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领导的实现机制

文化领导是价值领导统摄之下的道德领导、心智领导和情感领导的统一，而文化领导的实现离不开濡化、涵化、教化与内化。

（一）文化领导的濡化

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在1948年出版的《人及其工作》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濡化”（enculturation）一词，表示在特定文化中个体或群体继承和延续传统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部分有意识、部分无意识的学习过程，主要是通过年长一代的指示、示范和引导，促使年轻一代接受其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濡化主要包括教育与学习、文化延续、族群自立等。濡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获得和传承机制，而价值观和基本信仰是文化的核心，也是濡化的核心。

文化领导的最高境界是不知有之的价值领导，其实质就是通过价值观的濡化，促使被领导者接收并依据共同价值观行事。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都是该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取向。文化领导就是通过濡化机制来影响乃至聚合价值取向，使之与自己的导向产生共鸣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发展繁荣的今天，领导者应当树立起正确的文化领导观，提升文化领导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健全文化领导的濡化机制，通过价值教育、价值引导与价值示范，促进核心价值观得到群众和追随者的理解和认同，进而成为全体公民认识上的共识和行动上的指南。

在当下中国，文化领导的濡化，显然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正如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反映着时代的基本特征，引导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交织的诸多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已经对转型中的中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并直接影响和冲击到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会自发地成为社会公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这就迫切需要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主动权，建构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濡化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社会化与生活化，通过价值引领、价值示范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理性对待价值冲突，形成统一的价值共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润物细无声地浸入群众和追随者的心灵深处，成为全体民众的根本信仰和精神追求，成为全社会自觉接受的价值认同，从价值观的深层次来扩大社会思想共识，增加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领导的根本是要通过人们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共享共识的核心价值观实现柔性的领导。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及核心价值观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有意识地倡导、建构并由国家公共权力推行的。为了推动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国家往往会采取两种对策：“在人民的取向与政府的导向一致的领域，国家往往设法维护和加强这种价值的同一性；在人民的取向与政府的导向背离的领域，政府往往运用各种濡化机制来改变社会的取向，使之与自己的导向产生共鸣。”文化领导正是借助于文化的渗透力和感染力，通过文化治理和有效的濡化机制，使人们在无形中接收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道德上的升华，提升道德境界和行为自觉，并最终实现自我领导。

（二）文化领导的涵化

濡化通常是指本群体之内的价值观念、文化理念和行为规范的传承过程，但文化领导的实现，光靠濡化是不够的，还应当拓宽视野，通过有效的涵化机制，学习和接受本群体之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样一来既不会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又不会忘却传统、忘却根本。涵化是一个文化从另一个文化获得文化元素，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至今被经常引用的涵化定义，即“涵化指的是这类现象，亦即具有不同文化的数个群体的个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接触，结果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涵化可视为指这样方式——文化的某些方面被带入一种文化，经调整使之适合该文化。这意味着给予和接受双方的文化某种程度上是相对平等的……卷入涵化的文化群体根本上就是处于互惠（reciprocal）的关系。既给予，也接受。”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领导的实现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共存与接触更为普遍和正常，文化领导的实现既要世界化又要民族化，既要遵循科学又要富于独创，需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补充新鲜血液。唯有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实现涵化与整合，才能更为适应多元文化下的价值诉求和德性涵养。

（三）文化领导的教化

文化领导的实现，不是依靠强制和管控，而是依靠价值引导、德性示范、心智模式改变及情感感召等软性力量实现有效的文化领导。教化综合运用了政教风化、教育感化、环境影响等有形和无形的手段，既有正面灌输道理，又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结合典型事例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示范；既强调各领导者自身的道德养成和道德典范作用，又强调被领导者和追随者的道德养成和德性教育，以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其效果要比单纯的教育深刻而又牢固得多。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教化已成为正风俗、治国家的重要国策。正所谓“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中国传统社会教化的主要目的是“化民成俗”与“学做圣贤”，通过家庭、家族、学校及其他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从人文、伦理、道德等多方面规范个人道德和行为，以节制不适当、不正确行为。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日益成熟，文化领导的教化更应当强调“协同治理”，通过诸多主体的共同努力，引导和激发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迸发活力。教化不是驯服，不是管控，而是引导。当然，在现时代，教化不是领导者和政府的“独角戏”，领导者应当从“独舞”变成“领舞”，领而导之，做好理念先行者和价值示范者，并最终促使被领导者走向自我领导。

在当前，文化领导的实现，需要不断通过价值引领、价值示范，通过构筑全面系统的国民教育体系，以柔性的教化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各个环节。依靠科学引导和灌输使得整个社会大众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价值观念，外化为行为自觉。

（四）文化领导的内化

无论是濡化、涵化，还是教化，最终都需要真正内化于心，才能成为自觉的行动。如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指，内化是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转化为个体的行为习惯。内化就是把外在的规范根植于个人意识之中。文化领导不依持强力的驱使，而是依靠内在认同。只有将共同价值规范、领导理念等最终转化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内心秉持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才能真正实现柔性的文化领导。正如列宁说过，“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

文化领导内化的基本途径是模仿、认同和强化。文化领导是价值领导统帅下的道德领导、心智领导与情感领导的多元统一。对共享价值的认知、对领导理念的体认、对领导方式的模仿等是文化领导内化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文化领导不是依靠强制而是柔性的引领。在自觉的体验和模仿中达至心灵和精神的触动，引发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但光“以身体之”是不够的，文化领导的内化还要将外在规范转化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行为习惯，通过践行过程而进一步得以强化，并外化为自觉的领导行为，正所谓“成于内而不囿于内”，最终做到知行合一。

文化领导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价值领导，就是通过价值观的不断内化，把外在要求变为内在的自觉行动。当前，最为重要的文化领导活动，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内化为崇高的理想信念，内化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内化为正确的价值追求。领导者则应身体力行，带头践行，发挥出影响力、号召力和示范力。

21世纪领导大趋势是越来越简约，越来越柔性化。文化领导是基于价值观念和德性情感而展现出来的柔性领导。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领导会越来越展现出其独特魅力。因而，理解文化领导的深刻内涵，探索文化领导的实现机制，也是新时代之所需。文化领导通过价值的规范来实现精神和行为的引导，以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将最终有助于实现国家“软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