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湘鄂西走出“贺龙团”：两栖劲旅新跨越
“贺龙团”：从洪湖苏区走出的两栖劲旅
5月，浙东某海域，海水涌动，战车轰鸣，第1集团军某两栖机械化步兵师“贺龙团”海上训练如火如荼。
作为中国陆军近年来的一项常态化训练，2016年的这次开年海训，却不同以往。
“作为两栖机械化步兵的专业技术训练，以前是先找一个水面温和的水训点‘热身’，从内河练到湖泊，然后再拉到海边训练。直接面对海上复杂环境、贴近实战训练2个多月，这还是第一次。”“贺龙团”团长贾新军说。
叶落知秋。这位团长的切身感受，正是中国军队改革强军、阔步转型的一道剪影。
训风正——“当兵更来劲了”
对于常年工作生活在基层一线的军人而言，军营里最熟悉、最亲切的地方，莫过于宿舍与操场。可正是这两个地方，在班长王刚眼里，从去年以来渐渐变得有些“陌生”：
房前屋后的花花草草不见了，纷纷搭建起各种训练器械；战备通道由6米拓宽到10多米，战车可以直接开到连队门口；昔日宽阔的大操场按照作战地域地形，被改造成综合模拟训练场；就连过去平整简洁的靶场，也被挖得高低起伏，改为战斗射击场……
“战术训练，以前喊一下、冲一下就过去了，现在是带着敌情训练；射击训练，有仰角，有俯角，不仅不知道出靶的时机和方位，也不是整百米了……”作为全师武装5公里纪录保持者，入伍6年的王刚现在又焕发出新的训练热情。
“古田会议后，基层官兵最大的感受是部队向实战化、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旅团一线党委想战、为战、练战、谋战，这是部队最大的转变。”“贺龙团”政委周光辉说，实战化训练让官兵“当兵更来劲了”。
从练为看到练为战，这样的变化在“贺龙团”俯拾皆是。
“过去练兵核心练的是人，现在是围绕装备；过去主要按纲施训，现在在此基础上按实战施训。”三连连长李子健说，“以前装备训练大家‘捆’在一起训，效益不高，现在是官兵分训、新老兵分训，既实又严，每个干部都要学一个专业，而且必须要考级，部队从传统步兵模式真正在向两栖装甲模式转变。”
“以前拉练是按照单位建制，一个营一个营地走，现在按照战时编组出发，把平时和战时对接。”三营营长陈辉记得，去年团野外驻训7个多月，把库存的弹药全都打光了，消耗量创下全师之最。
军事训练更加贴近实战，意味着风险因素愈加突出。训练与安全，如何并行不悖？
对此，2016年3月，东部战区陆军下发《关于军事训练中发生责任事故认定暂行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部队训练责任事故进一步进行责任区分和界定：强调对因为领导不得力和不严密造成的事故要追究责任，对没有漏洞、不可预测的意外事故，不追究领导责任。
“以前不管出了什么事，都找你的事，以至于我们会有‘险不练兵、危不施训’的思想。”周光辉说，“科学施训、杜绝蛮干、区分责任，对部队大抓实战化训练起到了松绑解套的作用，也让广大基层指挥员吃了颗‘定心丸’。”
演风实——“实战化训练告别预演模式”
入伍23年、当团长6年，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演习的团长贾新军，念念不忘的却是前年与去年的那两场演习——这种深刻的印记，与时间长短无关。
“前年，炮兵营刚刚接收新装备不到两个月，就参加实战演习。在没有任何预演的前提下，面对雷暴天气和陌生地形，做到了没有一台装备抛锚失联。”贾新军说，“去年的那场对抗演习是部队打得最苦的一次，三天三夜，整整在阵地上连续打了7场战斗……而过去的演习往往是‘一日游’，从凌晨打到傍晚就行了，现在是真的交战，不仅有教授专家现场点评，还要与对手反复打，打输了重新再打，完全是自主对抗。”
实打实的对抗，让交战双方一度“不择手段”：炮兵营代理营长施俊，带着3名连长冒雨前往蓝军阵地前沿侦察目标，被蓝军发现后，为了不被抓获，带着器材跑了10公里才脱险，而后利用侦察到的情报，5分钟内将敌炮兵阵地摧毁……
实打实的对抗，也不断砥砺着官兵们对演习、对实战的理解。
三连一班班长王平说，以前红蓝对抗，步兵漫山遍野跑，看谁跑得深，形成的态势好，现在更强调人和战车的协同，交替掩护，共同推进——“现在跑得太快说不定就判‘out’。”
三营营长陈辉说，过去演习存在跑龙套的现象，但去年对抗演习完全是依托车载信息系统和通信工具全程指挥所有战斗，没遭到敌人一次破袭，几分钟撤出，几分钟开设，连续转移——“这在过去很少见。”
然而，之所以念念不忘去年的那场演习，对“贺龙团”官兵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输了！——对于血性军人而言，失败，有时甚至比胜利更难忘！
“我们夺地规模都达到三分之二，就因为战损达到了43%，所以判我们输了，3个百分点，毫厘之间啊，可能一辆战车不被打掉我们就赢了。”不甘服输的贾新军说，“不过，通过演习暴露出的一些弱项短板，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在持续固强补弱中进一步夯实部队训练基础。”
作为未来战场的预演，演习场上的一时输赢，或许并不重要。
作风好——“贴上能打仗的标签”
戴着黑框近视眼镜，操着一口“川普”，“贺龙团”上士班长黄柏胜讲话的时候总习惯伴着手势，非常健谈。可就是这个黑黑瘦瘦的“眼镜男”，2014年拿了全团全副武装400米渡海登岛障碍比武第一名。
不过，这次他发言的主题和训练无关，而是作为战士代表，点评机关工作作风。
“以前到机关出公差比较多，有时候还要给参谋干事们干点私活，毕竟和考评挂钩，不敢得罪，现在有规定，出公差必须有派遣单；以前到机关办个什么事，有的人拖拖拉拉，现在能办的及时办，办不了的也会耐心解释清楚；以前上级机关来蹲点，连队偶尔会加个菜，现在和战士们一起吃大食堂……”
部队风清气正，官兵团结和谐，始终是一支军队作风建设的不懈追求，也是部队战斗力建设的重要载体。让战士代表不定期点评机关作风，正是这个部队大抓作风建设的举措之一。
“团领导可以拍着胸脯讲，在敏感问题上，比如干部提升、士官改选，绝不收一分钱、不抽一根烟、不做任何一件违规违纪的事情。”周光辉说，“十八大以来，部队工作指导思想重心向下的精力更加聚焦基层，为兵服务的意识更强，始终以官兵喜不喜欢、满不满意、接不接受来衡量基层正规化建设。”
“以前抓安全是为了保底，迎检是为了有成绩，保底就是官位坐稳了，成绩有了就是踏上台阶提升了。有时候为了出成绩，甚至会凑尖子参加各种考核。”贾新军说，“我是一个老团长，过去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想争，现在迎来送往的事情基本上都没了，精力更加集中到四件事上，铸魂、育人、练兵、备战。作为一名军人，主业就是练兵备战，我们要给部队‘贴上能打仗的标签’。”
上行下效、落地生根的军营好作风，甚至影响了许多官兵“兵之初”的选择。
连续三年负责新兵连工作的“贺龙团”炮兵连指导员黄垒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年来，新兵下连时要求学技术的越来越少，申请去战斗班的越来越多……当兵，就要当能打仗的兵，已成为许多新兵的自觉追求。
历史上，第1集团军某师“贺龙团”是贺龙元帅从洪湖苏区带出来的红二军团，参加了洪湖苏区的建立和万里长征——发扬长征精神，保持优良传统，始终是这支走在陆军转型前列的红军部队的强大精神动力。
几个月前，随着中国军队改革步伐的推进，“贺龙团”官兵摘下原臂章，统一佩戴上崭新的陆军臂章。
体制在变，本色依旧。
而今，热火朝天的营区里，一行行崭新的“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一声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口号声，气势如虹。
父亲的独臂长征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几位赫赫有名的“独臂将军”。我的父亲贺炳炎，就是其中之一。
1935年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完成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以后，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那时，父亲调任新编红五师师长。
长征开始不到一个月，部队刚突破国民党沿湖南澧水、沅江布置的封锁线，向新化和溆浦进军。逼近新化时，发现敌人在这里已布下阻截重兵。总指挥贺龙当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掉头西进贵州。为了不让敌人摸清西进意图，逼近新化的部队随即南下，造成马上将东渡资水之势。
国民党大军钻进了贺龙布置的圈套，风烟滚滚地向资水压来。这时部队向西疾行，沿雪峰山山脚直奔湖南瓦屋塘，再从瓦屋塘翻越雪峰山进贵州。12月22日凌晨，红军在瓦屋塘东山突然遭到敌人疯狂阻击，从猛烈的火力判断，对方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总指挥部决定迅速将敌击溃，打开通道。二军团四师首先投入战斗，十二团从正面主攻，十团从右翼佯攻。六军团绕道金屋塘，拟从后面攻击，不料在这里被敌另一个师截住。敌人炮火十分猛烈，红军正面部队进展困难。危急关头，贺龙决定，调父亲的五师从左翼加入战斗。
接到命令，父亲立即率部赶赴前沿，迅速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全线冲锋。当时父亲心里明白，贺龙之所以把这一仗交给他，就是看重他能打硬仗，能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况下冲在前面。战斗中，父亲不顾警卫员劝阻，右手提一支花机关冲锋枪，与战士一道，边跑边喊：“冲啊，把敌人压下去！”就在这时，父亲的右臂不幸被炮火击中，整条手臂像条下垂的丝瓜吊在膀子上。但父亲仍然没有停止冲锋的脚步，直到敌人被击溃，才一头栽倒在地。
东山战斗获胜了，父亲被立刻抬到总指挥部卫生部。卫生部长贺彪一看，伤口是一颗开花汤姆子弹打的，右臂骨头炸得粉碎，血流不止，只剩一点皮连着，如果不立刻处理，会有生命危险。可是部队马上要转移，怎么办？贺彪立即派人向总指挥部报告。
听说父亲身负重伤，不省人事，贺龙飞马赶到东山。贺彪告诉贺龙：“贺师长的右臂保不住了，必须齐根锯掉。”贺龙急了，质问贺彪：“贺炳炎的右臂怎么能锯掉呢？你知不知道他这只右臂抵得上我的一支部队！”但贺彪坚持说，我知道贺师长的右臂有多么重要，可伤到这种程度，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如果不赶紧截肢，他上半身的肌肉将迅速坏死，到时连命都保不住。
其实，父亲和贺彪，一个是湖北松滋人，一个是湖北江陵人，平时两人无话不说，亲如兄弟。可此刻听说贺彪要给他截肢，父亲也两眼一瞪：“你敢？”大家都知道，父亲是怕只剩左臂不能再打仗了，不能再跟着党闹革命了，父亲对党的信仰比谁都要坚定。
沉默良久，贺龙含泪摸摸父亲的脑袋：“听话，听贺彪的！”望着贺龙关切的目光，父亲吃力地说，既然是总指挥做的决定，那就锯吧……
手术立即进行，可这时部队已在荒郊野岭，贺彪从附近的一座破庙里卸下一块破门板，把父亲捆在门板上；手术锯分散各处，来不及寻找，贺彪就拿修械所的钢锯给父亲截骨，然后用钢锉将截面锉平；因为麻醉药少，贺彪把一块裹着两三根铅笔的毛巾塞在父亲口里，让他咬着忍痛。
准备工作完毕，贺彪和另一个医生每人站一边，像锯木头那般“吱吱嘎嘎”地锯起来，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父亲闭目咬牙，汗暴如雨，鲜血混着汗水顺着他的右臂和锯子两端流出来，滴滴答答，如同屋檐滴水。手术用了两个小时16分钟，塞在嘴里的毛巾早被父亲咬成一团布泥，里面裹着的铅笔全都被咬碎，全程硬是没哼一声。
手术结束后，贺龙掏出一块手帕红绸子，小心翼翼地捡起几块碎骨，包起来揣进怀里，对父亲说：幺娃子，我要把它们留起来，长征还刚刚开始，以后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到时我要拿出来对大家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共产党人的骨头，你们看有多硬！
当天到达宿营地，贺龙立刻来看望父亲。父亲眼里含着泪水，对贺龙说：“贺老总，我……我还能打仗吗？”
“为什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照样可以骑马，可以打枪，可以打仗嘛！”贺龙用手抚摸着父亲的头，擦去他脸颊上的泪水，亲切地安慰他。
果不其然，6天后，父亲从担架上迫不及待地滑下来，开始自己走路，骑马，处理失去右臂后必须应对的一切。同时还学着用那只总感到别扭的左手，开始从头练枪、练刀，练在严酷的战争中必须去重新适应的事物。
由于长征期间条件艰苦，父亲手术后没有抗生素，只能把南瓜瓤敷在伤口外面，这导致伤口的剧烈疼痛实在无法忍受。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医生只好用吗啡止痛，有时一天要用十几次。一天，贺龙担心地对医生说：“用这么多吗啡，日后人还有用啊？”躺在隔壁的父亲听到后，一把抓过吗啡药瓶，“砰”的一声摔得粉碎。从此，说什么也不再用吗啡。伤口疼痛起来，他就紧咬牙关强忍。实在受不了了，就含块布巾咬住。就这样，他还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正是凭着这一股铁心跟党走、一心永向党的钢铁意志，父亲带领部队坚强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全程没有丢下一名伤员；长征后，父亲又与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作战，负伤11次，身上伤疤不计其数。
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父亲被选为会议代表出席。休息时毛主席看到父亲，并朝他走来，当时父亲激动地站起来，立正，举起左手庄严地向毛主席敬了一个军礼。毛主席连忙握住父亲的左手，亲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嘛！不用这样敬礼，从今往后免掉你这份礼！”父亲听毛主席这么一说，紧张了，忙问：“主席，你不要我当兵了？我还有一只手，能够冲杀的！”毛主席把父亲的手握得更紧了，说：“要，怎么能不要呢？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好好学习，等革命胜利了，你还要用一只手建设新中国呢！”
（作者为贺炳炎将军长子贺雷生）
将军小传
贺炳炎，1913年生，湖北松滋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红军中队长、骑兵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手枪大队大队长、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在战斗中负伤被截去右臂，被称为“独臂将军”。抗日战争中，他率部艰苦转战，屡建奇功，1937年10月，指挥716团一部取得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歼灭日军5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作出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5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1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1955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贺炳炎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先后负伤16处，并失去了右臂，全国解放后，他带病坚持工作，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1960年7月1日，贺炳炎终因积劳成疾在成都病逝，终年47岁。
“最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
贺龙、任弼时领导指挥的红二方面军以机动灵活、作战英勇著称，为长征胜利做出不朽功勋
由贺龙、任弼时领导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是各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小的——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时1万余人，经过2万余里转战到达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还是1万余人。红二方面军以机动灵活、作战英勇、善于团结著称，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建立了不朽功勋。
1934年10月，红2、6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地区会师。10月26日，在庆祝会师大会上，贺龙对转战千里而来的红6军团官兵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同志们，最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今天休息，明天就出发。”
之后，红2、6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下主动寻敌作战，有效牵制了大量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企图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为跳出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红2、6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水獭铺地区出发，踏上了万里征途。
1936年2月27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2、6军团进入乌蒙山区。乌蒙山位于云南东北和贵州西部，海拔2300多米，层峦叠嶂，逶迤千里。国民党军部署重兵从四面八方压将过来。
万分危急情况下，红2、6军团审时度势，历时近一个月，声东击西、南进北返，辗转千余里，在乌蒙山几乎转了一个360°的圈，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堵。
这场大回旋战，是红军长征中的典范战例。战士们风趣地说：“什么叫乌蒙山回旋战？就是连打带走地消灭敌人。不管他是什么黔军、川军、中央军，统统把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从云南石鼓镇未损一兵一卒顺利渡过金沙江天险后，1936年7月，红2、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2、6军团与红32军（原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之后，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共同北上。
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克服重重困难，于1936年10月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蒋介石妄想消灭红军于长征途中的图谋彻底破产，红军实现了更高程度上的革命大团结。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接见贺龙时，高度赞扬了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毛泽东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晕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是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长征路上，红二方面军将士在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高超指挥下，机动灵活、英勇善战，充分发扬官兵一致、艰苦奋斗、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优良作风，成为全军团结战斗得胜利的辉煌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军第27、第28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
“贺龙团”前身部队创始于1927年8月1日，由湘鄂边苏区工农红军第四军和洪湖苏区工农红军第六军所组成。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奉中央命令，在湖北江陵普济观胜利会师组成红二军团，1931年改为红三军，1934年10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红二军团奉命改为八路军120师358旅，1949年2月改为步兵第一师。后经多次移防改编，“贺龙团”现为陆军第1集团军某两栖机械化步兵团。
在长期的战斗历程中，“贺龙团”形成了追求真理、铁心跟党、前赴后继、英勇善战的洪湖精神。从部队创建至今，一茬茬官兵牢记光荣传统，发扬优良作风，在洪湖精神激励下，锐意进取，不断创造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