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青年学者刘滢副教授的《国际传播：全媒体生产链重构》一书如期付梓，作为她曾经的导师，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这本专著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字字句句皆凝结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我能够作为“第一读者”，行使“耳提面命”的导师之责，自然对这本书怀有难以讳言的私淑之心。由于双方平时都深陷于各种繁杂事务，师生之间关于论文写作的交流大多借助于本书所着力引介的“虚拟世界主义”的话语体系和传播平台（主要是微信）来展开。今天再次浏览书稿，欣然作序，此情此境远胜于14年前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首部英文专著由美国一家主流学术出版社推出时的兴奋和喜悦，切身体会到了古人所云“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深意。
抛开个人喜好的因素，这本专著确实是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可贵尝试，也是清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指明了方向。同时，新闻传播学也是总书记讲话中重点提及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前沿学科”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在中国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大发展。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7个专业布点达到1244个，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占高校在校本科生人数的1.4%，就业率达80%，从事相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专业人员队伍也超过5万人，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然而新闻传播学的“大跃进”带来了一个突出问题：西方中心的学科本位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出现了不少“盲点”“断点”，甚至是“裂缝”“断层”。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是亦步亦趋地以欧风美雨为马首是瞻，为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提供“中国案例”来佐证其普遍性；还是像总书记说的那样，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的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如果选择前者，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位难以改变，学术产出既触摸不到国家社会的主流脉动，也进入不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如果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思路，我们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就能够抓住中国与世界重大变革中出现的“真问题”，才能做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
2002年底，我放弃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职，回国加盟刚成立不久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冀望于将百年清华积淀的“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教育理念融入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改革和创新当中。在领导、前辈和同事们十多年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跻身于全世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列，形成了清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和科研的特色：贯通中西、融汇古今、学术并重、与时俱进。这里所说的“中西”“古今”和“学术”都是以中国特色的“外宣”事业和全球传播的变局为参照系，所谓“中”与“西”指的是源自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论与中国本土实践，所谓“古”与“今”指的是全球新闻传播和中国“外宣”事业的历史与现实，所谓“学”与“术”是指相关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日新月异的媒体与传播模式、技术和策略。随着“全球、全民、全媒”的传播变局业已成为一个无可否认和回避的现实，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和媒体变革都进入到“攻坚”的阶段，清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仍然有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信息舆论场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使我国的新闻传播更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由此，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将变得更加紧密。有鉴于此，我国新闻工作者要站在负责任大国的立场上，向世界传递延续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决心，以及倡导世界多元、全球和谐、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理念的努力。这需要新闻传播学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持。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按照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原则来推动自身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这样的背景和语境下，本书的问世可谓适逢其时。作者从理论、实践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对国际新闻传播进行了“再语境化”的反思和审视，得出了一些富于启示意义的发现和结论。在理论层面，作者引入了当前国际新闻传播研究中最为前沿的“虚拟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结合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康德式的“世界主义”理论和当下“命运共同体”的主流政治话语，为在“全球”范围内“全民”参与产制和扩散的“全媒体新闻”这一当下媒介传播的“新常态”提供了理论层面的依据和支撑。
本书还对近十年来国际新闻传播领域中文和英文相关研究成果做了全景式的总结和梳理，对中央主要外宣媒体引入“互联网思维”、拓展对外传播的实践也做了以点带面的归纳和提炼，这对我国学界业界理解和把握这一领域发展的动态和趋势是大有裨益的。
在实践层面，作者以“延展性”（spreadability）作为核心理念，从生产流程、话语体系和传播效果三个层面对“全媒体新闻”演进的脉络、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归纳和耙梳。此外，作者熟练运用话语分析、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社会网络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既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又为丰富和完善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作者先后在人大、清华两所各具特色的国内一流新闻传播学院接受了严格的专业训练，又在业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亲身参与了“国社”推进海外社交媒体传播的规划与运营，还到位于《时报》广场（即坊间以讹传讹的时代广场）边的CUNY（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院等引领“新闻创业”（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的顶级“脑库”访学深造，并与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研究团队展开跨学科对话与交流，成就了今天这本融汇中西、术道并重的佳作。她的成长之路也为众多新闻传播学子——尤其是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教学与科研的博士生——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镜鉴。
诚然，作为一本“初试啼声”的学术著作，本书在理论、实践和方法论层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大量前沿概念和理论的引入也带来了逻辑和头绪不够清晰的问题。由于作者认知水平的局限和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作者对全球新闻传播变局的政治经济学动因和我国对外传播中固有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未能做出进一步的开掘，一些结论和发现流于浅表，这也是作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值本书出版之际，作者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三尺讲台上开始新的职业生涯。我衷心祝愿她能够承袭百年清华的学术传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创新国际新闻传播的教学与科研、推动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6年9月2日急就于清华园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宾州大学博士）