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秩序与大战的爆发

20世纪初期的世界是欧洲主导的世界，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在欧洲，国际秩序也主要是由欧洲列强建立的。从16世纪开始的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使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欧洲的技术、制度和文化向整个世界传播，欧洲创建的制度和规范，如主权原则、条约制度、同盟体制和国际法规范着国家间的交往，世界经历了一个“欧洲化”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作为世界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达到其鼎盛时期，欧洲国际政治，乃至整个国际政治是由英、法、德、奥、俄、意六大强国来主导的。虽然美国在1898年、日本在1905年崛起为大国，但它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甚小。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欧洲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由于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在国内政治中被普遍遵守的、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和正义标准以及能够制止暴力的政治权威，国家间关系中无法禁止使用武力，国家甚至视武力为谋求国家利益的合法手段。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安全不能依赖他国的善意而只能凭借自己的实力，或通过与他国的联合来保障。国家安全的这种“自助”性质导致各国都寻求经济和领土扩张以及增加军备，同时通过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宣传以团结和动员民众支持统治者追求国家强大的政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强权政治，其特性，用修昔底德转述雅典人的话说，就是“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各国普遍相信，和平的唯一保障是在各国之间保持一种力量的均衡（balance of power)，即均势。维持均势的目的在于防止任何国家获得对其他国家的力量优势，即防止一国独霸，从而遏止其针对邻国使用武力的野心，以维护各国的安全。换言之，安全依赖于均势，而均势来源于制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反映了这种逻辑：

人类历史表明，威胁某个国家独立的危险一般来自于或至少部分源于一个军事上强大，经济上富有效率，并怀有拓展其边界或扩大其影响之野心的邻国突然获得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往往导致政治主导权的滥用，对此进行牵制的唯一途径在于有一个同样令人生畏的对手或几个国家联合组织的防御联盟与之相对抗。这种通过力量组合建立的平衡在技术上被称为均势，它差不多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老生常谈，规定了英国的长期政策是通过向不同的天平盘中投放其筹码来维持平衡，也就是永远站在某一最强大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的政治独裁的对立面。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均势来维护和平和避免战争一直被各国政治家所推崇。均势被视为在国际关系中自动发生作用的法则，仿佛是牛顿经典力学在国际政治中的转化，在一些人眼中甚至被提升到道德的高度。国际法虽然在17世纪晚期已经出现，但国际法并不足以构成对国家行为的强有力约束，其有效性也依赖于均势的保持，而均势的保持则依靠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因此，军备、联盟体制、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成为18—19世纪国家间关系的构成要素。

大国追求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国际体系中自身的独立，而不是维护和平，也不是为了维护小国的利益。实际上，为了建构大国之间的均势，小国的利益可以而且必须得到牺牲，因此均势是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的。18世纪末，波兰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所瓜分，就是为了构建欧洲大陆的均势。因此我们在18—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中可以看到，均势可以保障大国的安全，而往往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

与均势原则和强权政治相伴的是外交与国际关系的非道德性和秘密性。各国领导人普遍相信主导个人关系的道德原则不应主导国家间关系，外交行为不从属于道德领域，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君主的外交必须基于实力与权谋的双重原则，“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一方面对于君主来说，权力本身就是目的，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另一方面，为了权力和利益，君主在政治与外交中可以不择手段、背信弃义。马基雅维利谆谆告诫说：“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该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尽管一些启蒙思想家批评国际关系的非道德性，但马基雅维利主义一直是欧洲各国君主奉行的指导原则。外交人员的活动不受监督和约束，外交活动秘密进行，外交官成了阴谋的策划者。

因此，早在18世纪，均势原则就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当时的一些思想家认为，条约和结盟并不能在国家间建立友好的关系，条约不过是“暂时的停战”，而结盟不过是“为背叛做准备”；而均势体系则是“一个遭到反抗的体系，因而也是一个制造混乱、动荡和爆炸性事件的体系”，不仅不能促进和平，相反还会成为建立持久和平体制的障碍。狄德罗评论说，君主“缔造联盟只会播种仇恨，在邻国中间煽动战争并竭力让战争持续下去，向其他国家派出的不是使节，而是间谍”。而“保持中立意味着从其他国家的灾难中牟利，以便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在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均势是一个邪恶的体系，它不是建立在正义原则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权力原则基础上的。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拿破仑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国际政治的均势，英、俄、普、奥组成反法联盟，挫败了拿破仑建立欧洲霸权的野心。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和会，建立了新的欧洲政治秩序——维也纳体系。这一秩序有如下特征：（一）欧洲国际体系在形状上一开始是一个五边形，后来发展成六边形。在欧洲国际政治舞台上担当角色的是五个国家，即英、法、俄、德、奥，1870年后，意大利加入，变成六国。（二）管理和调解欧洲各国国际行为的是均势理论。各国相信，他们的安全依赖于各国之间的力量均衡，而通过认真的估算、不断地调换筹码以及各大国之间的相互牵制，欧洲就可以成为一架天平，欧洲的大战就可以避免。为此，五国或六国经常改变结盟对象，以防止某一国家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而英国是六国中最能改变天平的平衡、从外交天平的一面转向另一面的国家。英国对欧洲大陆的领土没有兴趣，其外交思想是加入欧洲大陆弱的一方，避免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失衡或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威胁英国的安全。（三）为了确保均势的建立和维护，维也纳体系也实行了制度安排，这一安排被称为“欧洲协调”。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家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其中的三个机制最为重要：

第一是处于维也纳和平安排之核心的同盟机制，各盟国同意将战时同盟延续到和平时期，同时这一机制还引进了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措施。第二是正式国际会议制度，这一制度作为大国间制度化协商的程序，为共同处理冲突、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了一个机制。第三是欧洲公法的规范和规则的广泛传播，以便赋予欧洲的制度、领土和大国安排以某种基于法律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实际上是将欧洲旧的均势逻辑与新的法律和制度设计相结合，后者旨在对权力进行管理和制约，以便更好地维护均势。

维也纳会议后，欧洲的均势体系一度运行良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由于法国刚刚战败，德国分裂，俄奥争雄，欧洲没有国家具有追求霸权的能力。其二，各国都意识到均势对欧洲和平的重要性，都致力于维护而不是打破这一均势。其三，欧洲出现几位天才的外交家，如奥地利的梅特涅、英国的本杰明·迪斯累利和德国的俾斯麦，施展其外交艺术，有效地维护了欧洲协调机制。特别是俾斯麦联奥、拉俄、亲英、反法的捭阖之术，使欧洲各国彼此牵制，实现了实力均衡的目标，避免了各国潜在的不和演变为战争。同时俾斯麦采取一种韬晦策略，避免炫耀德国的实力，并抑制容克贵族和德皇的帝国主义野心。这一策略缓和了德国统一对欧洲均势的冲击，避免了欧洲各国建立针对德国的联盟，维持了欧洲以德国为轴心的均势。其四，欧洲共同的价值观也有利于均势的长期维护。如基辛格所言，“欧洲大陆国家被共同的价值观联结在一起，欧洲不仅存在有形实力上的均衡，同时在道德上亦处于均衡状态，权力与正义在根本上协调一致。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享的正义观念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因此，在维也纳会议之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虽然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但并没有爆发大战。

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皇威廉二世改变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转而奉行在世界范围内攫取殖民地和建立强大海军的“世界政策”，以其咄咄逼人的扩张行动显示自己的实力，向英法的海外利益挑战，企图建立德国的世界霸权，结果造成各国对德国的恐惧。从1890年开始，伴随工业化和对海外市场的追求，帝国主义成为一时之时尚，欧洲列强开始了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各国矛盾激化，特别是德国开始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与俄国进行争夺，加深了其他国家对德国的恐惧，致使英俄化敌为友，并于1907年达成英俄协约。在这种情况下，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欧洲协调”不复存在，均势不再建立在大国一致基础上，而越来越依靠结盟体系，欧洲国家对均势的追求转变为军备竞赛。1890—1914年间，欧洲的均势虽然仍然存在，但已从过去灵活的多极均势变为僵化的两极均势。到1907年，随着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的完成，欧洲已经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集团，即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均势极为脆弱，以至于一个坛子就可能打破这一平衡，倾覆整个国际体系。

于是，萨拉热窝事件成为打破欧洲均势的坛子，奥地利和塞尔维亚间的地方性冲突迅速扩大为整个欧洲的战争。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后，俄国无论出于民族感情还是地缘政治利益都感到不能丢掉塞尔维亚，因此声明支持塞尔维亚。而德国必须对德奥同盟表现出忠诚，不能劝说奥做出让步，否则就会面临失去欧洲最后一个忠实盟友的危险。法国出于同样的原因必须支持俄国。而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历史已经证明对欧洲均势的主要威胁来自德国，法国的失败将使英国单独面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因此必须支持法国。而此时防止战争的欧洲协调机制已经失效，大战由此不可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联盟体系的危害和建立在联盟体系上的均势的脆弱。实际上，正是联盟体系把整个欧洲卷入奥匈帝国与俄国的冲突之中。

欧洲列强构建联盟体系的目的是确保国家安全，但运行的结果却是把所有各方带入巨大的灾难之中，欧战的爆发实际上宣布了欧洲“旧秩序”的破产。1915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说道，“当这场战争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旧的国际秩序就突然地、出人意料地、彻底地死掉了，就好像被一场巨大的洪水、一场巨大的暴风雪、一次火山喷发给毁掉了。……而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诞生”。战争爆发后，美、英、法等国都兴起对“旧外交”（Diplomatic Ancient Regime）的批评，取消秘密外交、对外交决策过程进行民主控制、通过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避免冲突成为英美政界和知识界的共识。

但是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建立新秩序的不是欧洲的那些老大帝国，而是长期孤立于旧世界，并长期在“实力不均衡”（imbalance of power）的美洲担当霸主的新帝国——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