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者李嘉图

具有效用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一个是它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

——大卫·李嘉图

从股票交易所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

亚当·斯密后不久，英国又出了一个几乎可以与斯密比肩的经济学大师，这就是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

1817年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并在1819年和1821年两次修订再版，影响之深，不亚于当年斯密的《国富论》，而书中所提问题的明确和尖锐，所用方法的一贯和彻底，则大大超过了《国富论》。他因此被称为第一流经济学家，两年后被选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

李嘉图为工商利润呼吁，而对地租严加呵斥，因而工商业主欣喜地从这本著作中寻找反对地主阶级的理论武器。李嘉图以比较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和反通货膨胀理论而著称于世。但他的劳动价值论又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分配论，因为李嘉图为自己的著作指定的任务，是补救亚当·斯密和萨伊及其他人在论述支配分配的规律时存在的缺陷，并对分配规律定义为：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名义下，分配给三个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以及劳动者的比例。

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位影响了数代经济学人的经济学家，竟没受过多少教育。他虽出生在伦敦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却只受了两年商业教育。李嘉图的父亲在幼年时从荷兰迁居英国，并作为伦敦股票经纪人而积累了巨额财产。李嘉图14岁开始参与他父亲的业务，但后来因婚姻关系而和父亲决裂，也脱离了父亲的买卖。他重起炉灶，自立门户。在交易所，他如鱼得水，二十几岁便成了大富翁，赚了百万英镑，购置了一份地产。这位交易所的投机天才“功成名就”之后，想在科学方面显显身手。他开始是钻研自然科学，读了斯密的《国富论》后，他潜在的经济学兴趣激发起来了。旋即不久，1809年，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黄金的价格》，走上了经济学之路，直到1819年达到经济学的巅峰。不过，这位受到很少正规教育的大学者的著作，到底还是写得逻辑混乱，尽管处处闪现着天才的光芒。

李嘉图不甘心于只写写而已，他要大声地影响实际政策。他尖锐地抨击英格兰银行的政策，要求制止通货膨胀，恢复银行券的兑现。他坚决反对维持谷物高昂价格的谷物法，要求废除禁止廉价谷物进口的关税政策，因为它侵蚀利润，使普通群众生活恶化，阻碍生产力发展。

比较彻底的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首先要建立他的价值论。他尊重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认为斯密做得并不彻底，他要澄清斯密含混矛盾的地方，因此把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他像斯密一样，认为效用对于价值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不是价值的来源：

“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源泉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

李嘉图注意到有些商品的价值，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如罕见的雕像和古画、稀有的古钱和书籍等等，就属于这一类。但是，这类商品在市场日常交换的商品额中只占极少的一部分。因此，李嘉图说，谈到商品的价值，“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他给定这一限制条件，实际上就是指明，通常的商品价值只有一个来源，这就是劳动。

我们知道，斯密以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和购买来的劳动是一样的，它们都可作为价值的尺度。李嘉图指出，斯密的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获得各种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比例，似乎是可以为这些物品互相交换提供尺度的唯一条件”。同时李嘉图又批评斯密不能坚持对于价值的这种解释，他明确指出：

“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

他也不赞成斯密的三种收入构成价值的说法，认为应该是价值可以分解为三种收入，而不是由后者来决定前者。

他把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但它们的差别只是量的差别。他的看法是：

“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并且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相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强度。估价的尺度一经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动。”

李嘉图还认为，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不仅包含直接劳动，而且包含间接劳动（物化劳动）。他写道：

“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

李嘉图甚至对商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作了区分。他说，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至于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它既可因为生产这种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变化而变化，也可由于与此商品交换的其他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变化而变化。

可以说，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配第首先以生产白银的劳动来确定谷物的价值，但他同时觉得在农业方面由于自然力的作用，似乎土地也生产价值。重农学派没有价值论，不过，他们直观地以为唯有农业方面的劳动具有生产性，其劳动创造财富。斯密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明确地区分使用价值即物的效用与价值，指明效用不形成价值，而是劳动创造价值；而且是生产领域的一般性劳动创造价值，既非生产货币的劳动，亦非农业劳动才创造价值。斯密还把利润、地租归于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二元的，给人留下了多种解释的机会，后来的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都从斯密那里寻找依据。我们可以看到，李嘉图克服了斯密的不一致和矛盾，已使劳动价值论成为前后一贯的、系统的价值论。

但是，李嘉图最后也遇到了他不能解决的难题。按照他的劳动价值论，同量资本雇佣的劳动力越多，创造的价值越大，利润越多。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另一种情况：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周转速度的资本，也就是说不管同量资本雇佣的劳动力是多还是少，资本家获得大致相当的利润，即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与同量资本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没有直接关系。这怎么解释？劳动创造价值、商品按价值等价交换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怎么一致？李嘉图以“例外”来搪塞。而事实表明这恰恰不是例外。与李嘉图同时代的马尔萨斯正是以此非难劳动价值论。后来马克思通过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理论解决了所谓“例外”的问题。认为，在商品经济已成社会普遍现象的情况下，利润已经平均化了，商品不是按价值出售，而是按生产成本加上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出售。因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并不违反劳动价值论。

以利润为中心的分配论

但李嘉图关主的是分配。这在斯密看来只是次要的问题，在李嘉图的著作里成了研究的中心。斯密对于财富或价值在生产劳动者、地主、资本家之间按什么比例分配可以说没有多大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在这三个阶级之外的非生产劳动者的收入耗费，特别是政府的浪费，对财富增加的影响。所以，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因为这有利于资本积累，有利于雇佣更多生产劳动者。

李嘉图则认为，资本的积累，因而财富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财富在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比例。他说：“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李嘉图感兴趣的是分配问题，他之所以首先分析价值，也只是为他的分配论奠定理论基础。他要通过社会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的“法则”的研究，来确立社会的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条件。

在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中，李嘉图所真正关心的是利润。在他看来，利润是一切产业经营的动力源泉，利润率倾向下降严重威胁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制度的生存。他的地租理论、工资理论实际上都时时向着利润这个中心。

在三种收入中，李嘉图首先研究工资。可能他意识到工资是影响利润的首要的、直接的和明显的因素，对利润和地租的考察要以对工资的分析为前提。

李嘉图提出了“生存工资”说，把工资归结为一定社会传统下维持工人及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这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但他也看到实际工资或者说劳动的市场价格和生存水平之间存在短期差异。在短期内，劳动的市场价格或实际工资，可以在自然价格上下波动。这种情况是由于人口的变动落后于工资的变化的结果。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它的自然价格时，劳动者的景况暂时是“繁荣而幸福的”，他的工资能够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享受品”。但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时，工资又会降到自然价格以下”。

李嘉图提出的劳动者生存标准并不严格限于肉体需要，它还包括由风俗习惯形成的需要。他指出，在他的时代，英国农舍中享用的许多便利品，在早一代一定被认为是奢侈品。虽然如此，他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人口将继续对食物供应造成压力。虽然解决的办法不是没有，但也不多，仅有的补救办法“不是减少人口，就是迅速地积累资本”。在一切肥沃土地都已投入耕种的“富庶国家”中，后一种补救办法（亦即增加资本积累）“并非十分实际可行，也非十分有好处”，因为它会“使所有的阶级陷于同样的贫困状态中”。但在肥沃土地尚未投入耕种的“贫穷国家”中，增加资本积累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将“提高所有各阶级人民的生活”。

他指出，一般而论，“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劳动工资……将有下降的倾向。因为劳动者的供给继续按照相同的比率增加，而其需求的增加率则较慢。”

可能这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情况。在技术水平不变和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形下，劳动供给的增长有超过劳动需求和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但如果技术出现革命，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新市场迅速开拓，劳动者的工资会继续增长将完全可能。在这一点上，李嘉图的预测与斯密比较起来似乎悲观了一点（斯密认为实际工资会随财富的增长而提高）。

在李嘉图的分配论中，他的级差地租说较为出名。他说，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报酬。他认为，土地具有三种质量。在新国家中，人口相对较少，而土地丰饶，因此只需要耕种最好的土地。如果只有最好质量的土地需要耕种，那么，“全部净产物将属于耕种者”，也就是说这时不会有地租。可是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当有必要把次等肥力土地投入耕种时，头等或最好质量的土地马上就开始有了地租，因为农民会在两种质量的土地之间有所选择；只有当这两份土地生产力的差别作为地租支付的时候，这两种质量的土地对于农民才有同等的吸引力。如果人口再有增加，三等或质量最劣的土地也将为人所耕种。地租将支付给二等或中等土地的所有主，同时头等土地的地租会相应增加。西方学者对此认为李嘉图比他的前辈有进步，因为像重农主义者和斯密似乎没有摆脱对一切耕种的土地都交纳同等地租的假定。

当然，李嘉图也看到了实际的情形，即人们在广耕劣等土地时，必然同时伴随着对土地增加投资以增加产量：

“常常出现的情形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或更差（质量）的土地投入耕种以前，人们能使资本在已耕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东西来。我们可能发现，把用在第一等土地上的原有资本增加一倍，产量虽然不会加倍或增加100夸脱（约合33640升），但却可能增加85夸脱，这个数量超过了在第三等土地上使用同量资本所能获得的量。”

因此，李嘉图提出了一种学说，大意是说：人口的多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食物的需求规模，决定了①广耕劣等土地有多远，和②资本投入上等土地有多深。

有人认为，李嘉图的地租论以逻辑为特征，而不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以土地定居的历史来说，通常的情况是人们首先定居在较易接近的土地，并不像李嘉图所假设的那样较多考虑土地的质量，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保持社会接触的欲望。

李嘉图接着分析利润。利润首先是商品价值中扣除工资后的剩余。这与斯密的看法没有多少差别，不过，李嘉图做得更为彻底。而且，李嘉图把地租当作从利润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剩余的价值形式，地主不过是寄生在资产阶级身上的虱子。

李嘉图研究工资与利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工资与利润相互对抗，而且利润与地租也相互对立。他毫不犹豫地指出，现存社会的分配关系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如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活资料的价值就会下降，工资则会随之降低。他得出结论，利润的变动完全取决于工资的变动：高工资降低利润。根据他对地租的分析，预测利润率的总趋势是倾向下降。“因为在社会和财富的发展中，必要的食品增加量是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劳动获得的。”人口增加，人们开垦劣等地和追加更多的投资来增加农产品，使食品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地主向更多的土地收取地租，和向原来交纳地租的土地收取更多地租。所以，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落入地主腰包，利润率因而倾向下降。

李嘉图并不以为除了降低工资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可阻止利润率的趋向下降。因此，他坚决要求废除阻止外国廉价农产品输入的关税保护法，竭力提倡自由贸易。他与当时名气很大的马尔萨斯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尖锐冲突，因为后者竟断言没有地主和贵族的地租收入带来的消费，现存经济制度就不能正常运转。

从配第以来，是李嘉图比较清晰地理明了社会分配关系。他首先把工资、利润、地租归于共同的源泉，即劳动创造的价值。然后，他从扣除工资以后的剩余价值来理解利润和地租，从利润来理解地租，并清楚地说明了这三种收入的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利润率是必须关注的中心，处理分配关系，重要的是如何阻止或延缓利润率的下降。李嘉图的学说讲究简单明确，他的分配关系就是如此。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分配论的主要贡献是：把地租理论与劳动时间联系起来，否定了配第以来，直至斯密等人认为地租是“纯粹是自然的恩赐”、“使用土地的自然报酬”之类错误认识，指出地租是农业中超额利润的转化形态。

比较成本和货币数量说

李嘉图和斯密一样是自由贸易的热情支持者，但他们的依据各有不同。为什么自由贸易最有利于国家财富增长？斯密说是因为国际分工。每个国家专业于某些商品的生产，用它们去交换他们国内生产成本较高的其他类商品，这就会使一国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最大限度地生产财富。李嘉图有进一步的新见解，他举例说：

“英国的情形可能是生产毛呢需要100人一年的劳动；而如果要酿制葡萄酒则需要12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

“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只需要80人劳动一年，而生产毛呢却需要90人劳动一年。因此，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毛呢是有利的……虽然葡萄牙能够以9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但它宁可从一个需要10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的国家输入，因为对葡萄牙说来，与其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还不如用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得更多的毛呢。”

对于这个例子，李嘉图评论道：“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葡萄酒和毛呢在葡萄牙制造……毫无疑问，不仅有利于英国的资本家，而且也有利于两国的消费者。”但为什么这两样商品不都在葡萄牙生产？阻碍这样做的因素，是资本和劳动不能在两国之间自由移动。之所以不能自由移动，是由于：“资本不在所有者的直接监督下时将使他发生想象的或实际的不安全感；并且每一个人自然都不愿意离乡背井，带着已成的习惯而置身于异国政府和新法律下。”

伴随国际贸易的进行便是现金跨国移动，李嘉图对此早有研究。他的结论是，黄金只有当它的输出可以比输出其他货物能够提供更便宜的手段来支付进口货物的时候，才被输出。比如英国与葡萄牙交换毛呢和葡萄酒的例子。假若输出的货物数量不足以抵偿进口的货物，就必须输出黄金。一国货币减少和另一国货币的增加，势必降低前者的物价而抬高后者的物价。他进而评论道：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货币在各国的分配数量都刚好只是调节有利的物物交换所必需的数量。英国之所以输出毛呢以交换葡萄酒，是因为这样做时，它的工业生产效率更大，它可比它自己两样都制造时得到更多的毛呢和葡萄酒。葡萄牙之所以输入毛呢并输出葡萄酒，是因为葡萄牙的工业用于生产葡萄酒对两国都有利。”

现金的数量就是按照这个规则在各国之间进行分配的。“因此，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改良都会改变贵金属在世界各国间的分配情况。”

最后，我们还要提及李嘉图的货币理论。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物价水平大为上涨。纸币不再能依持有者的请求立即按规定价格兑换黄金，英镑纸币的黄金价值跌落了。李嘉图试图说明这种现象，并提出补救措施。他转向货币数量说，并且指出，物价水平之所以上涨是由于增发银行纸币。他建议的补救措施，是英格兰银行应当逐步减少纸币的发行，直到黄金贴水（亦即黄金市价超过以前定的平价率的金额）消失为止。战事终止以后，这种措施被采用了。

李嘉图的另一补救办法是实行“金块本位制”，也就是流通中的纸币只能交换成金锭的制定。他认为实行金本位，黄金可用于大量数额（尤其是国外）的偿付，因而得以保持纸币的黄金价值，但不会招致国内流通黄金的成本耗费。

警示：推升成本可严重打击一国经济

推升成本可严重打击一国经济，这是我们可以从李嘉图学说里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又是一个关系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核心问题。一国经济，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大体上都是靠投资推动的，而引诱投资的激励，无非就是利润率。利润率越高的经济体，经济激励越大，因而经济发展越快；利润率很薄的经济体，它的人民一定缺乏投资的激励，除非国家不计利润地进行投资，而私人投资、企业投资者是缺乏动力的。李嘉图是最早看到这个问题的人，所以，他竭尽全力为利润率呼吁，坚决要求通过自由进口农产品而把工资物价打抑下来，以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保持英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激励。后来的马克思看到了这个问题，再后来的凯恩斯再次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把提高资本利润率（资本边际效率）作为他宏观经济学的主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却没有引起重视，似乎对利润率倾向下降还有点幸灾乐祸。原因不是别的，原因是我们总把利润与剥削联系起来，而社会主义是最终要消灭剥削的。但是，我们错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利润率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激励因素，像任何其他经济体一样，日益下降的利润率将严重伤害我国经济，维持我国经济长期的较快发展，我们需要保持足够水平的利润率。

国内政治虽然使我们仍然有点不清醒，但国际经济政治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当美国自21世纪元年开始明显表露出全面遏制中国以来，我们无奈地发现，一个本来拥有极为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的国家，产品的成本却日益推升。不是因为劳动工资涨了很多，也不是土地价格涨得太多，而是原材料、矿石、石油等价格成倍成倍地往上涨。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外国矿石的依赖、石油的依赖度迅速攀升。以管理部门的话说，我们需要什么，就涨什么。一波又一波的成本冲击，使我们的利润大幅度地流向外国，巨型钢铁企业、石油企业、航空公司亏损，不得不涨价转嫁，这又连带影响它们的下游企业，导致整个经济体的成本攀升，利润率日益下降。这非常令我们担心。同时使我们感觉到，要打击一个国家的经济，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升这个国家的生产经营成本，使其工商产业无利可图，利润率趋向于零。

在日益下降的利润率下，中国的经济能保持长期持续较快增长吗？这是不可能的。面对日益推升的成本，我们需要采取“对冲”办法来抵抗利润率的下降。我们认为，通过内部改革，减少企业成本，从而冲减进口资源成本上升对利润的强烈冲击，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其实，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今天，我们深切地感到李嘉图的伟大。李嘉图当年就是通过内部的制度变革来消化日益上涨的工业成本，而且，他成功了，《谷物法》的废除带来了英国较长时期的迅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