学说基础之上，人类思想财富才不断累积增加，才有今天这样的思想丰富、学术繁荣的景象。如果一定要否定、抽去原来的思想成果，才可以把新的思想成果添加进来，那么，我们就成了“摘包谷的猴子”，不管人类产生了多少伟大思想成果，但人们手中却只有当前所产生的那一个学说思想。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不可能每一个经济思想观点都是正确的，实践的发展，会使不同学说观点都得到验证。所以，我们不应该把那些被证明是“垃圾学说”的东西仍然当作宝贵的思想财富来保存，这只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只会使人们总是从原来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只会不断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同样，也不是所主张的每种类型经济政策都是有用的，实践同样会证明哪些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哪些政策不利于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也不能把那些没有用的政策工具仍然保存在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我们应整理我们的“政策工具箱”，淘汰没用的“工具”，保存可能有用的“工具”。
但问题是，我们很难验证哪种经济学思想和政策含义是正确的，哪种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因为“实践验证”有个时间过程。可以说，当代人很难验证当代人的学说观点及政策主张，因为人们不可能从一次实践中证明真伪，需要多次实践的反复证明，才可能使人们辨别真假。但当我们需要借助再一次实践检验的时候，当时的条件却部分已不存在，或大部分都不存在了，这就是马克思所告诫人们的：经济学不可能象物理学或化学那样借助实验手段来证明其学说正确与否。这样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在我们的“经济学思想库”和“经济政策工具箱”里，宁可多保存一些学说思想和政策主张，在没有辩明之前，不要轻易地把不同的经济学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当作垃圾抛弃掉。
关于不同经济学思想和政策含义，《经济学300年》的作者大致上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我并不完全赞成作者关于“所有学说都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枝枝叶叶”的观点，作者采取了过于宽容的作法。
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存在相关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否经济政策一定是根据经济思想来制定的呢？或者说，是先有经济学思想才有经济政策吗？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有的具有“直接相关性”，而大部分却只具有“简接相关性”。“直接相关性”，是说先有经济学思想的突破，后才有经济政策的诞生。比如，英国1824年废除带贸易保护性质的《谷物法》，改行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因为当时李嘉图的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说征服了英国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以，才通过了自由贸易法案。而有的则正好相反，是先有经济政策，后有经济学理论解释，如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早在1933年就已经开始举办公共工程刺激经济的所谓“新政”，而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看起来，它只是对“罗斯福新政”的理论阐述。
大部分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实现的，而且，往往在时间上“滞后”很多。因为一个经济思想产生之后，得到人们的认同有一个时间过程，它是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来影响执政者的政策。所谓“思想是不朽的”，就是因为它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是长期的，只有当受其影响的人执掌政权，而形势又需要相应的政策来解决问题，那种经济思想才会作为政策工具来运用。比如，科斯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说，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其政策运用却在80年代才开始。弗里德曼所竭力主张的“货币主义”学说，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甚至更早，但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里根政府时期，才开始受到政策重视。
再举一个典型例子。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应用价值是无需质疑的，但却不能直接全部照搬到实践中来，它需要有一个实践筛选过程，需要考虑条件允许与否。不顾这些，实践全然照搬理论，或将书上的原理原封不动地加以具体化，结果就只能产生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20世纪一个最大的“实践错误”。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人类经济思想的宝贵财富，被各种不同的经济思想所广泛消化吸收，再通过其他途径，转化为政策思想。毛泽东特别反对“教条主义”，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认为，一当产生一种新经济思想，必然接着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并被运用到实践中接受实践检验，这是一种简单的想法。《经济学300年》所阐述的每种经济思想之后，总是附加一个“验证与启示”，很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这样的“简单想法”，这是我所担心的，也是我要指出来的。
本书文风，值得称道。以往我所看到的大多数经济学理论著作，写得都很严肃，很“学术”。不少作者以为，科学是严肃而严密的，经济学也不能例外，如果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或数学公式推导，就不能算作是经济学的著作。然而，这些很有“学术含量”的经济学著作，虽可以“高雅”自居，但或多或少与读者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着，易识难知。《经济学300年》持通俗的文风，用简洁的文字，读起来，轻松愉快，有如一种置身于田园中欣赏万树千花的感觉，给人以愉悦。尤其前半部分，写得更是深入浅出，文笔流畅如清风，思想涌出如小溪，可读性很强。
读完这本书，就像听完一首甜美的歌曲，有一种希望“再来一首”的渴求。我真诚希望，《经济学300年》的作者——我的同窗老友，能在东、西方经济学思想史方面，写出更多而又“缩微”的新著，以满足我和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尤其是满足中国经济学人的阅读需求。
最后要提及的是，西方经济学说，从更高层面来说，她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想财富，但她是在西方的人文、政治经济环境下产生的，并非全然适应中国。中国自己的悠久历史，同样产生了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如果我们在将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同时，敏感发现现代中国经济实践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并从中发掘“东西互动”的经济学新元素，那不仅能创造出更为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成果，也可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经济思想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东琪
2009-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